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

'整部醫學人文史，是一部讓醫生到第一線面對、觀察疾病發展並尋求療法的危機處理史。

＊隨書附醫學史大事紀拉頁＊

｜在古希臘、中國、印度，當病人找巫師看病時，會相信他們的病終將痊癒嗎？
｜文藝復興時期，剖開你是醫學和藝術的一環，醫生、醫學生會聚集在解剖劇院，觀察人體解剖的過程。什麼，如果沒有大體老師怎麼辦？只好去偷阿！
｜中世紀到科學革命前期，解剖學推翻了體液說，仍治不好氣喘和傳染病，但古老而錯誤百出的傳統醫學，給藥卻有效？傳統醫學和醫學實驗室，病患要相信哪一邊？
｜現代醫學大躍進，單聽病患口述症狀，已經難以診斷是胸痛還是癌症，依靠儀器做身體檢查最有效，但病患卻覺得自己不被理解、吃藥痛也不會消失……醫學，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子？

｜最早的醫學，像巫術又像科學？
在中國(甚至影響遍及日本及韓國)，最早醫學經典《黃帝內經》和《神農百草經》裡描述疾病的原因和症狀，配合氣、脈的概念，指導醫者如何將藥物分類及用途。在印度和希臘等古文明地區，他們不僅認為體液的平衡、飲食和生活習慣會影響健康，其醫學觀融合了宗教思想，認為精神和過往的行為也是原因之一。當時的人們相信，一旦生了病，其實跟體質、生活方式、環境、神祕能量和超自然有關。

｜最早的醫院和醫學院在哪裡？
且讓我們暫時將眼光放到中世紀歐洲，更密集的貿易往來，將疾病傳播到東西方，此時期的治療方式延續早期的概念並融合宗教，在西方，希羅時期的醫學結合基督教，配合猶太和伊斯蘭文化製造出更有效的藥物，東方同樣在隋唐時期結合道佛的思想於醫學中。到了中世紀晚期，因為宗教中心轉移以及城市出現，開始有醫院，大學也教育醫學人才。

｜中世紀終於有了醫院，但不好意思，是給孤兒和窮人住的
啟蒙時期體液影響健康的想法還存在，這時期認為人體是機器，上帝的角色沒有被摒棄，但相信人體是一個遵循物理法則的作品，因此醫師普遍重視神經系統的功能，在外科手術、天花疫苗和治療壞血病上也有相當大的進展。
在此同時，醫學教育和醫學商業化的現象也出現，漸漸出現醫院、醫療社群，醫學開始有了社會經濟體系的強力支持，社會開始相信公共衛生的重要性，以及設立醫院的必要。

｜工業革命後，醫師面臨的新問題是——慢性病和傳染病
十九世紀現代化的過程中，惡劣的工作環境和超額工時引發許多職業病，例如礦工容易患有肺部疾病。醫學進步也產生新的問題，例如鴉片作為有效的止痛劑，卻同時造成過量使用而死亡、砒霜對於癌症有療效，但也被用來毒害他人。此外，解剖學進步也讓屍體的需求大增，
不僅大量出現盜墓，甚至危害窮人的生命。

儘管如此，這個時期的臨床經驗促使現代醫學對於一些慢性病的認識，例如心臟病和帕金森氏症。而傳染病依舊是難解的問題，如霍亂、流感和天花造成大量死亡，但這也促成城市環境、公共衛生系統和個人衛生觀念改善。
外科手術依然風險很高，必須仰賴更好的消毒和麻醉技術，而對於細菌致病的研究也逐漸出現進展，這些都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人類平均壽命增加以及死亡率下降。

｜戰爭，改變了醫學研究的一切
現代醫學發展有很大部分要歸功於戰爭，為了因應戰場上的需求，外科技術、處理傷口感染、衛生條件、復健以及醫學教育都有顯著進步，甚至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分配醫療資源的國際組織也應運而生。

現代社會隨著技術進步而快速發展，帶來許多方便之餘，也對健康造成危害，如工業發展帶來汙染、職業傷害或是龐大壓力。同樣的，生物科技的發展治療了以往束手無策的疾病，卻同時引發其他疾病，關於生死的道德問題難解，醫病關係也不同以往，換句話說，現代醫學進步帶來了全新的個人和社會病理學。

