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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遠古時代(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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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中國遠古時代》概括了近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從考古學文化入手,對中國史前社會作了細緻而具體的梳理。本書以考古論及中國史前歷史,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典範意義。全書主要分為“序言”、“我們的遠古祖先”、“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等五個部分,以考古發現為依據,在充分利用考古學已有成就和新成果的同時,恰當吸收並應用了民族學、社會學的資料和方法,科學且較為完整地展現了遠古時代的面貌特徵,是目前關於遠古時代史前社會的較為詳實、全面、資深的著作。

蘇秉琦,中國現代考古學家,河北高陽人。1934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曾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建國後,歷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中國考古學會第1、2屆副理事長。曾主持河南、陝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主要遺址的發掘。有《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

張忠培,考古學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嚴文明,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

  

該書原稿為《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是學術價值較高的一卷,受到國內外歷史、考古學界的廣泛關注。

本書概括了近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從考古學文化入手,對中國史前社會作了細緻而具體的梳理,是一部由知名考古學家撰寫的詳實可信的“遠古通史”。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1883年3月17日。

本卷是多卷本《中國通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要求它從考古資料探索有文字記載以前的原始社會的狀況。上起人類的原始,下與夏商周對接,涉及中國史前考古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物件的各方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諸課題。

近代考古學從十九世紀後半算起,迄今不過一百幾十年;我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剛半個多世紀。重建中國古史的遠古時代是當代考古學者的重大使命。記得本世紀初年有的學者曾發出過要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寫續篇的豪言壯語,使後學很受鼓舞。說實在的,按照當時的主客觀條件,學科剛剛起步,缺乏資料的積累,要實現這一宏大的理想原是不現實的。現在不同了,我國考古學和相關的學科都已有了很大的發展,已經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研究史前考古和原始社會歷史的一批成果,積累了一些經驗。相信不需要多久,將會有人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智能和勇氣,來彌補恩格斯在《起源》一書末尾所感到的遺憾恩格斯寫道:“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見於沙爾・傅立葉著作中的對文明時代的卓越批判,同摩爾根和我自己對文明時代的批判並列,可惜我沒有時間來做這個工作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注,人民出版社。,真正完成一部中國的續篇!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成為實現這一理想的一塊鋪路石。

中國的遠古歷史涉及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一是從猿到人,二是從氏族到國家。二者雖都是世界範圍的課題,但都與中國遠古歷史密切相關。

自從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明確提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打破了上帝造人的神話;1884年恩格斯發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科學地論證了猿之所以能變成人的根本機制。從那以後,古人類學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其中包括中國境內一系列人類化石的發現及其研究成果。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了著名的北京猿人。魏敦瑞在仔細地研究了大量北京猿人的化石後指出,其體質特徵至少有十二項與蒙古人種有聯繫,鏟形門齒就是最顯著的一項。現在中國境內發現的人類化石,無論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元謀猿人(距今約175萬年)和藍田猿人,還是大體同時乃至更晚的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化石,無一例外都是鏟形門齒。在新石器時代和現代中國人的標本中,鏟形門齒佔有極高的比率,高於其他任何種族。其他許多體征也有類似的現象。吳汝康在概括地比較了這些體征上的相似性以後寫道:

“上述這些在現代蒙古人種中出現率特高的性狀,在中國發現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經常出現。顯示它們與黃種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存在著連續性,有著親緣上的繼承關係。自然,在這漫長的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也與其鄰近地區不斷有基因的交流。”吳汝康:《古人類學》,第206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所謂發展的連續性或親緣的繼承關係,換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和鄰近地區在人類發展史上存在著一個獨特的體系,不像是從其他地方的某種遠古人類派生出來的。這一體系能不能再往前追溯呢?人們注意到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我國雲南發現過一種較接近人類的臘瑪古猿,但歐洲西南部和東非也發現過。最近雲南又發現祿豐古猿,吳汝康認為它“可能是接近於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員的共同祖先的類型”。既然中國存在著接近於人類的古猿化石,又有很早的直立人化石發現,以後的發展更是自成體系,可見中國在人類起源及其發展的問題的研究方面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只是要徹底究明這個問題還需要做許多工作罷了。

有了人類,就開始有了人類的文化。正如中國的遠古人類化石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徵一樣,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也有其自成體系的特徵,而且表現得更為鮮明一些。為紀念北京猿人發現六十周年而編的一部綜合性著作《中國遠古人類》的前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話:

