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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催眠(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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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催眠(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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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譯自法國當代哲學家、著名心理學家、催眠治療師弗朗索瓦·魯斯唐於1994年出版的一本名為《什麼是催眠》的心理哲學隨筆。在心理分析學中,催眠方法已應用多年,它可以有助病人釋放自身的壓力,讓醫生進入病人開放的意識,而本書的特別之處則在於指明“催眠”不僅是一種醫療方法,更是一種深度休憩的藝術,一種每個人都能付諸實踐的生活方式。作者認為,催眠絕非被動,它使我們通過想像來預期和改變我們的舉止和行為,同時,催眠還可以激發我們的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對建立我們與他者以及我們所處環境之間關係的位置起決定作用,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催眠是更為寬廣、更為敏感的醒覺,它的實踐可以成為一門生活的藝術。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弗朗索瓦·魯斯唐(François Roustang,1923―2016),法國當代哲學家和催眠治療師。他起初是耶穌會會士,曾從事心理分析師工作二十餘年,後放棄心理分析,轉而投身催眠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主要著作有《拉康:從模棱兩可到窮途末路》、《什麼是影響》、《結束抱怨》、《一個姿勢就夠了》、《懂得等待》、《蘇格拉底改變生活的秘密》等。
譯者簡介:
趙濟鴻,浙江紹興人,曾就讀于廈門大學,先後獲得法語語言文學學士、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法語系副系主任,已出版《身體的歷史》等多部譯著,發表論文多篇。
孫越,安徽合肥人,曾就讀于安徽大學、廈門大學、武漢大學,先後獲得法語語言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為南京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系講師,已在《法國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數篇。

名人/編輯推薦

在心理分析學中,催眠是一種寬廣、敏感的醒覺,它的實踐可以成為一門生活的藝術,並意味著一種學習,這種學習不存在任何深奧的東西,只需要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可能性就已足夠。本書是作者多年從事催眠研究的經驗總結,觀點鮮明獨特,即使對今天的相關研究而言也依然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目次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前提條件(Préalable)
第二章 預期(L’anticipation)
第三章 支配
第四章 改變(modification)
第五章 行動
部分術語和主題索引
人名索引表

書摘/試閱

一個南非農場主的小男孩兒被毒蛇的毒液噴到眼睛。他馬上就要失明了。家裡的廚師,一個黑人,跑到大草原裡尋來一些草嚼爛,敷到小男孩受傷的眼睛裡。孩子最終得救。故事傳到了隔壁的城市。得知此事的那些醫生是怎樣才會做到相信如此無稽之事?他們決定親赴實地,採摘存在疑問的草本植物進行研究分析,或者確切地說是為了證明這些草藥的治癒功效子虛烏有。那位廚師心知肚明;他肯定地說已經不知道在哪兒找到這些草藥的。但他又改變了主意,帶著這些先生們在越升越高,越來越悶熱的大日頭底下轉來又轉去。在遠離農場的地方,當他看出來這些醫生們已經筋疲力盡了,他才承認無法找到他們想要證明的無醫藥功效的那些草藥。
