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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中國:國家與新全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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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了解近代中英政治文化互動的濃縮之作

中國的崛起,會改變長時期由西方工業和民主國家建立起來的國際體系嗎?
儒家傳統蘊含可以與現代世界的人類普世價值相融通的道德前景嗎?
崛起的中國,能夠引領中華文明的更新,以促進國際體系的平等嗎?

本書根據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所作的演講修改而成。作者是以海外華人的視角來思考「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過程,視野寛廣而具歷史的深思,討論了中國人關於中國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意識,追尋了將中國推向現代全球轉型的特徵,並描繪了中國不得不面對的自身陣痛,說明崛起的中國,應如何引領中華文明更新,在當今聯繫緊密的世界中尋求恰當的定位。

如想從中國傳統根源到追尋路徑來思考中國現代化的過程,這部沉思集是不可失的著作。

本書特色:
1. 作者為著名的歷史學家,在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方面均有深厚的研究根底。這本為講稿改寫成的著作,篇幅不長,是為一本了解近代中英政治文化互動的濃縮的歷史課題之作。
2. 專業而又從中國歷史文化本位出發,冷靜客觀分析中國人關於中國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的意識,並深究了將中國推向現代全球轉型的特徵。
3. 普及的歷史政治學讀物,適合不同年齡層人士閱讀。
4. 此書分別探究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世界觀、「民族」、「國家主權」、「革命」等概念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演變,並藉此總結中國近百年來如何努力邁向現代化國家,並重建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相連之路。
王賡武,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主席,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BE),當選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名譽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士,榮膺國際學術獎、福岡亞洲文化獎。歷任馬來亞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1957-1968),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授、遠東歷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1968-1986),香港大學校長(1986-1995),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1997-2007)。

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海外華人、民族主義、華人移民等,涉及歷史學、文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近年作品有《中國與東南亞:神話、威脅和文化》(1999)、《海外華人:從土地束縛到爭取自治》(2000)、《1800年以來的中英相遇:戰爭、貿易、科學及治理》(2003)、《另一個中國周期:致力於改革》(2014)等。

前言

第一章  世界歷史中的中國

第二章 另一種民族國家

第三章 主權關係並非絕對

第四章 革命是新的天命

第五章 現代性、國家與文明

附錄 天下──境外看中華

前言

    中國之成為激辯的焦點,始自清末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們有史以來第一次試圖重新定義中國。辛亥革命之後,帝國(empire)讓位於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概念,中國人開始尋求他們的現代身份,重新設計政治體系並重新書寫歷史。革命成為新的領導者在一個基於國家主權的世界中尋求合法性的源泉。他們很快就發現,要將共和國與他們繼承的政治文化協調起來異常困難。他們感到,他們的共和國既不是帝國,也不是民族國家,於是力圖通過工業文明和科學,並融合優秀傳統,來更新中國。

    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中提出,這種更新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努力為之奮鬥的國家重建過程的核心。從遭遇西方現代民族帝國之後,清帝國的精英們就力圖通過革命來抵禦外來控制。遭到失敗之後,他們轉而訴諸傳統以保持其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同時對那種將中國置於邊緣的主流世界歷史話語提出挑戰。

    反思正在進行中的全球化過程,我想起錢穆1952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這本書幫助我重新思考中國歷史。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人如何以中華民國取代了清朝政府,以及為何這一民族主義的大膽嘗試出人意外地以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而結束。1952年,離這一震驚世界的事件僅僅三年,我對此記憶尤深。

    余英時當時是錢穆的研究生,因而他應該讀過這本書。像他的老師一樣,余英時也是一個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從外部省察中國現代化道路之變遷的局內人。他們兩人在寫作時,都懷着今日不復多見的對中國轉型的一種感情。在經歷了中國的革命和現代化之後,他們都離開大陸,繼續探索是甚麼使得中國的政治和文明如此獨特。

