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的“思想革命”（簡體書）

本文集分為《兒童文學的“思想革命”》《作家與作品的思想探尋》《思想論辯與學術批判》三輯，所收錄的學術成果大多具有論辯性、批判性和建設性，能夠呈現作者學術風貌之重要一面，能夠覆蓋其潛心兒童文學研究三十來年的思想歷程。附錄《從感性到理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方法——以夏志清和顧彬的文學史寫作為參考》一文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成果，同樣具有思辨性。

朱自強

學者、翻譯家、作家，文學博士。日本東京學藝大學、大阪教育大學訪問學者，大阪國際兒童文學館客座研究員;臺灣臺東大學兼職教授，香港教育學院訪問教授。現為中國海洋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要學術領域為兒童文學、語文教育、兒童教育研究。出版《朱自強學術文集》（10卷）。具有代表性的個人學術著作有，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兒童文學的本質》、《兒童文學概論》，兒童文學史論著作《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現代兒童文學文論解說》、《“分化期”兒童文學研究》、《日本兒童文學論》，語文教育論著作《小學語文文學教育》、《小學語文兒童文學教學法》。以兒童文學的全部學術研究成果，獲得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

與左偉合作出版的系列兒童故事《花田小學的屬鼠班》（即《屬鼠藍和屬鼠灰》）獲泰山文藝獎，與朱成梁合作出版的《會說話的手》獲首屆“圖畫書時代獎”銀獎。翻譯出版學術對談著作《繪本之力》以及日本兒童文學名著十余種、繪本近百種。

國內著名兒童文學學者、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朱自強的學術自選集，國家出版基金支持項目。

本文集所收錄文章能覆蓋作者三十來年的兒童文學思想歷程，側重點在於“思想革命”，著眼於兒童文學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目標指向學科建設，相信對國內兒童文學研究將具有重要的文獻和學術參考價值，對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編校考究，印制精美，製作精良

·兒童文學的“思想革命”·

“兒童的發現”：周作人“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2

論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兒童觀………………………………14

“解放兒童的文學”：新世紀的兒童文學觀………………23

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困境和出路…………………………37

論健康的兒童文化建設的迫切性……………………………48

論少年小說與少年性心理……………………………………55

·作家與作品的思想探尋·

新時期少年小說的誤區………………………………………74

從動物問題到人生問題

——論沈石溪動物小說的藝術模式與思想……………97

論《寄小讀者》的歷史局限

——兼談“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的兩個“現代”……110

張天翼童話創作再評價………………………………………125

論文化產業的雙重評價尺度

——以“淘氣包馬小跳”系列為案例 …………………140

·思想論辯與學術批判·

“兒童文學”的知識考古

——論中國兒童文學不是“古已有之”………………155

兒童文學理論：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170

“反本質論”的學術後果

——對中國兒童文學史重大問題的辨析………………183

論“兒童本位論”的合理性和實踐效用……………………201

“本質論”與“建構論”的融合

——論《中國兒童文學史略（一九一六—一九七七）》

的文學史研究方法………………………………………221

新時期兒童文學理論的誤區

——吳其南的兒童文學觀質疑…………………………232

佩裡·諾德曼的誤區

——與《兒童文學的樂趣》商榷………………………251

兒童文化：如何建構？建構什麼？…………………………270

《兒童的文學》解說…………………………………………283

·附 錄·

從感性到理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寫作方法

——以夏志清和顧彬的文學史寫作為參考……………296

學術年表………………………………………………………316

後 記…………………………………………………………324

主編小記 ………………………………………………… 方衛平

“兒童的發現”：

周作人“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

一、《人的文學》：為“兒童”和“婦女”

爭得做“人”的權利

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大都把周作人先是當作一位文學家，其實，周作人首先是一個思想家，其次才是一個文章家。他自己就說：“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寫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麼所可取者也當在於思想而不是文章。”“我很怕被人家稱為文人，近來更甚，所以很想說明自己不是寫文章而是講道理的人，希望可以幸免……”①當年，錢玄同竭力鼓動周氏兄弟給《新青年》寫文章，看重的也首先是他們的“數一數二”的思想。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人的文學》一文。雖然此前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但是，當時人們對新文學的思想內容的認識，還處於混沌、模糊的狀態。《人的文學》一出，新文學運動的大幕才算完全拉開。之後，周作人又迅速發表了《祖先崇拜》和《思想革命》兩篇文章，將自己對新文學的思考，推到了現代文學思想起源的核心位置。

