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傳

他為興學而生，為興學而死。一切為興學，興學為苦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之生是苦孩的幸福，他之死是苦孩的損失。但是死的是他的軀殼，而他的靈魂是永遠活著，活在每一個苦孩的心裡，在每一個為苦孩服務的人的心裡，活在你的心裡，活在我的心裡，雖然是死了，實在是沒有死啊！

陶行知是職業的教育家，但他並不以教育家的姿態而自居，他人格最有魅力之處在於認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雙方是平等的，即使是教育者也可以從受教育者身上學習，即使是小孩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作為偉大的教育家，不是要教會別人做什麼，而是讓人懂得自我教育—這就是陶行知身上展現的人格魅力。

引言 III
一、追隨理想的指引 001
二、為了民眾的教育 025
三、到鄉村生活中去 048
四、矢志不移赴國難 094
五、宣傳抗日遊列國 128
六、民主鬥士載史冊 152
後記 181
延伸閱讀 185
陶行知年譜 201

一、追隨理想的指引
19世紀末，安徽歙縣的黃潭源還算是風雲激蕩的神州大地上一處安靜的鄉村。這裡住著一戶陶姓人家，男主人叫陶位朝，妻子叫曹翠仂，還有一個女兒寶珠。
陶家遠祖乃是五柳先生陶淵明，在黃潭源村東還曾建過一所“五柳堂”。家業傳到了陶位朝的父親陶允祿這裡，人丁興旺，村東所居都是陶姓人家，故稱“陶家巷”。陶家本以醬園為祖業，但“亨達官醬園”到了陶允祿的兒輩手裡，因經營不善，盤給他人，家道中落。陶位朝帶著妻子和女兒寶珠，靠耕種祖傳的幾畝薄田維持生計。
1891年10月18日這天，陶位朝夫婦喜得第二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兒子。按照家譜字輩，取名“世昌”。那時候為了讓孩子好養活，通常會給孩子取一個出家人的法名，所謂寄名在觀音菩薩座前以託其保佑，消除劫難。世昌的法名叫“和尚”。
陶位朝是讀過書接受過教育的人，後來還曾在南京做過中學的國文教員。雖然家境不好，但他很重視“和尚”的教育，早早就教他識字臨帖。舊時代小孩開始接受正式教育，叫作“開蒙”。6歲那年，“和尚”由一位叫方庶咸的私塾老師開蒙。但因為家裡窮，開蒙以後他並沒有進私塾。
兩年後，陶位朝幸運地得到一份文書工作，家境有所好轉，“和尚”進了離外祖母家不遠的一家經館讀書，大概在這時候，他有了自己的學名“文濬”。對於這得來不易的機會，文濬很珍惜，因而格外刻苦努力，學習也很出色。在經館裡接受的中國傳統教育為文濬打下了堅實的古文功底，成為他以後學貫中西不可或缺的基礎。
然而好景不長，不久陶位朝丟了工作，女兒寶珠又患病夭折，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打擊。人在遭遇逆境的時候，倘若不能堅強地挺過去，就容易自暴自棄，尋找麻痹自我的方式。陶位朝就在此時染上了抽大煙的習慣，使得這個家庭更加衰敗了。文濬作為家中長子不得不輟學務農，承擔起維持家庭生計的重擔。
陶位朝在苦悶中信了基督教，妻子曹翠仂因此得到了在崇一學堂做幫傭的工作。崇一學堂是歙縣基督教內地會辦的一所教會學校，校長是一個叫唐俊賢的英國傳教士。經常來探望母親的陶文濬給唐俊賢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在曹翠仂的請求下，唐俊賢同意文濬減免學費入讀崇一學堂。
崇一學堂的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卻開設了極為豐富的課程，主要有德行、修身、格致、國文、經學、歷史（西洋史與中國史）、地理、音樂、體操、英文、代數、醫藥等。不但有傳統國學，更有近代自然科學和外語等“西學”。這些知識大大開闊了文濬的眼界，同時讓他接觸到了西方人格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這樣的環境裡，文濬的求知欲被大大激發，他如同回到水裡的魚兒，貪婪地在知識的海洋裡覓食。除了新鮮的西方學問，他對國學也興趣不減。他迷戀唐詩，沒有書本就向同學借來一本《唐詩三百首》，整本抄寫之後天天吟誦。詩歌在他以後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了離不開的興趣，也是他得心應手的工具，這在他求學的時候就埋下了種子。
快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崇一學堂因為校長唐俊賢的回國而停辦了，文濬和他的同學提前畢業。未來的路何去何從？姐姐的夭折讓文濬認識到疾病對人和家庭的摧殘，加上崇一學堂的醫術老師深得文濬的敬仰，於是他想學醫。在唐俊賢的建議和幫助下，文濬投考了可以減免學費的教會大學——杭州的廣濟醫學堂。
家裡人看到文濬如此上進，深感欣慰，父親位朝更是狠下決心戒掉了鴉片，四處奔走，為文濬湊足了去杭州的路費，並親自到碼頭送他離開。那背井離鄉、告別父親的情景深深地留在文濬的心裡，他用詩定格了那幅畫面：

