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心詩體與漢語詩性（簡體書）

本書是詩人、詩評家沈奇十五年來“論詩”“評詩”“談詩”的選粹結集，綜合了作者對新詩的深切體悟和價值評判，觀點獨特而學理深刻，個人色彩鮮明而論述嚴謹，對新詩背景、語言、流派、詩人等做了全面評述與分析思考，闡釋了自己的“詩思”和嘗試，對新詩、詩人、讀者都具有創造性的啟發意義。

沈奇，1951年生，陜西勉縣人，詩人，詩評家，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教授。出版《沈奇詩選》，《沈奇詩學論集》（三卷），詩話《無核之云》，評論集《文本與肉身》，《秋日之書》等十七種著作。編選《西方詩論精華》《現代小詩300首》《當代新詩話》等九種作品。發表詩歌評論及文藝評論一百余篇。

從“先鋒”到“常態”——先鋒詩歌二十年之反思與前瞻

一

2006年，是以“1986·中國詩壇現代詩群體大展”為標志的先鋒詩歌運動二十年，也是以“今天派”為開啟的大陸現代主義新詩潮運動三十年，在這樣的時節點上來反思過去二三十年的現代漢詩發展歷程，便有了特別的意義。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新詩潮的“突圍”，到的八十年代先鋒詩歌的濫觴，以及九十年代純正詩歌陣營的詩學紛爭所啟動的跨世紀先鋒詩歌的全面突進，時至今日，可以說，大陸現代漢詩的歷史性崛起，已徹底改變了百年新詩史的書寫理路，其大體脈絡節點，可歸納如下：

1.體制外寫作。

將原本就屬于個人性的詩歌寫作，硬性納入由國家意志掌控和意識形態主導的體制化創作軌道，迫使秉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本源性詩歌精神，異化為狹隘的時代精神之傳聲筒，和徒有詩形而無詩性的模式化復制，是中國大陸綿延近半個世紀官方詩壇的基本機制。這一機制憑借與之相應的官方詩歌教育的支持，至今雖然還發生著不小的影響，但已基本喪失了它的地位和宰制作用而日趨衰微。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當代中國詩歌的創造機制，在先鋒詩人們義無反顧的決絕進逼下，已逐步非體制化。包括一些體制內詩人在內的所有具有純正詩歌精神的詩人們，無不以脫離體制化寫作的禁錮而重返獨立自由的個人化寫作為歸所，并經由經得起時間汰選的創作實績，證明真正有效的詩歌寫作，是非體制性的亦即體制外的寫作。這一歷史性的轉化，是“新詩潮”和“后新詩潮”一脈相傳的先鋒詩歌運動所產生的為重要的歷史功用，并經由以周倫佑為代表的后期“非非”詩派的學理性討論與確立，為純正詩歌陣營所共識，且已漸漸內化為一種基本的詩歌創作立場，從根本上保證了現代漢詩的良性發展，在發生學和心理機制上的合理支撐。

2.民間立場。

讓詩歌回到民間，與當代中國人真實的生存體驗、生命體驗和審美體驗同呼吸共命運，以重建現代詩歌精神，并徹底告別官方詩壇的轄制，以自由、自在、自我驅動與自我完善的民間化機制，開辟現代漢詩的新天地，是二十世紀先鋒詩歌運動為我們留下的另一筆至為重要的精神遺產。

實際上，在由楊克主編，于1999年2月出版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封面上所特意標示出的那句口號，“藝術上我們秉承：真正的永恒的民間立場”，已提前為先鋒詩歌的這一精神遺產做了確切而虔敬的認領，并予以方向性的倡導（這一“口號”式的用語，在持續編選與出版的《中國新詩年鑒》中，一直沿用至今）。同時必須指出，這一“遺產”是由包括被劃分為“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在內的、所有參與先鋒詩歌進程的詩人與詩評家們所共同創造的財富，而非哪一詩派哪一詩歌陣營的“經營”，其間所經歷的艱難“突圍”與艱卓奮爭，以及各種挫折、磨難與考驗，更是共同承受的歷史擔當。

如今，這一遺產已轉化為純正詩歌陣營的一個優良傳統。我們可以看到，即或在官方詩壇迫于當代詩歌發展的現實挑戰下，開始越來越多地主動接納先鋒詩人和他們的作品，將其劃歸主流詩歌版圖，顯得空前寬容與開放時，大量的先鋒詩人們（無論是“老先鋒”還是“新先鋒”），依然堅持以民間立場寫作、在民間詩歌團體活動、在民辦詩報詩刊及詩歌網站發表作品為榮，儼然已成為另一種“主流”，并大有取“天下”而代之的趨勢。因主流意識形態的困擾而長期被單一化的詩歌生存狀態，終于為多元共生的合理生態所替代，從而使當代詩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與生機，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換。

3.對存在的全面開放。

由“第三代詩歌”所開啟的真正意義上的先鋒詩歌運動，以及隨后展開的第三代后民間詩歌浪潮，除延續朦朧詩對官方主流詩歌意識的反叛外，更進一步地消解了潛意識形態化的早期先鋒詩歌立場，將“寫什么”的問題導引至對存在的全面開放——從學院化、知識化的生存體驗，到民間性、草根性的生存認知，從人性、詩性生命意識的復歸，到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接納——百年中國新詩，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現代中國人的生存與生命現實，有著如此真實、如此真切和如此廣泛深刻的表現。

