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簡體書）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探尋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提出新石器時期中國大地呈現古文明“滿天星斗”的分佈格局；現代考古學奠基人的權威觀點，引領考古界走出“中原中心說”的怪圈；哲學家趙汀陽精心選編，兼備思想高度和可讀性。

秉琦師離開我們已經近二十年了。他為中國考古學做出的貢獻及所取得的成就鑄成了一座巨大的豐碑，這座豐碑是中國考古學跨入成熟期、進入新時代的標誌。
——張忠培 考古學家、前故宮博物院院長

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的解釋模型已經廣為人知，應該說是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最優解釋模型。
——趙汀陽 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趙汀陽

王星邀請我一起合作選編這本《滿天星斗》，我深感榮幸。我一直從事哲學研究，既非考古學家，亦非歷史學家，如果說與蘇秉琦先生有一些緣分的話，那就是我從蘇秉琦先生的思想中獲得過許多啟示和教益，而此思想緣分與李澤厚先生的指路直接相關。
20世紀90年代後期，我開始以哲學方法去反思“天下”概念，進而又分析“中國”概念，試圖解釋在“天下”和“中國”的歷史性之中所蘊含的哲學意義，此項研究需要參照實證知識，不能僅僅依靠古典文本去理解中國的歷史路徑和格局。李澤厚先生身兼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實為求學問道之近水樓臺。討論中，李澤厚先生屢屢提及王國維、陳夢家、蘇秉琦、張光直、裘錫圭、徐萍芳、李伯謙等考古學家的成就。雖然時隔已久，我仍然記得李澤厚先生給我的三個態度鮮明的建議：（1）“物之所言比言之所言更有力，所以一定要重視考古學的證據”；（2）“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就藏在新石器時代的物證裏”；（3）“要特別注意蘇秉琦的思想”。應該說，前兩點基本上是顯而易見的共識，而第三點卻是一個具有特別意味的方向指示。李澤厚先生對蘇秉琦先生思想的“特別注意”很可能與他的哲學思維有關——他終究同時是或根本上是個哲學家，因此更關注物證所能夠開發的思想，而這也是蘇秉琦先生的學術風格：在實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幾近哲學的分析和推想。
蘇秉琦先生的“滿天星斗”論點就是一個具有思想性的歷史解釋模型。按照傳統的歷史敍事，中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或者說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約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據現代考古學和史學研究表明，那種傳統敍事其實是將後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為遠古格局的想像，是一種基於認祖歸宗的歷史敍事與政治合法性追認。儘管這種現實倒映為歷史的政治追認早已被證明為一個神話，但許多人卻又接受了另一種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像，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黃河中游地區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領先發展的中國文明。這種廣為接受的歷史想像並不完全是錯誤，但其中卻包含某種一廂情願。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的解釋模型糾正了這種理解偏差，簡單地說，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甚至到夏商時期，其實同時存在著發展水準相近的眾多文明，散佈在中國的四面八方，猶如天上群星之星羅棋佈，而中原文明只是眾星之一，而且並非眾星之核心。滿天星斗時期大約持續了2500—3000年或更長，占去中國文明發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餘的時間，應該是中國文明的奠基階段。在今天，滿天星斗模型已經廣為人知，應該說是關於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最優解釋模型，儘管並非沒有異議，但其基本解釋力卻難以撼動。
蘇秉琦模型中比較容易引起異議的是他關於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這個不符合傳統情感的論斷。其實蘇秉琦先生的論點在實質上並沒有“次生型文明”這個說法顯得那麼激進，他並沒有否定中原文明有其本地根源，而只是指出，中原文明的形成具有明顯的合成性質，有著來自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文化因素，尤其是來自北方“原生型文明”的影響，其中，北方文明的南下影響形成一個Y型通道，即遼西文明和內蒙河套文明通過山西晉地到達晉南的通道，這個Y型路徑被認為是中華文明多根系中的關鍵性“直根”。蘇秉琦先生的論點自有其說服力，我是這樣理解的：把遠古中原文明看作是農耕文明，其實也是一種把後世情形倒映為遠古情形的想像。儘管商周以後的中原文明越來越具有農耕文明的風格，但在此前的數千年間，牛耕和鐵犁尚未出現或尚未廣泛使用，農耕的生產力有限，不足以形成農業為本的經濟生活，中國各地的生活都是漁獵、遊牧和農耕三合一的混合經濟生活，尚未分化為後來所謂的農耕部族和遊牧部族，就是說，後來所謂的胡漢之分，在分化之前原本是同類人。在早期中國，從內蒙、遼西到中原，人們的生活技藝大體相似而各有所長，在實用知識和技術上互相學習也是自然而然的。古代傳說中的黃帝對中原核心地位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而黃帝部族就是漁獵、遊牧和農耕三合一的典型，歷史記載，黃帝部族流動地移營而居，看起來更接近蒙古高原南部地區的生活方式。假如把黃帝理解為一個象徵性符號，那麼，以黃帝為代表的早期中國人很可能就是後世的北方遊牧族群和中原族群的共祖，或者說，是Y型通道所形成的中國核心文明的共祖。
滿天星斗模型可以引出許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儘管每個文明世界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衝突和戰爭，而且不可能完全解決這種矛盾，而中國文明卻有著更明顯的和平傾向以及以和平觀念為基礎的思想體系，或是一種能夠儘量減少衝突的文明。不過，和平思想是形成中國文明格局的“第二步”，而並非最初之“第一步”。中國何以能夠形成以和平原則為基礎的文明？這是一個尚未得到充分解釋的問題，而這應該是發生于滿天星斗時期的事情（西周時期的和平觀念已經非常成熟）。我們也許可以推想，在眾多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人們在理性選擇上更容易傾向于和平交往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恰當距離”的形成基於若干自然和歷史條件：地理的廣闊，各處皆有足夠大的安家立業空間，不至於造成生存空間競爭；各地資源都足夠支持一個群體的生存所需，而不至於形成經濟學所謂的資源稀缺所導致的零和博弈；各地的文明發展程度相近而在技術上各有所長，不至於因財富的巨大差距而導致難以抑制的嫉妒；尤其重要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距離不遠也不近，這使得技術傳播與交往成為可能，同時使發動戰爭的成本高於受益，因此，除非出現怒不可遏的偶然仇怨，戰爭的積極性通常低於和平交往和互相學習的吸引力。
基於滿天星斗格局，假如確實存在著各個文明地點之間的“恰當距離”，那麼，商周之前早期中國的各地文明之間對技術學習的興趣大於戰爭就應該是合情合理的。古人相信遠古是個“競于道德”的時代，看來也並非無稽之談。當然，即使在“競于道德”的時代，戰爭也時有發生，比如炎帝、黃帝與蚩尤之戰，我只想說，在眾多文明之間有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時期，戰爭並非謀生的最優策略。在遠古時期，發動遠距離戰爭或大規模戰爭恐怕非常困難，在擁有車馬之前，以步行去發動遠距離或大規模作戰，後勤補給、通訊和組織都是不堪重負之事。因此，在很長時期裏，遠距離的大規模征服是無比艱難的事情，而與之相較，遠距離的文明交往卻能夠通過無數聚落之間跳板式的逐步傳遞而得以實現。可以想像，文明交往優於戰爭的和平模式維持的時間如此之長，或許有助於形成和平主義的思維定式。許宏先生的《大都無城》一書說明了早期中國眾多方國的都城尚未發展出作為戰爭防禦功能的城牆，這似乎意味著那時各地部族有著基本的安全感，並非處於時刻備戰的緊張狀態，因此也暗示著當時並不經常發生致命的部族決戰或大規模戰爭。總之，各地文明之間存在著恰當距離的滿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識和文化學習交流的誘惑大於戰爭的衝動，這有可能是中國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義基因的一個客觀條件。當然，另一個決定性因素是中國文明沒有發展出一神教，因此沒有理由去製造不共戴天的文化敵人，也難以形成文明的衝突，因而傾向於多元合作；於是，古代中國的權力追求是世俗權力，而不是有我無他的精神獨裁。這一點不知與滿天星斗格局是否有某種關係，但滿天星斗格局持續了數千年，這個長時段很可能是中國文明形成其多元性質的有利條件，至少肯定不是發展一神教的有利條件。
這裏只是些許續貂猜想，是否合理，還有待專家明鑒。是為代序。

