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美國與世界新秩序（簡體書）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毋庸置疑，當前的世界秩序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基辛格博士指出，當今的國際體係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與美國作為本輪國際體系轉型的重要推力，兩國關係的“陰晴表”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著世界新秩序的重構。
中美當前處在怎樣的大時代，面臨怎樣的大格局變遷？中國為什麼要自信？中國該如何選擇？從1914年到2014年，百年世界變遷如何重塑世界格局？中國未來30年，該如何規劃？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又該從何構建，並如何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
在本書中，中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袁鵬清晰地闡述了中美關係的發展歷史及未來趨勢，並諫言構建新型中美關係的可行路徑。同時，他系統地剖析了中國應對國際關係格局變遷的外交智慧。
作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體系在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過程中正在經歷一次革新：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一戰”後華盛頓—凡爾賽體係以至“二戰”後雅爾塔體系，再到冷戰後漫長過渡式“後後冷戰時代”，國際秩序正面臨著第四次歷史性變遷，我們正見證一個新型的、由中美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重構。
“治大國，若烹小鮮。”同樣，駕馭大國關係既需要縱橫捭闔的高超智慧，也需要看透數百年的社會更迭與變遷。從大的方面說，《四百年未有之變局》闡述的是國家的智慧，從小的方面說，它可以重塑你的國家觀、世界觀和全局觀。

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長期從事美國問題的政策研究，歷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曾於1999—2000年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2003—2004年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做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美國外交、中美關係、亞太安全、台灣問題、中國外交等領域的研究。著有《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中美亞太共處之道：中國·美國與第三方》等著作，在各類學術期刊及主流媒體發表相關文章百餘篇。

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不管承不承認，這個世界已經變了。只是這種變化不是靠世界性戰爭實現的，而是一種改良式、漸進式、“溫水煮青蛙式”的變化，在量變和質變之間甚至看不出明顯的界線。但是，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新的時代、新的世界。回溯過去，從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一戰”後華盛頓—凡爾賽體係以至“二戰”後雅爾塔體系，再到冷戰後漫長的過渡式“後後冷戰時代”，我們今天正面臨第四次歷史性變遷，我們正見證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重構，正所謂四百年未有之變局！
前三次歷史性巨變都同世界性戰爭（熱戰或冷戰）直接相關，因此體系之坍塌或構建都是疾風驟雨、大開大合式的，基本是推倒重來、另起爐灶。我們正身處其中的這新一輪秩序之變，則既與一系列局部性戰爭（如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地區性衝突（如朝核危機、伊核危機、烏克蘭危機、東海南海摩擦）相關，也同國際力量格局的自然變動攸關—所謂新興力量群體性崛起、西方世界整體性低迷、非國家行為體呼風喚雨、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等，從不同側面衝擊西方主導的既有國際體系。而更為根本的，是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文化多樣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時並存於世界，它們相互激盪、互為因果、連鎖反應、推波助瀾，你方唱罷我登場，東邊日出西邊雨，剪不斷理還亂。對執政者來說，面臨的任務千頭萬緒，機遇和挑戰均前所未有，縱然使出百般武藝，最終白了少年頭，也未必招人待見。對普通民眾來說，面對一天一變的網絡資訊和難以適應的氣候變化，面對日新月異的國事家事天下事，常常感嘆“時間都去哪兒了”。
而對善於冷眼看世界的戰略思想家而言，這個時代給他們思考、寫作提供了絕佳的素材，於是誕生了所謂“單極說”“多極說”“兩極說”“無極說”，產生了所謂“後美國時代”“中國崛起時代”“信息技術3.0 時代”等。一批高質量、有深度的作品連番問世，即以近兩年為例，法國人皮凱蒂的《21 世紀資本論》、日裔美國人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英國人克拉克的《夢遊者：1914 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中國台灣學者朱雲漢的《高思在雲》等，從歷史的縱深、政治經濟的結合部、人類政治的發展前景等多角度考問我們的時代、探尋未來的秩序。然而，他們提出的問題比給出的答案多，他們的困惑似乎比芸芸眾生還更多幾分。
其中不能不提的是年逾90 的基辛格博士，他依然活躍在國際舞台，敏於思考，勤於著述，善於溝通，指點迷津。他的《世界秩序》一書悄然面世，似乎是一個閱盡世間滄桑的老人在告誡世人，我們所處的世界真的已經變了，而我們卻都沒有做好重塑新秩序的準備。舊的秩序瀕臨坍塌，新的秩序將建未建，還有什麼比這更危險的事實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各國都忙於自己家裡的一畝三分地而無暇靜下心來重整地球村這個共同的家園，則世界表面的經濟繁盛和技術進步到頭來恐將帶來更具毀滅性的後果。
或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在聯合國成立70 週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的重大歷史性時刻，各國都在積極籌備、隆重紀念，紅場閱兵、天安門廣場閱兵、聯合國大會……人們似乎期待以這樣一個歷史節點為分水嶺，總結過去、正視現在、面向未來，內心其實都在呼喚一個更加與時俱進同時富有活力的新世界秩序的到來。然而，誰將是世界新秩序的引領者或締造者？
 
