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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司馬遷所撰的《史記》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是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它不僅是一部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歷史鉅著,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在中國史學與文學上的影響既深且鉅,研究文史者幾乎無人不讀《史記》。本書為最新的全注全譯本,擁有多項特色:正文以金陵書局本《史記》為據,並參考了多種《史記》版本與校勘著作,凡版本異文、訛誤之處,皆據以更正及說明;注釋吸收、參考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與前人舊注的長處,並作了大量的更新與增補,史實典故一律注明出處,古歷史紀元皆標示西元紀年,地名則有古今對照;相關考訂與評論能萃取前人研究成果之精華,提出注譯者獨到之見解,並特別注意二十世紀以來考古發掘的新成果;語譯則力求通俗流利,不僅忠實於原意,且能傳達出原文的氣勢與鋒芒。期能提供讀者閱讀與研究《史記》最大、最佳的幫助。

本冊為「書」。包括〈禮書〉、〈樂書〉、〈律書〉、〈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和〈平準書〉。「八書」所寫的都是朝章國典,是國家各個方面的制度。

【注譯者】
韓兆琦,一九三三年生,天津市靜海縣人。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復旦大學古典文學研究生畢業。歷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中國《史記》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著有《史記箋證》等二十餘種相關著作,為著名的《史記》與傳記文學研究專家。

 
【原文總校勘】
王子今,一九五○年生於哈爾濱,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岩畫學會副會長。出版學術專著有《秦漢交通史稿》、《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古史性別研究叢稿》、《史記的文化發掘》、《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秦漢交通史新識》、《秦漢社會意識研究》、《秦漢交通考古》、《東方海王:秦漢時期齊人的海洋開發》、《秦漢稱謂研究》等。

增訂二版   

再版說明

中國人首重歷史,故歷朝歷代統治者皆為前朝修史,甚至私修史書者亦所在多有。其中,獲官方認可為正史者為紀傳體的「二十四史」,而正史之祖則為《史記》。《史記》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眾所皆知,司馬遷曾自許該書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恰如其分。鄭樵更稱讚《史記》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其史學地位可見一斑。
有鑑《史記》於學術與文獻價值如此重要,敝局十餘年前即不惜巨資,特邀素有「《史記》研究權威」美譽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韓兆琦教授,總承擔《新譯史記》的注譯工作。皇天不負苦心人,歷經多年的稿件往返,終於在二○○八年完成付梓,正式問世。
《新譯史記》出版迄今,八年有餘。在此期間,獲得廣大讀者的迴響,各界方家皆給予肯定與指教,獲益良多。其中,對於版本校勘與正文標點的處理上,亦得到不少寶貴的意見,不勝感激。敝局秉持嚴謹出版的精神,藉再版之際,特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帶領年輕一輩的研究學者,在尊重本書原稿基礎上,針對正文部分,校以清代金陵書局刊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同時檢視正文句讀分斷,遵從漢語習慣並參考凌稚隆的《史記評林》等古籍斷句本,重新律定規範予以標點斷句。誠如〈校記序〉所言:「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期以百川納海、精益求精的態度與精神,修訂往昔疏漏,增補最新研究。相信在這麼多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定能使本書內容更加完善,以符合廣大讀者的殷殷企盼。
本書在眾人齊心努力下,終於完成修訂再版的工作。在此除要感謝編輯部同仁群策群力以成此書外,更要感謝參與校勘工作者王子今教授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因為有他們的細心修訂,方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程。本書雖經敝局細心核校,猶恐疏漏,尚祈各界方家不吝賜正,以使本書俾臻完善。