2016年7月2日

寫在《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前面的話

《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選編代序

第一章 問題與綜述：中國文明的初始秘密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一、繞出兩個怪圈
二、區系類型說的主要論點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國文化唯 一來源
四、中華文明發展有自己的道路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與文明因素之辨
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說法不確切
八、長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爐
九、多源一統、曆久不衰的原因
十、中華文明的精華
十一、世界必將走向“大同”
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
一、舊石器時代
二、新石器時代
三、史前時代社會的分工和分化
四、文化的分區與重組
五、古史傳說
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
一、中國史前史的性質與任務
二、中國史前史的內容和時、空框架
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
一、關於“重建”的回顧
二、區系類型考古的實踐與理論
（一）關於華南地區的考古
（二）關於長江下游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三）關於山東地區及環渤海考古再實踐
（四）關於洞庭湖周圍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五）關於北方地區的考古再實踐
（六）最後再講一講四川盆地考古的問題
三、從區系的中國到區系的世界與世界中的中國
文化與文明
一、背景——歷史的反思
二、中國考古學新時期的兩個標誌
三、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
四、我們學科的目標

第二章 滿天星斗格局
象徵中華的遼寧重大文化史跡
一、中華文明曙光的象徵——紅山文化壇、廟、塚
二、中華民族的象徵——遼西古長城
三、中華統一國家的象徵——秦漢“碣石宮”
中華文明的新曙光
關於遼河文明
關於環渤海—環日本海的考古學
仰紹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化起源問題——紀念仰韶村遺址發現六十五周年
（代序言）
兩種“小口尖底瓶”
兩種花卉圖案彩陶盆
兩種動物圖案彩陶盆（魚、鳥）
仰紹文化的去向
關於仰紹文化的若干問題
一、引言
二、什麼是半坡類型和什麼是廟底溝類型
三、廟底溝類型主要文化特徵的分析
四、半坡類型主要文化特徵的分析
五、廟底溝類型和半坡類型的關係
六、年代和分期
七、社會發展階段
八、分佈和分區
九、同其他原始文化的關係
一〇、結語
仰紹文化同歷史傳說的關係
神農氏時代
黃帝堯舜氏時代
夏代
談“晉文化”考古
一、作為中原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二、作為北方古文化一個組成部分的晉文化
三、中原和北方兩大古文化區系間的重要紐帶
關於陶寺發掘報告編寫及有關問題
一、關於陶寺遺址的文化特點
二、關於發掘資料的整理和報告編寫
三、關於晉南的考古學課題
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
一、楚文化探索的物件和目的
二、探索楚文化的特徵和淵源問題
三、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文化面貌的階段性變化和諸地區間文化關係的變化
關於“幾何形印紋陶”
一、寫作背景
二、關於起名
三、圖形分類
四、區系分片
五、江西北部地區的幾何形印紋陶
六、與鄰近地區的關係問題
七、結論

第三章 方法與器物
試論傳說材料的整理與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 、引言
二、傳說材料的整理
（一）傳說材料的一般特徵
（二）傳說的類型
（三）傳說材料的等次
（四）整理傳說材料的方法與原則
三、傳說時代的研究
（一）基本的方法與原則
（二）傳說中的史實
（三）傳說時代的歷史
四、結論
地層學與器物形態學
一、地層學
二、器物形態學
瓦鬲的研究
一、鬥雞台出土瓦鬲的形制與年代
二、瓦鬲的分佈與演變
（A）袋足類
（B）聯襠類
（C）折足類
（D）矮腳類
三、瓦鬲的發生
（一）矮腳類（D型）出於折足類（C型）的證據
（二）折足類（C型）出於聯襠類（B型）的證據
（三）聯襠類（B型）出於袋足類（A型）的證據
（四）袋足類（A型）是怎麼樣發生的呢？
四、瓦鬲的消滅
五、結論

百萬年連綿不斷的中華文化
——蘇秉琦談考古學的中國夢

蘇秉琦自述，他至今六十年的研究過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面：一是繞出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其中第二階段可以1975年開始提出區系類型學說為起點。蘇秉琦認為，自己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兩步：一是從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用區系觀點選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最終是為闡明把億萬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二是從微觀角度，應用分子分析方法，圍繞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長期起積極作用的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鑰匙。

問：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古兆申先生曾拜訪您，就《明報月刊》讀者關心的一些問題向您請教。但他公務纏身，匆匆回港，委託我繼續做這件事，我代表《明報月刊》編輯部向您致謝。
蘇秉琦（以下簡稱蘇）：我正式從事考古發掘、研究已六十三年，算得上是考古界一個老兵，把所知、所得公之於世，是我的職責。
問：第一個問題是，1986年您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文化與文明》講話中提到，對中華文明的思考，今天已不像“五四”時代那樣簡單，而是要構想如何建設同五千年文明古國相稱的現代化文明，引申出來的思考就是：中華文明的民族靈魂是什麼？精神支柱是什麼？這其實也是當今中國人都十分關心的問題。由於當時您講話的物件是考古界，著重談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幾種形式，對後面的問題未做詳述。現在希望您具體談一下這方面的想法。
第二個問題是，在您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序言中說，中國遠古史涉及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氏族公社到國家。中國考古學半個多世紀的發掘與研究，證實這兩個階段的文化一脈相承，否定了20世紀初中國人種、中國文化外來的看法。從舊石器時代到今天，中國文化的發展連續不斷，是世界上唯獨的。那麼，關鍵性的原因是特殊的文化生態環境，抑或是特殊的物質文化造成的特殊意識形態？是世界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還是由多種原因造成？