姓名:馬克．傑克森 Mark Jackson
英國艾克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醫學史教授，具有醫師資格，醫療專長在免疫學，同時也是該校醫學人文(Medical Humanities )領域的研究計畫主持人。曾出版數本醫學史入門書，並且是牛津大學學術叢書系列（The Oxford Handbook）醫學史（The History of Medicine）一書的編者 。

除了在學術領域有所創新，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擔任衛爾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醫學史基金委員會主席，致力促進醫學史研究的開展，現任世界衛生組織健康研究諮詢委員與健康與文化專家小組主席（WHO Euro Expert Group on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Health）。

｜隨書附贈「醫學史大事紀」拉頁

導讀 醫學與人文的共生之路上，人人都是專家與初學者
｜郭文華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自序
前言

第一章 平衡與流動：古代世界
｜陰陽
◎黃帝與岐伯：健康的脈搏，健康的心臟
｜古代生活與健康
｜埃及醫學文獻莎草紙
｜血液、黏液與膽汁
◎希波克拉底誓言
小結 東西交會

第二章 食療和宗教：中世紀的醫學
｜都市的貧窮和瘟疫
◎麻風患者
｜醫學和信仰
｜學習和治療
小結 翻譯和傳播

第三章 身體與書籍：一場醫療復興？
｜藝術和解剖
◎作家佩皮斯的手術後一年
｜科學革命
◎自學的鍊金術師帕拉賽爾蘇斯
｜死亡和絕望
◎1583年牛津學者巴洛夫論憂鬱
小結 希臘羅馬醫學的延續和改變

第四章 醫院與希望：啟蒙運動
｜理論與療法
◎新生兒殺人案的「肺部測試」
◎埃克塞特大教堂中殿北側的墓碑銘文
｜醫療市場
◎詹姆斯‧格拉漢的「天體床」療法
｜瘋癲與助產
小結 醫療啟蒙時代？

第五章 科學和手術：十九世紀的醫學
｜病理學和公共衛生
◎威廉．帕爾默一案
◎遺傳性心臟病
◎胡佛吸塵器
｜麻醉和消毒
｜對抗病菌的實驗室
小結 公共衛生的發展趨勢和轉變

第六章 戰爭與福利：現代世界
｜戰爭與醫學
◎1948年「日內瓦宣言」
｜工作與社會福利
｜生物技術的興起
◎腹腔鏡和內視鏡
◎器官販賣
小結 醫學的邊界？

結論
延伸閱讀

希臘時期的醫療
血液、黏液與膽汁(節錄)