以往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在闡釋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時，往往細讀不夠，從而將“人的文學”所指之“人”作籠統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決的“人的問題”裡的“人”理解為整體的人類。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學》的思想論述邏輯之後，卻發現了一個頗有意味、耐人尋思的現象——“人的問題”裡的“人”，主要地並非指整體的人類，而是指“兒童”和“婦女”，並不包括“男人”在內。在《人的文學》裡，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對整體的“人”的論述，還具體地把“人”區分為“兒童”與“父母”、“婦女”與“男人”兩類對應的人。周作人就是在這對應的兩類人的關係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學”的道德問題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兒童和婦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學》的這一核心的論述邏輯，也是思想邏輯，體現出周作人的現代思想的獨特性以及“國民性”批判的獨特性。

雖然我們不能說，周作人的現代思想、“人的文學”的理念起於“兒童”，終於“兒童”，但是，周作人的關於“兒童”的思想（與關於“婦女”的思想等一致）構成了“人的文學”的思想源頭，這應該是有事實作依據的。

我們先從《人的文學》的文本解讀入手。

“五四”新文學思想是在顛覆封建專制的“三綱”這一基礎上建立的。可是，仔細考察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表達的現代文學觀，卻主要是在顛覆“父為子綱”“夫為婦綱”這兩綱，尤其以顛覆“父為子綱”這一封建傳統為激烈，卻沒有把“君為臣綱”作為批判物件。

在《人的文學》中，周作人簡明介紹了西方發現人的歷史，指出其出現了兒童學與婦女問題研究的“光明”，“可望長出極好的結果”，轉而說道：“中國講到這類問題，卻須從頭做起，人的問題，從來未經解決，女人小兒更不必說了。如今步先從人說起，生了四千余年，現在卻還講人的意義，從新要發見‘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學，總比不學該勝一籌罷。我們希望從文學上起首，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便是這個意思。”

對自己提倡的人道主義思想，周作人是這樣解釋的：“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理由是，，人在人類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樹木。森林茂盛了，各樹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卻仍非靠各樹各自茂盛不可。第二，個人愛人類，就只為人類中有了我，與我相關的緣故。”周作人進一步論述說：“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這道德問題方面很廣，一時不能細說。現在只就文學關係上，略舉幾項。”而周作人所舉出的“幾項”是“兩性的愛”（即“男女兩本位的平等”）和“親子的愛”（即“祖先為子孫而生存”）。以常理而論，周作人顯然是認為這兩項在“人的道德”中很重要，所以才先提出來加以論述的。

本來“如今步先從人說起”，要先“辟人荒”，卻說著說著，又從“更不必說了”的“女人小兒”說起了。既然“五四”新文學思想是在顛覆封建專制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那麼，“辟人荒”，提倡“人的道德”，本應從“君為臣綱”這一封建倫常說起，可是，周作人卻偏偏不說。在列出的作為人的文學“不合格”的十類舊文學中，只有“奴隸書類（甲種主題是皇帝狀元宰相，乙種主題是神聖的父與夫）”，與“君”沾一點兒邊，但是皇帝只與“狀元宰相”並列，未見有多尊貴，卻強調了“神聖的”“父與夫”。（本文著重號均為本文作者所加。）在論述“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這一“人道主義”問題時，周作人批判的只是“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他是站在“神聖的”“父與夫”的對立面上，為兒童和婦女說話。

以上所說的，就是《人的文學》的思想的真實面貌和論述的真實邏輯吧。

在判別道德方面，周作人特別看重對待婦女和兒童的態度，看其是否如《莊子》設為堯舜問答的一句“嘉孺子而哀婦人”。比如，周作人曾說：“一國興衰之大故，雖原因複雜，其來者遠，未可驟詳，然考其國人思想視兒童重輕如何，要亦一重因也。”①周作人還說過：“我曾武斷地評定，只要看他關於女人或佛教的意見，如通順無疵，才可以算作甄別及格……”②

