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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救亡講演錄(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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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救亡講演錄(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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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收錄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兩次具有代表性的公開講學記錄,較系統地展示國學的概貌,是國學愛好者及研究者瞭解國學的必讀之書。章氏一生講學不止,弟子遍及天下,在當代國學研究界的影響巨大。本書選入其中後期兩次具有代表性的國學講演之記錄。

作者簡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學乘,字枚叔(以紀念漢代辭賦家枚乘),后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顧炎武)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后自認“民國遺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學者,研究范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等等,著述甚豐,為文字學、經學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奠定了方向。

目次

目錄







國學之統宗(1)


清代學術之系統(11)


論經史儒之分合(22)




關于經學的演講(33)


論讀經有利而無弊(43)


再釋讀經之異議(51)


“經義”與“治事”(61)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67)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72)


《大學》大義(79)


《儒行》要旨(85)


《孝經》《大學》《儒行》《喪服》余論(91)




論今日切要之學(97)


關于史學的演講(103)


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系(109)


歷史之重要(114)


民國光復(121)


論讀史之利益(126)


論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132)


略論讀史之法(143)


關于《春秋》的演講(154)


《春秋》三傳之起源及其得失(161)




文章流別(170)


白話與文言之關系(178)


儒家之利病(184)


適宜今日之理學(188)


在孔子誕辰紀念會上的演說(195)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198)


書摘/試閱

論今日切要之學

從前顧亭林先生說過“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兩句話,但是博學于文不如行之實際,而“行己有恥”純為個人的行為,所以這里暫不討論。

今日切要之學只有兩條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學不見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學也不必完全能夠求是。合致用與求是二者冶于一爐,才是今日切要之學。詎今日之學風適反乎此,日惟以考古史、古文字學,表章墨辯之說是尚,反棄目前切要之學而不顧。此風若長,其害殊甚,速矯正,以免遺誤于將來。茲先分論其不切要之點如下:

(一)考遠古此雖為求是之學,然不能致用。試觀今日一般學者忽于近代之史,而反考證三代以上古史如《山海經》等孳孳不休。正如歐西學者日夜研究古巴比倫、埃及等國的文化,同樣的無味。因彼時尚在混沌草昧時期,就是能發現一二種學說,也絕難找出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又何況即便得以證明也不能致用呢?

(二)考古文字此亦求是而不切要之學也。若今日舉國學子欣欣然考證龜甲,研求鐘鼎,推求陶瓦,各自以為得。其考證甲骨者則鑿鑿于某字《說文》作某,鐘鼎又作某,某字應讀某聲,穿鑿附會之態較之研究鐘鼎者尤為可笑。而不知龜甲之真偽本難分別,何況其證據又薄弱無力!至于鐘鼎本系金屬,真偽尚易辨別,然考證其文字,終覺無味。其一切考證鐘鼎文字之書籍,更須審辨。若宋人之《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等書,考訂本多難據。至清之吳大澂等益加穿鑿。然清人考訂文字大率沿襲宋人,不知宋人更沿襲何者?夫文字遞變,必據有形跡者以為推。假如佐證毫無,而欲妄加揣測,正如外人到中國聽戲,縱賞其聲調鏗鏘,而于曲中旨趣則茫乎無所知矣。

(三)考《墨辯》今日學者,除去染有上述兩項風氣之外,尚有一種絕不能以之致用的風氣,就是考墨辯。《墨子》的精華僅在《尚賢》《尚同》《兼愛》《非攻》諸篇。至于《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小《取》諸篇,實《墨子》的枝葉,而考墨辯者卻矜矜然說某段合乎今日科學界中的電學,某段合于今日科學界之力學,某段合于今日科學界之飛艇、飛機,某段系今日物理學中之定律,某段又是今日化學之先聲。似《墨子》的神通,活像今日科學界的開山老祖一樣。即使以上諸說能夠成立,也不過是繁瑣哲學之一流。《莊子》有一句話:“竄句游心于堅白同異之間,楊、墨是已。”這樣說來,非獨墨子是科學專家,楊子又何嘗不然呢?《大戴禮》哀公問孔子有小辨之說,則墨子亦小辨之流也,總之其語雖然有是的地方,用起來時卻不能致用。所以這班學子雖較考古史、古文字學有用,然終不是今日所需要的。