在希波克拉底醫學中，健康和疾病，以及人格和個性，不僅會受到神力的影響，更多的時候是由四種體液的平衡與否來決定的，這分別是：血液（blood）、黏液（phlegm）、黃膽汁（yellow bile）和黑膽汁（black bile）。一種或多種體液的過量或耗盡會導致器官阻塞或功能異常，造成外在的病徵和症狀。雖然他許多的同業都認為癲癇是一種神聖或是具神性的病，希波克拉底堅持其成因僅是因為累積太多痰在大腦中。在這裏，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希波克拉底體液說中的自然系統的平衡，並不局限於醫學。根據許多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四體液與四項要素（土、風、火、水）與四個主要特質（熱、乾、冷、濕）與四種氣質（粘液質、抑鬱質、多血質和膽汁質）以及四季相對應。就跟中國和印度阿育吠陀醫學一樣，平衡和對稱在古希臘中足以解釋個人、社會、宇宙以及健康和疾病的關係。
體液說不僅用來解釋個人，還論及跟遺傳有關的罹患某些疾病的傾向，也用以說明特定族群罹患特定疾病的易感性。一般認定婦女和兒童的體液比男人冷濕，因此較容易罹患因痰過量而起的疾病，像是痢疾、氣喘和黏膜炎。體液說也是當時養生之道的中心，著重於環境條件對生理的影響。不同地理區的健康和疾病模式是以風的強度和方向、乾淨和污染水源的位置以及季節天候的變化來判定。在他的《論風、水域和地方》（Airs, Waters and Places）中，希波克拉建議不同體質的人在要在一年中的某個時間到某個地方住一陣子，以減輕特定疾病的症狀，因此建立了醫療氣象學（medical meteorology）的雛形。
希波克拉底全集包含有許多折磨古希臘人的疾病的經典描述，包含破傷風、胸膜炎、氣喘、糖尿病、癌症和躁症與憂鬱症等各種形式的精神疾病，在探討這些精神疾病時，也同樣沒有訴諸於神力的作用，而是以膽汁和痰在大腦中的效應來解釋。古希臘人口因為戰爭、飢荒和瘟疫而大幅減少，而流行病有時是隨著新的農法和家畜傳播開來，或是沿著貿易路線傳開。事實上，由於經濟上對綿羊和山羊等牲口的依賴越來越重，很可能因此促進細菌和寄生蟲傳染病如炭疽病、鼠疫、狂犬病的傳播。古希臘人也比較容易因為衛生條件差、營養不足、工作條件不健康，以及偶爾過度縱欲的生活方式而生病，或是加重病情。疾病的流行再加上居高不下的嬰兒死亡率，讓古希臘羅馬人的平均壽命僅在二、三十歲之間。不過，要是順利活過嬰兒期，大有可能活到六十歲。
……
看病時會詢問病史，詳細觀察病患的外觀和脈象，瞭解活動狀態和排泄狀況。在一般情況下，治療都很溫和，不會超出常理，讓身體發揮自癒力（vis medicatrix naturae），以謹慎安排的飲食、運動、睡眠和良好生活環境為輔，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才會使用侵入性療法，比方說用藥、按摩、通便、放血或拔罐。然而，這些民俗療法經常與宗教儀式相結合。當患者去阿斯克雷皮歐斯神廟（asklepion）——以掌管醫療的希臘醫神阿斯克雷皮歐斯來命名—求取治療時，同時會奉上祭品以安撫神靈，希望能就此恢復健康，而且當時許多醫師都在神廟受訓。這樣一來，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觀和整體論就與魔法、宗教、占星和世俗醫療融合起來。
希臘和羅馬醫師動手術的手法特別有趣。從蓋倫的著作中，我們得知，他所做的手術是要讓局部截肢的手指和四肢創口癒合，還有清除頭部、眼睛和胃裡的異物。他也動過其他手術如牙科手術、移除白內障和膀胱結石，還有治療戰傷。考古證據顯示，如同南美洲某些原住民文化，他們已經會使用顱骨穿孔術（trepanning或trephining）來治療骨折，也會應用在癲癇和精神疾病的治療上。