“多年積累的舊石器材料,已使我們認識到,雖然在不同時期存在反映區域特點的文化,但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分佈於我國南北方的各個文化發展階段,成為我國頗具特色的舊石器文化發展的主體,使華北是否存在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我國南北方舊石器文化的異同的趨勢等問題的討論成為可能。”《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這些話很好地表述了中國六十餘年來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成果。一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發展的基本特徵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為主的組群”,二是“華北地區兩個平行發展的文化傳統”現象,表明中國舊石器文化傳統問題的研究與古人類化石傳統問題的研究相互照應。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並且為今後的研究打下了一個扎實的基礎。

中國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既有明顯的階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現象。拿人類化石來說,從早到晚,屬直立人的有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等,屬早期智人的有馬壩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等,屬晚期智人的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等。可以說我國人類化石代表了人類體質發展的所有階段和全過程,而且還有一些過渡形態。遼寧營口金牛山人的地質年代應為更新世中期,此時一般是直立人生活的年代,而金牛山人雖有一些直立人特徵,大部分卻與早期智人相像,應是體質特徵進化最快的一個代表。

中國的舊石器文化大體可分早中晚三期,分別與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相照應,但各地發展具體道路有所不同。華北的所謂周口店第一地點——峙峪系是出現小石器最早的。遼寧海城小孤山有很好的骨器,其中有帶鼻的骨針,可與北京山頂洞人的骨針媲美,而年代卻比山頂洞早許多,說明當時文化的發展是不平衡的。

舊石器時代的人類生產力水準低下,活動範圍有限。但由於時間長,有些文化因素也可以在不知不覺中傳播到很遠的地方。例如四川一般不出細石器,而那裡的富林文化卻有大量北方風格的細石器,這顯然是文化傳播的結果。由於中國東北的舊石器文化有時表現得比較先進(如金牛山人和小孤山文化),對周圍的影響自然會比較大些,例如朝鮮和日本的舊石器文化就曾受到中國東北舊石器文化的影響,甚至有人類遷移過去。

中國的新石器文化是從中國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如果說中國舊石器文化富有特色,自成體系,那麼中國新石器文化也是這樣,只不過內容更加豐富,譜系更加繁複罷了。

整個新石器時代及以後的銅石並用時代的歷史,都涉及前述的第二個重大理論問題,即在中國境內是如何從氏族發展到國家的。在此我們想從四個方面略述當前的研究成果,即農業的發生與發展,社會的分工與分化,區系的組合與重組,以及歷史的傳說與真實,它們也是本卷有關章節的梗概。

農業的發生是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當然也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世界少數幾個農業起源中心中,中國獨居其二。中國的農業以精耕細作為其特色,這在遠古時代便已露其端倪。

我國古籍中有不少關於農業起源的傳說,有的說是神農發明了農業,有的說是烈山氏(或厲山氏)或炎帝之子名柱的發明了農業,周人相信是他們的祖先棄發明了農業,《史記·五帝本紀》則說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看來黃帝又成了農業的發明者。說法雖不一致,總之都是中國人自己的祖先發明了農業,而不是從外界學習來的。

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驅德康多爾和瓦維諾夫都認為中國北方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何炳棣更系統地論證了中原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區。近年來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證明這些學者是很有見地的。

大約在西元前6500年至前5000年,中國北方已出現一系列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遺址發現了栽培穀物的遺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遺址有許多窖穴中發現糧食朽灰,經灰象鑒定是粟;河南新鄭裴李崗和甘肅秦安大地灣都發現了炭化的黍,後一處還發現了油菜籽。這些遺址所屬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較發達的農業工具,其中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區最為發達。由此可見中國北方農業的起源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應是旱地農業起源的核心地區。

廣義的中原大體相當於黃河中下遊,這裡屬暖溫帶半乾旱季風氣候,年雨量約500—800毫米,集中於夏季高溫的七八月份。春秋冬三季都很乾旱,且冬季嚴寒,一月平均氣溫比地球上同緯度的其他地區低10℃以上。這個地區普遍存在的黃土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較低,但有較好的毛細作用。這兩個條件制約了農業起源過程中選擇馴化作物品種的方向,即對肥、水要求不高,在幼苗期特別能耐旱而在速生期需要高溫多雨的作物。粟和黍正是符合這些條件的作物,它們在中原又有大量的野生祖本。在當地史前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們自然選擇了這兩種作物進行培植。而且在整個史前時期,二者都是華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許多人認為中國南方應是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但具體範圍說法不一。有的主張起源於南嶺以南的兩廣地區,有的主張起源於雲南和印度支那北部山地或雲南—阿薩姆地區,有的則主張起源於長江中下遊,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後一種說法是最接近歷史實際的。

