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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嚴:我們侵犯也被侵犯(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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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作者席拉赫探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大問題,也關心身邊小事:用一條命換三百條命是否妥當,案件審判時的真相是否存在,是什么使一個人成為罪犯,恐怖主義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是否應當用法律手段來禁煙,iPad會怎樣影響閱讀……他用真實的案例和親身的經歷,向社會提問,關乎人和法律的尊嚴。

全球*多人閱讀的德語作者之一馮·席拉赫在《明鏡周刊》發表的13篇專欄文章及一篇演講的集結。

費迪南·馮·席拉赫

德國*級刑辯律師,執業20余年,經手超過700個刑事案件。他的委托人既有權貴(如原民主德國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也有平民百姓。席拉赫出身精英階層,家族出過法官、學者、出版人。他作為刑辯律師,試圖觸摸人存在的溫度,理解罪的本質。

2009年出版處女作《罪行》,立刻引起巨大反響,并獲得德國文壇重要獎項克萊斯特文學獎。后續出版《罪責》《誰無罪》《犯了戒》等小說,均成為國際暢銷書,售出數百萬冊。

人之尊嚴常被侵犯

——恐怖主義何以將決定民主/1

[用一條命換三條命,多數人或許會覺得不妥。然而,若用一條命換三百條命呢?人之尊嚴不可侵犯,這尊嚴究竟是什么?]

犯下最可怕罪行之人的尊嚴

——殺童犯葛夫根控告德國政府違反人權/15

[葛夫根是殺人兇手,但是到最后,所有人都有罪過。蒙田早在一五八○年就寫道:刑訊實在是個很無用的發明。]

被遺忘的橡膠靴

——歐洲人權法院針對“保安式監禁”所做的判決/25

[如今我們不再殺死像穆斯布魯格這樣的人。我們永久“保管”他們,不比一雙放進柜子之后被人遺忘的舊橡膠靴好到哪兒去。]

“你就是你”

——為何我無法回答關于我祖父的問題/34

[為何一個大學生會傾心于希特勒那種空洞刺耳的辭藻?為何他沒有在納粹焚書之際就明白自己跟野蠻人站在了同一邊?我無法回答,只能說:你就是你。]

罪過的模樣

——攝影家里歐·羅森塔/47

[羅森塔的一生就跟他拍下的那個時代一樣破碎。他拍的那些照片,從不把人拿來展覽,而是呈現他們的原貌。]

必要時制定一條法律

——女權運動與司法界/65

[“女性不喜歡競爭”,絕不是用來搪塞女性在德國企業界領導階層所占比例低的好理由。這種情況若只能通過法律來改善,那我們就該制定一條法律。]

真相與現實

——對薇瑞娜·貝克及約格·卡赫曼的審判/74

[“真相是什么”,凡是在刑事司法界工作的人都必須辛苦地學會這個回答:一場訴訟的真相只是針對事實的一種理論。]

把訴訟過程當成處罰

——談檢察機關與媒體的關系/83

[檢察官以國家的權威發言,一旦他向媒體說出一個名字,公開懷疑某人,媒體的報道和輿論就足以毀了那個人,就算他后來被判無罪也已無濟于事。]

干凈的人,干凈的空氣

——談吸煙者與非吸煙者/92

[今天的目標是:干凈的人生活在干凈的空氣里。如果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強迫大家獲得幸福。我們哪里在乎什么寬容。]

這一切你還弄得懂嗎?

——對現實的提問/101

[德國退出歐元區會比較好嗎?有人考慮過中國會加入歐盟嗎?你是否愈來愈不會使用飯店房間的電視遙控器?你還記得兒時的暑假嗎?你過得好嗎?]

因為我們不這樣做不行

——談寫作/107

[盡管大家對新科技、對一篇文章的快速傳播感到陶醉,寫作本身自荷馬以來都不曾改變。就算這話不中聽,我還是要說:假設沒有錢拿,我就不會再寫作。]

舍棄的藝術

—— iPad 何以會是閱讀的未來/120

[我們無法阻攔事物的發展,它們比我們更快。盡管如此,只要我還能夠,旅行時我仍將繼續攜帶沉重的書籍,否則我就會覺得若有所失。]

徒留回憶

——在耶穌會圣布拉辛寄宿學校的童年/130

[所有的回憶都是平凡的,所有的回憶也都是神圣的。除此以外我們別無所有。]