二
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同時也是既有國際秩序的主要締造者，美國自然希望繼續主導這個世界。奧巴馬無論怎麼“謙遜”，在繼續領導世界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來都不含糊。他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繼續領導世界，而在於如何領導”，“美國決不當老二！”“硬實力”“軟實力”“巧實力”，不管如何包裝，內核都是“實力”，美國追求的永遠是實力至上，目標則是繼續領導世界100 年。
問題是，世界已不是過去那個世界，美國也不是昨天那個美國。就軍事實力而論，美國仍佔據絕對優勢，相較逐漸老化的俄羅斯軍力，美國的軍事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比冷戰時期更勝一籌。其他如科技力、網絡力、戰略力、文化力、情報力、同盟力、智慧力、地緣力等，仍令其他大國難望其項背。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仍是“唯一超級大國”。但從經濟實力角度看，美國的絕對領先優勢至少面臨來自歐洲和中國的挑戰。就單個國家而言，2014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10 萬億美元，達到10.2 萬億美元，離美國17.4 萬億美元雖差距仍大，但全世界超10 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畢竟不再只有美國一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購買力平價論，甚至認為中國經濟總量在2014 年已經超過美國。而更多的國際觀察者認為，中國經濟超美只是時間問題。從政治和社會兩個維度看，則美國面臨自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內部問題，政治“極化”和社會“分化”愈演愈烈，以致曾經高呼“歷史已經終結”的福山寫下《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公開表達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失望和無奈。制度優勢和社會活力一直是美國人引以為傲的軟實力，也是其對外實行霸權的國內基礎，如今看來，面對2016 年總統大選出現的“特朗普現象”“桑德斯現象” ，不得不承認這個基礎正在出現大麻煩。“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奧巴馬的對外政策屢遭批評或掣肘，絕非偶然，而他在應對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利比亞危機、伊拉克危機、“伊斯蘭國”等問題上的作為不力，實在是因為他不想管、不敢管也管不了。畢竟，2008 年金融危機後被推上台的奧巴馬，當務之急是經濟、經濟、經濟！結果，美國的經濟終於走出危機，再次步入復甦增長軌道，但驀然間美國人也發現，美國的國際影響力卻在無情地下滑。在這種實力與影響力並不同步的情況下，靠美國單極維持國際秩序的穩定顯然不切實際，儘管少數美國人仍在做著“美利堅帝國”的迷夢，但多數美國人對美國實力的限度是心知肚明的。
歐盟能否構成世界的另外一極姑且不論，但其作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現代化水平程度最高、全球治理水平和能力最強的力量組合，是維護國際秩序穩定或重構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力量。2014 年習近平主席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首訪歐盟總部布魯塞爾，傳遞出一個非常鮮明的信號，那就是中國認同歐盟作為世界政治一極、經濟一極、文明一極的獨特分量，也希望通過深化中歐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然而，自冷戰結束後，“歐盟往何處去”就一直困擾著歐洲各國領導人。