近年來在長江中遊發現了一系列大約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分別稱為城背溪文化和彭頭山文化,其年代約當西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在這兩個文化的遺址中,已不止一次地發現了稻穀遺存,有的是用稻殼摻在泥土中抹牆壁,有的是用稻殼碎末摻在泥土中做陶器。往後在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和長江下遊的河姆渡文化與馬家浜文化中,這種做法更為普遍,已成為當地的一種文化傳統。同屬於長江水系的陝西漢中盆地亦發現有較早的稻穀遺存,分別出於西鄉李家村和何家灣遺址,屬老官臺文化,年代約為西元前6000年至前5000年。所有這些稻穀遺存的年代都遠遠早於中國其他地區發現的稻穀遺存,也早於一般認為可能是稻作農業發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東南亞山地所發現的稻穀遺存,所以長江中下遊應是稻作農業起源的一個重要的中心。

稻米有兩個基本亞種,一個是秈稻,或稱印度稻;一個是粳稻,或稱日本稻。現已查明粳稻起源於中國,日本的稻穀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所以有的學者建議將日本稻改稱為中國稻。一般認為,粳稻是從秈稻演化出來的,而秈稻的野生祖本是普通野生稻。我國普通野生稻最集中的分佈區在廣東、廣西和海南島,長江流域只發現少數幾處。為什麼長江中下遊在稻作農業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的地位反而比華南重要得多呢?因為華南大部分處於北回歸線以南,氣候炎熱,幾乎全年無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資源十分豐富。儘管野生稻到處都有,但因為收穫和加工都很麻煩,比起其他食物來也不見得特別好吃,所以人們不一定採集它。即使發現了它的食用價值,因為到處都可以採集到,就不一定考慮進行人工栽培。即使偶爾種植了一些,也沒有迫切的需要把它發展成一種繼續不斷的稻作農業。長江流域就不同了,那裡有較長而寒冷的冬季,迫切需要有能夠長期儲藏以備冬天之需的食物。人們一旦發現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和能夠長期儲藏的優點,自然會加意培植並設法擴大再生產。何況長江流域史前文化比較發達,人口較多而野生稻資源又少,就更有進行人工栽培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恰巧在長江中下遊發現最古老和最發達的稻穀遺存而不是在別的地方,從而為稻作農業起源於長江中下遊找到了事實的根據和理論上的說明。

由於在我國有兩個而不是一個農業起源中心,往後的發展又都各具特色,從而在史前時期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農業經濟文化區和兩種農業體系。

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華北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一直是以粟作農業為主的,那裡首先培育了粟和黍,可能還有大豆,園藝菜蔬有油菜、芥菜或白菜,經濟作物有大麻等。養畜業是以與農業緊密結合的形式出現的。先後飼養的家畜有豬、狗、黃牛、山羊、綿羊、貓等,家禽有雞。以豬的數量為最多,其他幾類都很少。本區的農具主要有翻地的石鏟,收割用的鐮和爪鐮及穀物加工用的石磨盤和石磨棒。

本區農業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磁山文化時期:已有一系列農村,但規模較小;種植穀物有粟和黍,飼養家畜家禽有豬、狗、雞;翻地用農具主要是舌形石鏟,收割用農具主要是石鐮,其中不少是有齒石鐮;穀物加工工具主要是大型石磨盤和石磨棒,磁山文化中有乳狀足的鞋底形石磨盤,是這個階段的代表性器物。

(2) 仰紹文化時期:農業村落遺址顯著增多,規模擴大。種植穀物除粟、黍外,還從南方引進了水稻。飼養家畜中增加了少量綿羊、山羊和黃牛。翻地用農具仍是石鏟,但形態明顯地複雜化了,有舌形、心形、梯形、雙肩形和鞋底形等,後者主要分佈於燕山及其以北的紅山文化範圍內,有人稱之為耜或犁。收割用農具大量增加,但形態已變為兩側帶缺口的或長方形的爪鐮。石磨盤和石磨棒顯著減少,且個體變小,也許這時隨稻穀的引進而將加工稻穀的杵臼同時引入華北,部分地代替了磨盤和磨棒的功能。