第三個問題是，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是以什麼物質文化條件的出現為標誌？西方考古學的論點是以文字、城郭、金屬生產工具的出現為重要標誌，但中國考古學界近二十年的討論衝擊了這種認識。牟永抗、吳汝祚兩先生在《水稻、蠶絲和玉器——中華文化起源若干問題》一文中，以水稻、蠶絲和玉器作為中國原生文明的重要特色。他們認為，對說明中華文明起源來說，宗廟比城牆更重要，而玉器作為一種禮器，也達到了很高的意識形態層次。我們是否一定要用文字、城郭來標誌文明呢？中華文化作為一個連續發展的文化體系，可否歸納出標誌自己文明起源的特質呢？

第四個問題是，“玉器時代”的提法能否成立？“玉器時代”相對於“石器”“銅器”“鐵器”三個時代而言，似乎更能體現中國文明的特色。這一提法，和其他三種時代的提法，出發點有無不同？學術界有無爭議？
第五個問題是，您以“區、系、類型論”指出，中國新石器時代已出現了六大區系文明，上古的神州是多民族、多源文化並進發展的格局。秦統一後，中國仍是多民族國家，但是秦始皇提倡書同文、車同軌，又統一度量衡，使中國文化走向一體化。那麼，此後先秦時的多源文化是否仍涵涉其中？秦漢的統一對中國文化往後的發展會不會改變從前那種多姿多彩的面貌？一體與多元有沒有矛盾？統一的作用是積極性多，還是消極性多？

第六個問題是，您提出的“區、系、類型論”已成為當今中國考古學的基礎理論。但用這一學說來論述秦以後的中國文化發展，是否依然適合？就我所知，即使對論述新石器時代也仍有爭議，如安志敏先生在《論環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評“區系”觀點》一文中所述。您對此有何評議？
蘇：古先生提出這樣一些問題，說明他對中國考古學的現狀很瞭解。他所提的六個問題，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大題，即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在史學、考古等學科研究中的作用；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即中國國家的形成、中華民族的形成的特點與道路；中國文化傳統的精華（即精神支柱、民族魂）是什麼？對於這三個問題的研究和探索，是我一生奮鬥的中心。1994年，當我八十五歲生日時，我的學生寫了幾十個字祝壽說：“歷史已逝，考古學使他復活。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間而啟示當今時代的，將永為師表。”他們就是這樣理解我的。

在具體說明這些問題前，先敘敍家常，算作背景材料吧。我的學生和朋友編輯、出版了我的第二本論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我寫了一篇不足兩千字的自序，題目是《六十年圓一夢》。我的夢就是考古學的科學化和大眾化。這個願望現在已實現了很多，《明報月刊》的來訪及所介紹的讀者的關心，也說明了這一點。科學化、大眾化是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向和必然歸宿。我六十年的研究過程，可分為兩段。前三十年主要精力花在兩個方面：一是繞出兩個怪圈，即根深蒂固的大一統觀念和把社會發展史當作全部歷史；二是找到新的起點，即從對一種古器物（瓦鬲）的研究到對一種古文化（仰紹文化）的研究。這個新起點，對以後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新進展是具有相當意義的。

第二階段可以從1975年開始提出區系類型學說為起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我不停思考這個學說的十年）；1980年時我又說“在國際範圍的考古學研究中，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國學派開始出現了”，此時這個思想已經成熟。“文化大革命”以後的二十多年，是中國考古學迅速發展的好時期，區系類型理論得到普遍應用、檢驗，日益完善，成為我國大多數考古學者的共識，發揮著基礎理論的作用。我在這二十多年中又走出了新的兩步：一是從宏觀角度，圍繞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應用區系觀點選擇田野工作重點並做理論探索，最終是為闡明把億萬中國人凝聚到一起的基礎結構；二是從微觀角度，應用分子分析的方法，圍繞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起長期積極作用的因素，找到它們從星星之火變成燎原烈火、從涓涓細流匯成滔滔江河的“破密”的鑰匙。這是在前一階段工作基礎上合乎邏輯的發展。我和許多朋友已經走過了第一步，正在用心地走第二步，《明報月刊》讀者關心的三大問題，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逐漸得到現有認識的。

一、繞出兩個怪圈
問：能否簡要地講一講您是如何繞出“怪圈”的？
蘇：1934年我從北師大歷史系畢業，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工作，副院長李書華把我安排在考古組，從此開始了我的考古生涯。當年即隨徐炳昶老師到了陝西寶雞，目的是找先周、先秦的遺存。先發掘鬥雞台，後來又沿渭河做了調查。關中地區的考古工作到抗戰開始後被迫停頓，我受命把這批發掘資料運到大後方。1939年初，在昆明的黑龍潭安頓下來。我一個初學者面對百十多座墓葬的“啞巴”材料，就像學讀“天書”一樣，如醉如癡地摩挲、端詳，苦思這批從未有人認識的陶器、陶片及其他隨葬品在文化上的意義。不知經過多少個日夜，終於從幾十件瓦鬲中找到破譯“天書”的“密碼”。瓦鬲是中國獨有的，分佈地區廣，時間延續又長（約距今五千至兩千多年前），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標準化石”。我按照發生學原理把瓦鬲分為四種基本類型，描繪出各自的“譜系”，進行了分期，並推出變化過程。研究的結果使我明白，相當於商王朝時期周人已在西部關中興起，殷人的瓦鬲和先周時代的周人瓦鬲共存。從寶雞地區的瓦鬲上又可看出，先周文化有兩個來源，一是西北方向來的姬姓成分，一是關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到了周王朝時期，秦人已在關西興起。當秦人東進到寶雞地區時，帶來了素面袋足鬲、屈肢葬、鐵器等文化因素。

這就使原已有的商周秦不同源、各有文化發展脈絡的想法（王國維已有類似意見），得到了考古學實證。1940年我寫了十萬字的《陝西寶雞鬥雞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得到同在後方的李濟、梁思永、吳金鼎、石璋如諸位先生的肯定和鼓勵。稿子交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去出版，後因香港淪陷，書稿下落不明，直到1948年發掘報告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瓦鬲研究的基本結論，是我繞出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怪圈的重要嘗試。至於另一個怪圈，則是20世紀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前期才繞出的。