美國人所形容的“經濟巨人、政治矮子、軍事侏儒”狀況雖有所改觀，在敘利亞、利比亞衝突中歐洲人甚至衝鋒陷陣跑在美國人前面，但總體而言，歐盟要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發揮更大作用還面臨不少困難。高福利制度和外來移民增多帶來的社會問題、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下的經濟復興問題、烏克蘭危機背後折射出的戰略安全困境，等等，顯示“後現代”的歐洲也免不了“戰爭與和平”“發展與復興”等現代國家習以為常的那些事兒。而近兩年來歐洲主要大國恐怖襲擊不斷，更讓歐洲一夜之間成為全球恐怖主義的重災區和全球難民的集散地。總之，歐盟作為國際政治事務中的整體性力量，如何整合實力、找准定位、明確方向，是個大問題。否則，歐盟主要大國祇能各懷心事，勁有時並不往一處使。德國最具實力，但默克爾很有分寸感，不願挑頭；法國有意在國際舞台上一展身手，但作用有限；老牌帝國英國則如美國著名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所言，“正在放棄全球大國身份”，一場誰也不在意的“脫歐”公投竟然出人意料地弄假成真，讓人對大英帝國是否從此變成“小”不列顛開始認真思考。歐洲大國如此，中小國家能做何指望呢？
另一個堪稱一極的大國俄羅斯，在國際舞台上最具爭議。中國人和美國人、歐洲人在如何看俄羅斯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就大相徑庭。中國人大多看到的，是俄羅斯廣袤的國土、豐富的資源、強大的軍力、厚重的文化，以及充滿魄力和魅力的普京，因此往往對俄羅斯高看一眼，一直將它視為另一個世界級大國而倍加重視。這背後，恐怕多少同中國與沙俄之間的歷史積怨、與蘇聯之間的歷史恩怨等記憶有關。畢竟，我們曾是受害者、受傷者或弱者，因此容易放大對俄羅斯實力的認識。美國人看待俄羅斯，則完全是一種勝利者的心態。問起華盛頓的戰略界人士，十之八九會說“俄羅斯不會有什麼用了”。一些學者甚至覺得，冷戰後的美國歷任總統總在試圖從羞辱俄羅斯的過程中享受某種快感。美國朝野瀰漫的這種“俄羅斯不行論”其實蘊藏著巨大的危險。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鏡中的俄羅斯從來就不是這個世界上的平庸者。在成功化解古巴導彈危機後，肯尼迪曾經心有餘悸地告誡後任美國領導人：“核大國在捍衛自身利益時，應避免出現讓對手必須在恥辱的退讓與核戰爭間做選擇的情形。”不管怎樣，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面臨巨大難關，俄羅斯畢竟是世界政治中誰也不能小覷的戰略性力量。更何況，俄羅斯擁有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資源、能源、國土規模等天然優勢。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共同締造者之一，俄羅斯對當今及未來世界秩序有一套全面的看法和闡述，需要人們仔細聆聽和認真解讀。
在世界大國俱樂部裡，不應忘記的還有印度、日本和巴西。三國雖各具特色，但在期待成為被人尊重的世界級大國方面則同氣相求，聯手“爭常”即是重要標誌。但畢竟，印度崛起的光芒不如中國閃亮，目前合縱連橫多意在經濟發展，對世界新秩序的構建缺乏必需的意願和能力。日本安倍政權雖無日不在“俯瞰地球儀”，但志大才疏、心胸狹隘、缺乏擔當，在美國的羽翼下尚難稱得上是一支完全獨立的戰略性力量。巴西雖不甘偏安南美，但與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帶相距遙遠，且自身面臨嚴重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世界杯、奧運會的光環掩蓋不了巴西深層的矛盾，巴西的再度崛起還需要時間的考驗。
其他如南非、土耳其、伊朗、沙特、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尼、韓國、阿根廷等中等強國，對世界秩序的構建越來越有想法和發言權。它們有望成為新秩序構建的生力軍，但指望其成為推動構建新秩序的主力軍，似乎勉為其難。
 