現代的學者既如上述,若遡及前代治學的人也各有所偏。明代學者知今而不通古,清代學者通古而不知今。所以明人治事的本領勝于清人,雖少年科第足以臨民。清之學者考證經史詳搜博引,雖為前古所無,惜不諳當代制度,治事的時候,輒來請教于幕僚,所以兩朝學者各有所蔽。然明之學者尚能致用,清之學者雖欲致用亦不能也。其所以不能致用者,基于彼等考大體者少,證枝葉者多耳。是明清兩代之學,皆非切要,不足為今日所取法也。

今日切要之學是什么?曰歷史也。歷史之學宜自修,不適于講授。現代各校不明此理,多于每周規定三四小時,與其他科目同一辦法,此甚不然。試問一部正史,欲于每周三四小時內依次講解,恐至少亦須三十年始能講畢。即令學生明知史志為今日切要之學,若按時至校聽講而不自修,終必無所獲。此外市面上有應時而起的《史學通論》《史學研究法》等,美其名曰節省時間,實無當也。如唐人劉知幾之《史通》通釋,往復辯論歷代史書得失之處,雖甚詳明,假使詳明更不閱其所論之史書,則《史通》亦為無用,況今日市上之《史學通論》等書,撰著對于所論之書恐尚未嘗看過,則其“通論”又那里有絲毫的用處呢?故歷史一科之教員應專講解史志之條例及其中深奧的地方,其余易解之處統由學生去自修。蓋研究學問有二法:(一)有必須講解者,如史學之條例是也。(二)有必須自修者,則史志之全文是也。試觀現在各校靦居歷史講座之先生,與茶館中說評書的有什么分別?其中本領高者僅能講明歷史之大概,劣者雖大概亦不能明也。

現在的青年應當知道自己是什么時候的人,現在的中國是處在什么時期,自己對國家負有什么責任。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確的答覆。若是連歷史也不清楚,則只覺得眼前混沌萬狀,人類在那里棲棲皇皇,彼此似無關系,展開地圖亦不知何地系我國固有,何地系我國尚存者,何地已被異族侵占?問之茫然無以對者,比比然也,則國之前途豈不危哉!一國之歷史正似一家之家譜,其中所載盡已往之事實,此事實即歷史也。若一國之歷史衰,可占其民族之愛國心亦必衰。蓋事實為綜錯的,繁復的,無一定之規律的;而歷史乃歸納此種種事實,分類記載,使閱者得知國家強與弱的原因,戰爭勝敗的遠因近因,民族盛衰的變遷,為人生處世所不可須臾離者。歷史又如棋譜然,若據棋譜以下棋,善運用之,必操勝算,若熟悉歷史,據之以致用,亦無往而不利也。

宋之王荊公與現在國民黨之總理孫逸仙均中不明歷史之病,王荊公不許人讀史志,毀之曰“斷爛朝報”,孫逸仙似未精究歷史,卻也具有王氏之遺風,所以國民政府今日未有令名。王荊公與孫之國民黨同因不諳已往之史跡,以致愛國心衰。自王荊公倡不讀史未及四十年,而宋亡矣,今民國締造已二十一年,前后茫茫,亦可懼也。

附庸之國與固有國土本有區別,歷史已詳告我們。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視東北三省,而盛唱“棄了東三省”的論調,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而僅據外人之稱東三省為“滿洲”,便以為東三省之屬于我國乃附屬地性質,非本土也。凡稍讀史志者便以為其誤。考東三省原為中國固有的版圖,漢謂之突厥,宋謂之遼金。漢去今日已遠,姑不論,即以明清論之,明清兩代東三省皆為我國固有之版圖,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國土為附庸之地,其害較不讀經書為尤甚,蓋不曉得周公、孔子的名字,僅遺忘一二死去的人而已,無關國家之得失,若不曉得歷史則幾乎茫茫然遺失了東三省千百萬方里的土地,其為害駕于經書之上。此語在好高騖遠的人全不愿說,他們視歷史如同掌故和家譜一樣,豈料到關于國家的命脈是這樣的大呢?再以開鋪店喻之,開鋪店若不明該地的掌故習俗,則不出數日必倒閉矣。又如組織家庭,若不看家譜不明世族,則親疏不分,視其同族若路人,此家未有能興盛者。今知不看掌故、家譜之害尚如此,其不明史志之害,豈不尤甚于斯歟!故謂歷史為掌故亦可,謂之為民族的家譜亦無不可。總之,歷史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譜,他人得之雖然無用,而我不得不備此物,若欲為國效力,這本老家譜是非研究不可。至于運用之法,應注重制度、地域變遷的沿革,治亂之原因。閱之亦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經驗,非若治軍須戰略與操練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史志之全帙雖繁,讀司馬光之《資治通鑒》則簡而易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為切要矣,當視為新發現之寶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歷史之學不僅今日切要,即在往古亦十分切要。漢時即以六經為史,各有專家傳其學,至今因時間之延長,史志遂覺繁多,然此正一完備之棋譜也。若善用之,何往而不利,故其切要尤甚于昔。在漢時可舉史志而盡焚之,因彼時棋譜尚未完備,而有人才在,還可以補救時艱。今日則不可,因人才已無,棋譜更不可失矣。

