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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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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麥田「時代感」書系 最新鉅獻

二十世紀勞工階級問題研究、教育社會民族誌奠基之書

英國文化研究大師長期蹲點調查
解析當代階級流動困境的經典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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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不了身,因為我們既有選擇,又沒選擇。

如果在學校所學不過是些虛偽無用的東西,
還不如和哥兒們逃離一切去學做工比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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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
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
── 保羅•威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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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學做工》是深刻描繪與解析當代勞工階級生活處境的經典之作,於四十年前出版時,引發了跨領域的巨大迴響、辯論、後續研究與政策應用。作者採用人類學民族誌調查方法,近身參與觀察勞工階級子弟在校園與社區裡的實際互動,據此得出深具啟發的反思貢獻。

全書理論、實務交參對照,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扎實的「現場」資料呈現,包括豐富精彩的訪談對話,同理描繪出勞工子弟如何叛逆、但相對自主地在權威教育與階級歧視的夾擊中,尋找他們有感的「看破」出路;第二部分則連結嚴謹濃密的理論分析,檢視勞工子弟看似「看破」、其實多所局限的言行與人生選擇,並反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弔詭、但有效地延續階級處境。

《學做工》試圖理清階級流動或再製的矛盾套路,並提出尖銳而根本的質疑:勞工階級的後代是「自願」選擇接繼父業,還是被迫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無限迴路似地「學習」階級複製的文化?環視今日階級衝突不減反增的社會結構,四十年前作者擲地有聲的探問,此刻依然體現年輕世代追尋平等自由的急切呼喚。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
英國當代最具跨領域影響力的社會人類學家之一。他對大眾與消費文化、勞工與青年議題的關注,以及將民族誌方法運用在常民生活研究,廣泛影響了近四十年來社會學、人類學與教育學的發展。他也是思潮重鎮──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壯大時期的重要旗手,爾後曾任教於英國伍爾弗漢普頓大學、基爾大學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並創立《民族誌》期刊。一九七七年發表《學做工》,奠定其在民族誌與教育社會學等領域的泰斗地位。此後陸續出版《世俗文化》、《大眾文化》、《民族誌的想像力》等書,致力將學術分析深入淺出地運用於大眾教育及政策改變。

 

導讀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
──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2014)與霍爾(Stuart Hall, 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 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 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論。

二、 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 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 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 Culture, 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 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 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 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 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 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 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 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 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別以為他們傻、都沒在想,從這本書裡許多作者與報導人的對話,就可清楚發現,這些「壞小子」不是不知道大社會的殘酷運作法則、如何連結學校裡的競爭遊戲規則,也心知肚明那些被他們嘲笑捉弄的乖乖牌,以後可能會有個比自己體面的工作,但他們就是不願跟著照做,其實是因為他們已經「洞察」(penetrate)了:感覺即使服膺這個秩序,終究仍是徒勞。
  「Penetrations」,洞察,是一些具有穿透既定社會局限力量的念頭,威利斯以此作為本書第二部分、也就是理論化分析的起頭章名。他相當成功地使用這個帶有睿智氣味的語詞,來反轉一般對這些壞學生的刻板印象──他們年少輕狂、沒想太多,所以才不求上進。其實相反地,這些傢伙相當清楚明白實際狀況是怎樣。
  事實就是:資本主義社會透過學校教育,讓學生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選擇而能改變的,只要你好好學習。對多數人來說(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孩子),這似乎已成了一個不證自明的神話。此即威利斯所謂之「局限」(limitation),它妨礙了各種自由念頭的發展、及其對自身所處位置與處境的偏斜理解或詮釋(這便是洞察)。威利斯區分了這兩種狀態,但他認為不太可能予以截然二分。洞察與局限是交織一塊、也相互拉鋸的文化過程。
  其實在臺灣的庶民語境中,我們也有著一個類似的普羅用語:「看破」。勞動階級經常掛在嘴邊,用來表示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秩序的洞察,以及更重要的是某種相應的豁達(甚或放棄)心態。看破,或多或少有一種由下而上、戳破神話的激進性,但正如威利斯所提醒,我們不能只是過度浪漫化這類反抗言行。
  反學校文化對主流社會價值的抵制和「看破」,雖然是一種不加掩飾的質疑,但最終還是會回到社會框架並嘗試適應此般現狀。弔詭矛盾之處在於:看破其實不等於「看穿」,後者可說是洞察所涉及諸多「念頭」中,視野上最全面、行動上也最激進的一種革命傾向。
  工人代代都可能沿襲著相當程度「看破」的洞察,以至於他們寧願早日開始學做工,也不願故作盼望地演出順服學習的劇碼。看破的念頭凝聚了哥兒們同仇敵愾、集體放棄的意識,但各種無法「看穿」的局限卻也如影隨行。在本書第二部分的分析,緊接在「洞察」一章後面的即是「局限」。威利斯明確指出:

  「由於存在著深奧的、基本的、使人混亂的分工,文化洞察受到了抑制和破壞,且無法展現其全部潛力或政治表達。兩種最重要的分工就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以及性別之間的分工。」(頁二八二)

