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

吳密察、陳永興專文推薦！二二八事變先驅紀錄《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最新修訂第三版時隔33年於台灣再度發行。

【本書簡介】
◎「二二八事變」的先驅紀錄──《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最新修訂第三版，時隔33年，於台灣再度發行。
◎新增〈國際〉部分，看日本戰敗後，台灣為何沒有如其他日本殖民地一樣獨立？「二二八」為何無法避免？
◎引用事件發生前後相關報章報導、政府來往公文，完整紀錄「二二八」發生的背景與過程。

最新第三版！增錄〈國際〉部分，分析二二八事變前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處境，以及為何二二八事變無法避免的根本肇因！

吳密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陳永興／《民報》發行人　專文推薦

《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第一版於1984年在美國出版，早在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人在1987年發起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之前。書中引用來自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報刊報導與公文，完整紀錄「二二八」發生的背景、過程，以及台灣各地的狀況與相關的人物，在海外引起廣大的回響。1990年本書第2版在台北出版發行，對於後續研究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學者有相當大的幫助。

2017年最新第三版，因近年來對二二八事變的相關受迫害者的狀況更加明晰，〈人物〉部分有較多的修訂，另增加〈國際〉部分，分析釀成「二二八革命」無可避免的始作俑者，是怎麼拿下台灣的？

誠如作者們所言：
「針對這個台灣人世世代代、永誌不忘的大事件──二二八革命，我們竭力搜集資料，以台灣人民的立場，重新整理評估這件史實。本書的出版，並不是為少數個人寫傳記，而是為一代烈士立碑塔。讓我們更深入檢討當年失敗的教訓，作為來日成功的借鏡。」

王秋森
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紐約大學環境醫學助理教授、紐約州雪城大學化工系教授、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與陳婉真、陳進財及李賢群在洛杉磯創設「台灣文化事業公司」，並發行《台灣新社會》月刊，現為《環保資訊》月刊撰述。

陳婉真
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畢業，歷任中國時報記者、台灣戒嚴令下第一份地下刊物《潮流》創辦人、美國發行之《美麗島周報》總編輯、洛杉磯台灣同鄉會會長、立法委員、南投縣政府社會局局長、彰化縣政府新聞局局長、文史工作者，現任《民報》彰化特派員。

李賢群
俄亥俄州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台灣新社會》月刊編輯、南加州南灣台灣同鄉會會長、「台灣人公共事務委員會」（FAPA）洛杉磯分會理事，現為全美台灣人權協會會長。

李堅
留美學人，美南《半屏山》雜誌創辦人之一、《台灣新社會》月刊編撰、美國《台灣公論報》總編輯，現為美國《太平洋時報》專欄作家。

【推薦序】
前事莫忘，重掘歷史
吳密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的大傷痛，也是影響台灣近代史的歷史大事件。但是，事件發生後的四十年間，這個事件成為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甚至連「二二八」三個字都不能說出口。這個台灣近代史上的傷痛，就一直埋藏在台灣人心底的最深處，即使事件中犧牲親人的遺族們，也只能在社會的闇黑角落中獨自哭泣。

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際，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民間人士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因壓制而沉潛的社會記憶才逐漸浮出水面，台灣社會瘖啞的聲音才衝決了威權政體的桎梏。二二八事件終於可以一點一滴地被談論、被重建。但此後即使又過了三十年，二二八事件還是有不少空白，仍然未得全貌。

王秋森、陳婉真、李賢群、李堅四人合著的《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出版於1984年，早在鄭南榕、陳永興、李勝雄等人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在那個時候出版這樣的一本書，作者四人可說是黎明前夕的鑿光人，光是這份努力就夠讓人讚賞了。

當時由於史料深禁、研究乏人，所以早期流通於海內外（島內的數量極微）的二二八相關書籍，若非相關人物的回憶錄，就是火藥味極濃的控訴書，《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意圖在史料闕如的荒煙蔓草堆中掃出一條可供後人行走的路徑。即使已有不少史料出土、研究成果也有相當累積的今日觀之，這部具有先驅意義的《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整體架構也可以說大抵無誤，也就是先梳理事件的背景：政治歧視／殖民的延續、經濟統制／分贓的加深、社會文化差異的擴大，民怨不斷沸騰，終於到了引燃事件的緝菸事件，次日群眾遭到長官公署的機槍掃射，於是憤怒之火向台北市各處蔓延。

