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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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吳佩珍、作家辜振豐 專文推薦

「目前台灣讀者雖能接觸大量的日本近代乃至現代文學經典的譯作，但是卻缺乏系統性的文學史以及文學評論的引介，《日影之舞》正可說是為台灣貧瘠的日本文學評論注入了新血。」――吳佩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學院派的論文書寫，每每限於枯燥乾澀，以致於無法引發讀者的共鳴。但振瑞的文學隨筆非但有深度，而且趣味盎然。」――辜振豐（作家、譯者）

【推薦序】另闢新意的閱讀視點——文／吳佩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日影之舞》的作者邱振瑞先生，是長期以來活躍於日本文學譯界的著名譯者。他的譯作包含日本文學以及臺灣戰前新文學，其精采的譯筆，嘉惠了無數的學生與研究者。近年來，他自譯作轉向創作，這次出版的《日影之舞》，是日本文學評論集。這個集子不僅是作者在日本文學譯界多年筆耕與閱讀的心得，也是其對日本文學的執著與熱情的結晶。日本文學作品向來在臺灣翻譯市場有極高的市占率，然而深淺適中、適合大眾閱讀，同時由臺灣作者所撰寫的文藝評論，可說是鳳毛麟角。目前臺灣讀者雖能接觸大量的日本近代乃至現代文學經典的譯作，但是卻缺乏系統性的文學史以及文學評論的引介，《日影之舞》正可說是為臺灣貧瘠的日本文學評論注入了新血。
《日影之舞》分為「日之篇」與「影之篇」二部，前者以作家與作品為主題，時期跨越近代到現代。後者則聚焦戰爭、權力、市場等與日本文學關係的主題，讓讀者得以窺見文學的生產與國家、出版市場等的結構性關係。作者不僅引介了臺灣讀者熟悉的經典作家，如：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川端康成、太宰治、松本清張、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大江健三郎等，同時也開拓了在臺灣大多尚未有譯本，但在擴展日本文學閱讀視野時相當重要的作家，如：國木田獨步、宮武外骨、小山內薰、秋田雨雀、中上健次等。
評論經典作家要如何不落俗套，實屬不易，對此作者多有其獨到的著眼處。如論夏目漱石，談的是漱石與自然主義作家田山花袋之間的論爭。從日本文學史的觀點看來，漱石代表的高踏派與當時日本文壇主流的自然主義文學（以田山花袋、島崎藤村以及自然主義理論家以及英文學者島村抱月為代表），無論在美學或是文學創作的技法，都大相逕庭。作者聚焦於夏目漱石與田山花袋二者的文學應酬，兩個文學流派的差異何在，各位讀者看過之後，想必都一目了然。
此外，作者特意另闢蹊徑，介紹至今為止臺灣鮮少引介的普羅文學作家與社會主義思想家，如宮地嘉六、河上肇等。知名度不算高的普羅文學家宮地嘉六是貧困的勞動階級出身，從普羅文學的建構理論觀點看來，這樣的背景才是理想的普羅文學作者。因為理想的普羅文學被認為必須由普羅階級者自身來創作，才能夠真實呈顯普羅階級遭受資產階級剝削與壓榨的慘況。作者指出宮地嘉六擅長描寫工人階層的生活，以及宮島資夫能夠生動地描繪底層的人們，正是因為這些作品都如實反映了他們的階級其真實生活的一面。