三民書局編輯部 謹誌
二○一六年十月



校記序 王 子 今  
「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寶庫中的珍貴歷史文獻,規模宏大,篇幅浩繁,共計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約四千萬字,以大致統一的紀傳體史書的體例,比較完整、系統地記錄了先秦至明王朝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對於這一正史系統,不僅歷史學界,整個人文科學體系都不能不予以充分的重視。「二十四史」有多種版本,時代較近也較知名的有清武英殿本、張元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以及陸費逵主持排印的《四部備要》本等。近年又有形形色色的新注本以及白話今譯本等出現,以滿足不同社會層次的閱讀需要。
古籍整理的基礎是點校,而點校是一項極其繁難的工作,其成果自然難以完美無瑕。即便耳熟能詳的版本,亦存在若干問題,不少學者相繼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錯誤和矛盾。如筆者這樣的文獻學基底非常薄弱的研究者,在使用時也偶有發現。因此,重新點校「二十四史」,確實有其必要性。念茲在茲,恰逢三民書局邀約為《史記》點校,遂得以略盡棉薄。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位列第一,是公認的歷史文獻的經典,亦為文史學者共同看重。前儒學者在點校《史記》的工作上盡心盡力,對於文獻學基礎上的《史記》研究大有推進,但是仍不免微瑕。對於點校中的個別問題,或一仍其舊,或遷就成見,迄今未能改正。
如金陵本《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魏文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魏文侯十三年)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史記》中雖兩處分述,說的卻是一次事件。史事與秦統一進程相關,因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繁龐」,前儒學者在點校此兩處文句時,未能前後參照比對,因此造成卷四四〈魏世家〉作「繁、龐」,判作兩地;而卷一五〈六國年表〉則作「繁龐」,以為一地的情形。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作「繁龐」,空間位置標定在今陝西韓城。現在看來,「繁龐」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繁龐城」條:「繁龐城,在今陝西韓城市東南。《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三年(西元前四三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清一統志‧同州府二》引《縣志》:『繁龐城在縣東南。』」嵇超、鄭寶恆、祝培坤、錢林書編《史記地名索引》也作「繁龐」。可惜坊間多個版本皆未能校正疏誤。
又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隨即有關於「始皇廟」的討論:「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之「西雍」,張守節《正義》:「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提出兩種解說:第一:「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第二:「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其實,「西雍」應斷讀為「西、雍」。是說「西」和「雍」。「西」,在天水禮縣。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合著《西漢水上游考古調查報告》等有關考古收穫的總結,這裡進行的秦早期遺跡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均獲得有重要歷史文化意義的成果,其中明確可見禮祀建築遺存。
又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有對於「南楚」地方的一段著名的論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幹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這是對於「南楚」生態環境、資源條件、經濟水準和民俗風格的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介紹。其中,「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一般常見的標點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依據為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以為「江南」即「丹陽」。然而,張守節《正義》則以為丹陽「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張守節《正義》以為標點為「江南、豫章、長沙」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他以為「江南」在這裡並非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並列的郡國名,而是言「大江之南」的方位指示語。按照張守節的說法,「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正確的標點應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的意見也許是符合《史記》原意的。也有「豫章」先「江北」後「江南」之說。《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裴駰《集解》:「豫章在江南。」司馬貞《索隱》:「按,杜預云『豫章在江北,蓋分後徙之於江南也』。」於是有「江北」「豫章」和「江南」「豫章」的分別。司馬貞《索隱》引晉人杜預言,見杜預《春秋釋例》卷六〈土地名〉「豫章」條:「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也。」宋代學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九〈地理〉有「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條,就此有所討論。看來,《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使用「江南豫章」說,以「江南豫章」區別「昔」「江北」「豫章」,這種可能性,或許也是存在的。
在文字校勘方面,我們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審酌乾嘉學者相關著作,以及中、外專家的新近研究成果,以正刻本之訛。如金陵本卷七〈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王念孫《讀書雜志‧史記第六》:「《漢書》作『比』,定陶在東阿西南,不得言北。比、北字相近,故訛為北。」是以校改作「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又如金陵本卷九〈呂太后本紀〉:「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云:「築長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此言『三年始築,六年城就』,誤矣。」瀧川引沈家本亦曰:「《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月』之誤。」遂改正文作「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九月城就」。再如金陵本卷四○〈楚世家〉:「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張文虎《札記》:「召二子在下文,此不當闌入,蓋後人妄竄。」據刪「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二句。至於段落的重新安排,則依「所載史實的完整性、時序性與差異性,或析或合,因文制宜」的原則,通盤考量,務使文意貫通、脈絡井然。
通過對這部史學典籍的研讀可知,《史記》的點校,作為難度很大的工作,尚有拓展與深化的學術空間,是可以集思廣益,不斷推陳出新的。
此次點校,一批比較年輕的秦漢史學者:孫聞博、李琰、孫兆華、楊繼承、鍾良燦、李蘭芳、杜曉、董家寧、于天宇、呂壯、尚宇昌等承三民書局安排,共同參與對《史記》進行了自己新的史學文獻學探索。他們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謹以以上簡言片語,感謝三民書局的文化雄心、宏大視野與積極努力,感謝參與者的學術熱情、求實精神與工作效率。
這部新的《史記》學著作問世,相信必定會受到眾多《史記》讀者的歡迎,也將為以《史記》為文獻材料的史學與文學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礎性的學術條件。
二○一六年中秋於北京大有北里
新譯史記 目次

 卷二十三  禮書第一 一二二七
 卷二十四  樂書第二 一二五一
 卷二十五  律書第三 一三一五
 卷二十六  曆書第四 一三四三
 卷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一三八九
 卷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一四六七
 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一五六九
 卷三十  平準書第八 一五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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