新中國成立後，我有幸參與了文物考古事業的最初籌畫。1950年成立了考古所。當時百廢待興，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急需大量考古人才進行工作，僅僅一個考古所是不夠的。裴文中、梁思永等人，還有我，策劃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1952年至1955年間，共辦了四期。這期間，從考古學科的長遠建設考慮，1952年又決定在北京大學設立考古專業，由我與向達先生共同組織、主持。我把相當多的精力投入這項工作，認真思索學科建設和教學、科研的方向問題。當時，“向蘇聯學習”的口號高唱入雲。我們向蘇聯莫斯科大學索要了考古教學大綱，請來蘇聯專家講學，按蘇聯模式辦學。當時考古界忙於挖坑發掘、整理資料、發表報告。大學生們則思想活躍。 1956年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下，特別是在1957年至1958年的政治風雲湧動下，學生們慷慨激昂地提出，在考古教學、研究中要“貫穿紅線”“見物又見人”。我請了老朋友、考古界的老革命家、考古所尹達副所長來北大做了以“建立馬克思主義考古學體系”為突出內容的報告。後來又施行教學革命，師生一起寫書，參加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館的陳列設計。當時以為一手拿著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一手拿著考古實物資料，兩者一結合，就會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考古學。大家努力了，但結果誰都不滿意，於是產生了困惑。我經反復思考後感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與考古學專業理論屬於不同層次；發展中國考古學並沒有現成模式，只有開闢自己的路。

機會來了，1958年至1959年，有兩個年級的學生在陝西華縣泉護村、元君廟仰紹文化遺址發掘實習。我在指導整理材料的過程中，從大量文化因素中提取了在八百里秦川各仰韶遺址中普遍存在的三類六種陶器，作為仰紹文化的“分子”；並由此重新界定仰紹文化的“類型”，認識到仰紹文化的半坡和廟底溝是各自發展而又相互依存的兩個主要類型。這是認識仰紹文化基本特徵、社會發展程度、分佈和源流等方面的基礎。當時得到的認識，集中反映在《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關於仰紹文化的若干問題》一文中。

我通過解剖仰紹文化這只“麻雀”，頓悟到考古學研究必須對仰紹文化遺存做分子分析，並在不同遺存間進行文化分子的比較研究，確定哪些遺存屬於同一文化共同體，每一文化共同體各自經歷怎樣的發展過程，又受何種動力驅使，如何一步一步地前進。仰紹文化的典型解剖啟發我們，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上，不知存在過多少這樣的文化區系。我就是這樣繞出了把考古材料硬套社會發展規律教條的怪圈。繞出這兩個怪圈，也就找到了新的起點：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必須按實際存在的不同系統尋其淵源、特徵及各自的發展道路。這一認識為我以後的研究奠定了新基礎，孕育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學說。

二、區系類型說的主要論點
問：請簡要介紹一下區系類型理論的主要論點及其指導意義。
蘇：1975年我在考古所給吉林大學同學講中國史前文化的總體分析，首次提出了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此後數年中，應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鋼鐵學院、北京大學以及北京史學會等單位之邀，做了反復闡述。這一理論的主要之點是，在中國古文化大系內部，可分為六個大的文化區：一、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區；二、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區；三、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區；四、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區；五、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區；六、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區。這六大區系又可以秦嶺淮河為界分為南北各三區的兩半，或為面向東南海洋和面向歐亞大陸的兩半。六大區並非簡單的地理劃分，而是著眼于考古學文化淵源、特徵與發展道路的差異。我最初把“區”稱為“塊塊”。這三南、三北或三東南、三西北的六大“區”或六個“塊塊”，直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仍未完全消失，20世紀五六十年代時的行政大區劃分，並非偶然，而是有其歷史淵源的。我把“系”又稱為“條條”，這是一個探索古文化源流的新概念、新範疇。我國古文化的起源與發展是錯綜複雜、連綿不斷、豐富多彩的，追本溯源時要考慮文化的分解與組合，以及與之有關的社會發展程度對文化發展所起的作用，特別是其中階段性的突變；還有不同文化間的相互作用。這就是“系”所包含的內容。所謂“類型”，則指各大區系內部的不同分支，或稱為“小塊塊”。“類型”之間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性，能明確顯現其淵源又有充分的典型特徵和完整發展道路的，往往只是一二小塊（類型）。也就是說，每一大區系中各有範圍不大的文化發展中心區域（常常是後來春秋、戰國時期大國的中心區域）。當然古代文化區系並非一成不變，更不像今天行政區劃那樣界限分明，各大文化區系之間也還會有一些交匯帶。由於區系類型的理論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因而並不深奧難懂。依我看，全國曾經存在過的幾百個“地區”建制，相當多的部分就與考古學文化中類型的分佈範圍差不多。

正因區系類型研究的最終結果可建立中國古文化的基礎結構，一經提出，即得到廣泛回應，並視為考古學的基礎理論之一。大家認識到，要研究中國史前社會，就必須有明確的“區”“系”概念，如果像以往的歷史書那樣，把全國各地的考古材料湊到一起，用“紅線”串起來，顯然與有血有肉、豐富多彩的中國史前史相去甚遠。這除去客觀原因（如考古資料不如今日豐富）外，更重要的是因為把史前中國，特別是三代時期的中國，看成是鐵板一塊。

三、中原文化不是中國文化唯獨來源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歷來有一些學者認為，不論在原始農業、制陶業還是文化的其他方面，中原從來就是極先進的；或認為中國文明起源于中原一地，然後才光被四夷，其結論就是中原中心論。在中華民族形成問題上則導致了漢族中心論，把漢族以外的兄弟民族視為“非我族類”，有了諸如“五胡亂華”之類的觀點。合理的態度就是應認真按區系類型理論，對中國文化起源、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以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為主體）的系統性、階段性和多樣性這樣一些中國歷史中頭等重要的問題，做出更為接近史實的回答。

我還經常指出，這是一種辯證的方法論。我常舉“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講，初學解牛，所見“皆牛也”，即都是全牛；經過一段解牛的實踐，再看到牛，則“無全牛”；最後達到“遊刃有餘”的高超境界。以此類比，初級的能力只把古代中國視為“全牛”，而以區系類型理論當作解剖刀，就能認識“古代中國”這個“牛體”內部複雜的結構及其間的有機聯繫，達到“無全牛”的認識高度。有了這樣眼光的考古學的“庖丁”們，便能逐漸進入“遊刃有餘”的境界。如果把認識一直停留在“皆牛也”的階段，豈不只是一個放牛娃！

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曾提出“環渤海考古”是一個重要課題。古人所謂的“海”即是渤海，正如古人所謂的“河”，是專指黃河一樣。“環渤海”既指注入渤海的遼河、灤河、大小淩河、海河和黃河下游等流域，又指遼東、山東、朝鮮三個半島的廣大海域周邊及其腹地。還可以將其中的京、津、冀看作一片，遼河東西是一片，魯北和膠東半島又是一片。從另一種意義上說，如把“環渤海”看成是一個“區”，也並非無理，就像現在所說的“環渤海協作區”一樣。由其自然地理和人文、歷史關係而言，既可統屬廣義的北方，又可歸於我國面向太平洋的重心位置。渤海又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大門。中國古人認識這一點，比西歐人認識地中海更高明些。它是打開東北亞（包括我國大東北）的鑰匙，又是連接整個東南沿海的龍頭。“環渤海考古”指上述廣大區域諸文化區系間相互關係的研究，要把山東、遼東、渤海西岸的古文化同東亞、東北亞的大文化區聯繫起來考察。如果對此還有爭論，我看不必理會。區系類型理論不只可用於分析遠古中國，也是認識秦漢以後的中國，甚至是整個古代世界的理論。