這把火也很快由北而南、自西徂東，於是各地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紛紛成立；隨著時程推進，各地處委會成員、學生、群眾的組合也有差異、矛盾，而官方始終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和對抗者虛與委蛇，另一方面亟盼南京中央政府迅速派兵來鎮壓。這顯示了台灣人的怒火雖全面，但對於時局的想像與研判終屬不足，到了3月8日二十一師自基隆登陸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就此展開，包括其後的清鄉，台灣社會再次遭到踐踏，台灣人遭到殺戮、禁閉。

《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的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反抗的歷程。先是在海外透過有限的史料和外文文獻補破網，其後終於在1990年正式在台問世。次年，官方以學者的初步調查報告為基礎，開始展開事件的平反工作。所以，不僅二二八事件本身要見天光是掙來的，相關的敘述詮解也是如此。

《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在初版33年後再版，除了提醒台灣人前事莫忘，這條重掘歷史之路更是台灣人必然得持續下去的志業。

浴火重生，重讀二二八
陳永興／《民報》發行人

婉真姐是當代女中豪傑，她文武雙全，曾任報社特派員，筆鋒甚健，尤其在戒嚴威權時代就敢挑戰獨裁的蔣家，仗義直言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創辦地下刊物投入黨外雜誌陣容，最後甚至走上政治改革的選戰，成為國民黨政府打壓的對象。

但婉真不屈不撓，美麗島事件成為漏網之魚，遠走異鄉，在美國繼續投入革命陣營，批判國民黨不義政權火力十足。返台後更與從事台獨建國的朋友在街頭挑戰國民黨的容忍極限，與軍警對峙，準備從容就義，膽識勝過千軍萬馬，過去台灣從反對運動走到今天民進黨執政的三十年當中，她是極少數堅持理想不向現實妥協的奇女子。我常把她想像成台灣史上的謝雪紅，是極少數讓我從內心感佩的台灣革命鬥士。

二二八事件，是二次戰後台灣人民反抗外來政權國民黨，最為重大的一次衝突事件。事件當中台灣人民如何被鎮壓？被欺騙？被出賣？被屠殺？被逮捕？這些經過是最值得台灣人民深入了解、痛切反省，從血淚斑斑的歷史中學習慘痛的經驗和智慧，才是探討二二八歷史最大的意義。因此婉真姐會重印這本書，一定有她的用心良苦之處，也一定是她了解二二八是台灣人民的革命教材，也是台灣人民要獨立建國必須重新省思的課題，只有走出二二八的傷痕和陰影，才能走向台灣人未來光明的前途。婉真和其他幾位同志前輩，共同整理二二八史料，重印這本有關228的重要史書，相信是抱著浴火重生的心情，準備迎接未來台灣獨立建國志業實現的決心，希望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因此我受囑為本書寫序，同樣是我自1987年推動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迄今共同的心願啊！

【作者序】
三版序
王秋森／2016年8月15日

今年（2016）2月27日，美國南加州34個台灣人社團共同主辦2016年二二八國殤紀念會。陳婉真應全美台灣人權協會之邀，以「二二八與轉型正義」為題在紀念會上發表演講。會後我們相聚交談時，咸認為本書於1984年在美國洛杉磯發行初版迄今已32年，於1990年在台北發行第2版（台灣初版）亦已過了26年。有鑑於收入本書的歷史資料相當難得，因此決定略予修訂，並增加〈國際〉部分（由李堅撰寫），在台灣發行第3版。

不同於許多業已問世的二二八相關人物的個人傳記，本書的取材與撰寫著重於將二二八發生的背景及過程做一全貌的呈現。新增的〈國際〉部分使本書內容更為完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人的國籍如何被改為中華民國？奉盟軍統帥指令來台接受日軍投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如何欺壓台灣人和掠奪台灣人的資產？全島各地的志士如何在飽受欺壓和掠奪後奮起抗暴？熱血奔騰的青年學生如何舉槍起義？暗中聽命於統治集團的「士紳」如何擾亂人民陣營？蔣介石如何派大軍來台屠殺數以萬計的抗暴志士、專業人才及一般民眾？美國政府當時採取了甚麼態度？本書從歷史資料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用詞方面，本書於此次修訂時儘量將「本省人」、「外省人」及「中國大陸」修正為台灣人、中國人及中國。

但為了引用完整的原始資料，當時的文件、海報、傳單及相關人物的談話和廣播的用詞（譬如長官公署、中央政府、光復、本省、外省等）則不加修改。當年使用的縣市名稱可在附加於本書第一部分〈背景〉的1947年台灣行政區域圖找出其位置，出現於文中的舊町名則在其後註明現今街道名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歷代中國政府的領導人對台灣人的談話同出一轍。蔣介石於1947年3月10日的一次講話中，要「台省同胞，……無負於全國同胞50年來為光復台灣而忍痛犧牲，艱苦奮鬥」。習近平在今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提出，「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他們口口聲聲稱台灣人為同胞，其目的就是要消滅台灣民族意識。