這便是催眠。在我們的文化裡,它看上去荒誕無稽,所以我們把它當成巫術魔法的遺毒來排斥。就像那些完全不擔心闖入催眠師領域的白人醫生,我們確信在聽到催眠能告訴我們的那些話之前我們便有了答案。雖然為了能夠有所評判,我們被建議親身一試,但對於接受另一個時期的一種做法,我們還是非常抵觸的,並且我們也知道所有的治療手段都會自詡某種功效。那麼,這種功效是否有所驗證,我們還仍然沒有對此現象的解釋。然而,我們需要這個解釋,因為我們不可以拒絕理解,我們想要用我們的語言按照我們的標準將它表述出來。那些催眠師們可以自由行使他們的這項藝術,但是如果他們想要被世人理解,他們就應該既不影響那些成見也不干擾已有的確定性。
雖然在野草方面頗有認識,但面對醫生們的自信傲慢,催眠術變得審慎並自我防衛。於是它會主動向我們呈現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歪曲誇張的行為又或是為了配合我們在這方面的空白認知而表現出一些消極做法。對它的各種假想讓我們感到害怕。《黃色標記》(La marque jaune)裡的塞普蒂默斯醫生借助它的光環,將正直的公民變成了能上天遁地,挑釁倫敦警務處總部的罪犯。雖然像這般的能力從來都只存在於小說或電影之中,但是古怪與恐怖的混合體在如此的推波助瀾下,其神秘色彩就會愈加濃烈,並且避開一些並不想瞭解其面貌的目光。此外,當身體失去自我般僵住不動,變成聽從指令的機器人,感受或用手勢來表達對他們做出的指令之時,催眠會表現出無害的一面,但又如此令人難以琢磨。又或是它會披上一件更為端莊的外衣,在我們風俗習慣裡開闢出一條道路。事實上,這就是催眠,它通過讓那些麻醉藥物變得無用或不再那麼得被需要,逐漸為醫學所承認。催眠與懾人的迷惑力不可割裂,這一點千真萬確。但最為顯而易見的是它始終遊走在對我們若隱若現之間。通過所有這些巧妙手段,它成功地將我們控制在它的投影中,讓我們對其奧秘觸不可及。
這是否危險?確切地說是令人難以理解。18世紀末,在呂米埃兄弟令歐洲為他們的發明讚歎不已之時,麥斯麥(Mesmer)則對催眠冠以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名字“動物磁氣”(magnétisme animal),但他的說法又遭到國王派出的委員們的推翻。他們以極致的精確性和實驗的創造性證明了這種不具有任何物質形態的磁流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種想像,當然,這是一種與現實相割裂的想像,它是精神失常和錯亂的前奏。他們說得頗有道理,以致於那些動物磁氣療法施行者們都採納了他們的觀點。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們的確做出了讓步,從與身體相對的精神中尋求庇佑,那裡後來便是支配心理的現實之地。這一退卻被某些人認為是一項勝利或是進入了希望之鄉,事實上它是一種失敗,它留給了對方外部世界的自由領域,用那些實驗的自然科學手段排斥一切看不見又不可檢驗的神秘事物。
甚至在一個世紀之後,這個領域仍然無法得到光復,因為仍然必須用科學的外衣來掩蓋這件無法言明之事,或者至少也必須套以一個有著威脅力和說服力的所謂的科學名號。精神分析學(psychanalyse)曾經就是那根空心竿子,家蠶在那裡面從一個世紀被輸送到另一個世紀,而那些傲慢嚴苛的海關人員對此卻絲毫不起疑心。此外,這樣的偷運行為只是為了那些盲人所為。的確,弗洛伊德在催眠方面從來不曾忘記承認從中的受益,無論在關於其實踐的思考中還是在其理論之中,他從來沒有力圖抹去顯示其發現的具有輸入痕跡的那些製作標記。雖然唯科學主義的法則冷酷無情,但是催眠的經驗就這樣沒有被阻斷過。因為弗洛伊德在一個世紀裡用他的權威和才華促進了它的發展,從此,在科學之樹得以充分舒枝展葉,終於可以思索它的內在嚴密性的時候,並且也是在催眠再也不必認真地打著科學的名號找到一席之地的時候,催眠就將可以正大光明地表現自己了。
但是在今天,催眠是什麼樣子呢?或者它表現得怎麼樣呢?它表示它創造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建立了一些學科,成功地且自由地付諸實踐,病患們也因此對它感激萬分。這一切都是那麼不錯。但是如果缺乏理論上的證明,這些大量的實踐操作遲早都會變成不知所云的東西。把米爾頓·艾瑞克森的那種沒有得到理論化的實踐做法像避雷針一樣拿來強調提出,這明顯是在愚弄大家。首先,謹慎與大膽、智慧與簡樸、力量與遵守之間的這種無法模仿的聯合,誰敢於簡單地將之獨佔己有?然後,美國的實用主義能夠滿足於此,這是它的事情。歐洲人是以其文化上的歷史為代價才能夠做到這個樣子,相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歐洲人在文化方面的經歷迫使他們處於不同的文化之間。最後,如何無視在我們這裡統治著我們這塊領域的絕對霸權?對於我們的那些同時代人而言,關於心理現象、心理疾病、人類關係、社會關係,只有一種唯一有效的闡釋:這就是精神分析學所做的理論化的闡釋。任何類型的心理療法必須在其影響範圍內或根據它已經得出的或建議的內容來被設想。