四、中華文明發展有自己的道路
問：您是否認為，中國古代文明史的核心問題是從氏族公社如何轉變為國家及國家發展的道路、民族的形成以及文化傳統問題？若是，能否先就前一問題談一談主要論點？
蘇：20世紀80年代中期，區系類型理論已經經受住了相當的實踐考驗，成為我國大多數考古學者的共識。在這一條件下，如要把學科建設再推進一步，就應深入探討各區系內部的文明進程，其核心就是國家的起源與發展。中國的歷史，自西元前841年起，有文字記載的編年史就沒有中斷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文明特別是發達的青銅器，堪稱世界古代文明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然而，有人則以為中國文明始自商代，並認為是近東兩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現與發展。考古證明這些推斷不符合事實。璀璨的中華文明有自己的個性、風格和特徵，需要找到自己的淵源。
對於中國國家起源與發展的認識，我概括為：從氏族公社向國家轉變的典型道路——古文化—古城—古國；
國家發展的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
國家形成的三模式——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續生型。

所謂“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而不是普通含義的城市；“古國”指高於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形成這些認識，得益於遼西考古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突破性收穫。最重要的三項：
一是西元前3000多年紅山文化的石砌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塚遺址群（即習慣簡稱的“壇、廟、塚”）的發現；
二是西元前2000年左右夏家店下層文化的赤峰大甸子墓地、英金河沿岸鏈式城堡群的發現與深入分析；
三是作為秦帝國國門的綏中—秦皇島大型宮殿基址群的發現與宏觀認識。
在這些收穫的基礎上，1985年我做了《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講話，是想通過探索遼西地區文明的起源、發展過程和方式，來推動中國考古界對文明起源問題的思考。由於傳播媒體的參與，出乎意料，一時間竟形成了“中國文明起源熱”。但由此也明白，這實在是值得關心的大問題。
再說遼西的“古文化—古城—古國”。遼西古文化有興隆窪—查海、趙寶溝文化等，或稱之為前紅山文化。
紅山文化的極盛期大約在西元前3000年左右，也就是產生“壇、廟、塚”的時期。“壇、廟、塚”遺址群所在的建平、喀左、淩源三縣交界的數十平方公里範圍內，沒有發現日常生活居址，這裏顯然是某個較大社會實體的宗教活動中心。既然有大型的“積石塚”，就必定有了階級、階層的分化；既然有祭壇和神廟，當然有神職人員；既然發現不少真玉製作的禮器、神器，肯定已經存在著專業玉匠；還發現了冶銅遺跡，而銅器的鑄造從採礦、冶煉到澆鑄，是複雜的工藝過程，必然存在一種有組織的協作勞動。可見，遼西地區的古文化到紅山文化時期出現了新的勞動領域，更新了技術，促進了社會分工及其專業化。社會的分化除出現貴族、軍事首領外，還表現為祭司或巫師的存在。

當社會分工與分化達到一定程度時，必然導致“城”的出現，“城”是一種表示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程度的概念，不一定有“垣”。西亞早在九千年前無陶新石器時代的聚落中，就出現了石砌的“垣”，而商代殷墟遺址至今也還未發現城垣。遼西那個擁有“壇、廟、塚”祭祀中心場所的社會實體，應該已是淩駕於氏族公社之上的、有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了。與大面積宗教活動場所相應的生活聚落，想必也會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分化，應具“古城”性質，甚至可能已是一個原始的國家——“古國”了。從紅山文化中看到的這種基於社會分工、分化而形成的“古國”，我歸類為“原生型文明”。這是中華大地上最早的原生文明，所以又稱之為“中華文明的曙光”。
遼西的材料也表現出了“古國—方國—帝國”這一國家發展的三部曲。

在紅山文化、後紅山文化那種文明初期的古國群的基礎上，西元前2000年初期，遼西地區發展起一支早期青銅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遼西歷史上又到了一個文化昌盛期。在一處“大甸子”墓地中，一些貴族大墓隨葬了許多象徵特殊身份的器物，如權杖的銅杖首、成組的精美玉器、仿中原銅器的陶器以及大量有複雜紋樣的彩繪陶器。這種彩繪陶器，決非日常用具，而是禮儀重器，與其他區系的青銅禮器有類似性質。如做綜合考慮，當時的社會結構肯定要比紅山時期複雜。這一文化還有另一突出特徵是，密集分佈在河谷地帶的聚落幾乎都有防禦設施，一大幾小的城堡構成有機的群體；在英金河兩岸又有呈鏈式排列的城堡帶。戰國秦漢的長城大致與其平行，後來的長城顯然受到了它的啟示，似乎已具“原始長城”的性質。這就意味著當時已建立起統轄多個古國、獨霸一方的“方國”，進入了國家發展的第二階段。

夏家店下層文化之後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等多種文化的交錯共存。由夏家店上層文化到西周分封以前，直到西周時期的燕文化，其國家形態都還處於方國階段，只是發展程度有低有高罷了。燕文化及其共存的其他文化，在周朝的八百年中，為進入下一個更高的國家發展階段準備好了條件。

下一個階段就是秦漢帝國。遼西地區原有方國（群）已成為帝國的組成部分。秦漢在遼西打上了帝國的烙印。史書記載，秦統一後，營建了阿房宮、驪山大墓，同時也提到碣石。我們在渤海灣西岸，綏中的止錨灣和秦皇島的金山嘴一帶，發現了自秦始皇到漢武帝時營建的兩處大型宮殿建築群。兩處遺址群連成的東北—西南的直線，恰恰和渤海灣中由遼東旅順至山東北隍城島一線相對應，而又面對著矗立於海水中的“碣石”。遺址群分列左右的形勢，宛如宮城的雙闕，從這裏遠眺可把遼東半島、膠東半島及其所環抱的海域連為一體。史書記載，秦始皇最後兩次東巡到海邊，確曾有過擇地作“東門”（國門）的設想。秦皇島—綏中的兩組一體的建築群確似“國門”，頗具秦漢統一大帝國的氣勢。

這樣，解釋遼西這三大文化古跡及其內在的邏輯聯繫，就從一個實例體現了中國國家起源（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原生型與國家發展的典型道路（古國—方國—帝國）。
對於中國六大文化區系來說，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都走過了這樣的道路，雖各有特色，卻是殊途同歸。