請您務必繼續做下去

——為《查理周刊》頒發“M100媒體獎”時的致辭/140

[唯有我們自己才能危及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我們放棄暴力從而保障能有正當的審理程序。這從來都不容易。這是現代法制的發展史,透過法制,我們才成為如今的我們。]

人之尊嚴常被侵犯

——恐怖主義何以將決定民主

諸位看了被各家電視臺稱為大選高潮的總理候選人辯論了嗎?主持人一再質問社會民主黨候選人斯坦布魯克:默克爾總理對美國國土安全部竊聽一事處理不力,是否等同違背了就職誓言?她是否未能讓德國人民免于受到傷害?

斯坦布魯克的回答始終模糊:“默克爾女士必須履行她的就職誓言。”這個問題的確該問,因為它觸及了一個基本問題:政府本身的違法。政府以安全為名犧牲了我們的自由,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可以改變這件事。關鍵在于我們想不想改變。

二○一一年五月二日深夜,美國士兵射殺了恐怖分子本·拉登,射殺令由美國總統下達。本·拉登死亡的消息一公布,美國人歡呼起來,紐約市民開心地上街跳舞。奧巴馬自豪地宣稱:“正義獲得了伸張。”不久之后,默克爾說:“對于能成功狙擊本·拉登,我感到十分高興。”

為了讓我們不至于對默克爾的“高興”有所納悶,同黨的國會議員考德做了解釋:總理當然是以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感到高興。他說:“身為基督徒,我認為世間有邪惡,而本·拉登是惡人。當世間之惡減少了,身為基督徒是可以感到高興的。”

但事情也許并沒有這么簡單。單單一個人或一個政府真的可以身兼原告、辯護律師及法官來決定誰該活、誰該死嗎?有許多人試圖證明這樣做是對的,但是大多數研究國際法的人都加以駁斥。如果仔細觀之,我們違背內心存有的想要復仇的意愿,而制定出的所有這些法律及國際法規定所彰顯的是另一件事,它隱藏在這些法律及國際法規定的背后,比這些法律及國際法規定本身更為重要。

一八八四年七月五日,英國小型貨輪“木樨草”號遇上了風暴,漂流到大海上,在距離好望角大約一千六百里處傾覆沉沒。船上共有四人:船長、兩名強壯的水手和一名瘦弱的十七歲見習水手。他們幸運地搭上了救生艇逃生。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他們開始檢查小艇上的存糧:只有兩罐蘿卜。他們因此撐了三天。第四天,他們捕獲一只小海龜,又撐到了第十二天。小艇上沒有水,他們只能偶爾用外套接點雨水來喝。

暴風雨過后的第十八天,他們已經七天沒吃東西了,于是船長提議殺死他們當中的一人,以拯救其他人。三天之后,船長想出了抽簽這個主意,抽到死簽的人將被殺。但三個人隨即想到自己都有家人,而見習水手只是個孤兒,于是拋掉了抽簽的主意,認為不如干脆殺死那個少年。到了隔天早晨,他們仍然看不見獲救的可能,船長就單刀直入地向少年開口。少年躺在小艇一角,口渴得快要發瘋,先前他喝了海水,身體虛脫,眼看再過幾個小時就會死亡。船長告訴他時候到了,一刀刺進了他的脖子。

接下來,三名船員吃少年的肉、喝少年的血。撐了兩天后,一艘船經過,船上乘客發現了這艘小艇。三名生還者獲救,被送回英國。英國的每一家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歐洲的報紙也幾乎都對此加以報道,頭版上刊載了描繪這樁駭人事件的插圖,所有的細節都被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

輿論紛紛站在船員那一邊,認為他們情非得已,也吃盡了苦頭。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被逮捕,交由法院審判。其中一名水手愿意擔任證人,因此沒有被起訴。這一事件以“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在法律史上留名,杜德利和斯蒂芬是那兩名船員的名字。那場審判只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些船員可以為了拯救自己而殺死那名見習水手嗎?用一條命換三條命,法庭必須判定這種算盤是否能被允許。

我推測在這樁案子上,法官若是宣判無罪,多數人會感到不太對勁。可是請各位不妨換個數目來想。假如靠著那個死去的少年而活下來的船員不是三個,而是三百個呢?假如那個數目是三萬乃至三十萬,情況會有所改變嗎?這果真是人數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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