如果真的如此,那麼關於催眠的任何理論化的論文就不會註定是失敗的,因為它既不是一朵能夠盛開的鮮花,也不是一個能夠在西方個人自由的土壤裡生長成熟的水果,西方個人自由的精神分析學是最後的變形。就像精神分析學那樣,催眠並不以神經官能症的研究為依據,它不建立在任何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ie)之上,並且不受瘋狂(folie)的迷惑,有人說瘋狂是天才的根源所在。在我們曾經稱之為與它有關的心理現象中,催眠也並不研究有關它自己的人類主題,因為它只是通過或在它的周圍狀況中,通過或在與其世界的關係中來控制人;因此相較客觀,它並沒有更為主觀,相較集體性,它並沒有更為個體性。此外,它沒有感到任何求助過去的必要性。它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旨在讓一些直到那時都無法想像的潛在能力(potentialités)突然出現在現時(le présent)中。因此它的實際做法是一種治療措施,一種手術,一種效用。這就是為什麼它總是一點都不關心闡釋部分,即給一些顯得反常的現象冠以或加注一種意義。它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會這樣”,而是“如何貼合和改變情緒和定位”,總之,意義就在事物本身之中。因此應該從中推斷出“催眠是一種變革的現象學,它與我們所有的理論知識都是背道而馳的”。由於我們的學識和固執,造成的失誤甚至可能會讓我們在對於神秘和無知的津津樂道之中裹足不前。例如,富蘭克林·勞斯基(Franklin Rausky)在為了紀念萊昂·切爾托克的一卷書中引用了後者,並就1989年提出的關於催眠現象的一個定義做了長長的一番評注:“這是機體的第四種狀態(état),目前不具可客觀化(與其他三種狀態相反:醒覺(veille)、沉睡(sommeil)、做夢(rêve)):一種自然的潛在能力,一種在動物催眠中都已經根深蒂固的天生裝置(dispositif),它的特徵為表面上有關孩童的先語言的依戀關係的一些表現,並且這些表現發生在個體在其與環境的關係中受到干擾的一些情況之下”。不過,自這卷紀念性的書籍做過闡述之後,關於這條定義的評注便提前失去了影響:切爾托克他自己會覺得這條定義“有點兒愚蠢”。因此,一切就好像出於對催眠的尊重而不該給出一個答案。這個理由明顯是與此相矛盾的,那些對催眠感興趣的認識論專家們就被困於這個矛盾中。一方面,他們希望的是只有當催眠能夠遭受到科學性的莫大侮辱(但是哪一種?)時它才在我們的文化中得到認可,同時他們又否認在這裡科學性還有些地方有待研究,因為催眠對於自然科學而言是並且應該依然是一個去不掉的“戀己癖創傷”。
只要我們仍停留在這類問題之上,那我們肯定停滯不前。誠然,這種賦予人類的特殊能力只是在科學時代才戴著催眠的名號呈現於世。但是對此的理解若止步於此就顯得頗為短視了。人類的這件陳年舊事之前就存在過,與科學無關。即便它的這些早期表現被追溯到薩滿教方面,我們也無法在那方面來觀察一個古老的現象。這個現象是當前的,因為它經歷的歲月和人類的一樣久遠,即使它所呈現的形式留下了那些時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如,我們的個人主義神話強調了催眠經驗的隔絕狀態;這曾經一點都不是必然的,因為它所具有的力量是所有聯繫的根源所在。不管怎樣,雖然今天催眠看上去像是自然科學無法納入的一個剩餘,但是這並不是就可以對它棄置不管的時刻,相反,這是提議對其進行思考的契機,以使得我們的同輩人們能夠對此有充分的瞭解。
催眠的現象學在實驗科學領域中與我們所有的理論學識背道而馳,因為它並不像它們那樣建立在反射作用的模式之上,即自動模式或機器模式。反射作用僅單向發生,它只能從要求(通常叫作刺激)到反應。保羅·瓦勒裡先是為這項發現感到讚歎不已,他很快便領會到人類的精神有著相同的情況,並且因此它能夠逆向地走完這個路程。但是他希望這第二個反射的方式是第一個的延伸。這是個必然會有後患的錯誤,出於不脫離我們的知識領域的想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這個想法是否最不會具有最多的引發效果?始終必須以一個來自外部的刺激為前提條件的反射作用,它是如何能夠具有自我形成的能力?必須求助於另一領域、另一邏輯水平的一種能力(pouvoir),以使得一種“可能性的領域(univers de possibilité)”能夠從第二個反射模式中突然出現。這個同樣的錯誤,同樣也是我們的知識的故步自封,它支配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化,因為這個理論化經歷的就是受到數個連續的決定性因素(déterminismes)支配的那個過程(histoire),而這些決定性因素的方向總是從因(cause)到果(effet)。這就是為什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論化建議回到童年來發現導致神經官能症的那些原因。回到初始也是徒勞無功,得到的結果只能是重複而已。雖然精神分析療法對於一個個體的存在進行了某些改動,但是這不能夠成為其理論所強調提出的那些理由。