行己有恥,博學于文,是從前的話。今當世界在較任何時期為嚴重的時候,歷史上之陳跡即為愛國心之源泉,致用時之棋譜。其系于一國之興亡為用尤鉅,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學也。

據《中法大學月刊》第5卷第5期

*此為章太炎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學的演講,由王聯曾記錄,并經黃侃、吳宓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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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二:


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


余今日須為弟輩道者,一治學之功夫,二治學之志向也。

余家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既卒業,知不明訓詁,不能治《史》《漢》,乃取《說文解字》段氏注讀之。適《爾雅》郝氏義疏初刊成,求得之。二書既遍,已十八歲。讀《十三經注疏》,暗記尚不覺苦。畢,讀《經義述聞》,始知運用《爾雅》《說文》以說經,時時改文立訓,自覺非當。復讀學海堂、南菁書院兩《經解》皆遍。二十歲,在余杭,談論每過儕輩,忖路徑近曲園先生,乃入詁經精舍。陳說者再,先生率未許。后先生問:“《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周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也’。《冬官》亡于漢初,周末尚存,何鄭《注》謂《冬官》亡乎?”余謂:“《王制》三卿五大夫,據孔《疏》,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馬、小卿而無小宗伯,故大夫之數為五而非六。依《周禮》,當減三百之數,與《冬官》存否無涉也。”先生稱善。又問:“《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誰耶?鄭《注》謂先王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余謂:“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異尋常人也。夏后世襲,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經》之制,本于夏后。五刑之屬三千,語符《呂刑》。三千之刑,周承夏舊。知先王確為禹也。”先生亦以為然。余于同儕,知人所不知,頗自矜。既治《春秋左氏傳》,為《敘錄》駁常州劉氏。書成,呈曲園先生,先生搖首曰:“雖新奇,未免穿鑿,后必悔之。”由是鋒鋩乃斂。時經學之外,四史已前畢。全史局本力不能得,賴竹簡齋書印成,以三十二版金得一部,潛心讀之。既畢,謂未足,涉《通典》四五周,學漸實。三十后有著書之意,會梁卓如要共革命,乃疏書卷。及亡命東瀛,行篋惟《古經解匯函》《小學匯函》二書。客居寥寂,日披大徐《說文》,久之,覺段、桂、王、朱見俱未諦。適錢夏、黃侃、汪東輩相聚問學,遂成《小學答問》一卷。又以為學問之道,不當但求文字,文字用表語言,當進而求之語言,語言有所起,人仁天顛,義率有緣。由此尋索,覺語言統系秩然。因謂倉頡依類象形以作書,今獨體象形見《說文》者,止三四百數。意當時語不止此,蓋一字包數義,故三四百數已足,后則聲意相邇者孳乳別生,文字乃廣也。于是以聲為部次,造《文始》九卷。歸國后,葉奐彬見而善之,問如何想得出來?答:日讀《說文》,比較會合,遂竟體完成耳。民國二年,幽于京師,舍讀書無可事者。《小學答問》《文始》初稿所未及,于此時足之。《說文》:“臑,臂羊矢也。”段氏不解,改“臂羊矢”為“羊矢臂”。孫仲容非之,謂“羊”或“美”之訛,“矢”或“肉”之訛。余尋醫書《甲乙經》,知股內廉近陰處曰“羊矢”,方悟“臂羊矢”義。又,《說文》:“設,常也。”段亦不解。余意“設”、“職”同聲。《說文》:“職,記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鄭《注》:“屬謂徽識也。”徽即小旗,古人插之于身。《說文》有“職”而無“幟”,于是了然于“設,常”之義。又,《說文》:“斦,二斤也。闕。”大徐音“語斤切”。余謂質〔質〕



從斦,必為斦聲。《九章算術》劉徽《注》:“張衡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思立方何以為質,乃悟質即斦,今之斧也。斧形正方而斜,《九章》中謂為塹堵形。斤本作,小篆變乃作。兩斧塹堵形顛倒相置,成立方形。立方為質者,此之謂也。斦當讀質,非語斤切,由此確然以信。凡此之類不勝舉,皆斯時所補也。