其實，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張的“人”的文學，首先和主要是為兒童和婦女爭得做人的權利的文學；男人（“神聖的”“父與夫”）的權利，已經是“神聖的”了，一時還用不著幫他們去爭。由此可見，作為思想家，周作人在提出並思考“人的文學”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其反封建的現代思想的十分獨特的一面。

二、周作人的“人”的思想：批判“男子中心思想”、

警惕“群眾”壓迫

我讀《人的文學》，一直心懷疑問：周作人為什麼在提倡“人的道德”時，只批判“三綱”中的後兩綱，卻沒有批判居首的“君為臣綱”呢？

我在查閱相關資料、經過思考之後得出的結論是：在周作人的思想中，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綱主義”的思想根底；“帝王之專制，原以家長的權威為其基本”（所以才有“君父”和“家天下”之說），在非人的社會裡，在非人的文學裡，“家長”（男人）正是壓迫者。

這種思想的產生，與周作人的心性有關。作為人道主義者，周作人同情的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弱小者。早年，他的翻譯和“半做半偷”的創作，都集中在婦女和兒童身上。《域外小說集》對“弱小民族文學”的重視，主要也是出自周作人的情感取向。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弱小者是婦女和兒童。所以，周作人有詩云：“平生有所愛，婦人與小兒。”他在文章中，也曾引用《莊子》裡的“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表述自己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義思想。

對婦女和兒童的同情和關愛，使周作人的反封建的批判（包括對“種業”即國民性的批判）主要是從道德變革的層面，而不是從政治變革的層面出發。周作人倡導新文學，的動力是源自對於婦女和兒童被壓迫的深切同情，源自解放婦女和兒童的強烈願望，至於“人”（如果排除了婦女和兒童，這個“人”就是男人了），也許倒在其次。因為在周作人看來，男人本來就是作為婦女，特別是作為兒童的壓迫者而存在的：“人類只有一個，裡面卻分作男女和小孩三種；他們各是人種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們身心上仍各有差別，不能強為統一。以前人們只承認男人是人，（連女人們都是這樣想！）用他的標準來統治人類，於是女人與小孩的委屈，當然是不能免了。女人還有多少力量，有時略可反抗，使敵人受點損害，至於小孩受那野蠻的大人的處治，正如小鳥在頑童的手裡，除了哀鳴還有什麼法子？”①

1947年，周作人在《雜詩題記》中說：“中國古來帝王之專制，原以家長的權威為其基本（家長在亞利安語義云主父，蓋合君父而為一者也），民為子女，臣為妾婦……時至民國，此等思想本早應改革矣，但事實上則國猶是也，民亦猶是也，與四十年前故無以異。即並世賢達，能脫去三綱或男子中心思想者，又有幾人？今世競言民主，但如道德觀念不改變，則如沙上建屋，徒勞無功。”②1948年，周作人在《〈我與江先生〉後序》中進一步把男子中心思想稱為封建倫常的“主綱”：“三綱主義自漢朝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壽命，向來為家天下政策的基本原理，而其根柢則是從男子中心思想出來的，因為女人是男人的所有，所生子女也自然歸他所有，這是第二步，至於君與臣的關係，則是援夫為妻綱的例而來，所以算是第三步了。中國早已改為民國，君這一綱已經消滅，論理三綱只存其二，應該垮臺了，事實卻並不然，這便因為它的主綱存在，實力還是絲毫沒有動搖。”①

可以把周作人在20世紀40年代說的這兩段話，看作為《人的文學》的思想論述邏輯所作的注釋。如果說在寫作《人的文學》時，周作人對“家長”、男子中心思想是“三綱”的“主綱”這一思想尚無清晰的認識，那麼，這時已經洞若觀火，清晰至極。