然而普羅文學作家中，像宮地嘉六這般來自無產階級者，實屬少數。當中最知名者便屬德永直了。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道》與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並稱為日本普羅文學雙璧，《沒有太陽的街道》正是以他在製紙工廠參與罷工共鬪，同時與資方斡旋的經驗所寫成。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普羅文學作家多為知識分子出身，同時掌控普羅文學的發言權。作家的創作、階級以及生活經驗三者之間的矛盾與乖離，讓普羅文學迅速僵化，同時讓普羅大眾逐漸遠離普羅文學。之後普羅文學快速崩壞，強力的政治鎮壓固是主因，上述的情況也是讓這個文類頹敗的重要原因。作者在「影之篇」中所介紹的「大逆事件」（〈抵抗者的光明〉）、戰時對於創作以及言論的箝制（〈禁書的理由〉、〈《細雪》查禁始末〉），清楚地呈現了普羅文學前夜以及運動徹底崩壞後的文壇概況。
作者對日本作家的臺灣殖民地經驗的關心，從其聚焦的宮武外骨、尾崎秀樹也可看到痕跡。臺灣讀者對於〈逃奔新天地〉中的宮武外骨或許陌生，但是對於專攻明治大正時期文學的研究者，宮武外骨是絕對重要的存在。他是「明治新聞雜誌文庫」的創設者，也是大正時期與吉野作造等人創立「明治文化研究會」的重要人物。作者提及宮武外骨因為創辦《骨董協會雜誌》嚴重虧損，為了躲避負債問題，與妻子逃至臺灣，滯留約五個月左右，期間還發行了《台北新報》。日本統治臺灣初期，除了官僚、技師以及軍人等應總督府統治體制需求而前來者，此時的渡台者，如同作者所提及的內田魯庵在其《社會百面相》中指出，多為社會底層人、娼妓或是犯罪者，宮武外骨也身在此列。另，〈作家的書齋〉中，聚焦的雖是尾崎秀樹的藏書，但對尾崎一家與臺灣的淵源也有所著墨。秀樹的父親秀真曾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主編以及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篡委員會編篡，尾崎秀樹則是在臺灣出生的「灣生」，同時曾就讀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科專門部。尾崎秀樹是位全方位的文藝評論家，其大眾文學論更是知名。然而，對於台日文學研究者而言，尾崎秀樹《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是開啟殖民地文學，以及台日殖民地文學研究的先驅著作，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尾崎秀樹的灣生身分以及殖民地臺灣的生活經驗可說是成就了這本經典的基礎養分。
「日之篇」裡最後的〈沉重的肉身〉，作者對中上健次「部落民」的身分以及作品做了詳盡的介紹，所觸及的，正是日本「部落」歷史根深蒂固的問題。「部落民」在日本歷史中存在已久，從高橋貞樹《被差別部落一千年史》一書的題名即可窺見。「部落民」在明治維新之前被稱為「穢多」、「非人」，明治維新之後改稱「新平民」。從以上各時期的稱謂可知，「部落民」是日本社會位階的最底層。同時，「部落民」問題在各時期的日本文學作品也留下了軌跡，例如作者舉出的島崎藤村的《破戒》，近者則有津島佑子的《奈良報告》。中上健次作品中混亂而無秩序的世界，反映的正是其「部落民」身分、以及長期以來因此身分而飽受歧視與欺凌的血淚史。
對於文學作品的評論與解析，作者在〈沉重的肉身〉中曾如此敘述：「我在讀書寫作上，向來與學院派寫作保持距離，生怕趣味盎然的題材，一交到我的手上，卻被我寫成僵硬沉悶的棺木了」。筆者本身接受的，正是「學院派」的日本文學研究訓練。或許正因如此，《日影之舞》在我讀來，有種新鮮的「違和感」。這樣的「違和感」，或許正來自作者刻意與學院派保持距離，企圖另闢新意的閱讀視點。

