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文化的時代傳承（簡體書）

《閩文化研究學術論叢之五：閩文化的時代傳承》以“閩文化”中的文學研究、歷史名人研究、藝術研究等為主要內容，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品格，彰顯了“閩文化”的博大精深，并賦予“閩文化”研究新的意義。
《閩文化研究學術論叢之五：閩文化的時代傳承》既可作為相關研究人員的參考資料，又可供廣大熱愛福建地方文化的讀者閱讀。

趙麟斌，現為福建省閩江學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州市首屆杰出人才，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專家津貼《閩江學院學報》主編，兼任福州市閩都文化研究會副會長1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長，福建省五緣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文社科研究院特聘院士兼客座教授1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客座教授，加拿大布魯克大學國際高級訪問學者，已出版專著（含合著）、主編50部，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閩文化研究方面主要論著有：主編《閨臺民俗散論》、《閩臺民俗新論》、《閩臺民俗述論》，編著《福州民俗文化述略》，評注《垂涎錄》（合著）、《閩都民俗風情畫》、《閩都民俗風采畫》等。

《閩文化研究學術論叢之五：閩文化的時代傳承》：
五代十國時期既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分裂戰亂的時期，又是一個發展變革的時期。其間，不論是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還是南北方的其他割據勢力；都面臨著政權建立之后的體制建設問題。明清變革之際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五代之制度：“迫脅臣民，止供其無厭之求，制度設施，因唐末之稗政，而益以藩鎮之狂為。”'其言辭雖激烈，卻也明晰了一個事實，即五代制度對唐制既加以承襲，又做出了較大的革易。在這一系列的體制建設里，中央財政管理體系的建設則是基礎工程，而國計使這一官職的出現正是五代時期在傳承中革易唐代中央財政管理體系的產物。
學界關于五代十國時期國計使職的研究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重點多集中于中原王朝（后梁、后唐）的國計使職，對閩國國計使職的研究著墨較少。相比較而言，閩國國計使職產生于閩國由唐末的威武軍政權發展成為獨立王國這一過程中，此職在十國之中又僅見于閩國，且任職官員常擁有極大的權力，足以影響閩國的政局，因而進行閩國國計使職的研究對于我們更深入地認識閩國的歷史具有一定的意義。
一、閩國國計使職的淵源
“國計”一詞意義多樣，具體到經濟層面則可指代國家的財政。據筆者所見，“國計”一詞早用來指代國家財政出自于《荀子》一書，其《富國篇》中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此處的“國計”所指即為國家財政。
唐代是五代制度發展的基礎，而唐時“國計”一詞仍與國計民生緊密聯系。如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史官李吉甫撰寫了《元和國計簿》十卷，這是我國部財政會計著作。而后文宗朝還有韋處厚“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
以“國計”冠作使職之名早出現于五代時期的后梁王朝。《資治通鑒》后梁乾化二年（912）七月條云：“丙寅，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即張全義）為國計使，凡天下金谷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胡注）梁祖受禪，以博王友文領建昌宮使，專領金谷，友硅既殺友文，故廢之而置國計使。”由此可知，國計使系朱友珪設置以替代建昌富使的使職。究其改制原因，是為了消除朱友文的政治影響。
所謂建昌宮使就是建昌宮的主管官員，而建昌宮是朱溫在其原據有的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的財稅體系的基礎上建立的后梁中央財政機構。建昌宮使在后梁太祖朱溫僭越稱帝前稱為判建昌院事，朱溫稱帝之后始改稱建昌宮使，改稱前后朱溫均以其養子博王朱友文出任主官。至于由判建昌院事改稱建昌宮使的原因，《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三》開平元年（907）五月條云：“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繁，因總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為宮，蓋重其事也。”從“重其事”亦可以看出建昌宮使的設置是帶有強化中央財權統一，鞏固統治基礎之意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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