(3) 龍山文化時期:此時作物種類和家畜品種雖無多大變化,農具卻有明顯的進步。翻地農具已規範化為梯形或有肩石鏟,後者實為商代青銅鏟的祖型。收割用農具主要是石質或蚌質的鐮和爪鐮,且全為磨制,質量較差的陶質或打制石爪鐮都被淘汰了。用碳13方法測定古代人的食譜,得知仰紹文化時期粟、黍類食物只占50%,龍山文化時期則為70%,說明此時粟作農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以長江中下遊為核心的華中、華南水田農業經濟文化區一直以稻作農業為主,後來從北方引種了部分旱地作物(多在缺水的丘陵地區)。這個地區的家畜家禽主要是豬、狗、水牛和雞,後來又從北方引進了羊。農具中多骨鏟或石鏟(或曰鍬),用以平整水田,後來出現了石犁破土器等。由於稻穀可直接用手採集,故收割農具不發達。加工糧食則主要用杵和臼。

本區農業也經歷了類似華北農業發展的幾個階段:

(1) 彭頭山文化—河姆渡文化時期:農村多在河湖邊或沼澤地,種稻,養豬、狗和水牛。用骨鏟整治水田,很少見收割用農具,加工糧食用杵臼。

(2) 大溪文化—馬家浜文化時期:農村遺址顯著增加,規模擴大。許多地方已用石鏟代替骨鏟整治田地。

(3) 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時期:農業有較大發展,除種稻外,有的地方從北方引種了粟、黍等旱地作物作為補充。已會養蠶繅絲織綢,家畜中大約從北方引來了羊。農具因地區不同而有較大差異,江浙良渚文化中出現了三角形石犁,廣東石峽文化則有石和石鏟等,收割用農具中出現了少量石鐮和爪鐮。

以上兩大農業區的兩種農業體系並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有影響乃至在發展過程中發生互動等複雜情況。這樣一種既有區別又有聯繫的農業格局,一直影響到整個歷史時期,並且對鄰近國家的農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如下兩個方面:其一,出現新的勞動領域,擴大了勞動門類或職業的範圍;其二,更新技術,提高效益,生產縱深發展。兩者彼此聯繫,結果是出現和發展了社會勞動分工及其日益專業化。

本卷涉及的時代中的農業技術的更新,和家務勞動範圍的擴大,最終導致男子佔據了農業生產領域,婦女成了基本上司家務的勞動力。這是一個漸變而又複雜的過程。約在西元前第四千年前期大汶口文化劉林期的大墩子墓地見到的情況,表明這一過程已步入質變階段。這裡的男性墓才用鏃、魚鏢一類漁獵工具隨葬,紡輪基本上只見於婦女墓葬中;婦女也用斧、錛隨葬,但比例上卻少於男子;同時,鏟、鑿只見於男性墓,而且,僅在男性墓中才見到斧、錛、鑿這樣成套的石質工具。M4和M32兩座成年男性墓,在隨葬斧、錛、鑿同時,還隨葬了碎石片、牙料及較多的骨、牙製品,形象地說明死者生前是手工業匠人。至西元前三千年後半期齊家文化的柳灣墓地,石刀、石斧、石錛、石鑿及石鑽和紡輪,分別成了男、女各自的專用隨葬品。手工業匠人從最初只在男子中出現,就規定了手工業的發展與分工只是男性展現才能的專門領域。

在農、工之間及手工業內部分工過程中的諸階段的墓葬,凡使用錛、鑿隨葬的男性,往往同時也隨葬了刀、鏟這類農業工具,表明手工業匠人還同時是農人。這反映了當時農、工及手工業內部分工還處在較低水準。同時,在家族、氏族仍是維繫人們的社會組織的情況下,手工業分工往往表現為家族,甚至氏族之間的勞動分工。

制陶業始終是新石器時代的一種重要的手工業。在技術上,它先後經歷貼塑、泥條盤築及慢輪加工等階段之後,於西元前四千年前期後段,已在陝西華縣泉護村一期文化的晚期遺存中見到了快輪製品。快輪制陶技術經歷一逐步發展過程,至龍山時代才在黃河及長江流域普遍推廣開來。不過,即使在這一時期的黃河流域,從它的下遊到中、上遊,這一技術推廣及發展程度,也存在逐步遞減而顯得頗不平衡的情形。