沉重的肉身——中上健次
日本文壇曾經盛傳這樣的評語：「如果中上健次沒死的話，應該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儘管這些讚譽很大程度是出於哀悼傑出作家的離世，但從其作品本身來看，他得到如此殊榮亦是相符合的。剛開始，中上健次寫了幾篇以故鄉紀州熊野的「路地」（被歧視的部落）為舞台的小說，在雜誌上發表，之後以中篇小說〈岬〉獲頒芥川獎，當時他是個二十幾歲的新銳作家，也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獲得芥川獎的作家。作家高橋三千綱把他介紹給了出版界的天王見城徹，這為他的作品傳播起著重大的作用。順便一說，十餘年前，臺灣文學專家下村作次郎教授（與中上健次同為和歌山縣人），極為推崇中上健次的小說，曾鼓勵我翻譯這位作家的作品，讓更多臺灣讀者認識到異端作家所展現的日本當代文學的天空，聆聽一種迥異於日本流行文化的深切的回音。
在我的書架上，有許多中上健次（1946-1992）的長篇中短篇小說，包括他與文壇作家的對談集，一九六八年參與安保鬥爭的發言，以及專業期刊相關的評論解析。事實上，這些資料已足夠完整呈顯出中上健次的文學世界，撰寫一篇文章應當不成問題。不過，接下來才是考驗的重點：撰述者透過文本的解讀能否提出不落俗套而深刻的洞見？我經常在想，對寫作者而言，閱讀過於嚴肅的文本，有時候不容易發現作者最真實切身的生活面影，由於一種善意的輕忽而被遺漏在外，使得讀者與理解其痛苦與歡樂交織的源頭失之交臂。或許出於這個畏懼，我在讀書寫作上，向來與學院派寫作保持距離，生怕趣味盎然的題材，一交到我的手上，卻被我寫成僵硬沉悶的棺木了。因此，我習慣任由隨興漫讀開路，藉由好奇提供的動力前進，最終仍要找到有趣的切入點，我才要進入寫作的狀態。在此，我有個意外的發現，由出版人回憶作家的生平與交往，不失為一種新穎的視角，因為它可提供文本之外更為豐富多姿的作家生活面向，而非那種輕薄氾濫的八卦流言。
例如，根據出版人見城徹的具體描述，中上健次的身材很魁偉，有點像職業摔跤選手，儘管這個面貌可能被認為勞動者的形象，但與之交往仍看得出他散發著細膩的文人氣質。那時候，中上健次在羽田機場當裝貨推卸的工人，幹的是十足的體力苦活，所以他時常自嘲，若不以寫作小說補注財源，實在沒法維持生計。在直覺敏銳的見城徹（可參閱《編輯這種病》）看來，中上健次有寫作的稟賦，而且天生是個作家，也是被神選中的幸運者。他只要激發和督促中上健次全力寫作小說，日後必定能在日本文壇上隆起許多座小說的高山。
中上健次的身世坎坷，他出生於被主流社會歧視的部落（村莊），其成長的家庭背景關係複雜，他與異母異父的兄弟共同生活。他不識字的母親，始終被一種怪誕的想法纏繞，她確信讀書會使人發瘋狂亂，而像躲閃魔頭似的遠離文字；他的哥哥因莫名的緣故，自縊吊死在柿樹上，之後親族間又發生了慘絕的兇殺。中上健次遭逢的人生滄桑與經歷，與美國詩人瓦特．惠特曼有著驚人的相似。惠特曼在八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他年輕的時候，就挑起家裡的生活重擔，豈知命運的鐵錘對他的敲擊格外沉重，四個弟妹有的精神錯亂，有的近乎精神失常。面對這種劫厄的撲襲，他總是把豪邁的慷慨敞向他人，但其自我若可能遭受毀滅，他就旋即退縮到安全地帶。由此看來，這些蝕刻已久的家族悲劇，確然把中上健次趕進了精神創傷的陰影中。