二二八史實告訴我們：無國之民必會一再遭受強權的壓迫、掠奪及殺害；被併吞的人民不可能獲得平等待遇；不敢扭轉命運的民族必然會受命運擺佈。二二八是代代台灣人不可或忘的血淋淋教訓。研讀與討論二二八史實的目的並不是要記仇，而是要深化對此慘痛教訓的體認，加強獨立建國的決心。

再版序
王建生1989年9月27日

本書於1984年在美國出版後，因甚獲海外台灣人的歡迎，不到一年即全部售完。五年來雖然一再考慮在美國或台灣再版，但因同時也希望在再版時盡量予以增補與修正，以至於將再版的日期一延再延。今年5月，陳婉真以自力救濟的方式從美國回到台灣參加鄭南榕烈士的出殯以後，便開始著手再版的工作。婉真是一個說做就做到的實踐者，本書的再版終於在她的奔走之下付諸實現。

5年來雖然已有數本述及二二八的傳記或專書陸續問世，但類似本書的取材、編排與觀點則尚不多見，而且本書流入島內的本數可說寥寥無幾，因此本書在台灣再版應仍有其價值。本書再版時承自由時代出版社和前衛出版社的編者仔細予以修正，謹致謝忱。至於本書原有的錯誤則仍是作者的責任，希望讀者能予指正，以便於第3版再予修正。從本書初版至再版的5年間，台灣的反對運動陣營與國民黨政權兩方面都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在反對運動陣營方面，民進黨於1986年的創設，替政治、社會、文化運動開拓了更大的活動空間。然而在言論禁忌充分突破以及運動團體紛紛成立之後，反對運動陣營目前正面臨成長的瓶頸。在國民黨政權方面，蔣經國之死雖然結束了蔣家統治時代，但並未改變其外來政權的本質。3年來的所謂開放實際上只是包裝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以國安法代替戒嚴令。在這個拒絕認同台灣的外來政權的繼續統治之下，貧富差距逐日增大，社會風氣加速惡化，環境污染有增無減，整個社會正朝著衰敗的方向奔馳。

42年前的二二八前夕，台灣人面對的是一個既貪婪又殘暴的外來統治者以及它所帶來的經濟恐慌。二二八發生42年後的今日，台灣人面對的仍是同一個未改本質的外來政權以及它所製造的不公、不義、混亂、污濁與罪惡。42年來，成千上萬的烈士雖然已經為台灣人的建國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段路程，但距最後目標尚有很長的路途。今天在民進黨裡面竟然還有不少人反對台灣獨立的主張，令人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愚民教育的收效，也更令人感到了解台灣人歷史的重要與迫切。

不了解本族歷史的民族必然會不斷受到外來統治者的蹂躪，這已是不待驗證的定律。處於台灣人尚在追求建國目標的今日，了解台灣人的歷史，尤其是二二八這一段歷史，顯然是一項迫切的工作。在結束之前，讓我們重讀一次1947年二二八前夕正在台灣旅行的中國記者唐賢龍寫下的一段遭遇：

有一次，我曾笑問旅館中的一個台灣年輕的下女（女服務生的日文名稱）：「你們為什麼老叫我們為『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是『中國人』嗎？」
「不是。」她很肯定地回答我，接著便又說：「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你們既然是台灣人，自然也是中國人。難道台灣不是屬於中國的嗎？」我接著又問了一句。
「不是。」她依然很肯定地回答我，並且說：「我們台灣不是屬於中國的！」
「為什麼？難道台灣屬於日本的嗎？」我感到她的回答很奇怪，便更加緊地追問了一句。
「我們台灣也不是屬於日本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她說了這一句，便不願再跟我談話似地，掉轉頭，大踏著木屐走開了。

序
陳婉真／1984年2月28日

一面是青年學生、都市群眾，熱血奔騰，舉槍抗暴；一面是商家百姓踴躍捐輸，共衛鄉土。
一面是有心之士殫精竭慮，奔走呼號；
一面是投機政客掣肘出賣，喪失機先。
一面是統治者假意曲成，笑裡藏刀；一面是大軍壓境之後濫捕濫殺，血流成河……。
這是一個史無前例、激昂動盪的大時代；這是一個台灣人世世代代、永誌不忘的大事件──二二八大革命。