周作人的這一思考與日本詩人柳澤健原的思想幾乎是相同的。1921年，周作人翻譯了柳澤健原的《兒童的世界》一文，其中有這樣的話：“許多的人現在將不復躊躇，承認女人與男人的世界的差異，又承認將長久隸屬於男人治下的女人解放出來，使返於伊們本然的地位，是重要的文化運動之一。但是這件事，對於兒童豈不也是一樣應該做的麼？近代的文明實在只是從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從兒童除外的世界所成立的。現在這古文明正放在試煉之上了。女人的解放與兒童的解放，——這二重的解放，豈不是非從試煉之中產生出來不可麼？”②據周作人的翻譯“附記”所載，“這一篇是從論文集《現代的詩與詩人》（1920年）中譯出的”，但這一在日本是“許多的人”“將不復躊躇，承認”的思想，是不是周作人通過日本早已了解了呢？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周作人翻譯此文，是因為他認同並且想宣傳柳澤健原的思想。

將“兒童”和“婦女”的發現作為“人的文學”這一現代文學理念的思想根基，這充分體現了周作人的思想的獨特性。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周作人之所以緊緊抓住“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而不去抓“君為臣綱”，除他同情弱小，並將男子中心思想看作“三綱主義”的思想根底之外，在深層還與他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獨特內涵有關。

自留學日本起，周氏兄弟就主張“任個人而排眾數”（魯迅《文化偏至論》），而周作人對這一個人主義思想，立場上為堅持，態度上為堅決。他一直將其作為反對專制、建立民主的一面旗幟。周作人在《人的文學》裡特別強調：“我所說的人道主義，並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周作人的這個解釋意味深長。這個“個人主義”十分重要，對中國的“思想革命”十分重要。其實，這種個人主義思想，早就萌芽於周作人的思考之中。他在1906年作《〈孤兒記〉緣起》一文時，就說過：“故茫茫大地是眾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脫離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進於文明。故無論強權之說未能中於吾心，而亦萬不能引多數幸福之言，於五十百步生分別見也。”①後來的1922年，周作人因“非宗教大同盟”事件，與陳獨秀等人論爭，就敏感地認識到此一事件的根本性質。他在《復陳仲甫先生信》中說：“先生們對於我們正當的私人言論反對，不特不蒙‘加以容許’，反以惡聲見報，即明達如先生者，尚不免痛罵我們為‘獻媚’，其余更不必說了，我相信這不能不說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了。我深望我們的恐慌是‘杞憂’，但我預感著這個不幸的事情已經來了：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數的力來干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是壓迫。”②這是周作人由來已久的個人主義思想的一次社會實踐。可見，思考中國的“人”的問題，思考對“人”的壓迫問題，與“君王”“君主”“政府的力”的壓迫相比，周作人更為警惕的是“群眾”“人民”這一“多數的力”。

三、何以是周作人“發現兒童”？

周作人是中國“發現兒童”的人。③事實上，在周作人的現代思想展開的過程中（也包括周作人自己想“消極”的時候），關於“兒童”的思想的確是其重要的資源之一。我曾說過：“周氏兄弟能夠超出他人，分別站在理論和創作的前沿，成為‘五四’新文學的領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發現了‘兒童’，從而獲得了深刻的現代性思想。”①

作為思想家的周作人，在“兒童的發現”上，他的道德家、教育家、學問家這三個身份，起到了根本的、合力的作用。因為兼備這三種身份，周作人在“發現兒童”這一思想實踐中，走在了時代的前端，立足於時代的處。

周作人自己承認是個道德家。“我平素討厭的是道學家，（如照新式稱為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②他在婦女問題上的道德實踐可舉一事為例：他與劉半農、錢玄同組成過“三不”會，即奉行不賭、不嫖、不納妾。事實上，周作人對此是身體力行了的。在兒童問題上，是他個提出了“以兒童為本位”的思想，並且切實地“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魯迅語）。

這種通過“兒童”建立起“新的道德”的嘗試，可以上溯至1906年。周作人在《孤兒記》的“緒言”中說：“嗣得見西哲天演之說，於是始喻其義，知人事之不齊，實為進化之由始，……嗚呼，天演之義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無真宰，此人生苦樂，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復一以強弱為衡，而以競爭為紐，世界胡復有寧日？斯人茍無強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無可言。蕓蕓眾生，孰為庇障，何莫非孤兒之儔耶？”③止庵評價《孤兒記》的這一思想時說：“這樣一部為弱者、為個人張目的書，出現在‘天演’‘競爭’風行之際，視為不合時宜可，視為先知先覺亦無不可。”④我所看重的則是，周作人對將達爾文的進化論闡釋成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時代思潮的質疑，原來是來自對“兒童”的關注。在當時，中國人所了解的只是《物種起源》所代表的達爾文的前半部進化論理論，而達爾文後來在《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中所表達的“愛”“合作”“道德”這些關於人類的進化論思想，卻不為人知。可是，周作人以其關愛兒童的人道主義情懷，在一定程度上，無師自通地與達爾文的後半部進化論理論殊途同歸。