根據見城徹的回憶說，他每次找中上健次到新宿的酒吧喝酒，這個壯漢一喝醉就情緒失控了，完全不顧形象便躺倒在路旁大聲吶喊：「我不在這裡！這裡沒有我的立身之處啊！我什麼都沒有，我一無所有，可又怎樣呢？」這種直率的醜態，透露出內心的混沌狀態和虛無，以及找不到彼岸的絕望感。或許中上健次比誰都清楚知道，他必須把體內（內在精神）的瘀膿（各種痛苦）傾倒而出，否則必定會憋塞窒息的。與此同時，為了保住自己的立足之地，不被只准求同排異的日本社會剔除出去，他必須不停地寫作小說發聲，只是其世俗的肉身過於沉重，在現實生活中，他只能依靠酒精與性的紓解，跌跌撞撞尋找救贖之路的微光。因此，在閱讀他的作品中，我們經常看見圍繞著「半島（恥部）」、「父親」、「複雜的血緣」、「近親亂倫」、「性」、「妓女」、「壓抑」、「肉體」、「暴力」、「流浪」、「殺人」、「精神疾患」、「自殺」等沉重的主題，而就是這些痛苦的生命符號壓得邊緣人疲憊的靈魂喘不過氣來。

確切地說，相較於村上春樹的小說帶給日本年輕讀者對於死亡美學的誘發與追慕，中上健次所擁抱的晦澀難解的諸種主題，絕對比漫天紛揚的火山灰壓得令人無法承受，但是我們若暫時捨棄娛樂性的享受，以認真深省的讀者視角看待，回顧其文學涵蘊的思想性，仍然要為其挑戰日本傳統禁忌的膽識與才華熱烈喝采的。首先，我們已看見中上健次拚搏出來的文學成就，在探討和求索「被歧視部落」的問題上，他比島崎藤村的長篇小說《破戒》和野間宏的大河小說《青年之環》前衛得多，更為大膽闖入了日本傳統的危險禁區，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文學思想。但弔詭矜奇的是，在極端保守的日本精神風土上，並不包容這種異端者的存在，毋寧是把它從共同體中驅逐出去來得安然。在地理上，臺灣和日本同屬於海島型國家，在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上卻大異其趣，但我們透過中上健次的小說，若能從中得到些許什麼有益線索的話，其實再苦悶的閱讀都值得履行。

日本文學中的南方憧憬——臺灣
熟悉文學發展史的讀者知道，我們若稍為改變一下視角，依照自己的閱讀趣味展開閱讀的話，有時會給自己帶來新奇和發現。當然，我們必須坦承，在這過程中，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仍然受到個人的世界觀，及其傳統、權威、慣例方面的制約。然而，為了獲得較為具體的思想地圖，把它們在文學作品中表露的情感或憧憬想像，這些包含理性和感性價值的、由先天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局限性，對我們而言同樣成為必要理解的過程。
我們從日本古典文學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傳統文人對於遙遠國度之外的南方，無不充滿著熱情的想像，其中，不外乎那種異國情調的浪漫吸引。認真細究這種想法，是如何形成的，自然與長期以來他們和外國異邦的往來有著密切關係。在中國的唐宋年間，日本國內的政治體制和財政相對穩固下來，正因為這樣的經濟基礎，他們方能選派出貴族精英子弟和精進的僧侶，前往中國境內汲取各種文化的精髓。其後，歷史也證明，這些日本留學生向中國取經的努力成果，的確得到深刻的傳承，為日本文化的發展奠定下重要的根基。進入中世紀末期，陸續有西方的船舶穿越西南海域來到日本。這些外國的登陸者並非為攻打日本而來，而是以外交、海上貿易和輸入本國文化為主要目的。例如，他們隨行有很多學者、詩人、宗教家和技師，並帶來許多珍貴的器物或書籍，新穎的文學思潮、哲學、宗教、科學和風俗等，就是在那時期傳入的。對島國的日本人而言，經歷這樣的異文化衝擊，精神世界豈能不感到驚奇？由此可以推想，平安時期的日本人，他們是如何熱切地想像著鴻臚館（招待外國郡使的常駐之所）和南蠻（外國奇異）船往來的情景。這異國情調便逐漸發揮了效應，順其自然融入日本文學的傳統裡，帶有對南方的渴望和憧憬，藉由文學作品和豐沛的文字情感顯現出來。