快輪制陶技術的產生,是史前工業技術革命步入一重要階段的標誌。在此之前,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及廟底溝文化的陶窯,往往是成群分佈的。而隨著輪制技術的發展,制陶組織或單位愈益縮小。蘭州徐家坪包含十二座窯址的馬廠文化窯場,從其被分割成四個由不等數量的陶窯組成的單元來看,當認為這一窯場分屬於四個制陶組織,同時,其制陶規模也存在差別。約自西元前三千年前期後段之後,在自隴東以東的黃河流域諸考古學文化的陶窯,一是窯室的容量擴大,二是以遺址為單位來看,陶窯的數量減少了,而且,它們往往呈零散分佈。例如,經過大規模發掘的客省莊及三裡橋遺址,分別只見到三座和一座陶窯。而且,在客省莊文化中,見到的陶窯成了一房屋附屬物的現象。隨著技術的發展,制陶日益專業化,同時,陶器成了交換中的重要商品。

隨著使用快輪制陶之後,制石工藝獲得了新的發展,同時,出現了制玉和金屬製造兩種專業。

制石工藝的進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使我們見到了日益增多的那種棱角銳利、體型扁薄且整體拋光的石製品,二是單面穿孔技術的出現並逐步地推廣開來。制石成了需經專門訓練才能掌握其技能的職業。

據至今見到的考古資料,可知住居在燕山南北及長江流域的先民,較其他地區的居民更早地從石頭中辨識出美石(玉),加工成裝飾品,隨後在這兩地區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保持生產和使用玉的傳統,並使之發展,至遲在西元前三四千年之交的紅山文化,和西元前三千年中期開始的良渚文化,分別出現以豬龍或以琮璧為中心的玉禮器系統。在此之前,制玉和制石兩類工藝混雜不分,自玉禮器出現後,一是因為兩類工藝要求原本應有所區別,二是由於玉禮器工藝水準要求超過制石,故出現了從制石人中分化出專門從事制玉的工匠。

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是我國史前時代兩個玉文化中心,對其他地區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一是從影響面及影響的深遠意義來看,良渚文化超過了紅山文化,二是儘管在山西及內蒙中南部見到導源於良渚文化的影響,然而,從迄今為止的材料看,受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影響最直接且有相當深度的則是黃河下遊及淮河流域,至於長江下遊和長江中、上遊的關係,至良渚文化時期,雖可見後者受前者的影響,但從整個玉文化的相互關係來看,則比較複雜,至今尚難窺其端倪。由於玉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對其他地區出現玉匠的先後,以及是否產生過獨立的玉匠問題,當作具體分析。目前的資料情況,使我們對此難以探討。

見於林家馬家窯文化的經過冶煉並由合範澆鑄而成的青銅刀子、源渦鎮的銅煉渣和紅山文化的冶煉遺存及銅製品,說明至遲在西元前三千年初期,我國已掌握了冶煉澆鑄銅器的技術,至龍山時期,制銅技術獲得了進一步發展和推廣。從獲取礦石,經冶煉到鑄造銅器的生產,是一有組織的協作勞動,十分複雜的工藝過程。這一工藝的出現,使手工業分工獲得進一步發展,是繼快輪制陶之後又一次具有時代性的工業革命,在隨後的中國歷史發展中將看到由它引起的社會變革,較快輪制陶更加深刻。

在以農業為基礎經濟的史前社會,手工業發展規模和程度,最終取決於農業為其可能提供的剩餘勞動的狀況,同時,它在規模和速度兩方面增強了人類聚積財富的能力。除了由於它的存在直接產生的社會分工與分化外,還要求產生管理人員和溝通社會各部門生產的交換人員。然而,史前社會分工與分化並未僅在生產領域中停步,基本上與上述社會生產領域分工與分化同時,又產生了巫師與軍事領袖。

早已發生的宗教,至西元前三四千年之交,已發展到一定規模。紅山文化的壇、廟、塚和仰韶時代晚期大地灣F411帶有地畫的大房子,這類宗教性建築,已表明存在較複雜的宗教禮儀。與之相適應,當已存在某種形式的巫師。巫師是宗教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為宗教禮儀由選舉產生的臨時性“業餘”巫師到專業巫師是一個歷史過程。至西元前三千年中期,宗教得到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質的變化。如不計富河文化蔔骨的話,甘肅靈臺橋村發現的當是屬於這時期的迄今見到的最早的蔔骨,大汶口文化的用於祭祀的帶有符號的陶尊,以及良渚文化帶有墓葬的祭壇,應是宗教已步入一新階段的標誌。

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具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現象:

(1) 建築於瑤山山頂,自內而外是用紅、灰和黃褐色斑土鋪墊而成。附近無同時期的居住遺跡;