這其中，對一再被制度與潮流所遮蔽的存在之“真實”的探求，成為其核心的著力點。

從題材和內容上看，掩藏在主流話語背后的當代中國諸般生存真相、生活樣態、生命軌跡，以及反映在物質、精神、肉體、思想、心理、語言等各個層面的世態百相，無不有所涉及。包括新世紀以降，在急劇推進的市場經濟和商業文化主導下，當代人陷入被時尚所設計、被消費所宰制而生的迷惘、郁悶和新的彷徨，也得到多層面的反映。從主體精神上看，為魯迅所指斥的那種“瞞”與“騙”及虛假的文化形態之遺脈，在先鋒詩人這里，遭遇到全面的質疑與徹底的反抗，并經由詩的通道，找回了生命的真實與言說的真實。尤其在年輕詩人那里，毫無顧忌地袒露自己的心聲，事無巨細地追索存在的真相，直言取道，盡棄矯飾，寧可裸呈，也不造作，視虛假、虛偽、虛張聲勢等為詩性生命之大敵，一掃偽理想主義、偽現實主義及精神烏托邦在詩歌中的遺風。

盡管，在這種對“真實”的急于認領中，當代漢語詩歌暫時付出了諸如精致、典雅、靜穆、高遠等傳統詩美品質欠缺的代價，但就詩終是為了護理人的生命真實，以免于成為文化動物、政治動物和經濟動物這一本質屬性來說，我們寧可少一點所謂的“詩意”，也不能再失去真實。何況，或許只有在這片復歸真實的新生地上，我們才有可能復生真正可信任可依賴的詩歌家園。就此而言，這樣的追求與進步，已不僅僅是詩的、文學的進步，更是文化學、社會學意義上的進步。

4.語言意識的空前活躍。

人是語言的存在物。改寫語言，便是改寫我們同世界舊有的關系。因此，詩是經由對語言的改寫而完成的對世界的改寫——在這種改寫中，我們重新找回為“成熟”所丟失了的本真自我，以清理生命的郁積，調適靈魂的方向。

自“第三代詩歌”開始，綿延至今的先鋒詩歌浪潮，在繼承朦朧詩的精神傳統，對存在全面開放的同時，更將語言問題提升到本質性的高度，予以持久的關注和多向度的探求，從而極為有效地擴展了現代漢詩的表現域度，也極為深刻地改變了現代漢詩的表現方式和語言形態，其繁復、駁雜、多變及空前活躍，都是其他時代所不及的。

考察先鋒詩歌的語言演變歷程，大致可以歸納為四個向度：（1）“抒情性詩思”向度；（2）“意象性詩思”向度；（3）“敘事性詩思”向度；（4）“口語性詩思”向度。四個向度各有短長，也不乏交叉互動，造就了不少風格獨具、傲視百年的詩人和經典作品。這其中，尤其是“敘事”與“口語”兩個向度的引進，極大地改變了舊有的語言格局，并發展為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先鋒詩歌進程的主要方向，影響極為廣泛。以于堅為代表的一些重量級的詩人，更超前一步將四個向度有機地雜糅并舉，創造出具有整合性的新的語言形態和詩歌樣式，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詩美品質和詩想深度，為現代漢詩的發展奠定了一個更為堅實廣闊的基礎。雖然，這一方興未艾的“敘事”與“口語”浪潮，已開始暴露出一些負面的問題，但何以能在今天造成如此盛大的局面，并生成為新的傳統，無疑為現代漢詩詩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課題，也推動了現代漢詩詩學的深入發展。

二

當代中國大陸二十年之先鋒詩歌進程所創生的新的傳統之逐步形成與確立，已作為當代中國詩歌歷程的深度敘事而立身入史，并漸次由“運動”而“守常”，進入水深流靜的常態發展階段。“運動情結”的消解（失去明確的方向感），“先鋒機制”的耗散（失去何以“先鋒”的理由與對象），由“邊緣”而“主流”，由“反方”而“正方”，由“孤軍作戰”而“眾聲喧嘩”，以及由“走向世界”“與西方接軌”而回歸本土、自足自立，跨越世紀的當代中國先鋒詩歌正在逐步喪失它的本源動力與意義，邊界模糊，目標含混，只剩下一個趨于時尚化的外殼。盡管依然有新的、年輕的“生力軍”出來以“先鋒”為旗號，鼓促新的“先鋒運動”，但就其詩學理念和創作實際來看，與真正意義上的先鋒詩歌相去甚遠，大多只是因“先鋒性焦慮”而生，僅持有一種姿態而已。