三
相較歐、俄、印、日、巴等諸強，中國的優勢是明顯的。不僅經濟發展態勢最好，而且政治社會總體穩定，更重要的是，由於改革開放以來30 多年堅持正確的戰略選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盛一日。正因如此，中國越來越被國際社會視為最有可能取代美國的下一個超級大國。2015 年6 月29 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在北京舉行，它標誌著中國人發起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邁出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步伐。這是繼2010 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之後又一標誌性事件。除日本之外的幾乎所有美國重要盟國都積極參與其中，這似乎印證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新現實，那就是，美國的經濟在復蘇，但國際影響力卻在下降；中國的經濟在減速，但國際影響力則在上升。綜合評估，實力對比中升美降的總趨勢沒有改變。
然而，中國也有中國的問題，集中體現為所謂“老二綜合徵”。儘管中國祇是在經濟總量上位列第二，但國際社會傾向於認為中國在綜合國力方面也是“老二”，於是中國終於“被老二”了。問題是，這個“老二”與“老三”“老四”“老五”的差距沒有實質性拉開，卻與“老大”的差距依然巨大；既要面臨來自“老大”的擠壓，也要適應來自“老三”之後諸強的羨慕嫉妒恨；既要繼續跨越新興大國崛起進程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要努力超越與既成大國美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 ，防範在中亞、西亞、北非一度上演的“顏色革命陷阱”，更需處理一系列國內、周邊問題交織混雜的“成長中的煩惱”。習近平主席講，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恰如黎明前的黑暗，越接近光明，面臨的問題、困難、風險、挑戰就越多。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始終強調自己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而不會成為顛覆者。
但在部分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亞投行”“一帶一路”東海南海強勢維權……凡此顯示，中國人正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既有國際和地區秩序，在表面維護既有體系的同時打自己的小算盤，搞自己的小體系。同樣，在中國部分學者眼裡，美國無節制無原則地偏袒日本和菲律賓，公然插手南海爭端，濫用“量化寬鬆”和貿易保護主義等，也是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顛覆自己一手打造的戰後國際秩序。於是乎，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秩序之爭越來越成為凌駕一切之上的核心問題。這恐怕是中美關係過去三四十年來最深刻的變化。不只如此，世界各主要力量也都在思考如何修復、改革世界秩序。
 