然而，37年來，在統治者惡意掩飾，台灣人驚懼過度的政治情況下，「二二八」成為島內高度敏感的政治禁忌，成為海外一部分人士的圖騰口號──僅此而已！這麼一件台灣史上空前的大事件，這麼一件數以萬計的台灣人壯烈犧牲，造成至少20年「精英斷層」的重大史事，在事隔37年後，遍翻史籍，竟然找不出一本記載完整的專書，更令人痛心的是，這些殘缺不全的舊籍，竟沒有一本是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寫的，先烈志士被誣指為暴徒、流氓；起義抗暴被視為是作亂暴動。

檢視現有關於二二八革命的書籍，除了少數新聞記者留下比較客觀的報導之外，不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掩飾歪曲之作，便是別有用心者故意誇大當時中國共產黨對「二二八」的「貢獻」，這種說法，正迎合統治者所謂「受奸黨暴徒利用」的誣衊，兩者都是對台灣人民的惡意曲辱。

我們為史料不彰深感羞愧，為先烈的犧牲深感悲慟。因此，37年不嫌晚，我們決定竭力搜集資料，試著以台灣人民的立場，重新整理評估這件史實，讓我們更深入檢討當年失敗的教訓，作為來日成功的借鏡。

二二八起義事發倉促，不但統治者一時措手不及，人民領袖也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匆匆「應戰」。因此，在台灣人的陣營裡顯得派別眾多，意見紛亂，力量分散，使這個全面性的革命運動，功敗垂成。

二二八失敗後，被瘋狂屠殺的先烈志士或被棄屍荒野、或被活活掩埋、或被拋入海中……，絕大多數受害者的家人無處認屍，甚至連家中神主牌上也不敢列入先烈名字。反觀統治者方面，37年來，殘殺人民越狠的，官位升得越快，越背叛人民的「台灣人」，越獲得高官厚祿的賞賜，越被利用以粉飾，製造其「重用台灣人」的假象。統治者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我們必須強調，《1947台灣二二八革命》的出版，並不是為少數個人寫傳記，而是為一代烈士立碑塔。但是，限於史料的不全，及長輩的顧慮，本書所記的史實經過，尚難概括全貌，多少地區性的戰役、多少感人的點滴已被淹沒；多少先烈的經歷事蹟，甚至連姓名、犧牲人數都無從詳細查考。這些，有待全體台灣人更急迫、更專注地補足。

為了對歷史負責，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在二二八革命中，不少「騎牆派」士紳，在台灣人占優勢時，一面急於出面領導，一面和敵人暗通款曲；當敵人援兵開到之時，立即遠離人民陣營，甚至和敵人同聲一氣，呼籲台灣人趕快「各安其位」，出面「自清」。有多少善良的人民，就是聽了他們的呼籲，在「各安其位」的途中被射殺，在「自清」聲中坐牢受累。

每念及這些亡魂，不能不令人切齒痛恨，這一批無恥士紳的典型，踩著多少二二八先烈血跡，向劊子手搖尾乞憐，攀援附會，搜刮聚歛，不但他們本人「生榮死哀」，甚且庇蔭子孫。今日在國民黨政權中，少數擠身高位的「台籍」政客，即不乏此等人物，實「應請全省同胞共棄之」！

雖然這些人中，也有少數後來幡然悔悟，挺身向統治者作溫和的對抗如李萬居者，或至少能「有所不為」，如遠渡東瀛、客死他鄉的林獻堂，都能善保晚節。但騎牆士紳在二二八期間的行為，縱騙得過一時，終究歷史還是塗改不了的。

本書在撰稿過程當中，除了史料不全，難免有遺珠之憾外，在遣詞用字方面，為存真起見，儘量以當時的用語表達，例如「長官公署」、「中央政府」、「外省人」等。又如當時的廣播內容，除語意表達不清者，儘量不做修改。這種用詞，只在尊重史實，絕非對其認同。此外，台灣行政區域之劃分30多年來迭有更易，書中所用縣市街道名稱均為當年通用者。

這本書的完成，我們要感謝提供圖書資料的熱心同鄉；供給原始資料的長輩；以及許多在美工、校對、打字、圖片製作、編排……等各方面予我們大力協助的朋友們。我們更希望讀者能予我們指正，提供更多資料，作為日後修正版的依據。