方余壯時,《公羊》之說盛行,余起與之抗。然瑣屑之談,無豫大義。出都后,卜居滬上,十余年中,念孔子作《春秋》,語殆非實。孔子刪《詩》《書》,正《禮》《樂》,未加一字,《春秋》本據魯史,孔子述而不作,倘亦未加一字。一日,閱彭尺木書,知蘇州有袁蕙纕者,言孔子以魯史為《春秋》,未加筆削,心韙之。至蘇州,求其書不得,人亦無知之者。又葉水心《習學記言》,亦言《左傳》有明文,孔子筆削者無幾,“天王狩于河陽”,史官諱之,非孔子筆也。于是知孔子之《春秋》,亦如班固之《漢書》,非為褒貶作也。褒貶之談,起于孟子。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謂為亂臣賊子作《春秋》也。大氐古人作史,以示君上,非為平民。司馬溫公作《通鑒》以進神宗,其事可證。三傳同有“弒君”“稱君”“君無道也”文。《谷梁》謂:“稱國以弒君,君惡甚矣。”太史公《自序》亦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人君讀《春秋》,鑒往事,知為君之難,必多方以為防,防范多,斯亂臣賊子懼。喻如警備嚴明,盜賊自戢。若書名以示貶,如朱晦庵之《綱目》,何能使亂臣賊子懼耶?歷世說《春秋》者,杜預為可取,余皆愈說愈遠,啖助、趙匡、胡安國輩,均不可信。昔崔浩作《國書》三十卷,立石以彰直筆,后遭滅族之禍。孔子而若浩,不畏滅族之禍耶?太史公銜武帝,其書仍稱“今上”,未貶名號。《春秋》于舉事過當者,書之曰“人”。“人”本人也,無可非難。自啖、趙至胡安國,惟葉水心說《春秋》不謬。明高拱作《春秋正旨》,拱有經國致用之才,語亦可準。

《尚書》誦習多年,知其難解。江艮庭、孫淵如所說,文理前后不通,喻如吳某演說,三句之后,意即旁騖。余思古人既稱古文讀應《爾雅》,則依《爾雅》解《尚書》,當得其真。《爾雅》一字數訓,前人守一訓以為解,無或乎其難通也。意者《爾雅》本有其訓,釋書者遺而不取,故《尚書》難解乎?《無逸》“康功田功”,《釋宮》“五達謂之康”,則“康功”者“路功”也。《盤庚》“用宏茲賁”,《大誥》“賁”,語均難通。《釋魚》:“龜[龜]三足賁。”古通稱蓍蔡之蔡曰龜,則“用宏茲賁”者,用宏此龜也。龜者,陳龜也。康為路,賁為龜,《爾雅》明著其訓,釋書者遺之,遂不可通。以故余所著《古文尚書拾遺》,似較前人為勝。

《春秋》專論大義,《尚書》務通訓詁,拘囚北京而還,說經主旨如此。

余常謂學問之道,當以愚自處,不可自以為智,偶有所得,似為智矣,猶須自視若愚。古人謂:既學矣,患其不習也;既習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進學之方也。大氐治學之士,當如童蒙,務于所習,熟讀背誦,愚三次,智三次,學乃有成。弟輩盡有智于余者,功夫正須爾也。


余幼專治《左氏春秋》,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語為有見;謂《春秋》即后世史家之本紀列傳;謂《禮》經、《樂》書,仿佛史家之志;謂《尚書》《春秋》本為同類;謂《詩》多紀事,合稱詩史;謂《易》乃哲學,史之精華,今所稱“社會學”也。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專明《左氏》以斥之。然清世《公羊》之學,初不過人一二之好奇。康有為倡改制,雖不經,猶無大害。其最謬者,在依據緯書,視《春秋》經如預言,則流弊非至掩史實逞妄說不止。民國以來,其學雖衰,而疑古之說代之,謂堯、舜、禹、湯皆儒家偽托,如此惑失本原,必將維系民族之國史全部推翻。國亡而后,人人忘其本來,永無復興之望。余首揭《左氏》,以斥《公羊》。今之妄說,弊更甚于《公羊》,此余所以大聲疾呼,謂非竭力排斥不可也。

《說文》之學,稽古者不可不講。時至今日,尤須拓其境宇,舉中國語言文字之全,無一不應究心。清末妄人,欲以羅馬字易漢字,謂為易從,不知文字亡而種性失,暴者乘之,舉族胥為奴虜而不復也。夫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及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弟輩能承余志,斯無愧矣。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

*由諸祖耿記錄《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載《制言》第二十五期,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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