(2) 祭壇南半部有東—西成行的南、北兩列墓葬,墓列分佈範圍與祭壇面積基本一致;

(3) 墓葬大小及隨葬品數量有別,卻都以隨葬玉器為主,當不是這文化的普通墓葬;

(4) 玉琮、玉(石)鉞只見於南列諸墓,玉璜及紡輪僅見於北列墓葬。推測南列諸墓主人為男性,北列為女性。

男覡女巫脫離所在群體葬地,集中葬於祭壇,是巫師階層已形成才可能出現的現象。女巫一般無琮,說明男覡地位一般高於女巫。這種琮、鉞共為一人的隨葬物的現象,和陶寺M3015墓主人同時隨葬鉞和禮樂器的情況,一致顯示神、軍權集於一人的事實。福泉山T23M2有琮無鉞,以及同地的T27M2鉞、紡輪共存而無琮的現象,從另一方面說明當時掌握了神權的人,並不一定都握軍權和某些女性亦能執掌軍權。

至此,史前時代社會的分工與分化,已具基本規模。然而,這一變革並未到此止步,但往後的分工與分化的歷程,只是已形成的這一層面的延伸、發展和深化。

……

蘇秉琦1991年4月於北京


序言1


第一章 我們的遠古祖先……1

(約180萬年前至1萬多年前)

第一節 遠古時代的地理環境……1

第二節 最早的人類及其文化……3

西侯度文化(3)元謀人及其文化(4)陽原小長梁的石器(6)中國是人類起源的搖籃嗎?(7)

第三節 從藍田人到北京人……9

藍田人及其文化(9)匼河文化(10)周口店和北京人(12)觀音洞石器(17)中國其他地方的直立人(18)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特徵及其分區(20)

第四節 早期智人的出現……23

從猿人向早期智人的過渡(23)早期智人的體質特徵(25)丁村文化(26)舊石器中期文化的特徵及其分區(28)

第五節 原始蒙古人種的形成……29

貌似奇特的山頂洞人(30)柳江人和資陽人(31)晚期智人的基本特徵和蒙古人種的形成(31)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32)


第二章 新石器時代……39

(約西元前1萬年至前3500年)

第一節 從靈井到磁山……39

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39)靈井和沙苑的細石器(41)鵝毛口石器製作場(43)關於兩種石器傳統的假說(47)黃河流域最早的農業文化(50)黃河下遊的北辛文化(53)磁山遺址的重要發現(56)裴李崗及其同類遺存(60)渭河流域的老官臺文化(63)河姆渡和羅家角(66)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73)

第二節 仰韶時代前期……75

考古學文化與居民的分佈(75)仰紹文化前期的階段劃分(77)村落佈局與房屋建築(86)原始技術的進步(91)生產經濟與勞動分工(97)仰韶陶器(101)埋葬習俗與墓地結構(113)半坡類型的社會制度(125)居民健康狀況與氏族人口數量推測(142)

第三節 仰韶前期的黃河下遊和長江中下遊……147

後崗一期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早期(147)大溪文化早期與馬家浜文化(172)


第三章 銅石並用時代……188

(約西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

第一節 這一時期的概觀……188

第二節 銅石並用時代早期……191

仰韶、王灣和大河村(191)仰韶後期文化發展的統一性和地方差異(193)仰韶後期相鄰諸文化的蓬勃發展(195)石器製作技術和農業生產水準的提高(202)制陶業的進步和彩陶的衰退(211)分間房屋的出現和家庭形態的變化(216)淅川下王崗的長屋(223)大地灣的原始殿堂和宗教性建築(225)墓地概況和埋葬習俗的變化(229)花廳墓地(237)中心聚落的形成(242)裝飾品、工藝品、圖畫文字(243)

第三節 銅石並用時代晚期……250

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251)考古學文化的分佈和民族文化區的萌芽(252)銅器和石器的改進(259)玉器工藝的發展(264)輪制陶器的流行(269)紡織、漆木工和釀酒的進步(273)建築技術的提高與房屋結構的變化(275)城堡和水井的出現(285)朱封大墓與陶寺墓地(288)良渚文化的祭壇與貴族墳山(294)埋葬習俗所反映的階級分化現象(298)頭蓋杯和剝頭皮風俗(300)蔔骨和占卜風俗(302)刻劃記號和圖畫文字(303)文明曙光的出現(306)


第四章 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308

第一節 東北地區……308

興隆窪文化時期(308)紅山文化前段時期(318)紅山文化後段時期(345)小珠山上層文化時期及其他遺存(374)