四
說到這裡，不能不提到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什麼是世界秩序？
對於各國的決策者、執政者而言，所謂世界秩序、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國際體係等等，無外乎就是如何把握世界大勢的另類表述，而不太在意嚴格區分這些概念之間的微言大義，更多是不求甚解、大而化之。對於學者或研究者而言，上述概念的區分則是有意義的，為此他們往往不遺餘力，甚至皓首窮經。中國知名學者閻學通教授近期對這些概念的研究非常有見解，給出了清晰的界定和解釋，值得學習、借鑒。
在這個問題上，我比較傾向於基辛格的態度，既有一定學理闡述，又不過多糾纏於概念本身。在他看來，世界秩序其實更多是一種理念、一種構想、一種願景，與既有的國際秩序不盡一致。理由很簡單，因為真正的世界秩序到今天並沒有存在過。今天絕大多數國際政治學者往往以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作為現代國際體系的起點，主要原因在於它確立了現代國際體系的基本準則，比如，主權獨立、不干涉內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這些準則雖然此前不同程度地存在過，但並沒有像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那樣被明確地規範，進而具有超越區域而成為所謂的普適性的準則。但從歷史的大視野去看，一方面，這個體系所規範的相關國際
關係原則是不全面的，更多是建立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和經驗之下的。另一方面，它規範的更多是國與國之間的相互準則，而對非國家行為體則沒有做明確的規定，可是今天的世界已經是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組成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歐洲各國1648 年構建威斯特伐利亞體係時，世界還存在幾個並行的體系，比如中國的朝貢體系、以中東為核心的伊斯蘭體系，而此時的非洲、美洲、大洋洲板塊，則遠離這些體系，尚未全面覺醒。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規範的只是歐洲部分板塊，對世界並沒有廣泛的約束力。
從中國的視角看問題，中國傳統體係出現裂痕，早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其中1592 年的中日壬辰戰爭具有某種標誌性意義。這一年，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公然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對日本而言，這是其發動海外侵略戰爭的起點；對中國而言，則是自唐朝以來一直學習中國的好學生—日本—開始動手打老師了。1 遺憾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將日本的這種戰略意圖當作具有歷史性
意義的戰略轉折，而依然沉醉在天朝王國的幻像中；及至1840 年鴉片戰爭，中國人依然處在半夢半醒之間；再及至日本人在1894 年重演壬辰戰爭的那一幕，通過甲午戰爭將天朝大國的尊嚴打得體無完膚，中國才“猛回頭”，完全驚醒。中國被西方堅船利炮裹挾進所謂現代文明體系，再被當年自己的學生羞辱得顏面掃地，華夏體系已無法維繫。但亡羊補牢，為時已晚，百年屈辱，由此開端。此後，中華民族開始了漫長的救國圖存、民族獨立、國家建設進程，並最終走上通過改革開放邁向民族復興的艱難歷程。
中國人的秩序觀、體系觀與西方人相比，自成一格，是不爭的事實。中西方之間在所謂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發展道路等方面的矛盾、衝突和隔閡由此變得更加深刻，也是源於兩種不同秩序在不同軌道上的自我演進。而等中國開始走向現代化，尤其是跟美國、歐洲主要國家在“一戰”和“二戰”戰場上並肩作戰，兩種體系才有了正式的正面互動。然而，這種互動對西方而言是主動的，對中國而言則是被動的。雖然中國也以戰勝國身份參與了華盛頓—凡爾賽體系的共建，但僅分得西方列強的殘羹冷炙，遭受的卻是更大的屈辱。“二戰”後構建的雅爾塔體系，中國終於能與美、英、蘇等列強共建聯合國，並成為安理會5 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但這是建立在西方對中國未來政治方向的一種不切實際的期待之上的。而一旦中國的國內政治方向出現另一種面貌，西方的臉色即為之一變。新中國仍然被西方視為舊世界，被孤立在美國主導的所謂國際體系之外。
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也曾經一度給美國人和西方人再次帶來期望，認為中國從此走上融入西方體系的不歸路。但歷史的發展往往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中國的命運始終還是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裡。幾十年之後，中國既沒有“西化”，也沒有“分化”，中國雖不再是那個封閉的中國，但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另一方面，中國不是蘇聯，雖在崛起，卻堅定地奉行和平崛起；雖堅持獨立自主，卻不全面挑戰既有國際秩序；雖沒有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性質，卻在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對外開放的道路上走得比西方更堅決。對於這樣一個中國，美國人和西方人既愛又怕，想全面接納卻心有不甘，想全面遏制又難以做到，想放任自流卻風險太大。怎麼辦？奧巴馬在思考，希拉里在思考，美國戰略思想界人士都在不同程度地思考，但迄今卻沒有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
不論怎樣，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將世界各國歷史性地拉近，使得全球第一次可以開始思考共建一個所謂既建立在國與國平等基礎之上，又必須思考非國家行為體，既要應對所謂“高政治”的政治、經濟、安全問題，又必鬚麵對所謂“低政治”等非傳統全球性新問題的世界新秩序。
 