五、中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
黃河中游的早期文明是“次生型文明”。西元前4000年前後是特別值得看重的里程碑階段，氏族制度發展到了極盛期，成為往國家方向發展的轉捩點。但這裏古國的出現比北方的紅山文化晚一些，大約距今四千五百年。典型遺址是山西襄汾陶寺。陶寺有一處墓地，性質已超出了原始氏族——部落階段。大型墓葬的墓制與隨葬品，絕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豐富”，朱繪龍紋陶盤及成組彩繪陶器、成組漆木器，特別是巨型土鼓、鼓和特大石磬等成組樂器，頗帶“王氣”，絕不是普通百姓的日用品，應是象徵王權的禮器。
我把中原文明說成是“次生型”，有兩個基本理由。一是因為陶寺遺存有華山、泰山、北方三個主根，還有來自太湖及其他區系的文化因素，更難排除北方紅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影響。另一是洪水期與治水事業。治水事業大大促進了原始部落間的接觸與聯合，強化了管理公共事業的國家職能，在這裏國家的出現既有社會分工、分化而來的內部動力，又有北方原生文明的影響以及治理洪水帶來的文化交融。因而就比最早出現的北方的“原生型文明”起點高、基礎廣。四面八方的文化成果彙集中原，形成了最初的“中國”，又經數百年發展，繼續吸納各地文化精華，終於產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載入史冊的夏王朝。《左傳》“哀公七年”謂“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夏王朝只不過是“萬國”中的一個“方國”，類似春秋的“盟主”。後經商、周時期，到秦始皇才完成了統一帝國的大業。需要指出的是，夏、商、周、秦並不是一脈相承的王朝更替，而是不同族源的方國間的替代。夏、商、周、秦各有起源與開國史。其中秦的建國史最完整，經歷了襄公（古國）、繆公（方國）、始皇帝（帝國）三部曲。

在我國全部古史中，“古國—方國—帝國”的公式多次重複，立體交叉。秦漢帝國解體之後的一二千年間，一直是北方草原民族大遷徙的時代。所謂的“五胡”，各有各的開國史；遼、金、元亦無不如此，直到清帝國。女真——滿族就曾經是一個比較落後、長期處於“四夷”地位的民族。由努爾哈赤上溯六世，為“肇基王業之祖”，在女真社會內部分散的部落政權（相當於“古國”）間進行了無數次兼併、重組，直到1616年才在瀋陽東北的新賓設立帝王之位，建立後金國，成為一方大國（方國）。自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又進行了大量兼併征戰，1636年改後金為大清，建立了滿、蒙、漢三個八旗，為入主中原做了充分的政治、軍事、文化和人才的準備，終在1644年完成清帝國的統一偉業。在這裏，我想提一提清朝創業中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莊妃。她不僅以民族利益為重，成為統治階級內部凝聚的核心，而且能吸收、繼承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治國之道，集結、吸引各族優秀人才（如她對洪承疇的說服），為推翻明政權的準備立下了大功。可以說，一部清帝國的建國史，仍然是“古國—方國—帝國”這一公式的重複。

上述北方民族的文明起源與發展，顯然不完全是由本族自然成長的文明因素的積累，相當程度上是因受到漢族文明的影響，依靠歷史的借鑒和特定的歷史環境才以較快速度走了國家發展的捷徑，因此，我把這種發展模式的文明稱為“續生型文明”。

六、文明要素與文明因素之辨
問：有一些西方學者曾把“城市”“文字”“青銅器”視為“文明三要素”。國內也有人使用過這種提法。但有的學者不同意三要素之說，而提出了另外的幾要素。您能否就這一問題談一談。
蘇：剛才我講了，古城、古國是社會變革的產物，是數種文明因素交錯存在、互相作用的綜合體。各區系自有各區系特有的文明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出現的不同條件（契機）。因此，很難說進入文明時代在物質文化方面有什麼統一的標準，或者說是有相同的物化形式。城市、文字、青銅器這三者固然是文明因素，但不必把他們說成是“三要素”。“要素”者，缺一不可。世界各地和中國的考古發現一再說明，有一些文明是“三缺一”，甚至缺得更多，卻有其他現象說明當時社會已經完成了由氏族公社到國家的轉變。因此，我常說，不要從概念出發，還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什麼文明因素就是什麼文明因素，然後分析其綜合發展程度能否說明當時已進入文明階段，看看各區系的文明因素經過“輻輳”“輻射”的交流，有哪些逐漸變成中國古代文明的共同因素。這是一個由淺入深、由個別到一般的研究過程。正如不必急於把“壇、廟、塚”說成是“中國文明因素”一樣，也不必急於把“稻穀、蠶絲、玉器”說成是“中國文明因素”，更不必在中國史前史上另劃出一個“玉器時代”。當然，也不要貶低甚至否定“壇、廟、塚”或“稻、絲、玉”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它們最終都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因素。

七、“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的說法不確切
問：關於中華民族形成的途徑，也是讀者關心的重大問題，能否展開談一談？
蘇：我多次講過，中華民族是大熔爐的產物，而各文化區系也都是熔爐。這和以往所說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有著明顯差異。過去把黃河中游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如果把它看成是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重要凝聚作用的一個熔爐，可能更符合歷史真實。因此，對研究民族的組合與重組、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來說，區系類型的研究仍是重要基礎。中國古代文明多源一統的格局鑄就了中華民族經久不衰、歷時不散的生命力。
在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古國”階段是各先遠支系形成期，也是多源一體格局的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間最為明顯。
“方國”階段是夷夏關係互為消長和夷夏共同體重組、新生的階段，大約在戰國時期，多源一體格局初步形成。
“帝國”階段把初步形成的多源一體格局從政治上固定下來，並不斷得到強化。
當萬年之前農業發生後，由於自然地理環境的不同，形成了三大經濟文化區：華南水田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華北和東北南部旱地粟作農業經濟文化區，東北北部、內蒙古高原、新疆、青藏高原狩獵採集經濟文化區，這是文化區系的第一次組合。

約在西元前6500年到西元前5000年間，在三大經濟區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若干區域性的考古學文化。如黃河流域的老官台—大地灣文化，磁山—裴李崗文化，後李—北辛文化，內蒙古東南、遼西的查海—興隆窪等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彭頭山—城背溪文化，等等。西元前第4千紀間，由於農業的繼續發展和人口的增殖，在一些地區形成了殖民墾荒浪潮，出現考古學文化的大傳播和不同文化間的接觸、影響、融合。如廟底溝類型的大舉西遷到甘青之間，向北湧入河套地帶；大汶口文化通過膠東半島渡海移民到遼東半島；等等。這是文化區系的第二次組合，約在西元前3000年之際，各區系稍有先後進入所謂“早期龍山”“龍山”階段。各地分別以快輪制陶、養蠶繅絲、專業治玉、漆器工藝、燒制石灰、夯築技術、冶金技術等等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而這些新技術一旦出現，就會有一個推廣過程，即匠人流動、文化傳播的過程。同時也就促進了經常性的交換、貿易；刺激了掠奪、戰爭的經常化和武器的改進；出現並不斷強化防禦工事；引起了社會的大動盪、大改組，進入“古國”時代。這是文化區系的又一次大重組，表現為考古學文化分佈圖的大改觀，也是中華民族中漢民族形成之前最重要的一次重組，由此奠定了多源並趨向一體的基本格局。
進入“方國”時代，亦即夏、商、周三代已有文字記載，出現了“四夷”與“華夏”的區分。