古城岩下，
水藍橋邊，
三竿白日，
一個懷了無窮希望的傷心人，
眼裡放出悲壯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兒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張大嘴，
隱隱約約的把個帆影兒都吞沒了，
纔慢慢的轉回家去。

文濬如願考上了廣濟醫學堂，但入學僅僅三日就忿然退學了。原來廣濟醫學堂對信基督教和不信教的學生區別對待，文濬認為這是一種歧視，違背了公平原則和博愛精神。此時18歲的他已經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判斷，並且敢於付諸行動。要知道，考上醫學堂是他和家人多麽大的期待啊！父親眼裡那“悲壯的光芒”可能還在他的腦海裡沒有淡去呢！但他“敢想敢行動，有做有擔當”的秉性在這時就已經顯露出來了，毅然棄學回鄉，第二年又離開家投奔蘇州的姨表哥謀生活去了。
不想，文濬竟在蘇州街頭偶遇唐俊賢！原來，他又從英國回到了中國。這位傳教士再次給文濬帶來了好運，指出了方向。他讓文濬再投考另一所教會大學——南京匯文書院，並建議他先要攻克英文難關，因為這所學校的英文入學考試非常嚴格，而且大部分課程都是用英文授課。文濬即刻回家，苦讀英語，經過大半年的準備，於1909年順利考取了匯文書院的中學部。
第二年，文濬完成中學部的預科學習，而此時匯文書院與另一所教會學校宏育書院合併成立“金陵大學”，文濬便直接升入金陵大學，成為該校首屆文科本科部的學生。
金陵大學雖說也是教會大學，但沒有廣濟醫學堂的歧視，氛圍輕鬆自由很多，這倒使得文濬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但他不是盲目地信奉，而是深入地研究，曾研讀過詹克斯所著《基督教的社會意義》，對基督教的理念有自己的理解和思考。
在學習西方文化知識的同時，文濬一如既往地醉心中國文化。受老師的影響，他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深為折服，甚至要將這樣的思想灌注到自己的姓名中去，於是根據“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名“陶知行”。但猶如對基督教一樣，他也沒有盲目服膺於王陽明的學說，而是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在實踐中不斷地去領悟。經過20多年的時間，他覺悟一切“知”（知識）都是從“做”（實踐）中來的，知識只不過是前人經驗和本身實踐的總結，所以應該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因此他又將名字打了個顛倒，改為了“陶行知”。
自從陶行知進入匯文書院學習，他的家人也增加了生活的信心，特別是他的父親，走出了鴉片的泥淖，增添了前進的志氣，更加努力地持家。同時陶行知也在學校勤工儉學，勤奮寫作賺取稿酬，不但掙下了自己的生活費用，而且還可補貼家用。陶行知有個比他小4歲的妹妹，叫“文渼”，也進學校念書了。一家人齊心奮進，日子就漸漸變得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