末了，且讓我們翻出當年志士在一份傳單上的呼籲作為結語，彼此互勉：

「全省」同胞們！我們要認清楚了！我們的先烈志士所流的血，不要使其白流了！我們要打開眼睛，不受欺騙；我們要繼續奮鬥，以組織的力量爭取自由與權利，確保真正的高度自治；我們要保護650萬同胞的生命，群起反抗，爭取最後的勝利！
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會，學生組織學生會，青年組織青年同盟，區鎮鄉里村鄰組織自衛團，快快聯合起來，緊急動員起來，我們不得讓死去的同胞含冤地下。

吳密察‧前事莫忘，重掘歷史
陳永興‧浴火重生，重讀二二八
王秋森‧三版序
王建生‧再版序
陳婉真‧序

第一部分　背景
歷史上的轉捩點
從失望到憤怒
巨變中的不變
空前的掠奪
動盪的二月

第二部分　戰況
星火燎原
七日民主
大屠殺
尾聲無聲
第三部分
失敗的原因
二二八的影響
評估

第四部分　國際
引言
中國國民黨如何拿下台灣
通令第一號──日本帝國占領地及領土的處置
1947年的美國外交電文──台北，南京，上海與華府

第五部分　人物
陣亡或被殺害者
被逮補者
「自首」者
潛往中國者
人民之敵
其他

附錄　二二八大事記
參考資料

空前的掠奪

戰爭，是人類數千年來一直無法逃避的劫數。而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人類用以自相殘殺的武器，也在一次次的戰爭中出現了駭人的「突破」。

空中轟炸，可以說是二次大戰中的一項「突破」。它的運用，使前方與後方的界線消失了。任何後方地區，如果不幸被圈選為轟炸目標的話，便會在一次大空襲中化為焦土。日本廣島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大戰末期，台灣被美軍選為轟炸目標之一，在美機夜以繼日的猛烈轟炸下，遭遇了空前的浩劫。任何具有戰略價值的地方，如港口、橋樑、機場以及軍工廠都被炸得面目全非。甚至連商業區和住宅區，也幾乎變成廢墟。

而在大戰結束前兩年，日本的兵力及物資已漸趨枯竭。於是它開始徵調台灣青年，一批一批送往日本本土以及它的占領區充當軍伕。據統計，被送往新加坡、馬來亞、南洋群島、朝鮮、海南島、滿州（亦稱東北）及日本各地的台灣人，最少有3萬。台灣的勞動力因之大減。

同時，為了供應軍方的需用，台灣地區的糧食及各項物資亦被搜刮殆盡。在一次又一次的搜刮之下，人民若有番薯籤充饑就很幸運了。學生制服上原有的銅製鈕扣及住屋門窗上原有的銅製品，都一一用木製品取代下來，然後送到軍工廠去供製造軍火之用。當然，汽油是買不到了，民間的卡車都改用木炭行駛。

處在這種困境中，休戰是一個何等令人歡欣的訊息！人們又是何等急切地期待著重建家園的日子！

破壞後的破壞
以台灣人擁有的科技知識，將整個台灣復原應該不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但是，戰後從「祖國」派來的陳儀這一班人，卻使台灣
人對復原的希望迅速變成絕望。原來，陳儀的目的並不是復原，而是劫收。他帶給台灣的並不是重建，而是破壞。
陳儀這一班人的劫收是極有計劃的，是鉅細靡遺的，是刮而又刮的。在劫收政策下，本來未被美機炸毀的工廠也遲遲未能開
工。工廠受劫收之害的程度，最好以數字說明：

根據行政長官公署的調查，從日方接收過來的356個工廠中，僅有70個左右在美機轟炸下受了重創。但是到1947年初，卻還有190個工廠尚未開工。為什麼不能開工呢？因為陳儀這一班人的「復原」步驟是，先賣成品，次賣原料，接著賣機械，最後賣廠房。這種「復原」的結果是，工廠一個一個解體了。而這些被拆下來的機器、零件都一件件出現於上海的市面。工廠的關閉，導致了民生用品的缺乏，更製造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日產流失知多少？
大戰末期，雖然台灣民間的物資奇缺，官方及軍方卻仍囤積著相當充裕的糧食、日用品和原料。
根據一位曾經參與日產登記與移交的日本經濟學者的估計，陳儀這一班人接收的日本公私財產，包括軍火及40億美元（以戰後物價尚未膨脹前之市價計算）以上之物資、房產及土地。
在軍火方面，據台灣警備司令部的公報，它接收了：
65個機場。
900架軍機。
525艘大小艦艇。
2,000多輛戰車及卡車。
1,368門各類火炮。
133,423枝各種輕重槍枝。
6,852萬餘發彈藥。