如果說，夏、商兩代還是“諸夷猾夏”“諸夷率服”那種夷夏較量而互為消長的話，周王朝時期則是“以夏變夷”為主流，在周初的大封建中，將“殷民六族”分封給魯公時，要求“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將“殷民七族”分封給康叔時，要求“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將“懷姓九宗”分封給唐叔時，要求“啟以夏政、疆以戎索”。這都是按當地傳統辦事，有一點類似今天的“特區特辦”。這正是孔子讚歎“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一個原因。西周之後又歷經東周五百年的夷夏融合，夷夏共同體——漢民族終於形成。秦漢帝國能使多源一體的中華民族得以形成、鞏固，可說是水到渠成。

八、長城是各民族文化的熔爐
在中國古代史上，南北朝時期又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時期。陝北、晉北、冀北及內蒙古南部這個大體東西向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從史前到三國時代是北方畜牧文化與黃河流域農耕文化接壤、過渡地帶。長城內外的兩種經濟類型、兩種文化傳統的民族（群）長期接觸、共存，既經常衝突，又需要互補而互為依存。它是一條很寬的“帶”，直到近世仍是“那達慕”盛會分佈的地帶。“那達慕”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組織農工產品與牧業產品的交流。長城是農區與牧區的分界，長城地帶也是一個活躍的民族熔爐。在歷史大動盪時期，這一地帶經常起到緩衝的作用。建立北朝的北方民族正是通過這一地帶的若干“口岸”南下的。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即所謂的“五胡亂華”，與歐洲的所謂“蠻族入侵”不完全一樣。“五胡”是牧人，他們雖也帶來戰亂，但還有北方民族充滿活力的氣質與氣魄。北朝的文化十分昌盛，其遺物、遺跡顯現了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結合的光彩。北朝文化在都城建築以及農業、科學技術、藝術等方面都留下了可稱為瑰寶的遺產。大唐盛世的諸多業績源於北朝，北朝經濟的發展也並不比南朝遜色。總之，北方草原民族不僅為中華民族注入了生命活力，還帶來了歐亞大陸草原民族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方民族南下的另一後果，則是造就了大批中原人南遷形成的“客家人”式的新群體，至於客家人在發展我國南方和東南亞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當然無須多說。所以，只有用新觀點、新方法，才能從浩瀚的文獻和考古史料中發現既有中國特色，又符合一般規律的民族形成的歷史脈絡，重建一部內容豐富而又符合歷史真實的中華民族史。

九、多源一統、曆久不衰的原因
問：先生能否更深一層地談一談中國歷史地形成這樣一個多源一統的國家、中國文化又歷年不絕的主要原因？
蘇：多源一統的基礎結構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產物。有地理的因素，如多樣的天時、廣闊複雜的地利，造就了原始經濟的多樣性、文化的多源性。但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沒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阻隔，有利於族群與文化的流動、接觸和多次重組，我在前面已談到，從距今萬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三次大的文化組合與重組，就是在這樣一個舞臺上演出的。如果說，最早的三大經濟類型區中所見各自的共性，還主要是因經濟類型的一致而引起的，那麼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黃河流域，自西至東，從隴山到渤海，老官台—大地灣文化、磁山—裴李崗文化、後李—北辛文化雖然各有起源，各有特徵，但在經濟類型、日用陶器的制法、某些器別（如支座、磨盤、磨棒）甚至器形等多方面所表現出的一定共性，至少暗示著曾經存在過的聯繫。再如，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紹文化的廟底溝類型有著強大的擴散能力，其影響從關中向北達到黃河河套，向西直達甘青之交，向南至於長江沿岸，向東抵今山東省腹地。特別是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所謂“龍山時代”，幾乎整個黃河、長江流域各區系考古學文化的面貌，呈現了相當的一致性，以灰、黑陶的三足器、圈足器、袋足器為共同特徵。

上述諸例，意味著文化的交流、族群的組合與重組，是在六大區系之間交互進行的，發展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或裂變，或撞擊，或融合。特別是到“龍山時期”八方文化精華輻輳中原之後，出現了以傳說中堯、舜為代表的“中國”。此後，這個“中國”就再也沒有真正地分解過。當然從堯、舜的“中國”到秦皇、漢武的“中國”，又經歷了多次重組。意識形態上與之相應的則經歷了由共識的中國到理想的中國而達現實的中國。
這裏所謂共識的中國，指在“萬邦林立”的條件下，中原的古國由於治水、居中的地利以及個人等因素，萬邦諸侯“朝覲、訴訟之中國”的“中國”，這個“中國”，只是一種共識。理想的中國，就是《詩經•大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種“中國”，大一統“中國”的願望雖已明確，也只是周王朝的理想。真正成為現實的，則是秦漢帝國。所以中國多源一統的格局的形成，既有天時地利的環境條件，更有源遠流長的族群、文化融合的歷史趨勢以及思想上的共識等原因。

十、中華文明的精華
問：您提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問題，不論是歷史學者、其他學者還是一般讀者，都非常感興趣，非常關心。
蘇：回顧歷史，中國文化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被提出和受到重視的背景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兩個轉捩點。“五四運動”前後，國家、民族面臨危亡，社會上出現了對中國文化的反思：中國文化落後了，需要向西方學習什麼？答案之一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即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際，對中國歷史的反思又一次被提了出來：要開放，要建設現代化，建設什麼樣的現代化？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和歐美式的，當然不行。我們要建設的是與五千年文明古國相稱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五千年文明的精華是什麼，民族靈魂是什麼，精神支柱是什麼的問題。中國文明起源、中國文明特色、中國文化傳統等問題，正是社會轉折時所引起的歷史反思的組成部分。這兩次歷史反思的社會思潮也就是引發我夢想的最初萌發和更為完整的契機，也是中國考古學20年代產生和80年代走向成熟的時代背景。

