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額外的維度（中文增訂本）

這不是香港電影史，是香港電影百年歷史的成長誌。
早期仰賴南來影人撐起工業，在「過客」與「統戰」心態的拉扯中，香港電影長出了最早期的北望神州的模樣；海外市場的開拓，娛樂至上的精神種下了歌舞昇平的基因；新浪潮的湧現，我城的意志扎根。
張建德於1997年出版的香港電影英文專著，20年後才迎來中文譯版，作者特別新增篇章，詳述「後九七」香港電影。書中爬梳香港電影獨特的類型（武俠、動作、鬼怪、梟雄等），分析重點電影人的特質（李翰祥、胡金銓、李小龍、成龍、唐書璇、徐克、許鞍華、杜琪峯等），呈現出電影人、作品、城市三者交織的非一般香港電影景觀。

張建德此書的英文版寫於他和我共事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1990年代中期，詳細論述了香港電影的源流、類型發展和作者風格，涵蓋了從早期到回歸前夕的香港電影，有宏觀也有微觀，實屬難得之作。二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甚有參考價值。今次出中文版有新加的章節，而譯筆信達，更添本書價值。
──羅卡（資深香港電影研究者）

張建德的《香港電影：額外的維度》是英語世界第一部完整的香港電影史，在香港回歸的1997年推出，一直是關注亞洲電影的業界讀者和大學課堂的必讀書之一。張建德以其長期任職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豐富經驗，對香港的電影類型（尤其是武俠片／功夫片）和電影作者／明星（如胡金銓、李小龍、成龍）的成長提出獨到的見解。中文版新增補的一章概述了香港電影「終結」之後的新發展，增強了本書作為電影史的質量。這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學術專著。
──張英進（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文學系系主任、比較文學教授）

張建德此書的英文版寫於他和我共事於香港國際電影節的1990年代中期，詳細論述了香港電影的源流、類型發展和作者風格，涵蓋了從早期到回歸前夕的香港電影，有宏觀也有微觀，實屬難得之作。二十年後的今天，讀來仍甚有參考價值。今次出中文版有新加的章節，而譯筆信達，更添本書價值。
──羅卡（資深香港電影研究者）

張建德的《香港電影：額外的維度》是英語世界第一部完整的香港電影史，在香港回歸的1997年推出，一直是關注亞洲電影的業界讀者和大學課堂的必讀書之一。張建德以其長期任職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豐富經驗，對香港的電影類型（尤其是武俠片／功夫片）和電影作者／明星（如胡金銓、李小龍、成龍）的成長提出獨到的見解。中文版新增補的一章概述了香港電影「終結」之後的新發展，增強了本書作為電影史的質量。這是一部可讀性很強的學術專著。
──張英進（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文學系系主任、比較文學教授）

第一章
上海遺風： 早期香港電影
開端

香港電影的發展與中國內地電影的發展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香港是中國電影的誕生地之一。香港在1909 年製作了長度為兩本的最早的喜劇片：《瓦盆伸冤》及《偷燒鴨》 ，二者均改編自中國戲曲的曲目，導演梁少坡是文明戲的演員及導演，他初涉電影，卻醉心於此。而他的製片人則是在上海建立亞細亞影戲公司的美國人本傑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他在香港開始影片製作的同時，還關注著中國內地的市場，因此開啟了香港與上海之間這兩座城市初興的電影工業之間的關聯。

1913 年，文明戲導演黎民偉製作了改編自粵劇的《莊子試妻》（黎本人扮演莊妻的角色，因為當時女演員登台仍是一個禁忌）。黎民偉曾與梁少坡創立了清平樂劇社。1923 年，黎民偉與梁少坡、二兄黎北海，以及堂兄黎海山一道在香港成立了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民新」），為香港最早的電影工業奠定了基礎。然而，由於租用地皮的申請遭到港英政府的拒絕，「民新」於1924 年遷往廣州。他們製作的故事長片《胭脂》曾於1925 年在香港新世界戲院上映。這一年，省港大罷工席捲香港和廣州，給「民新」造成嚴重影響（所有影片拍攝活動，包括影片的製作和發行都一度陷入停頓），「民新」不得不於1926 年再次遷址—這一次是遷往上海，並於1930 年加入聯華影業製片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華」）。

黎民偉對紀錄片的創作和拍攝懷有巨大的熱情，他今日仍以拍攝了孫中山的文獻紀錄片而為人所熟知。孫中山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引領中國進入共和時代。在20 世紀20 年代，孫中山仍在領導革命：他的目標是以「天下為公」的宗旨統一中國。在孫中山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黎民偉追隨在其左右，並且在1926—1928 年間拍攝了這位政治家通過「北伐」—使中國北方擺脫軍閥統治並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實現統一—來鞏固革命的最後的努力。然而不久，孫中山溘然長逝，將這一未盡的遺願留給了他的繼任者蔣介石，由其領導「北伐」大業。