第二節 甘青地區……377

文化起源與譜系的分野(378)馬家窯文化(381)半山—馬廠文化及菜園遺址為代表的遺存(387)齊家文化(402)

第三節 東南與華南……413

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413)華南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414)石峽文化(424)西樵山文化(431)閩臺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438)曇石山文化(441)芝山巖、圓山文化和鳳鼻頭文化(447)江西的樊城堆文化(450)

第四節 西南地區……454

雲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454)西藏高原的舊石器與細石器遺存(465)西藏的新石器晚期遺存(471)卡若文化(472)


[原書]題記490

[原書]後記492


附錄一:仰韶時代——史前社會的繁榮與向文明時代的

轉變493

附錄二: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學研究568

附錄三:龍山時代城址的初步研究603

附錄四:黃河與長江:東方文明的搖籃623


後記661


插圖目次

圖1 1西侯度石器4

圖1 2藍田人(復原)9

圖1 3匼河石器11

圖1 4北京人(復原)13

圖1 5北京人石器15

圖1 6北京猿人洞堆積記錄的氣候變化曲線16

圖1 7觀音洞石器18

圖1 8丁村石器27

圖1 9許家窯石器29

圖1 10山頂洞人的裝飾品和鹿角棒33

圖1 11峙峪石器35

圖1 12下川石器36

圖2 1靈井和沙苑採集的細石器42

圖2 2鵝毛口的石器45

圖2 3北辛遺址的生產工具54

圖2 4北辛遺址的陶器55

圖2 5磁山遺址H29及出土陶器57

圖2 6磁山遺址出土的陶器58

圖2 7磁山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59

圖2 8裴李崗、莪溝出土的遺物62

圖2 9老官臺文化的陶器(北首嶺77M10出土)64

圖2 10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骨器67

圖2 11河姆渡遺址建築構件的榫卯類型68

圖2 12河姆渡遺址第四層遺物70

圖2 13仰韶時代前期考古學文化分佈示意圖76

圖2 14半坡類型早期陶器80

圖2 15半坡類型晚期陶器81

圖2 16東莊村H104、 H115、 H116陶器82

圖2 17東莊村H104、 H115彩陶83

圖2 18廟底溝類型陶器85

圖2 19薑寨半坡類型早期村落復原圖89

圖2 20半坡3號房子復原圖90

圖2 21半坡類型的編織圖案舉例95

圖2 22元君廟M419成年婦女墓100

圖2 23元君廟陶缽(M413∶5)103

圖2 24半坡的蒜頭瓶105

圖2 25半坡類型與廟底溝類型的親緣關係——從魚紋到花卉紋106

圖2 26半坡類型陶器上出現的廟底溝類型因素107

圖2 27半坡、薑寨遺址出土的半坡類型陶器刻劃符號107

圖2 28廟底溝類型彩繪圖案111

圖2 29鸛魚石斧圖112

圖2 30半坡類型婦女裝飾117

圖2 31半坡類型甕棺葬(何家村M17平面圖)118

圖2 32半坡北部Ⅳ區墓葬分佈圖121

圖2 33橫陣墓地佈局圖123

圖2 34元君廟墓地佈局示意圖125

圖2 35半坡類型幾代人合葬墓(元君廟M440)128

圖2 36元君廟M425132

圖2 37元君廟M420134

圖2 38半坡M152139

圖2 39後崗一期文化陶器148

圖2 40濮陽西水坡M45151

圖2 41早期大汶口文化陶器156

圖2 42長島北莊F16158

圖2 43劉林M25和骨梳(1)、牙雕豬頭(2)161

圖2 44野店M88163

圖2 45大溪文化遺址分佈示意圖173

圖2 46大溪文化陶、石、玉器174

圖2 47關廟山、毛家山、丁家崗出土陶器175

圖2 48大溪文化屈肢葬式(四川巫山大溪墓地)180

圖2 49圩墩馬家浜文化墓地(部分)182

圖2 50草鞋山、梅堰出土器物185

圖3 1仰紹文化後期的器物(鄭州大河村F20出土)192

圖3 2仰韶後期地方類型的分佈194

圖3 3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泰安大汶口M10出土)197

圖3 4屈家嶺文化的陶器(京山屈家嶺出土)199