周作人於1918年翻譯的日本作家江馬修的《小小的一個人》，結尾有這樣的話：“我又時常這樣想：人類中有那個孩子在內，因這一件事，也就教我不能不愛人類。我實在因為那個孩子，對於人類的問題，才比從前思索得更為深切：這絕不是夸張的話。”對周作人翻譯的這樣的話，何嘗不可以看作夫子自道呢？周作人在1920年翻譯的日本詩人千家元磨的《深夜的喇叭》，後一段是：“我含淚看著小孩，心裡想，無論怎樣，我一定要為他奮斗。” 周作人這種對於兒童的異乎尋常的關心，似乎可以在這段譯文中找到因由。後來，周作人寫關於“小孩”的詩歌，論述兒童教育、兒童文學，是踐行了他翻譯的兩篇小說中的人物所說的話。這兩篇小說中的《小小的一個人》就與《人的文學》一起，發表在《新青年》的第5卷第6號上，這恐怕不是完全的巧合吧。

周作人的“兒童的發現”始於“紹興時代”而非“北京大學時代”。作為兒童文學理論的創立者，周作人的“兒童本位”思想起始於他的教育實踐。1912年3月至1917年3月，周作人在家鄉紹興從事兒童教育事業，做過浙江省視學，更在紹興縣教育會會長和中學教師位置上做了整整四年。這一期間，周作人基本形成了他的獨特而超前的“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觀、兒童教育思想，乃至兒童文學思想。這一情形，我們從他發表的《個性之教育》、《兒童問題之初解》（1912年）、《兒童研究導言》（1913年）、《玩具研究（一）》、《學校成績展覽會意見書》、《小學校成績展覽會雜記》（1914年）等論述文章，《遊戲與教育》（1913年）、《玩具研究（二）》、《小兒爭鬥之研究》（1914年）等譯文，特別是從《童話研究》、《童話略論》（1913年）、《兒歌之研究》、《古童話釋義》、《童話釋義》（1914年）等論文中，可以看得清楚。比如說，周作人早批判成人對兒童的“誤解”，是在《兒童研究導言》（1913年）中：“蓋兒童者，大人之胚體，而非大人之縮形……”“世俗不察，對於兒童久多誤解，以為小兒者，大人之具體而微者也……”①他批判“重老輕少”是在《兒童問題之初解》（1914年）中：“中國亦承亞陸通習，重老輕少，於親子關係見其極致。原父子之倫，本於天性，第必有對待，有調合，而後可稱。今偏於一尊，去慈而重孝，絕情而言義，推至其極，乃近殘賊。”②

學問家這一身份，對於周作人“發現兒童”也十分重要。學術研究能為周作人“發現兒童”提供方法和途徑，實在是因為他在學術興趣上有自身的特殊性。

周作人稱自己的學問為“雜學”。在《我的雜學》一文中，他說：“我對人類學稍有一點興味，這原因並不是為學，大抵只是為人，而這人的事情也原是以文化之起源與發達為主。但是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如嚴幾道古雅的譯語所云化中人位，我們也是很想知道的，那麼這條路略一拐彎便又一直引到進化論與生物學那邊去了。”③可見“為人”、為了解“化中人位”，是周作人學術研究的首要目的。於是，我們看見，周作人在倡導“祖先為子孫而生存”這一“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時，就拿了生物學來“定人類行為的標準”。

然而，對於周作人發現兒童影響的當是兒童學。不過，周作人的兒童學有著相當的特殊性。“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一與三是屬於文化人類學的，上文略說及，這其二所謂小野蠻乃是兒童，因為照進化論講來，人類的個體發生，原來和系統發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時代經過生物進化的歷程，兒童時代又經過文明發達的歷程，所以幼稚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荒蠻時期。……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不是將他當作小型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將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說小孩懂得什麼，一筆抹殺，不去理他。現在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些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內外兩面的生活。這是我們從兒童學所得來的一點常識，假如要說救救孩子，大概都應以此為出發點的。”①