現代醫療——傳染病

病理學和公共衛生
流行病和傳染病的繼續在世界各地肆虐。某些疾病甚至變得比前幾個世紀更強大，更令人擔憂其致死率。肺結核、傷寒、斑疹傷寒、天花和流感透過過度擁擠的城市貧民窟和下水道而快速蔓延，有時人們甚至稱這些地方為「城市墓地」（urban graveyard）。某些族群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傷害。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出，幼童及老年人較容易感染到各種形式的傳染病，而斑疹傷寒和貧窮與環境骯髒程度特別相關，這也是囚犯和士兵的主要死因之一。飢寒交迫，再加上斑疹傷寒，這正是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率領法國軍隊征戰俄國慘敗的主因。
霍亂或許是最能反映出十九世紀都會生活危險性的疾病，這種病跟傷寒一樣會造成軍隊死亡率攀升。在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4—6年）、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 1861—5年）和波爾戰爭（Boer War, 1899—1902年）中，死於霍亂、斑疹傷寒和痢疾的軍人比遭敵軍殺害的還要多。霍亂的首例描述可能是在十八世紀晚期的印度，在那裏第一次將這種病描述成一個有別於其他發燒形式的獨特病症。這種病沿著印度從貿易路線，進入中國、菲律賓、俄羅斯和土耳其。到一八三一年時，霍亂已經達到西歐，在那裡透過船隻橫渡大西洋，抵達加拿大和北美洲，最終再往南擴散，進入墨西哥，再深入南美洲各地。
世人對霍亂甚感恐懼不是沒有道理的。感染者會出現難以忍受的疼痛、嘔吐、腹瀉、脫水，最後迅速死亡。因為當時開始採用記錄疾病和死亡率的新方法，並且以統計方法來處理疫情統計數據，霍亂蔓延的速度和對全世界的影響才得以展現出來。在英格蘭，在一八三一到三二年間的六個月內，大約有兩萬兩千人死亡，其中七千人住在倫敦。從一八三一到一八六六年間，在整個英國記錄到的霍亂死亡病例就有十四萬人。在俄羅斯，於一八四七到一八六一年間，有超過一百萬人死於霍亂。高死亡率導致墓地擁擠，又因為草草將屍體埋葬，往往距離地表太近，進一步引發對這疫情大爆發的擔憂。那時期，火葬開始流行，部分原因就是因應社會對感染者屍體造成環境污染的廣泛憂慮。
各國對霍亂的反應不一。在英國、美國和德國，霍亂的流行促使各個市政當局建立衛生局，以便監督防治工作。英國於一八三二年通過《霍亂防治法》（The Cholera Prevention Act），授權地方政府當局提供醫療和護理服務來支援霍亂流行的社區，銷毀受污染的衣服和被褥，幫下水道和污水管道加蓋。在美國，則有保健衛生改革遊說團體建議增加稅收來加強公共衛生，並且降低水污染。不過當時對於這種疾病的防治管理並沒有統一的看法。有一派人士，在此簡稱為「瘴氣派」（miasmatists），相信感染源來自遭受污染的水和空氣，強調衛生改革的重要，因此他們堅持要清除貧民窟，掃除街道和河流的污物。而那些認為感染主要是透過人際接觸的人士，簡稱為「傳染派」（contagionists），則認為將感染者或旅客隔離並檢疫是控制疫情的最佳方法。一些地方，毅然決然同時採行這兩種方法，以制止霍亂和其他傳染性疾病的肆虐。然而，正如羅伯特‧克魯克香克（Robert Cruikshank, 1789—1856年）的諷刺畫所點出的，個人和社區依舊對專家醫療建議感到困惑，並且對預防或治療疾病的有效手段有疑慮。
英國在爆發第一波霍亂疫情之後，在改善城市環境衛生的諸多嘗試，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律師艾德溫‧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90年），他不僅大力推動改革，還提出獨到的見解，如一八四二年所寫的︽英國勞動人口衛生狀況報告︾（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查德威克的努力催生出一八三四年的︽新濟貧法︾。新法基本上認定貧窮是遊手好閒造成的，而不是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因此新濟貧法明文規定，要為窮人成立習藝場所，確保他們得以靠一技之長維生，對於那些閒散、不值得可憐的窮人則有威嚇的作用。身為新創立的濟貧法委員會秘書長，查德威克日漸意識到貧窮和疾病之間的關係，這讓他展開英國的衛生狀況普查，並繪製出疾病模式的時空分布圖。查德威克認為傳染病是環境骯髒污物造成的。他提出要建設能供應乾淨衛生的自來水到家家戶戶以及污水管等主要工程，這些日後都成為現代的公共基礎建設的基本。
查德維克的報告深具影響力，甚至超越英國國界，刺激北美和德國進行類似的調查以及公共衛生改革。在一八三○和四○年代，歐洲和美國的國家主管部門所採用的流行病防治策略依舊因為區域和政治制度而有差異。然而，這些最初的公共衛生措施在一八四八年第二次霍亂大流行時受到嚴峻的挑戰，這次的傷亡遠遠超過第一次疫情爆發時的人數。因應疫情爆發，英國政府頒佈了《一八四八年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 of 1848），並依據法案成立中央衛生局，並且鼓勵地方政府當局任命公衛醫療官來擔負改善衛生條件的工作。事實證明這些法律規定毫無效用，因為這次的霍亂疫情造成超過五萬人死亡。北美地區也爆發類似霍亂的疫情，分別在一八四九至五五年間、一八六三至六六年還有一八九○年，重創許多社區；一些城市的死亡率還超過百分之三。
各界持續爭議霍亂傳播的確切模式，一直到倫敦的內科醫師約翰‧史諾（John Snow, 1813—58年）調查的結果出爐，真相才逐漸明朗。史諾追蹤在一八五三到五四年間倫敦爆發霍亂疫情時的病例，繪製成一圖表，顯示出在布洛德街（Broad Street）一帶的連續死亡案例可以追溯到亡者家庭共同使用的一口井。為了限制人們取用受到糞便污染的水，相關單位移除布洛德街抽水幫浦的打水桿子，遏止了霍亂在該地區進一步的傳染。史諾的調查證實受污染的水確實會造成霍亂和傳染，就某部分來看，這相當於是佐證查德威克改善環境有益健康和疾病防治的說法。德國巴伐利亞的化學家馬克斯‧約瑟夫‧馮‧佩騰科夫（Max Joseph von Pettenkofer, 1818—1901年），也強調環境因素的重要，他最著名的事蹟之一是在一八九二年喝下「霍亂水」，以此反駁病菌的存在，此舉導致德國採行與英國類似的衛生措施。然而，史諾後來的研究顯示這種疾病是由有生命的有機體所引起的，最終在一八八四年由德國醫師兼細菌學家羅伯特‧科霍（Robert Koch, 1843—1910年）的研究中證實。