黎民偉拍攝的關於孫中山、蔣介石及其他國民黨要員的紀錄片保存了下來，成為民國初期這一歷史記憶的標準影像紀錄。關於這一時期的影像，可以在《勳業千秋》中看到，該片在黎民偉拍攝的原始素材的基礎上剪輯而成，由黎民偉的後人保存。黎民偉支持孫中山的共和思想及政治主張，是中國電影史上最早運用電影這一新興媒介宣傳政治目的的電影製作者，正是他提出了「電影救國」的口號。作為一名製片家，黎民偉還監製了幾部敘事性的故事第 一 章 上 海 遺 風 ： 早 期 香 港 電 影 1 9
長片，成為電影業發展的重要先驅：由他監製的1927 年版《西廂記》，是默片時代的一部傑出的具有奇幻色彩的古裝稗史片。這部上海製作的影片預示了日後胡金銓、徐克影片的出現，顯示了早期上海電影是當代香港電影當仁不讓的先驅。

在「民新」於1930 年成為「聯華」的一部分之後，黎民偉親自監製了該公司最初的幾部影片：《故都春夢》（1930）、《野草閒花》（1930），以及《戀愛與義務》（1931）。這三部經典默片都以封建環境中的愛情為主題，都是由處於演藝生涯高峰的阮玲玉（她被稱為「中國的嘉寶」）主演。這三部影片也確立了「聯華」作為上海最有威望和最重要的製片公司的地位。「聯華」的幕後推手是羅明佑，他生於香港，在北京接受教育，經營過戲院，後成為電影製片人。羅明佑於1927 年建立華北電影公司，控制了北方五
省的電影發行及放映業務。他聯合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投資者發起成立了「聯華」。羅明佑及黎民偉將自己的公司與另外一家公司—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合併，並將另一名合作者—印刷大王黃漪磋也納入其中。公司總部最初設在香港，最大的股東據稱是香港本地大亨何東爵士，他被任命為董事長。1931年，公司總部遷往上海。到那時為止，對電影人而言，這座中國最大的都市顯然比香港更有吸引力。然而，即便上海已經成為中國電影製作的「聖地」，「聯華」仍在香港保留了一家分廠。在中國電影業始自20 世紀30 年代的黃金時代，「聯華」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這個黃金時代持續了數年之久，直到中國自1937 年捲入戰爭之後才戛然而止。先是抗日戰爭，在擊敗日本之後，又有國共之間持續至1949 年的內戰。在戰爭期間，中國的電影製作輾轉於不同的城市之間，而不僅僅是在上海。在上海於1937 年8 月13 日淪陷之後，日軍侵佔了上海除外國租界之外的所有區域。1941 年12 月，在日軍向西方列強宣戰之後，上海的外國租界也落入日軍之手。在1937 年淪陷後的最初階段，大批上海影人逃亡至香港及其他城市，但仍有一些影人留在被稱為「孤島」的上海，此時外國租界尚未落入日軍之手。在那裡，電影人繼續他們的影片拍攝活動，而日軍對此正虎視眈眈。

隨著1941 年上海的全面淪陷，僅存於上海的中國電影業最終被日本人所掌控。日本人在東北和北京建立了自己的電影製作機構，並且很快就控制了上海的電影製作機構。1942 年，日本人成立了由多家公司合併而成的中國聯合製片廠股份公司（即「中聯」），其後改組為中華電影聯合股份公司（即「華影」）。長期以來，中國內地的電影史家和批評家視「華影」為一家「恥辱」的公司，並且冷落那些曾為「華影」工作過的影人。日本控制下的上海電影業成了歷史的「黑洞」，這一議題因戰後針對那些留在上海，並為「華影」工作的電影人的政治批判而變得愈加敏感。這些影人因此被認為是日軍的「合作者」或「漢奸」。或許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以便讓有關這一歷史時期的史實變得更加清晰。

由於日本的侵略，中國內地的電影作者被迫輾轉於武漢、重慶、香港拍攝電影。中國電影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型：「國防電影」。這是一種愛國的戰爭電影，反映日軍侵襲中國的村莊，犯下纍纍罪行，以及中國人民英勇抵抗外國侵略者的主題。香港製作了不少「國防電影」，不少影人自1937 年上海淪陷之後，便避禍至香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香港電影史至多是一部簡史，因為流傳至今的影片拷貝極度匱乏。從現有的材料可知，到20 世紀30 年代初，香港電影工業已經頗具規模。彼時，香港剛剛從省港大罷工的巨大影響下恢復過來，這場罷工始於1925 年6 月，持續至1926 年10 月（電影業遲至1929 年才恢復正常的產量）。重要的製片公司有「聯華」的香港分廠，經理為黎北海，旗下導演有梁少坡，以及華裔美國人關文清，後者剛剛從荷里活返回香港及內地，具有豐富的電影製作經驗。關文清還是設立於美國的「海外聯華」的監製之一。
1933 年，關文清與另一名華裔美國人趙樹燊在美國成立了大觀聲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觀」）。正是「大觀」於1934 年在美國製作了粵語片《歌侶情潮》（第一部粵語片是1933 年由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簡稱「天一」] 出品的《白金龍》）。次年，「大觀」在香港成立，它是資源最豐富的香港製片廠之一，與前一年在香港成立的「環球」、「南粵」以及「天一」分庭抗禮。「天一」或許是「大觀」最知名的競爭者。這家製片公司起家於上海，因大量製作逃避現實的神怪武俠片而在內地大受歡迎。然而，此類影片被保守的圈子斥為「道德墮落」，並遭到國民政府的禁映。1933 年，「天一」推出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粵語片《白金龍》，這部影片如此成功，以至於「天一」的老闆邵醉翁決計將製片廠搬離上海，遷往距講粵語的地區更近的地方，繼續用粵語製作「道德墮落」的影片，以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他將公司遷往香港，這不僅拯救了公司的前途，而且指明了香港應當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電影製作中心的發展之路。與此同時，「天一」開闢了有聲片的時代。「天一」與諸如中華製造聲默片有限公司（由不知疲倦的黎北海創立）等公司一道，引領了本土有聲片的製作，使有聲片於1933 年首次出現在香港。