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所有的知識都與催眠的現象學背道而馳,還是存在一些與之相符的知識。這就是神經系統科學(neurosciences)的情況。它已經證明存在著一種可遺傳的物質成分,被稱為基因,是“有機體、其結構(plan)發生全面變革的原因”。然而――這是最重要的――,即使這個物質成分受到其機體的影響,但是它仍然與後生部分(part épigénétique)涇渭分明,也就是說它是歷史的,與這個組織中的環境所起到的作用相協調。因而這就是一種使得我們能夠擺脫反射作用的統治的範例。如果我們確實打算通過讓其反向運作來擺脫束縛,也就是說發生方向變為從反應到要求,那麼這個反應就將必須變成一種要求。但是既然進程(histoire)中所有的力量從質量上看都是均等的,只是在強度上有所變化,人們就總是在同一份記錄中進行操作,並且只能強調衝突,雙重性,對立面之間的抗爭。若不想再受到反射作用所強加的形式束縛,就必須求助於一種脫離了先前性規則(règle de l’antériorité)的非歷史性的成分。然而這正是一個今天的遺傳醫學所提議的此類型的範例,而遺傳醫學也不是通過對結果即症狀起作用,而是對結構(plan)具有的那些畸形起作用,結構讓這些症狀變得具有可能性。
如果根據同樣的範例,並且僅僅通過將此當作範例,催眠能夠進入人類的組織能力(pouvoir organisateur)之中,那麼這就再也不必為其所謂的魔術般的技巧而感到驚訝了。接受外科手術時不會有任何感覺,可以放一塊硬幣在手臂上製造出一個燙痕,行走在火炭之上卻不會對皮膚產生損傷,這些事情應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我們的感官系統的組織能力能夠決定不同於平常那樣起作用,在一定限度內讓我們失去感覺,因為它能夠切斷與我們有關的任何輸入(afférence),或者相反能夠以一定比例以及根據一些新的標準來聯合刺激(stimuli)。遺傳醫學所開啟的這些觀點讓我們感到驚歎或驚嚇。催眠正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能夠令人著迷或害怕:我們影響了這個組織能力。因此催眠治療(hypnothérapie)之於其他的精神療法(psychothérapie)就是遺傳醫學之於表觀遺傳醫學(la médecine épigénétique)。
那些催眠治療師們或許並不是不承認這些假設。作為證據,所引用的定義稍早了一些。切爾托克用這種方法曾經試圖弄清楚有關催眠的那些著作的情況,並且對歐洲和美洲研究者們的各種共同的研究方向進行總結。重新採用這條定義裡的那些術語,加入某些修改,對這些術語進行整理和分等級,這就足以提供給我們一種不錯的有關催眠現象的研究方法。
那麼首先,把催眠視為人體的第四種狀態,這沒什麼愚蠢之處。在第一章裡我們就會看到催眠狀態被賦予與異相睡眠(sommeil paradoxal)相對應的名字“異相醒覺”(veille paradoxale),這並不是一個滑稽的假設,另外在異相睡眠時做夢活動非常頻繁。關於催眠本質的這場漫長的爭論應該會具有其意義和結果:醒覺的狀態還是睡眠的狀態?如果催眠是一種異相醒覺,那麼所有的主要角色都能夠被認為是有理的。既然催眠將被催眠者與輸入的那些刺激分離開來,那麼它就具有某些睡眠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它表現出一種擴大的醒覺狀態(vigilance),這種狀態能夠考慮到生命的全部參量,這是一種全面醒覺狀態(vigilance généralisée),它包含並超越了我們所熟知的平常生活中的那種受限制醒覺狀態(vigilance restreinte)。
而且,就像異相睡眠影響著晚間做夢與否那樣,催眠釋放出一種固有的能力,即在白天醞釀世界(le monde)。通過催眠狀態,要恢復的不是一種前語言關係,而是一種潛在力量,它自誕生之日起便顯示出來,並將終其一生支配著與世界的聯繫。動物磁氣說時代的那種普遍確信將會因此受到同化,也就是說催眠是一種想像力(imagination)的產物。這並不是想像力擴張造成催眠,除此之外,確切地說這就是催眠狀態,即異相醒覺,它可以讓人施展想像力從而改變我們與有生命體和無生命物(les êtres et les choses)之間的關係。人們之前已經明白催眠和想像力之間的聯繫,但是並不清楚想像力只是這種天生便能組織我們這個世界的能力的另一個名諱或另一種表現。