然而，想像的美好終究只能以自得其樂為終點，過度的思慕發展到極致，就要陷入幻想的泥沼。對彼時的日本人而言，無論是誕生偉大的孔孟學說的中國、或者信奉基督教的國度等，它們都來自西方，要麼來自南國大海的彼方。因此，這裡提及的「南方」，很容易使他們與「海洋」聯想在一起，並因於這天然的阻隔，歷代的日本高僧在赴程途中船隻可能翻覆被惡浪吞噬，都要奔赴他們心中的理想國、只能用想像方能觸及的樂土。我們把目光回到古代日本，回到《日本書記》的頁面，不時流露出對「常世國」（位於大海彼方的美好國度）的憧憬。以田道間守這個傳奇性的人物為例—他到遠方國度帶回橘樹苗栽種而造福鄉里的始祖，儘管其事蹟有被誇大的嫌疑，但未必全是虛構之作。據說，田道間守是外國移民歸化者的子孫，由於他熟諳「常世國」的地理環境，垂仁天皇便命令他擔負重任，前往「常世國」尋求「非時香菓」（四時皆能散發香氣的橘子）。日本的文史學者果然很愛護鄉土，他們認為搭船到「常世國」的交通雖然充滿險阻，但應該存在那樣的理想國度。確切地說，那種味道芳香的柑橘，並非來自北方的果實，而是南方特有的果實。
至於「常世國」在什麼地方，我們不妨換個角度推測，順道加入歷史偵探的行列。據說，田道間守往返於「常世國」，費了十年的光陰。就此推估的話，那個南方國度很可能為「臺灣」，也可能是中國的南方。按字面理解，所謂的「常世國」，即四季如春，草木繁盛，四季都有果實產出的地方。所以，南國臺灣自然被視為探訪的神祕的蓬萊仙島。不過，在此，我反而不急於證明田間道守是否真的踏上了古代臺灣的土地，看見果實垂枝時的興奮情景。我更關注的是，日本文人雅士所憧憬的南方，有多大程度是出於文化傳統中的慣性力量？那種由文字記載的力量果真深不見底？或者由於地理環境使然—酷寒難耐的北方人，嚮往溫暖的南方國度。在其文學作品中，他們要呈現的是，肉身的逃避，精神的安養，過客般的閒適，抑或用來撫慰自己漂泊的心靈？
作為此文的收尾，或許，我不得不把這個觸角連接到甲午之戰的歷史了。由於中國的戰敗將臺灣割讓給了日本帝國，在那以後，臺灣正式成為日本的領地或殖民地。當時，在日本作家文人看來，臺灣即為日本母國的殖民地—他們歷時性憧憬的南方。正因為這樣的歷史機遇，他們方有機會抵達作為現實地理的臺灣，展開殖民地之旅，抑或對於臺灣風土人情的眷念。進一步言之，無論是因躲避債務乘船從日本逃到臺灣、僅短暫停留數月的宮武外骨夫婦；在臺南《臺灣日日新報》擔任編輯的後來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評論家內田魯庵在《社會百面相》裡，揭發日本人醜態的〈新學士〉、〈臺灣土產〉文章；小說家佐藤春夫用記者的眼光揉和浪漫與推理的筆觸寫成的《女誡扇奇譚》，已經名符其實進入了臺灣這被看見的視域，展開他們對於憧憬與現實的比對。由如此情感寫出來的文字，必然帶有臺灣在這個時期作為日本殖民地時期的光影，要說聞嗅得到早期的臺灣味也不無可能。可話說回來，要實現這個逆時光的夢想，一點也不容易，似乎只有此領域的專家得以勝任。對於每日必須勤於寫作的作家而言，大概很難再騰出精力，浸淫或往來於文獻的航程中，進行所謂的探古的歷史旅行。然而，我們不需為此感到沮喪，享用前輩專家的研究成果，等同於戴上同步視訊的眼鏡，雖然有時會出現雜訊般的干擾，但這都算是日文中的「腐っても鯛」（瑕不掩瑜），其實不必太介意。如果真的吞不下這口氣，你就發憤圖強吧，精進日語的領域，提煉出自己的不凡觀點，這都算是典型的自我拯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