  在本書最後,威利斯回到與馬克思主義的銜接對話。說到底,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仍持續作用於工人階級的日常文化,反之亦成立。也就是說,工人文化同時會不斷促成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比如,各種職業指導和謀職建議,就是壞小子們棄學校而學做工的同時,用以稀釋「看破」洞察、所灌注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力量。
  於是,社會行動者既不是意識形態的被動承載者、也不是實踐革命的主動反抗者,在實際每日生活中,比較像是一個「積極的意義占有者」。宏觀來看,這群反學校的叛逆小子們,通過矛盾的反文化實踐與鬥爭,一方面對社會結構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看破」,但諷刺地、同時又造成一種非預期結果──對現存不平等結構的再生產。
  因此悲觀嗎?不見得,畢竟知道這一切殘酷事實後,教育才能開始反思並重新構想自身的角色與行動,到底是要繼續這麼直、間接地協助階級再製(儘管表面上看來是不斷在鼓勵勞工子弟們力爭上游),或者還有其他出路?
三、《學做工》的重讀反思:四十年世界變局與臺灣經驗
  教育向來擅長許諾。師長以權威的恫嚇也好、溫婉的勸服也罷,都不斷要學生們相信一種看似務實其實虛幻的想像:「你正在學的東西、一輩子都受用」或「你所學的沒有人可以拿走」之類的。如前所述,威利斯筆下的壞小子們,早已粗暴但卻犀利地看破了這些東西。
  更遑論,較諸本書所出版的年代,如今世界變動之快之大,每天都在超越老師乃至學校教育體制所設定的理解框架。要用一種固定、普遍性的知識來維持一套秩序化的世界觀,其實已日益困難。
  過去透過考試,學校體制拼命逼使孩子們要記得師長所教、不可以忘記這些那些。但問題是,進展到「液態化的現代世界」(Liquid modern world,社會學大師鮑曼用語),如今社會更像是一座大型「遺忘裝置」,流動經驗的重要性逐漸大過固態教育。鮑曼因此說:「在我們這個不穩定的世界裡,一切都風雲變幻、捉摸不定,正統教育的最終目標,如固定的習慣、可靠的知識觀念和穩定的價值偏好,現在都成了障礙。」
  長久以來教育所設定的獎懲規則與內容偏好,在不斷變動的網路新世界中變得不那麼牢靠。比如以前覺得動漫與電玩是扞格、有害於教育的,所以師長不允許學生頻繁接觸這些。但在現今真實世界中,動漫與電玩甚至已不能再說是一種「次」文化,而是主流文化的重要構成元素了。對各種階級背景的孩子來說,現在無論是乖乖牌還是壞小孩,走的是「拿文憑」或「學做工」的路徑,都必須有更多生存在新世界裡的技法和態度,但這些根本是學校裡學不到的事。
  如果主流教育繼續強化一種「只要好好接受教育,個人便能改變自己甚至世界」的意識形態,人們就會被期望透過文憑取得、尋求個別的方案去解決其實是社會性的問題,而不是大家群聚討論、通過社會性的方案去解決個別的煩惱。換句話說,這樣的教育在本質上是違背米爾斯(C. W. Mills)所倡議之「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主張將個人的煩惱,放置在社會集體與歷史脈絡的連結中,大家一起面對與尋求改變。
  去年是《學做工》出版四十週年,臺灣的《教育研究集刊》特別做了專刊,邀請三位學者撰文帶領大家從不同角度重讀此書。包括高師大楊巧玲教授特別關注反學校文化裡的階級與性別交織(並結合了臺灣從事勞動民族誌研究的先驅謝國雄老師的概念)。中研院黃庭康研究員則對威利斯所使用之概念、方法與研究方向進行批判性的重構,提出了一些反思:比如應重視勞工階級內部不同行動者的比較、以及「向上流動」的案例研究比較等等。最後是國立體育大學的鄭英傑老師,則以臺灣實際現況,探討本地工人階級學生及其家長因「面子」考量衍生的「反再製」心態;以他們「怕做工」的各種實作,來與「學做工」的框架進行對話。
  有趣的是,「做工」也意外引人矚目地成為一個大眾閱讀話題。一位從事建築監工的年輕人,將他十餘年來在工地現場的真實見聞與反思,寫成《做工的人》,創下了驚人的銷售數量,短短一年已達四十九刷,並獲誠品閱讀職人大賞選為「書店職人最想賣的一本書」。而初試啼聲的作者林立青,因此獲選「臺灣年度最期待作家」。
  在頒獎現場,我們看到力推這本書的誠品書店第一線工作人員現身說法:「看這些故事的時候就好像看見我的叔叔、阿伯或是我的鄰居、我的同學他們所發生的故事……推薦大家看這本書,因為我們都是做工的人」「我覺得艱苦人疼惜艱苦人,是這本書所想要傳達出的一種感受」。的確,《做工的人》之所以叫好叫座,不僅是出版社行銷功夫到位,更是因為它深具同理感染力、平實而動人地說出了「我們周遭甚或我們自己」辛勤做工的人生故事。
  然而與溫暖故事共時存在的諷刺現實卻是,不見起色的低工資與日益惡化的長工時,像黑壓壓的烏雲罩頂島國上空。如果不是繼續無奈的「看破」、幹譙取暖,我們就得從更多「做工」的研究中,尋找更具「看穿」能量的洞察,並據此啟動自我與群體轉變的可能,進而展開串連、採取行動。如同威利斯在書末精彩的譬喻:尋常上工的週一清晨固然令人沮喪,但覺知這沮喪的一切來龍去脈,就使得「週一清晨不必然再意味著,同樣的週一清晨無盡無休」。

 

時代感總序 ── 李明璁
導讀 ── 李明璁

第一部分 民族誌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1. 抵制權威,摒棄教條
2. 非正式群體
3. 打盹、哄騙和逃學
4. 找樂子
5. 無聊與刺激
6. 性別歧視
7. 種族歧視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1. 階級形式
2. 制度形式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與制度
1. 官方準備
2. 連續性
3. 職業
4. 上崗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四章 洞察
1. 分析之要素
2. 洞察

第五章 局限
1. 分工
2. 勞動力與父權制
3.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1. 證實
2. 擾亂
3. 內部對話者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注解
1.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第八章 週一清晨與千禧年

作者訪談 : 中心與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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