周作人的兒童學受美國“斯學之祖師”斯坦利·霍爾的影響很大。周作人在著述中經常談到斯丹來霍耳（即斯坦利·霍爾）。斯坦利·霍爾運用德國動物學家、進化論學者海克爾提出的復演說（動物的個體發生迅速而不完全地復演其系統發生）來解釋兒童心理發展，認為：胎兒在胎內的發展復演了動物進化的過程（如胎兒在一個階段是有鰓裂的，這是重復魚類的階段）；而兒童時期的心理發展則復演了人類進化過程。正是這一兒童學上的復演說，深刻地影響了周作人，使他意識到：“童話者，原人之文學，亦即兒童之文學，以個體發生與系統發生同序，故二者，感情趣味約略相同。”②“照進化說講來，人類的個體發生原來和系統發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時代經過生物進化的歷程，兒童時代又經過文明發達的歷程；所以兒童學（Paidologie）上的許多事項，可以借了人類學（Anthropologie）上的事項來作說明。”③

除了斯坦利·霍爾的復演說理論，“茀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也是周作人的兒童學的重要基礎。1934年，周作人特別為1930年所作的《周作人自述》加了一段話：“如不懂茀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批評他的思想態度，無論怎麼說法，全無是處，全是徒勞。”後來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對這句話似乎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和重視。這句話表明了在周作人的“思想態度”中，關於兒童的思想，處於一個根本的、重要的地位。周作人所說“茀洛伊特派的兒童心理”是什麼呢？他有一句話有所指明：“茀洛伊特的心理分析應用於兒童心理，頗有成就，曾讀瑞士波都安所著書，有些地方覺得很有意義，說明希臘腫足王的神話為確實，蓋此神話向稱難解，如依人類學的方法亦未能解釋清楚者也。”①關於心理分析學家波都安，周作人有《訪問》一文，邊譯波都安的文章邊議論他，說他的《心的發生》“全書凡二十四章，以科學家的手與詩人的心寫出兒童時代的回憶，為近代希有之作”。周作人特別譯出波都安的“自序”中的一段話：“在心理學家或教育家，他將從這些篇幅裡找出一條線索，可以幫助他更多地理解那向來少有人知道的兒童的心靈。……更明白地了解在兒童的心靈裡存著多少的情感，神秘與痛苦。”②應該說，波都安的這種知與情的兒童心理學研究與周作人的包括兒童觀的整個思想情狀是心有靈犀、一脈相通的。

結 語

綜上所述，在周作人於“五四”時期提出的“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理念中，“兒童的發現”是重要的思想源頭之一。“兒童的發現”在周作人的整個新文學思想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周作人的“兒童的發現”這一思想（也包括婦女的發現），體現出他的批判男子中心（“神聖的”“父與夫”）這一現代思想的獨特性。不論是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還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兒童本位”這一兒童觀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載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10期。發表時有改動。）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自序.

①周作人.兒童問題之初解[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②周作人.我的雜學[M] //周作人.苦口甘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①周作人.小孩的委屈[M] //周作人.談虎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周作人.雜詩題記[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①周作人.《我與江先生》後序[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②周作人.兒童的世界[M] //止庵.周作人譯文全集:第8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①周作人.《孤兒記》緣起[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②周作人.復陳仲甫先生信[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③朱自強.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M].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00.

①朱自強.“兒童的發現”:周氏兄弟思想與文學的現代性[J].中國文學研究,2010(1).

②周作人.雨天的書[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自序二.

③止庵.周作人譯文全集:第1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④止庵.周作人傳[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23.

①周作人.兒童研究導言[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②周作人.兒童問題之初解[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③周作人.我的雜學[M] //周作人.苦口甘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①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錄[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538-539.

②周作人.童話略論[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③周作人.兒童的文學[M] //鐘叔河.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① 周作人.我的雜學[M] //周作人.苦口甘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②周作人.訪問[M] //周作人.永日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