戰爭與醫學(節錄)
美國生理學家兼醫學史學家約翰‧富爾頓（John F. Fulton, 1899—1960年）在一九五三年發表了對二次世界大戰醫療史的反思，他提出當時「醫學上最重大的進展」是軍醫和平民醫師在戰爭的壓力下發展出來的。富爾頓的說法不無道理。自古以來，戰場一直是新的手術技巧、技術發展和應用的舞台，燒傷和創傷的護理方式以及感染症的治療都是在戰場上發展出來的，戰地同時也是衛生改善、復健、教育傳播和護理實踐的場域。戰爭還催生出諸多全球人道組織，如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改善照護分配和傷亡人員運輸的系統。現代社會也認識到這些成就：在二十世紀，許多在戰時投入研發的科學家和醫師都因其創新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
不過，戰爭和醫學之間的關係可沒有這樣簡單，不是光審視此時期的醫療成果就足以說明當中複雜的關係。戰爭期間的科學和臨床成果存有很大的差異，端視軍事的衝突的性質和牽涉到的特定醫學分科而定。有時醫師的聲譽因為其對軍事目標，而不是醫學的投入而蒙上陰影。士兵的健康和安全因而大打折扣，他們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人體實驗的受試者。戰爭期間的醫學進展也並不一定會轉入民間，而且國家將資源投入戰場，可能會讓平民更易遭受新的健康威脅。從這些角度來看，戰爭不見得有益醫學發展，也並非總是能造福患者的健康和福利。
克里米亞戰役、美國內戰和普法戰爭對於護理改革的推動以及對功能性心臟病的定名確有助益，就像「應激性心臟病」（irritable heart）。它是一八七一年由內科醫師雅各布‧達科斯塔（Jacob da Costa, 1833—1900年）所發現，描述士兵在遭受脅迫時，會經歷到心悸、脈搏加速、胸痛以及呼吸困難等症狀。不過，在波爾戰爭以及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面對疾病肆虐以及更具破壞性的攻擊時，就能明顯看出醫學的能力範圍與限制。大英帝國的軍隊在南非和波爾人作戰期間，因為傳染病死亡的士兵是因傷死亡的兩倍。英國士兵特別容易罹患傷寒，這造成了數千死傷亡，而且幾乎沒有什麼防護措施，導致在波爾的英國軍隊遭受屈辱性的慘敗。不過，在這場南非軍事衝突中，確實發展出新的技術和處理手法，包括戰地現場包紮的程序、聘用牙醫的預約制度、腹腔手術的發展以及利用Ｘ光來判定子彈位置等技術。此外，與波爾人的戰事經驗刺激了日後推行接種傷寒疫苗的措施。
波爾戰爭還為英國人民帶來其他後續影響。英國媒體揭露出當中一項關鍵問題，許多招募來的新兵身體狀態不佳，這問題又因為一項官方在南非的損失調查而更加引人注目。統計資料顯示，有近六成的男人因為殘疾或健康不佳而遭軍隊拒絕。對於健康和體能的擔憂又因為其他問題而加劇，諸如城市貧民窟對健康的影響以及顧慮人類退化導致智力缺陷、肺結核、精神錯亂、犯罪和濫交的情況增加。當時認為嬰兒和產婦的高死亡率威脅到英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軍事和工業權威地位，尤其是和統一後日益強大的德國以及商業力量逐漸增強的法國、義大利與美國相比。鑑於帝國對英國霸權和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國族健康成了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議題。