    不過,我對中國國家的思考來自一個通常從外部來看待這一主題的華人的視角。大約60年前我去造訪錢穆的時候,我的研究課題是關於康有為和孫中山及其在英屬馬來亞的經歷,以及他們與大量生活工作於殖民環境中的中國人的交往。他們兩人都看到了西方在亞洲擴張的一些影響。馬來亞提供了一種英帝國的視野,即以在倫敦的英國政府的眼光,或者從航行於各大洋的艦船甲板上來看待世界歷史。對於他們的帝國歷史學家來說,中國是遠方一片離奇的大陸,處於全球海上強權的邊緣。相比之下,中國歷史學家們則在調整他們的世界觀,以對這一動態系統中的強弱對比作出反應,並使中國找到自己在新的全球話語中的合適位置。

    本書中的論文,代表了我對中國人努力建立現代國家和文明的理解。他們解讀歷史,以求找到理解這樣一些問題的線索:中國人如何應對,諸如在兩千年帝制之後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問題,以及他們如何通過擁抱現代性來復興獨特的文化傳統。對於這個主題,中國國內及海外已經有了大量的相關研究,這裏所集結的論文並未涉及當前學界的所有討論。我也意識到用英文寫作必然影響我對中國發展進程的描述。有時我所用的詞語無法傳達中國人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想。我意識到,努力將中國土生土長的概念與源於歐洲史學的概念相匹配,這本身就是正在進行的更新過程的一部分。我相信,為了理解推動當今中國發展的動力,其他人跟我一樣,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狀況。

 

王賡武 

20122

 

第一章  世界歷史中的中國(節錄)

    今天的主流世界觀源於歐洲民族和國家對權力的追求,它已經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然而,人們意識到這樣的世界觀,根本是歐洲中心視角的產物,這一視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得到全方位的擴展。中國人也注意到其他地方的專業史家正努力從一種邊緣的、更少歐洲中心的角度來理解以往的歷史。他們相信,新的方式部分得益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歐洲經驗的主導性比過去減弱了,部分源於對全人類的人文關懷的進步,因為人們相互了解越來越多。在全球視野變化的今天,正是考察中國學者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大好時機。

    就目前階段而言,這可以在各個成員國家相互平等的新國際秩序中得到實現。對於平等的肯定,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聯合國的成立,給予每一個政治實體以平等地位的觀念是新穎的,也代表了迄今為止人類歷史最具遠見的路徑。如果各國都能參與到協調一致的行動中來,在理論上就能將世界上的衝突減至最少,但是到目前為止,結果並不理想。為建立聯合國達成一致,是在西方盟國戰勝了德、意、日三國組成的軸心集團之後,戰勝國包括英國、法國、美國、蘇聯和中國,他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被賦予永久成員國的地位,對遞交到聯合國的議題都擁有否決權。現在,中國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意識到,這是一場勝利者的盛宴,它並不能反映目前的權力狀況或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真實願望。因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宣導的重寫世界史顯得為時過早,其修訂版本也並未得到廣泛認可。

    當代的世界史話語主要還是目的論的,對歷史的解讀主要是追述歷史上成百上千的部族和國家如何演變成王國、帝國和民族國家的過程,其中,每一部族或國家都對所謂文明或文明社會做出了貢獻。主流話語認為,18世紀創立於歐洲並在當今被認可為規範的主權民族國家體系,可以作為未來安全與和平的基礎。這當中的預設是,每個國家邊界的神聖不可侵犯可以得到保證,每個國家都遵守由所有行動一致的國家所決定的統一規則和實踐。儘管這一目標仍然虛幻,但對於那些期待一個更加穩定的世界秩序的人們來說,通過書寫歷史來支持這一理念仍然充滿吸引力。

