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可持續發展百科全書(第3卷)：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和政治（簡體書）

《國際可持續發展百科全書（第3卷）：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和政治》是“國際可持續發展百科全書”第3卷。
《國際可持續發展百科全書（第3卷）：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和政治》針對由環境問題引發的一些典型事件或現象，進行了非常精彩的概述和分析，正是這些現象和事件促成了今天環境法律法規的出臺；明確解釋了現行的環境相關的法律、協議、條約、公約等，并對現行的關于環境保護的法律和政治措施做出相關評價：它們是否能對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起到推動作用。

A
武裝沖突與環境

B
博帕爾災難
生物技術立法
布蘭特-史帕爾
布倫特蘭報告

C
化學品法律和政策
切爾諾貝利
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
清潔空氣法
清潔水法
氣候變化信息公開——法律框架
減緩氣候變化
鱈魚戰爭（英國V．冰島）
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
國際習慣法

D
黑暗天空計劃
……

E
F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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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索引

《國際可持續發展百科全書（第3卷）：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和政治》：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個人／機構／團體在采取非暴力反抗方式之前，通常嘗試過所有其他合法抗議手段，比如上訪、游說、寫信、上訴、投票，但是都已失敗。例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這種倡導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的團體，從不支持任何有可能傷害人身或財產安全的行為，因為暴力會損害他們的事業。
非暴力反抗抗議者所信奉的觀點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公正、公平、合理的。如果法律不能促進共同利益或不尊重人權，那么每個人都有權抗拒。政府有責任確保所有公民的基本人權，如果它做不到，或者它試圖站在特權的角度為其行為辯護，聲稱因為它是民選的政府所以其行動是民主的，那么此時公民有權利和義務做出反應。推而廣之，環保抗議者尋找一個更負責任的權威機構，無論是政府的還是企業的，去承擔責任和采取行動面對這個世界的環境挑戰。由于非暴力反抗運動，環境問題經常受到媒體的廣泛報道，促使公眾議論，在某些情況下導致環境法律和政策的變化。全球公民環境權
生態意識源于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環境問題不能僅靠政府來解決。越來越多的人似乎覺得需要組織起來，集體行動起來，才能解決問題。更好的全球溝通，特別是通過互聯網的全球溝通，影響了新形式的民主和社會參與。部分原因是這些網絡超出了任何機構的控制，他們在傳播信息和環保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讓人們在環境問題上更緊密團結起來。與此同時，許多全球組織建立了網絡，有效地進行思想交流和技術實施。
這些關系和互動形成了全球公民環境權的基礎，而此時這個地球對于人類生存的承載能力已經被推到極限。全球公民環境權主張個人、組織、國家和企業承擔道德責任，來保護環境免受進一步的損失。這種觀點體現在布倫特蘭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WCED1987）中，它“強調地球上的人類享有共同命運……（并）認為國家之間只有采取前所未有的合作形式和高度的緊迫感，才能確保工業文明的可持續性”。因此，非暴力反抗運動在環境領域也可以解釋為一種更高層次的公民權。
為了保護一個瀕臨滅絕或毀滅的物種或生態系統，為了保護環境，非暴力反抗人士不得不違反法律（因為環境本身不能自衛），最終干擾或擾亂一些商業活動或工業生產。這些抗議者代表著另一個生物或一組生物來阻止一個他們認為不應發生在公正社會的行為。例如，在應對氣候變化運動中，環保主義者采用非暴力反抗的方式來保護環境，也就是保護人類的未來。他們還努力減少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所造成的損失。非暴力反抗人士認為所有生命形式包括人類共享地球這一環境，他們主要是阻止那些破壞健康環境的行為，如燃煤發電廠的運行，土地和社區環境的破壞，他們認為這些行為不應該出現在一個公正的社會里，并且非暴力反抗人士還會毫不猶豫地打破那些他們認為不公平的法律。對于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的批判
曾有一個公司起訴非暴力反抗環保人士的案例。英國一對夫婦海倫·斯蒂爾（Helen Steel）和大衛·莫里斯（David Morris）公開批評跨國快餐連鎖店麥當勞采用了一些破壞環境的行為。麥當勞以誹謗罪起訴這對夫婦，即著名的麥當勞餐廳有限公司訴海倫·瑪麗·斯蒂爾和大衛·莫里斯案。英國皇家法院裁定麥當勞勝訴，駁回被告認為跨國公司不能以誹謗為由起訴公眾利益問題的訴求。被上議院駁回后，這對夫婦又向歐洲人權法庭（ECHR）上訴。歐洲人權法庭裁定這對夫婦勝訴，批評英國法律未行使保護公眾的權利，根據歐洲人權法庭的第十條，如果一家公司的商業行為影響人們的生活和環境，那么公眾有權批判這家公司。
在另一起案例中，一個日本法院以盜竊和非法侵入的罪名判處兩個綠色和平組織人士一年監禁，而這兩人試圖揭露日本國內享有大量補貼的捕鯨業中的貪污行徑。1986年全世界禁止商業捕鯨，但日本在第二年設立，非營利性鯨類研究所，此后以科學的名義每年捕殺數以百計的鯨魚。2008年，環保人士（the“Tokyo Two”）在送貨倉庫截獲一盒重量為23公斤（50磅）的鯨魚肉，聲稱它是被日本的捕鯨船員偷去的。環保人士聲稱，這盒價值約為60000日元的鯨魚肉是從日本捕鯨船新丸號上偷竊的，他們經常偷竊鯨魚肉然后拿去銷售牟利。調查者后來認定鯨魚肉是用來作為紀念品而不是出售的，并沒有對捕鯨者提起指控。不久之后，環保人士遭到逮捕。據聯合國人權組織說，日本當局這樣對待環保人士是武斷專橫的，違背了《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AI，又稱國際特赦組織）也表示擔心，對環保組織theTokyoTwo成員的拘留和指控可能是意在恐嚇其他環保人士。
對于企業和政府部門來說，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的行為構成非法侵入、破壞公物、阻塞道路、縱火和其他非法攻擊行為。保衛自由企業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一個自稱是“自由市場、產權和有限政府教育基金會”的智囊團，把所有此類行為稱為“生態恐怖主義”。從這個角度看，受害者多為從事自然資源行業的個人和企業主，而這些非暴力反抗行為侵犯了自由企業機制和個人權利原則。對一些人來說，非暴力反抗和財產破壞之間沒有區別——所有這些行為只是區分輕罪或重罪。這些反對者宣稱，花在所謂生態恐怖主義行為上的金錢，是通過免稅機構非法掠奪而來的，但是個人和非營利性基金會都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掠奪（Levin2003）。
人們認為，禁止環保抗議活動將顯著減少這些組織的媒體出鏡率和籌款能力，而媒體出鏡率和籌款能力對于這些組織來說無比重要。自2010年起，旨在打擊生態恐怖主義的各種法律已經滲透到了美國一些州的立法機構；這些法律對于生態恐怖主義的定義非常寬泛，以至于能有效地禁止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在澳大利亞，定義“慈善”這一術語的法律草案試圖讓那些參與非暴力反抗環保運動的機構無權享受減稅的政策。但是，經一些社區團體抗議后，這一提議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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