圖3 5薛家崗文化的陶器201

圖3 6薛家崗文化的生產工具和玩具205

圖3 7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糧倉208

圖3 8廟底溝二期文化的陶窯(三門峽市廟底溝出土)212

圖3 9大河村的分間式房屋(F1—4)219

圖3 10淅川下王崗的長屋224

圖3 11大地灣的原始殿堂226

圖3 12大汶口文化的夫妻合葬墓(泰安大汶口M35)231

圖3 13大汶口第10號大墓235

圖3 14花廳第20號大墓239

圖3 15花廳大墓隨葬的良渚文化玉器241

圖3 16大汶口文化的工藝品(泰安大汶口出土)244

圖3 17大汶口文化的圖畫文字(莒縣陵陽河出土)246

圖3 18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分佈253

圖3 19龍山時代的銅器259

圖3 20良渚文化的玉器264

圖3 21反山大琮上的神人獸面紋267

圖3 22龍山文化的陶器270

圖3 23陶寺的木器274

圖3 24平糧臺的土坯房276

圖3 25臨潼康家的排房280

圖3 26武功趙家來的院落281

圖3 27淮陽平糧臺的城堡(示意圖)283

圖3 28湯陰白營的水井287

圖3 29朱封1號墓平面圖290

圖3 30陶寺3015號大墓293

圖3 31餘杭瑤山的祭壇295

圖3 32反山第22號大墓297

圖4 1興隆窪文化的筒形陶罐310

圖4 2興隆窪村落F2平、剖面313

圖4 3興隆窪遺址出土的鋤形石器和骨魚鏢315

圖4 4紅山文化前段時期東北地區西南、中南部考古學文化分佈圖319

圖4 5趙寶溝文化陶器323

圖4 6新樂遺址F2平、剖面331

圖4 7趙寶溝遺址出土的石耜332

圖4 8趙寶溝文化陶器上的幾何紋飾340

圖4 9小山F2的刻劃人首斧形石器341

圖4 10小山F2的鳥獸圖尊形器343

圖4 11紅山文化後段的陶器348

圖4 12吳家村的小珠山中層文化房址平、剖面354

圖4 13紅山文化後段的石耜和石刀356

圖4 14牛河梁出土的箍形玉器360

圖4 15四棱山的雙火膛連室陶窯362

圖4 16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尊和彩陶器座365

圖4 17牛河梁“女神廟”的泥塑人像366

圖4 18西拉木倫河以北和努魯兒虎山以南出土的部分玉器373

圖4 19大通上孫家寨墓地出土的彩陶盆382

圖4 20林家遺址的馬家窯文化遺物383

圖4 21花寨子墓地M26出土的陶器389

圖4 22青崗岔遺址F4復原圖及F1出土的遺物391

圖4 23馬廠類型墓1262平面圖及器物組合圖396

圖4 24寧夏固原店河M2隨葬器物399

圖4 25柳灣墓地的齊家文化陶器404

圖4 26齊家文化的銅器406

圖4 27秦魏家M23的高領雙耳罐及羊蔔骨407

圖4 28皇娘娘臺M48合葬墓410

圖4 29柳州大龍潭墓葬平面圖417

圖4 30大龍潭出土器物419

圖4 31甑皮巖墓葬分佈圖421

圖4 32甑皮巖出土器物422

圖4 33石峽文化的工具和武器426

圖4 34石峽文化的陶器428

圖4 35石峽墓43平面圖429

圖4 36西樵山文化的霏細巖石器434

圖4 37西樵山文化的陶器436

圖4 38大坌坑文化的石器和陶器(臺南歸仁八甲村出土)439

圖4 39平潭殼坵頭的陶器440

圖4 40曇石山文化的工具和武器442

圖4 41曇石山文化早期的陶器444

圖4 42曇石山文化晚期的陶器445

圖4 43曇石山墓24平面圖446

圖4 44清江樊城堆的生產工具451

圖4 45清江樊城堆的陶器453

圖4 46賓川白羊村無頭葬457

圖4 47賓川白羊村的生產工具458

圖4 48賓川白羊村的陶器459

圖4 49元謀大墩子13號房屋460

圖4 50元謀大墩子的陶器464

圖4 51西藏申紮珠洛勒的石片石器468

圖4 52藏北高原的細石器470

圖4 53卡若26號房子復原示意圖473

圖4 54卡若晚期石基房屋復原示意圖476

圖4 55卡若的細石器478

圖4 56卡若的磨制石器480

圖4 57卡若的骨角器481

圖4 58卡若陶壺、罐484

圖4 59卡若的粗陶器485

圖4 60卡若的裝飾品486

圖4 61卡若的兩串項飾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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