五
如何構建新秩序？既然沒有一家能主導新秩序的構建，就只好依賴國際社會的再度合作。但現實情況是，除少數戰略思想家在思考這個問題外，各國政要多忙於政務，疲於應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沒有時間去顧及這個過於形而上的問題。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中美在新秩序的構建過程中是合作者還是競爭者抑或對抗者，將直接攸關新秩序的成敗。為此，包括基辛格、布熱津斯基、伯格斯滕、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等在內的國際戰略家們紛紛建言獻策，從不同側面勾畫中美合作的藍圖。但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政客以舊的思維預測甚至鼓譟中美衝突的未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提出“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係”等新理念、新思想、新倡議，體現了在世界秩序重構進程中中國人不同以往的包容、大氣、主動、自信。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探戈需要兩個人跳，全球共同的事業需要世界各國共建。
在這一大背景下，作為一名從事國際戰略研究和美國問題政策研究的中國學者，作者不揣簡陋，將自己在近十年來對世界秩序、國際體系、美國實力、中國戰略、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並呈現出來，發出中國的聲音，權當滄海一粟，希望能為中美與其他各國共建世界新秩序這項新的偉大事業貢獻些微智慧。

前言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第一部分
四百年未有之變局
第一章
新時空：第四次歷史變遷
冷戰終結之後
“後後冷戰時代”的來臨
2008年登場
新時代特徵
否極泰來還是走向深淵？
 
第二章
春江水暖鴨先知：美國的應對
美國人眼中的世界主要矛盾
西方政要的新時代觀和戰略選擇
美國的思考
奧巴馬的應對
 
第三章
中國為什麼要自信？
歷史再次考驗中國
從歷史上看，中國當前戰略處境並不差
從全面看，中國的日子更好過
辯證地看，中國戰略機遇期並未終結
從發展上看，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
中國的角色與定位
 
第二部分
赶超與被赶超
第四章
身在巔峰：美國為何強大？
對美國實力地位的不同認知
美國實力之基
 
第五章
“一超”難霸：美國的新處境
經濟實力與經濟霸權
“結構性衰弱”
奧巴馬“新政”與美國霸權前景
 
第六章
“老大”的背後：中國算老幾？
美國還是“一超”嗎？
美國“十五力”
關於中國崛起
中國如何當“老二”
中國外交需謹防大戰略失誤
 
第三部分戰略謀劃
第七章
美國要改造世界？
轉型國家與美國的戰略
“失敗國家”與美國的解決模式
美國的反恐不歸路
“埃及變天”與美國的應對
利比亞戰事與奧巴馬的心思
 
第八章
奧巴馬：太平洋總統？
兩洋戰略與重心東移
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四防”
奧巴馬的“再平衡”
福禍相倚？
 
第九章
變與不變：美國對華戰略軌跡
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認知
對華戰略“三部曲”
美國對台政策
 
第十章
“鷹”“熊”對決：美國對俄戰略
美國對俄戰略的四項依據
目標與框架
戰略的反复
 “三管齊下”新戰略
“烏克蘭危機”與美對俄政策失序
 
第十一章
陰謀還是陽謀：美國應對中美變局的嘗試
美國對華戰略的迷思
“戰略保證”的提出及意義
“戰略保證”論的缺失與內在矛盾性
中美戰略關係的前景
 
第十二章
大戰略：規劃中國未來30年
戰略目標與戰略環境
戰略理念
五個“五位一體”
大戰略佈局
中國戰略需要處理的十大關係
 
第四部分：邁向新型大國關係
第十三章
中美關係“新常態”
中美關係的基本結構
基本規律：起伏不定，螺旋上升
歷史經驗
“反常態”？
新常態
變化的原因
 
第十四章
亞太共處：中美關係試驗場
亞太百年變局
中美戰略博弈成主線
中美亞太共處的可能性
中美亞太共處路線圖
 
第十五章
前無古人，後啟來者：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提出的背景
新型大國關係“新”在何處？
新型大國關係能否實現？
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任重道遠
從求同存異到聚同化異
 
第十六章
中國再出發：中國新一輪改革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中國再出發
歷史的啟迪
中美關係部分質變
路在腳下
 
結語世界新秩序：中美合作，天下太平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