    那麼,這些方式如何影響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地位?這就引出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即中國意味着甚麼?中國人自己如何理解歷史上的中國概念?以及,當其他國家和人們談及中國時,他們表達的是甚麼意思?顯然,他們並不總是在談論一個帝國或一個民族。人們很容易看到今天的中國版圖曾經是,也一直是,幾個帝國和許多部族、種族、民族和原民族的家。這就像明確我們在談到中國人時有哪些人被包括進來一樣,很容易就能識別不同的中國人社羣、社會和文化。

    中國人能夠接受這樣一種觀念:世界歷史是普遍的並植根於文明當中。中國的思想家,以世世代代的儒家學者為代表,宣稱他們的理念是普遍的,而這可以成為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人類歷史的基礎。古代通過道德權威而展示出來的宇宙秩序觀念,是為了解釋人之為人的根據。大視野的歷史學家們,從漢代(前206—220)的司馬遷和班固,到公元78世紀的劉知幾,11世紀的司馬光和18世紀的章學誠,都從容地描繪了一種以中國為基礎的、體現在他們所知的世界中的普遍主義。他們都使用“天下”這個詞,只是以各自的方式表述了這一普遍主義的不同版本。而“天下”這一概念,首先指的就是一種道德和文明世界的疆界。

    把歷史看作與部族、王國、帝國和國家的權力和財富相聯繫的不斷變化的過程,這也是中國人能夠理解的。中國史學家歷來認為中國歷史是對統治者治國平天下(包括對文明的貢獻)的功績記錄。如果某些王朝和帝國因缺乏對理想秩序的認同而征戰不已,結果就會破壞對任何一種普遍主義的信仰。中國人看到了一個穩定的中心的必要性。他們將中國(中央之國)的概念設想為一種政治秩序,這種政治秩序同時也成為道德權威的源泉。小規模的國家、王國甚至帝國會在中央國家周圍相互征戰,但是如果他們遵從中央國家所代表的價值,他們就是順應歷史的,是按照正確方向發展的。因此,對很多中國思想家來說,歷史證明中國在幫助世界文明化的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那麼,這是否也意味着中國對尚未書寫的未來歷史也能貢獻某種關鍵的視角呢?

    現在的主流世界觀是中國人從150年前、從清王朝被歐洲諸帝國打敗後就準備接受的。但是,接受這種世界觀比人們預想的要艱難。從滿族統治結束起,中國的地位就開始變得模糊不清。西方歷史學家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曾經的帝國。但是,正如中國史學家所反駁的,中國是一個受其他國家侵略的半殖民地,它僅僅是力圖恢復其獨立,力圖建立一個共和國。這種相互對立的解釋表明了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家在處理國際關係事務時所需要克服的一些矛盾。用現在的話來說,中國想要成為一個現代多民族國家,成為聯合國的一員,但是在某些人眼裏,命名問題仍然存在,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老帝國,需要與其殖民區域脫離開來。這些人指的是現代帝國時期中國將西藏和新疆納入版圖,而這就將歷史爭議帶入了當代國際政治之中。

    這裏的問題不僅涉及世界歷史,也是國際體系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人並不認同那種聚焦於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的詮釋方式。同樣,他們也不接受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解釋:認為台灣島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殖民地,接二連三地為外來力量所統治,如荷蘭人、鄭成功的福建水師、滿人、日本人,然後是蔣介石的國民黨。對中國人來說,將諸如帝國、殖民地和民族之類的術語,應用到中國的前現代歷史,這種理解是有時代錯誤的。現在中國人在現代語境中應用這些術語,他們的立場是,當清帝國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帝國。然而,由於中華民國太軟弱,在幾十年時間裏都處於分裂狀態,其中一些領土淪為外國殖民地,而這證明了這個國家僅僅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觀點。因此,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重新統一其大部分領土之後,不再是一個帝國,而應該被比作一個從清帝國承繼領土的後殖民國家。在這個意義上,它並不是西方所界定的那種民族國家,其新的領導人也公開反對拿中國與歐洲民族國家作比較,並堅持指出,他們要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的多民族國家,恢復中國一直以來所具有的多元文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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