因此，在對二十年先鋒詩歌所形成的上述傳統之正面作用給以充分肯定之后，需要再度反思與清理其遺留下來的一些負面的影響。

以“今天派”為代表的早期先鋒詩歌，以“地火的運行”和“造山運動”般的崛起態勢，開辟了一個新的詩歌時代。其運行的內在機制，是一種以個人的獨立人格、獨特才華與獨在的精神氣質為前提，在特定時空下走到一起的松散的“聯合體”。這樣的聯合體，除了詩歌理想的共同抱負和對政治風險的共同承擔外，幾乎再無其他什么可“共同”的了（包括共同的美學趣味和利益關聯）。這樣的運行機制，在今天看來，顯得特別超前而又尤為可貴，是之后又“先鋒”了二十余年而需要重新找回的理想境界。許多冷靜的詩歌研究者，多年來一直遺憾，后來的先鋒詩歌運動過于倉促地中斷了對朦朧詩傳統的有機繼承與發揚，而急于另起鍋灶，大概不無此意。

“第三代”及其后的先鋒詩歌，則一直是以不斷“運動”的方式和“波浪推進”的態勢來展開的，其運行的內在機制，帶有明顯的“群體性格”，或多或少地要受制于共同的美學趣味和利益關聯的拘束，難免失于立場的偏狹與淺近功利的誘惑。從“pass北島”到小山頭林立，從詩派、詩代的急促劃分，到小圈子意識的逐漸泛濫，“運動”成為一種“情結”，后浪推前浪變為后浪埋前浪……作為具有“史的功利”的先鋒詩歌運動，漸漸起了變化，派生出原本是先鋒之本義要反對的一些東西。

這其中，有兩點尤為突出：一是心理機制的病變，一是創作機制的病變。

心理機制的病變，造成先鋒詩歌運動之歷史合理性的偏離，并形成慣性驅動，致使獨立、沉著、優雅的詩歌精神長期缺失，而這樣的精神，才是使詩歌回到良性發展的根本保證。這種病變視詩壇為“角斗場”，或虛設假想敵，鼓噪時勢以借勢生輝，或急于“揚名立萬”、進入歷史，遂陷入姿態與心氣的比拼，鼓促浮躁氣息的蔓延。久而久之，“先鋒”成了一面徒有虛名的旗幟，缺乏實質性的內容和明確的方向，大家都在爭，但爭的只是那個“先鋒”的角色和虛妄的名分，或者說只是在爭那個以“先鋒”為標志的話語權。這也是造成后來純正詩歌陣營多種紛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創作機制的病變，造成先鋒詩歌品質的越來越泛化、矮化、平庸化。所謂誰都在先鋒也就沒了先鋒，唯以量取名而已，致使經典長期缺失，以致于連已有的經典（從朦朧詩到“第三代詩歌”所產生的經典）也失去應有的作用。許多后來者視寫詩為便利之事，只由當下入手，流上取一瓢，稍加“勾兌”，得標新立異之利就是，看似個性，實是無性仿生，有去路，沒來路，開了些炫耀一時而不結正果的“謊花”，更談不上“保質期”的長短了。究其因，無非經典意識的淡薄所致。這也是近年來大家趨于共識的“詩多好的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里有必要補充討論一下先鋒性寫作的發生機制所隱含的一些問題。

所謂“先鋒”以及“前衛”“探索”“實驗”等一類寫作，從發生機制來看，必然是以打破已成范式的原有創作形式而求突破為出發點，即“變法”以“求新”。具體而言，假設一種文體（或藝術種類）已形成一些基本的、常規的審美要素和結構模式（如詩歌的分行、精練、意象思維、抒情調式等），那么要變法求新，無非兩種取道：一是元素變構——取其文體要素之一二，放大變形，挖掘個體元素中新的審美潛質；二是結構變構——打破范式，重建關系，探索結構生成中新的審美品質。兩種取道的結果，都重在“可能性”，以獲取新的生長點、開辟新的道路。這樣一種機制，在文學與藝術發展的庸常期或停滯期，自是會生發摧枯拉朽而開風氣之先以更新發展的強大作用，包括與其伴生的各種先鋒運動，也自是不乏“史的功利”。然而，如果只是求新求變不求常，一味移步換形，居無定所，則必然導致典律的渙散與邊界的模糊，使現代漢詩的詩性與詩質長期處于不確定狀態，那又談何經典與傳統呢？

現實的狀況是，正是這種不確定性，一方面加劇了當代詩歌語言空間的破碎、隔膜、各自為是，導致雅與俗、經典與平庸，成了兩個互不相關的審美譜系而無從整合，一方面又造成個人話語的時尚化、體制化（時尚也是一種體制），淪為新的類型性話語的平均數。詩人們在無邊無界無標準的境況下自以為是，野草瘋長，大樹寥寥，只見新，見重要，難得見。

而經典畢竟是永遠的誘惑，焦慮也隨之產生。遺憾的是，大多數詩人都將新的焦慮習慣性地轉向新的“先鋒”而不是“保守”，殊不知可能性并不保證就可能導向經典性，可能性常常造就的只是一些重要而不盡的詩人與詩歌作品。而經典的生成，總是趨向于整合了先鋒與傳統的有價值的東西，而落于常態寫作的創作機制。

這使我們想到于堅的一句警言：“在此崇尚變化、維新的時代，詩人就是那種敢于在時間中原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