加拿大內科醫師海倫‧麥克莫西（Helen MacMurchy, 1862—1953年）大聲疾呼「沒有孩子就沒有國家」，這樣一個簡潔的口號正好可以說明一九二○年代因大英帝國的衰退和殖民權力日趨式微所提出的各項補救措施的信念基礎。二十世紀早期的兒童福利措施有部分是參照法國的「乳庫」計畫（gouttes de lait），鼓勵母親親餵母乳，也提供滅菌乳給嬰兒，這項措施成功地降低腹瀉造成的嬰兒死亡率。英國和美國分別引進類似的計畫，成為降低嬰兒死亡率以增強國力的政策之一。乳庫的成功又因為兩項因素而強化，一是請公衛訪視員教導母親養育子女的方式，另一是成立更為正式的國家機構來監管和致力改善兒童健康。在英國，波爾戰爭的間接成果還包括一九○六年推出免費的營養午餐，又於一九○七年設立學校醫療網，負責檢查和治療學童。雖然與此同時也開始要求助產士接受適當培訓，並通報所有出生紀錄，藉此來改善懷孕和生產期間的護理，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產科改革的政治動力在戰爭期間逐漸消失。
一次大戰是戰爭醫學史上的分水嶺。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一戰期間，大約有八百萬士兵陣亡，兩千萬受傷退役，另外還有七百萬士兵列為失蹤。這是軍事史上第一次戰傷造成的傷亡人數超過疾病和飢餓造成的死傷數量。部分是因為當時使用的武器更具毀滅性，以及戰壕作戰的危險，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有所進步。除了大砲、迫擊砲和空中轟炸對身體造成的創傷，更受注目的是「驚彈症」（shell shock）這類戰場上日益增多的精神疾病，至少在政治上這很重要，即使受害規模其實不是那麼大。根據最近來自法國、德國和英國的估計，大戰期間每個國家約有二十萬士兵因為罹患某種形式的心理疾病而離開戰場返回家園。英國有五萬八千四百零二人（佔所有殘疾軍人的6.8%）因為驚彈症獲得戰爭撫卹金，另外有四萬五千八百五十五人是因為「功能性心臟病」而領取退休金返國休養。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些醫藥和外科創新的誘因。當時發展出根據傷勢嚴重程度來排定治療順序的檢傷系統，建立以消毒劑清洗傷口的新方法，以及在修護站事先進行早期醫療等措施。使用Ｘ光機來判定彈片位置、偵測氣性壞疽（gas gang rene），並且更準確地判定骨折。在轟炸期間受傷的士兵和平民會送到骨折專科診所或是戰傷部門治療，在那裡會提供新的診斷、照護和復健方法。疫苗接種計畫、機動細菌學檢驗部隊還有滅蝨站都有助於減少傷寒、天花和斑疹傷寒的發病率。到大戰結束時，還成立了專門處理梅毒等問題的性病診所。
更引人注目的是，紐西蘭外科醫師哈羅德‧吉利斯爵士（Sir Harold Gillies, 1882—1960年）率先發展出整型外科手術。吉利斯最初在艾爾德肖特的劍橋軍區醫院任職，後來又到倫敦東南區的皇后醫院工作，他不僅注重人體基本的解剖構造重建，也移植皮膚和皮瓣，用以治療因創傷和燒傷造成的面部毀容，提升了整形手術的美學效果。在戰爭期間，吉利斯和他的團隊為數千名傷兵動過手術，為日後更雄心勃勃的整容手術事業打下基礎。吉利斯的手術專長全都為英國外科醫師兼藝術家亨利‧唐克斯（Henry Tonks, 1862—1937年）繪製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