各國歷史有各國特點，各民族有各民族特點。特點就是差異，既有體質上的差異，也有民族氣質、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有些文化傳統可能隨社會的變化而消失，或被新的傳統取代，唯構成民族特性的傳統精神往往世代相傳。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起積極作用的傳統，我多次提到過的有：
精于工藝，善於創造。這一特點可以上溯到中國猿人那裏。他（她）們採集劣質的石材（例如脈石英），卻打造出小型石器。這一傳統在其後數十萬年中一直傳承。如良渚玉器的細雕工藝、絲綢、漆器、瓷器、“四大發明”以及流傳至今的數百種民間手工藝，總體的精巧水準在世界上似無與倫比。中國農業亦以精耕細作聞名於世，直到今天還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這一傳統與勤勞、樸實、自強不息的美德融為一體，幾乎可稱為是創造中華文明的基因之一。

極富相容性和凝聚力。中華民族的形成主要不是由於外力、武力，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交融、組合與重組，並在思想上形成了越來越強的認同趨勢。當“中國”產生之後，君權（王權）的大一統政策促進了民族的融合；漢民族之外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給中原民族注入新鮮血液，促進了中華各民族的進一步融合，由此產生了更強的凝聚力。自秦漢建立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以來，從總體來說，分裂是短暫的，統一是主流。在維繫中華民族的紐帶中，方塊字發揮了巨大的凝聚作用。方塊字以形、意為主，能克服各地方言障礙，在不同方言區域內，比較容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和推行統一的政治，大大加強了中華民族的相容性和凝聚力。
玉代表了一種崇尚高潔、堅貞、溫良的美德，體現著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人類從會製造石器起，就有機會與玉石打交道，後來又把令人賞心悅目的“美石”選出來製作裝飾品和貴重用具。真正把玉與一般石材區分開而用來製作珍貴飾物的是萬年以內的事。例如距今七八千年前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出土了十多件真玉器物，除一件玉錛外，均為裝飾品。玉的一個特點是“溫”，冬天摸玉，有溫潤感。玉又有特點為“堅”，除金剛石以外，幾乎無物能克。中華民族把玉所具“溫潤”“高潔”“堅硬（貞）”等特點，轉化到人文觀念中，納入社會生活。玉器體現的美德是中國民族特有的文化現象，又是自史前時期以來一直承襲著的傳統。

近期我曾反復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對“天、地、君、親、師”的崇拜與敬重，是中國人傳統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體現。
中國除了有些政教合一的少數民族以外，從來沒有高於王權的宗教，也就是沒有國教。一些外國人不能理解，於是想出來一個中國人自己並不認可的宗教——“儒教”，沒有教主，沒有教規，沒有教義，也沒有宗教意義上的經典。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確有最高崇拜的物件，這就是“天、地、君、親、師”。
我國古人對“天、地”，賦予了超自然的屬性。這裏的“天”，是一種抽象的權威象徵，一種不可抗拒的超自然正義力量。大家熟悉的明、清兩代的天壇，就是皇帝通天對話的神聖之地，可是在祈年殿裏並沒有設置一般宗教廟宇裏的那種偶像。這是由於任何偶像都不足以代表天的偉大。從祈年殿到圜丘之間的天街東側，有所謂的“七星石”，實際上，那應是泰山的象徵。對於“地”的崇拜，反映了追求人與自然的協調。至於對“君”的崇拜，則反映著對於社會秩序化即國泰民安的追求。對於“親”的崇拜，我看至少包括“祖先崇拜”以來至現實生活中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內容，是維繫、協調人際關係的重要紐帶。對“師”的崇拜，則是要求對文化、知識的尊重與繼承。
如果今人能夠對這一思想體系賦予這時代的新含義，就能夠更好地去對待自然，重視和協調人與自然和人際的關係。敬老愛幼，尊師重教，繼承發揚這樣的文化傳統，就能對現代化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化、大眾化的當代中國考古學，也就能站到現實社會中應有的位置上。

十一、世界必將走向“大同”
問：謝謝！最後還請您作為中國考古學會的理事長，在世紀之交，向《明報月刊》的讀者展望一下中國考古學的遠景。
蘇：人生短暫，我已是八十八歲的老人。我不諱言老，我很欣賞英國哲學家羅素講的哲理。他說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應該像一條河——開始涓涓細流，在狹窄的堤岸間行進，沖過岩石，跳過瀑布；其後水量變大，堤岸後退，流速湍急；最後，沒有明顯的停頓，匯入大海。我意識到和年輕的考古同人在一起，似乎融入其中，與事業合為一體，生命將在事業的發展中得到延伸。1994年我的第一本考古論文選集獲得首屆國家圖書獎一等獎，朋友們前來祝賀。我平靜地回答大家：“同喜！同喜！事情是大家幹的，這是學科的榮耀。考古學是人民的事業。”

承香港商務印書館美意，不久將出版一本我的大眾化的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簡潔地說出來。這不僅是給考古同行做個交代，也希望使史學、民族學界以及其他對中國古史有興趣的海內外朋友們，理解最近二十多年來許多中國考古學者奮鬥的目標和成果。我的願望是希望大家清醒地看到，我們已取得的成績是很有限的，僅如一部大書的序言，未知數是大大的。跨世紀、21世紀的考古學新局面是不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的，事在人為，老一代人當然應該繼續發揮作用，但終究有賴於年輕一代的拼搏、開拓。不僅學科整體如此，就是一個重要課題也往往需要一代接一代地像接力賽那樣傳遞下去。
今天當我們站在新的起跑線上迎接21世紀時，需要同時完成雙接軌的任務。一個是“古與今”的接軌，也就是如何循古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來看未來的中國，如何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積極因素變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一種動力。另一個就是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的接軌，要求在認識上把“區系的中國”上升為“世界區系中的中國”。中國東部、東北部、東南部的史前文化與東亞、東北亞、東南亞乃至環太平洋文化圈有著廣泛的聯繫。例如作為饕餮紋祖型的那種眼睛部位突出、誇張的神人獸面紋藝術風格、有段石錛等就與環太平洋文化圈中的同類因素可能有源流關係。進入成文歷史時期之後，“四夷”的概念在不斷變化，秦漢以後的“四夷”主要指漢民族以外的邊疆四隅的兄弟民族。這“四夷”正是中國同外部文化的連接點與橋樑，很難把中國與世界文化截然分割開，這是其一。還有，在中國，從舊石器時代起，從來就不是封閉的、孤立的，這已為許多考古發現證實。中國歷史上誠然有過“中華帝國無求於人”的閉關鎖國時代，但“閉關鎖國”只不過是封建統治者的主觀願望。事實上的中外交流幾乎一天也沒有停止過。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如此，不見經傳的條條通路更是如此。史不絕書的溝通中外的功臣的業績，只是中外交流銀河中的一些明亮之星。這是其二。或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世界上沒有其他文明古國能像中國這樣，既有如此廣闊的文化區域，又有如此長久的文化傳統。研究這樣一種文化實體，無疑將不斷概括出新的理論認識，對世界文明史取得越來越多的發言權。中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人類必將對“地球村”的過去和未來取得共識，現實世界必將走向“大同”！

訪問整理：邵望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教授）

修訂：俞偉超（中國歷史博物館原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