軍火之外，日本陸、海軍囤積於台灣的軍糧、軍裝、醫藥及各項器材，亦都被接收。其中僅糧食一項，其儲存量即足供20萬軍人長達兩年之食用。軍裝則存有50〜60萬件。

被接收的非軍事財產可分成四大類：
日本官方財產。包括「公有地」、公共建築物、港口設備、鐵路、電話電報系統、警察通訊系統、電台及各種國營企業。
公共社會福利機構。包括學校、醫院、研究所、農場、實驗所、訓練所。
郵政儲金、保險公司的保險金，及許多投資與信用機構擁有的私人儲蓄。其中包括許多台灣人的儲金及投資，亦被接收。
日人私營企業。包括糖廠、鳳梨工廠、化工廠、礦區、林場、醫院、戲院、印刷廠等。
日本平民回日時，每人只能攜帶一件行李（只限隨身衣物、日常用品及食糧）和日圓1,000元，其餘的家產都必須變賣、送人或放棄。
總結起來，當時的日人公私產業占台灣產業的80%以上，日人的公有地和私有地，占台灣土地面積的70%以上，日人的房產占台灣所有房產的30%。這些日產，實際上都是日本據台50年間取自台灣的東西，按道理是應該歸還台灣人的。但是經過陳儀這班人的劫收，這一大筆財產便一變而成為國民黨政權的，而其中一大部分已成為中國四大家族及政學系的私產了。

公以濟私、黨即是國
中國的四大家族與政學系，就是利用國民黨政權的力量，壓榨人民長達20〜30年的五個財團。他們的主腦人物是：
第一個集團──蔣介石的蔣家。
第二個集團──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的宋家。
第三個集團──孔祥熙的孔家。
第四個集團──陳果夫、陳立夫所領導的CC系。
第五個集團──政學系。
其中，殿後的政學系規模不如四大家族之龐大，又不以家族為中心，因此較不為一般人熟悉。但因劫收台灣的陳儀是此系要員之一，故值得比較詳細地說明一下。
政學系溯源於1910年代。當時中國被幾個大軍閥割據，而以袁世凱為首。與袁分庭抗禮的是岑春煊。在岑領導之下，有一班政客組織了政學會。會中著名人物有李根源、楊永泰、張群及吳鼎昌。其後政學系成為北洋政府中不可或缺之集團。蔣介石北伐時，張群首先代表北方軍閥與之勾結。
南京國民黨政權成立後，楊永泰即出任蔣介石南昌行營祕書長，而張群、陳儀等政學系大將亦各據要津。1936年楊氏被刺殞命，張群繼之取得該系領導地位。進入40年代之後，政學系光芒四射，該系主要人物張群、吳鼎昌、翁文灝、陳儀等人均在國民黨政權內扮演重要角色。
1942年，陳儀出任國民黨政權行政院祕書長。開羅會議後，蔣介石即將劫收台灣之計劃交陳研究。陳儀之「出長台灣」，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即已確定。
上述的五大集團，每一個都像一隻八爪魚一樣，在中國緊緊抓住人民不放。戰後，這五大集團的巨爪便延伸到台灣來。他們的榨取手段真是五花八門。對於公家財產，則「公私不分」、「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樣樣都來。對於民間的財產，則製造謠言、乘機操縱市場，然後大撈一把。
甚至於利用政權的命令，大量徵收，然後化公為私。在這樣掠奪、榨取之下，國家就屬於這五大集團的了。
當然，對於榨取人民，這五大集團是一致的。但他們彼此之間，卻存著很大的矛盾。他們便在共同擁護蔣家為領袖，而彼此互相勾心鬥角的情況下大劫大撈。

陳儀的六大將
屬於政學系的陳儀是中國浙江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先後任職於北京政府及軍閥孫傳芳幕下。國民黨政權興起之後，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1934至1942年間，任福建省主席。因倒行逆施，遭人民竭力抨擊。在這段期間，他培養了一批親信，戰後便帶到台灣來。下列就是他的6名大將：

葛敬恩。原為一名軍閥。來台後任長官公署祕書長，獨攬人事大權，一心引薦親友。他的女婿李卓芝，便因他而出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後因貪污2000餘萬台幣，被調為台北市專賣分局長。他的胞弟葛敬應亦因他而出任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
嚴家淦。曾任福建省財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初任交通處長，後調任財政處長兼日產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的幾家官商合辦的銀行，如台灣土地銀行、工商銀行、華南銀行，以及上海幾家私人銀行，都有他以化名投資的股金。
胡福相。曾任福建省保安處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務處長。
周一鶚。福建省民政廳長。隨陳儀來台後，擔任民政處長。
包可永。隨陳儀來台後，擔任工鑛處長。
柯遠芬。隨陳儀來台後，擔任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
陳儀雖然自兼警備總司令，但軍事大權實際上均操於柯某手中。言論的控制以及新聞記者的「失蹤」，便是他的「傑作」。

