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簡體書）

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裡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在埃默裡所描述的令人吃驚的歷史細節與難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讓•埃默裡（Jean Améry，1912—1978）

原名漢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長於奧地利維也納，並在這座城市學習了文學和哲學。1943年，埃默裡因散發反納粹讀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蘇聯軍隊進駐波蘭後，他先後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森集中營關押，直至1945年才被釋放。戰後，埃默裡在瑞士多家德語報社做記者以謀生。1966年，他出版了書寫自己奧斯維辛經歷的文集《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並因此廣為人知。後又出版數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學論著《獨自邁向生命的盡頭》《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等。1978年，埃默裡自殺身亡。

譯者簡介：
楊小剛
德國圖賓根大學哲學系博士，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副研究員。另譯有《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等。

1977年新版前言

本書完稿已逾十三年。這十三年並不好過。只需要關注“大赦國際”的報道就可以看到，這段時間之可怖堪比歷史上最糟的那段時期，那段既實實在在又瘋狂無比的時期。 人們有時會產生這樣的幻覺：希特勒死了反而獲勝了。入侵、攻伐、酷刑，將人徹底消滅，事情夠多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智利，紅色高棉在金邊的強制遷徙，蘇聯的矯正中心，巴西和阿根廷的謀殺令，某些自稱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拆穿了自己的謊言，埃塞俄比亞，烏幹達。反思第三帝國受害者的非人處境還算什麼？一切不都已經過去？或者，至少要把我的文章重新修訂一遍吧？

然而，在重讀當年寫下的東西時我發現，修訂可能只是一個小伎倆，是為了時效性而付出的新聞式的代價。我不想修改這裡說過的任何東西，只想略做補充。毫無疑問，無論我們又經歷了怎樣的恐怖，那些事實都無法被消除。儘管出版了許多歷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非常用心，類似的著作還將繼續出版，但對我來說那些事實仍然沒有得到解釋，很可能它們根本沒法解釋：1933—1945年，在德意志民族內部，在一個具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工業生產力和舉世無雙的文化財富，也是“詩人與思想家”的民族裡，發生了那些我所記錄下的事情。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與不可能丨楊小剛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鄉？
怨恨
做猶太人的必然與不可能

譯後記

精神的界限（節選）

我想要談論奧斯維辛裡的知識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從事精神活動的人”（den geistigen Menschen），首先就必須對我的對象，也就是那些知識分子加以定義。按照我所使用的含義，什麼樣的人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是一個從事精神活動的人？肯定不是每一個進行所謂腦力勞動的從業者。正規的高等教育也許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條件。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到律師、工程師、醫生，很可能還有語文學家，他們雖然聰明，甚至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非常傑出，但鮮有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一個知識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個在廣義上的精神脈絡裡生活的人，與其相聯繫的是一個本質上人本的或者說人文學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審美意識，秉性和能力驅使他進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個合適的時機都會在他腦海中浮現。如果有人問他，哪個名人的名字以“Lilien”開頭，他想到的不會是滑翔機設計者奧托•馮•利林塔爾（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詩人德特勒夫•馮•利裡恩克龍（Detlev von Liliencron）。給他一個關鍵詞“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會學。引起短路的物理過程他沒有興趣，對宮廷田園詩人奈德哈特•馮•羅恩塔爾他卻了如指掌。

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這樣的人，偉大詩篇的詩行爛熟於胸，對文藝復興和超現實主義的名作了如指掌，對哲學史和音樂史如數家珍——我們把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置於如此境地，在那裡他所面對的，要麼是證明自己精神的現實性與效力，要麼將其看作一無是處，那是一個極限處境，那是在奧斯維辛。

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於此。我曾經以雙重身份，作為猶太人和比利時抵抗運動成員，被關押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伯根-貝爾森和其他一些集中營，除此之外還在奧斯維辛，準確地說，在附屬集中營奧斯維辛-莫諾維茨（Auschwitz-Monowitz）待過一年。所以在本書中，只要我願意的話，“我”這個小詞必然常常出現，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將個人經歷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