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腐敗立法研究（簡體書）

一是以強化腐敗預防立法體系建設為核心的發展路線，主要為英美、歐陸等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所採用。擴張公共權力作為現代化的結果，導致了現代腐敗的氾濫，為有效控制腐敗，這些國家嘗試從探究腐敗發生的根源性原因入手，建構以防範、制約公共權力為中心的反腐法律制度體系，將腐敗治理與國家治理、社會發展有機結合，從腐敗發生的源頭探尋使公共權力不能腐敗、公共權力行使者不敢腐敗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緩解了公共權力與公共資源分配之間的緊張關係。根據對腐敗的根源性思考而形成的積極治理主義理念為導向，這些國家相繼建立起控制公共權力分配與運行中濫用機會與可能的制度體系。先現代化國家的反腐立法，由權力控制法、權力透明法與濫用權力懲治法三個子系統構成，以權力控制法的優先發展為起步，將權力透明法作為連接權力濫用法的橋樑，建構起具有內循環性的腐敗控制系統。對英美腐敗犯罪控制法的研究發現，腐敗控制法始終是立法最為活躍的領域，其立法變動、調整速度遠大於權力濫用懲治法的修正頻率，以英國腐敗懲治法為例，從1916
年英國頒佈修正的《預防腐敗法》，進一步嚴格腐敗犯罪的罪過原則，最大限度地提升懲治法的效力，直至2003年英國才根據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特別是針對海外腐敗犯罪治理的需要，再次提出修正《預防腐敗法》的動議，在此期間，對權力控制法的修正已經過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整，而權力濫用懲治法卻基本保持穩定，美國的情況大體如此。二是以強化腐敗懲治立法體系為核心的發展路線，主要為中國以及其他後現代化國家所採用。基於加快社會發展、縮短現代化進程的需要，此類國家的公共權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由此導致腐敗的盛行。面對腐敗的氾濫，為迅速扼制腐敗蔓延擴張的趨勢，特別是受到此類國家法律文化傳統中所固有因素的影響，這些國家普遍採取了以突出腐敗懲治性措施為核心的立法戰略。強調不斷完善腐敗懲治法，注重腐敗的事後懲治，這種立法模式儘管使腐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根本無法實現腐敗有效控制的目標，腐敗治理的形勢正日趨嚴峻。反腐敗立法體系建設與發展路線選擇，對腐敗治理成效的影響重大。不僅如此，兩種反腐敗立法模式最根本的差異在於，所奉行的立法理念不同，前者是以積極治理主義為導向的立法活動，而後者則是以消極治理主義為導向的立法活動。

劉艷紅，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全國十大杰出青年法學家、人民法院司法大數據研究基地主任、反腐敗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江蘇省教育先進個人工作者、江蘇省“333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江蘇省十大優秀青年法學家等。 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等各類項目30余項，在《中國社會科學》等期刊發表論文10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6部。曾獲教育部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等各類獎勵十余項;主編《刑法學總論/各論》獲評江蘇省學校精品教材，《刑法學(上/下)》入選江蘇省“十二五”高校重點教材。

導論 1

第一章　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腐敗問題 1

一、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腐敗類型及衍生根源 3

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腐敗類型 10

第二章　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腐敗治理模式 17

一、腐敗消極治理模式 19

二、腐敗積極治理模式 26

三、兩種腐敗治理模式之基本評價 34

第三章　消極治理模式下中國腐敗治理發展與困局 37

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反腐敗 40

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腐敗治理困局46

第四章　懲治腐敗犯罪的立法運行效果實證分析59

一、反腐犯罪整體趨勢考察基本方法的選擇62

二、腐敗犯罪整體趨勢的具體考察 72

三、腐敗犯罪整體趨勢考察的基本結論 87

第五章　加快推進中國反腐敗立法之戰略選擇 101

一、中國反腐敗立法理念之修正 104

二、中國反腐敗立法模式之協調 106

三、中國反腐敗立法體系之構建 109

四、中國反腐敗立法原則之明確 110

五、中國反腐敗立法步驟之選擇 112

第六章　加快推進中國反腐敗立法之實施方案 121

一、作為基本法的《反腐敗法》 124

二、“不敢腐”立法之加快完善 132

三、“不能腐”立法之重點選擇與完善 153

參考文獻 176

附　錄 1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專家建議稿)》制定說明 1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專家建議稿)188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專家建議稿)》立法理由說明(逐條)199

腐敗是制度與文化的產物，一國特有的制度與文化直接影響著腐敗的類型、規模與生成路徑，而制度的缺失與錯位，無疑是現代化進程中腐敗衍生最重要的原因。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推進具有一定的時間跨度，但從一個歷史視野來看，這個過程尚不足以實現觀念與制度的根本轉型。在整體改革目標的實現中，制度建設的缺失，造成了國家對權力制約、控制乃至偏差評價能力建設較為明顯的遲滯，其結果就是導致根源于制度缺位與錯位的腐敗的形成。如胡鞍鋼所言，“現時的腐敗主要是制度性腐敗，腐敗現象的產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缺陷，即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制度缺陷。

在中國政治支配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中，腐敗衍生已經出現了“生態化”現象，引發腐敗滋生的環境系統不加以系統整治和清理，無法從真正意義上實現有效遏制腐敗的治理目的。“應激型”國家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由于缺乏構建預防制度的時間條件和更新現代腐敗治理理念的環境條件，只能被動地根據腐敗案件的發生頻率與烈度關系，延續以刑事懲治為核心的傳統治理方式，作為權宜之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當現代化轉型進入深化階段之后，在具備預防制度構建的社會條件、制度條件和法治條件的前提下，迅速轉向積極治理模式，選擇預防性治理的腐敗治理政策和制度控制結構，無疑是提升國家制度反腐能力的重要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