一旦這些理論基礎得以建立,那就應該――這是第二章的內容――回歸到如我們所認知的催眠的實踐,以及對我們將之命名為催眠引導(l’induction hypnotique)的那些各個不同的片刻進行描述。有多少這樣的片刻就將表現出多少催眠的特徵。誘導是以中斷平常的感知(perception)為開始,比如固定一個物件,把它孤立於其環境之外。最初階段,往往是判斷的唯一關注點,這使得人們在催眠中看到的只是一種具有魔力的現象。然而這個最初階段只是一段過渡。它導致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對於有關於有生命體和無生命物的確定被懸置。不確定性(indétermination)產生一種混亂的感覺。第三階段開始出現一些新的可能,因為從與那些構成我們生命之物的成分有著過於緊密和明顯的聯繫中,我們已經解脫出來了。對於那些實驗室裡的催眠學家們而言,這是能夠製造幻覺(hallucination)的時代。目標還有待於完成,也就是說這還有待於在混亂和想像力方面獲得那樣的潛在性(potentialité)。這種潛在性既表現為個體的也表現為集體的,因為我們行為的設想完全可能在構成的同時又得到傳遞。
如果人們強調催眠引導的重要性以及對於其現實化而言具有必要性的那些方式方法,那麼人們就能夠同意伯恩海姆的觀點了,他把催眠視為一種“習得行為(comportement appris)”,一個“角色遊戲”,一種“得到暗示的表現”。因為它確實要求得到傳遞,並且它真的必須以一種傳授為前提。和許多其他的理論一樣,伯恩海姆的理論在其作出的肯定方面是真實的,否定部分則是錯誤的。按照刺激-反應(stimulus-réponse)的方式,催眠能夠誘導一些行為,這並不意味著一貫如此,也並不是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雖然實施催眠的人對此有一定的適應,但是冒出來的潛在的意外總是令他的步驟被打亂。所以如果一些行為、角色、引導可以被設計創造出來的話,那麼為了對此有所瞭解就必須借助一種能力,並且為了得以運用,它將需要參考機體的獨特狀態。
有些人,尤其是在艾瑞克森的領域中,他們認為催眠狀態並不存在,那都只是一些“狀況(situations)”,“過程(processus)”或“態度(attitudes)”。且相互之間並不排斥彼此。尤其在美國,催眠治療師們(hypnothérapeutes)的關注在於堅信那些可觀察到的事實。因為他們確實看到治療師們和患者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可以運用某些程序的狀況。這不禁讓人思忖這種狀況和這些過程是根據什麼來發生和建立的。當還是這些人終於談到了態度的時候,他們開啟了另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就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他們從治療的那個保留領域中脫離出來,從而對一種存在於世界的方式(manière d’être au monde),一種出現在生命中的方法(façon de se poser dans l’existence),一種機能的形態(modalité de fonctionnement)投射出興趣。第三章就旨在把支配(disposition)當作態度來進行描寫,後者同時準備和繼續在治療中實施的作業。
第四章不難證明改變意味著我們所有的坐標體系都被擱置,並且只有依靠想像力,這才會變得具有可能。因為它代表著與生俱來的和非歷史性的能力,所以它經受得住擱置,並擁有足夠的活力來確立一個新的力量對比,一個新的未來計劃,後者既更具現實性也更具有未來。但是這項新的計劃必須具備某種合適性才能夠得以執行。於是,在實現計劃的時候,人的自由就好像是一種戰略必要性。
最後一章將大致勾畫出催眠的基本特徵。催眠必須經過如此去繁留簡,才能成為日常生活的一個有效且樸素的組成部分,一種生活方式。今天之所以催眠重獲關注,這一切或許都是因為西方個人主義疲態盡現。為了凸顯自己,為了使我們與眾不同,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特性,我們盡了一切之能事。但是我們已經對關注自我感到厭倦。那個組織(tissu)如今已經四分五裂,我們身處其中,曾經想要讓自己的細微差異變得清晰可見,自主性已經變得缺乏聯繫,因此我們不得不從孤立的個體出發,重新找到那個持續不斷的本質,曾經我們在這個本質的基礎上勾勒出個體的輪廓。因為倒退回去並相信仍然存在著一些群體,我們在那裡可能需要從容地佔據一席之地並各司其職,這都是不可能的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e)應該走得還可以更遠一些,它應該經歷那些雲霧遮眼和充滿焦慮的境遇,發現一些隸屬關係,而它們的那種極致單一性可在另一個範疇中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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