東亞榖倉鬧米荒
台灣素以產米著稱。每年稻作2至3次，年產量曾高達980萬日石（1日石約合180公升），其中一半輸往日本。即使在大戰的最後一年，仍生產了490萬日石之米。因此，在日治時代從未發生米荒。
大戰末期，台灣民間雖然缺乏糧食，日軍軍方則仍囤積了充裕的軍糧。陳儀這一班人抵台後，迅速接收了日軍儲備的物資與糧食。這些物資轉眼即以「支援國軍反共保台」的冠冕理由，一船一船地運往中國。而實際上，這些東西於運到中國以後，大多囤積於私人倉庫待價而沽。
在台灣，陳儀則承襲日治時代的辦法，實施糧食配給。
但因接收過來的米穀已被運往中國，長官公署乃於1945年11月27日派了20多隊「糧食勸徵隊」分赴台灣各地徵糧。收購的米價是1斤1元，還不到農民的最低成本。
至於配給方面，平均每人每日配米8兩，只夠做一頓飯。當時中國軍米的配給是每人每日25兩，產米之鄉的台灣人民配米量竟不及中國軍人的三分之一！
尤有甚者，彰化自1945年12月中旬，台北市自同月20日起，就停止配給了。高雄則每月只配給4次，僅可供10天的食用。當時尚留在台灣的日軍也因缺米而提出抗議。
在陳儀製造的「米荒」之下，米價一漲再漲。1945年8月大戰結束時，食米每斤約0.3元。同年12月3日的市價是1斤1元。翌年元月每斤10元，2月中旬漲至17元。1947年2月上旬，則每斤高達40多元台幣，而且是有錢無市，拿了台幣到處跑也買不到米。米價漲到這種程度，勞苦大眾及失業者又回到以番薯、雜糧充飢的困境。因飢餓而自殺的消息常常見諸報端：

台南飢饉，同胞不願行乞，或強劫或因缺食而自殺者時有所聞。（見官方報紙《新生報》，1946年1月2日）
此間近聞萬華地區亦有因食糧問題服毒自殺者。（見《人民導報》，1946年1月5日）

長官公署公開承認台灣的米荒不是缺糧，而是人為的囤積居奇。但是，究竟是誰囤積？是誰居奇？糧食局一口咬定是大戶。於是糧食局會同警備總司令部，公開聲稱要調查存糧、取締囤積、懲辦奸商、嚴防走私、限定米價、辦理平糶、計口授糧。
做了一大堆官樣文章，結果大戶一個也沒有抓到，米價仍頻頻上昇，人民仍在配銷處外面排隊買米。

五天五地
當飢餓的人民每天在配糧處門外排長龍陣的時候，高級官員卻將一船船的白米，在武裝保護下走私到日本去。當時日本亦處於缺米的境況，米價奇高而黃金價錢甚低。於是，一船船的白米去，一箱箱的黃金歸。來回幾趟，這些高級官員便什麼都入手了。當時流行「五子」的說法：就是條子、房子、車子、金子、女子。來台不到幾個月，陳儀這一班人便都「五子」登科了。當時，又有「五天五地」的流行語：

美機轟炸，驚天動地。
日本投降，歡天喜地。
貪官污吏，花天酒地。
警察蠻橫，黑天暗地。
物價飛漲，呼天喚地。

於是，在陳儀這一班人來台幾個月後，舊總督府（即今總統府）大門出現了一幅大漫畫：一隻喪家之犬垂頭喪氣走出去，一隻愚蠢之豬搖搖擺擺走進來。

吃紅土的白螞蟻
因劫收引起的糧荒，直接威脅到人民的生存，這是長官公署無法掩蓋的罪行。其他不勝枚舉的大小劫案，雖未危及人民的生存，但亦大大斲傷了台灣的經濟元氣。下面是幾個當時轟動全島的案子。

第一件
貿易局長于百溪，於接收時將大批日方物資隱匿變賣，得款數千萬元台幣。旋即利用職權上的方便，將這筆巨款以「採購機器紗布公款」名義匯往中國上海購買物資，再運回台灣配售各機關大發其財。雖經台灣人一再向長官公署密告，卻如石沉大海。直到1946年9月間，由中國國民參政會所組織之全國接收清查團台灣區清查團團長劉文島赴台之際，台灣人向他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于某撤職，移解法院辦理。因于係嚴家淦、包可永的心腹，陳儀又拖了一段時日，在不得不辦的窘境下才予撤職。但在台北地方法院逮捕于某後，長官公署反而以移交手續尚未辦理的理由，將他保出。