使用粵語拍攝電影在民族主義者中引發了爭議和論辯，並且引發了反對全部使用國語拍片的聲浪。1936 年，南京的國民政府通過了一項禁映粵語片的法令，招致香港及廣州的粵語電影製作者的上訴。1 由於1937 年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政府有更為緊急的事務需要處理，於是網開一面，對這一法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廣州的粵語片製作者深受這一法令之苦（廣州在20 世紀30 年代已經發展成為粵語製片業的重鎮），索性遷往英國殖民地香港，香港由此成為粵語片的製作基地，更依賴以粵語方言為賣點的影片。粵語片在東南亞及美國等海外地區擁有相當龐大的市場。據估計， 1935—1937 年間，香港共製作了157 部粵語片。而在1935 年之前，有聲片出現後，香港平均每年僅出產4 部粵語片。

在香港製作粵語片的公司中，「大觀」的製片廠最為龐大，僱用了一些最具聲望的電影製作者，包括公司的創建者趙樹燊和關文清，兩位導演都憑藉自己的能力在「大觀」佔據一席之地。他們都贏得了重要粵語片導演的名聲，對後來的粵語片製作者產生了巨大影響，李晨風、吳回、李鐵等人都是作為初出茅廬的新人在「大觀」獲得最初的機會。但是，事實上，「大觀」製作的早期影片均已散佚，包括曾獲獎的「國防電影」《生命線》（關文清執導）。擔任「大觀」監製的趙樹燊也於1937 年執導了廣受讚譽的「國防電影」《肉搏》及《四十八小時》。正是在這一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抗日戰爭刺激了香港的電影業，大批電影人湧入香港製作「國防電影」。由於中國電影業的主力已落入敵手，香港是唯一能自由製作具有愛國主義色彩的「國防電影」的地方（儘管日本人向英國當局施加壓力，要求禁映或審查這些影片）。電影史家一般認為，抗日戰爭是香港電影史的重要轉折點。香港吸收了從上海避禍而來的移民，導致香港本土電影業迅速發展。事實上，移民潮開始得更早，香港和上海之間的歷史互動遠不只是戰禍導致的移民潮的結果，而是更為深入（儘管自1931 年以來日軍入侵中國導致的政治不確定性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3—1934 年間，由內地的政治因素（「天一」的主導類型—神怪武俠片及古裝稗史片遭禁映的威脅）引發的「天一」南遷，或許是比戰時上海導演南下更為重要的事件。「天一」遷往香港，見證了邵氏兄弟（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坐鎮香港總部整合、調度、擴張並在東南亞建立電影帝國的努力。最初的「天一」公司演變為數家公司，每一家都比其前身更為人所熟知。1936年，一場大火焚毀了「天一」港廠，南洋影片公司在此基礎上浴火重生，擔任總經理的是被兄長邵醉翁由新加坡召回的邵邨人。此後，邵邨人將公司改組為邵氏父子（香港）有限公司。1956 年，邵逸夫建立了邵氏兄弟片廠，這是邵氏兄弟旗下眾多製片企業中最知名的一家。

由此觀之，「天一」遷往香港（以及「大觀」公司的跨太平洋互動）頗具先見之明，顯示了香港作為影片製作及發行中心的巨大潛力。以香港為基地，諸如「天一」（以及後來的模仿者）等公司，可以將上海製作的國語片及香港製作的粵語片出口到東南亞，以及其他重要的華人聚居地。邵氏機構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上海電影製片業中其他成員的發展。南粵影片公司的創建者竺清賢是上海電影界率先嘗試錄音的電影人，他發明了拍攝有聲片的錄音設備。在上海與「天一」有過合作的導演及編劇也紛紛南下，包括蘇怡（「環球」公司的經營者）、湯曉丹、文逸民、侯曜。這些電影製作者在香港站穩了腳跟，直到1937 年上海的「進步」電影銷往香港，繼續其戰鬥的步伐：彼時的燃眉之急是抗日戰爭，以及向中國人民宣傳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