第二件
專賣局長任維鈞，於接收時貪污牟利，被《民報》揭露。任某大怒，在台北各報遍登啟事，竭力為自己辯護，並限《民報》於3日內舉出證據，否則將依法向法院訴究云云。啟事一出，《民報》即在報上公開答覆，舉出貪污500萬元台幣的確證，並且註明其他若干貪污證據待搜齊後再予報導。最後《民報》堅決要求任某向法院起訴。任某見證據鑿鑿，遂不敢置答。陳儀於獲悉此事後，一面派人向《民報》警告，不得再揭發隱私，致干法紀，一面怒斥任某：
你既不敢與民報打官司，便不應該在各報登啟事，迫使人家檢出你的貪污證據來。你真糊塗，簡直丟盡了我們的臉！滾！你趕快回去自殺罷，你無臉再來見我。

因任某係陳儀的顧問沈盟訓的太太的人，被斥後只請了兩週假，便又好官我自為之了，直到接收清查團台灣區團長劉文島來台時，經人密告，劉氏才要求陳儀將任某撤職，移送法院審理。但與于百溪一樣，任某也在被移解法院後獲保釋。
于、任兩人被保出後，在移交時又大作手腳。他們一面燒毀日本人留下的原始清冊，虛稱已經遺失，一面以多報少。任某在移交清冊中，竟列有：
食鹽被人民搶去1萬擔。
紅土（即最好的鴉片煙）被白螞蟻吃掉了70多公斤。
糖損失數十萬斤。

於是輿論大譁。1萬擔之多的食鹽被搶，為何事先不報？為何報紙從未刊載？白螞蟻竟會吸食鴉片，真是千古奇聞！

第三件
台北縣長陸桂祥，串同縣內某區之裘區長，在接收時將大批物資隱匿變賣，達數億台幣之鉅。經縣參議會及縣民檢舉後，縣政府發生一場怪火，會計室內的日本人原始清冊以及接收後所有的帳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連一點紙片都沒留下來。接著，台北縣稅捐徵收處內的稅捐收據也被燒得精光。陸某於怪火之後，一面向長官公署陳報，指稱怪火係奸黨莠民所放，縣政府損失慘重，亟待善後，一面招待記者，公開宣稱：
外面有人傳說我貪污，那完全是區長裘某的造謠。因他在區長任內，貪污公款60餘萬元台幣。後來被我查出，正擬予以拘捕時，他已捲款逃了。
這個記者招待會是於1946年10月間舉行的。其後便無下文，裘某既未抓到，陸某亦仍穩坐其縣長寶座。

第四件
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李卓芝，於接收該公司印刷製版用的幾部總值約1,200萬元台幣的大機器拆下來公開標售，然後暗中託人以40萬元的標價買下來。他這40萬元現款來歷已經不明，而其利用職權套購公家機器之罪行則更明顯。後李卓芝改調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繼任印刷紙業公司的總經理發現其中毛病，遂向他追索。李某乃企圖以5萬元行賄。新任總經理寫一專呈，連同賄款陳送長官公署請示辦理。但是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是李卓芝的岳父，葛敬恩截得該專呈後便批令將其賄款5萬元繳存台灣省合作金庫，而李案則按下不辦。李某依然穩坐台北專賣分局局長，直到他口袋裝滿以後才離開台灣。

上面舉出的例子，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中比較重大的4件而已。當時貪風之盛，可以從國民黨之黨報中華日報1947年2月18日的一篇報導窺豹一斑：
台省當局，為視察全省專賣局產銷情況，並且盤查各單位對於接收產物之虛實起見，特派會計處、財政處、設計考核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四機構，於去年10月間，會同
派員出發各地清查，歷時3月始畢。清查結果，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均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

「攻擊貪污便是漢奸」
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
戰後的第一個農曆新年，這樣一對春聯便出現於台灣鄉間。上聯諷刺的對象是長官公署的宣傳委員會。因為宣傳委員會的官員，開口閉口就罵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不配做中國國民，不配與「祖國」同時實施憲政，而這些官員看到日本人卻又卑躬屈膝，像父母一樣地事奉，令台灣人看起來極不順眼。下聯諷刺的對象便是貪官污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