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燈：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

【導論】

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漢傳佛教研究近年獲得大幅進展，特別在文化史研究的向度，傳統佛教研究幾乎全部集中在中古以前，宋代以下，往往以「混雜」或「庶民化」簡而視之，對所遺留迄今的眾多文獻資料視而不見。殊不知從唐、宋轉型到晚清思想革命，在中國文化歷史重要的轉型時期，佛教總是扮演了關鍵性的作用。在佛教的刺激之下，宋代新儒家深入探討心性之學，此外，文學、藝術、民俗莫不深惹宗風。從知識菁英的哲學思辨到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佛教真正普及到中國各個角落的不同階層。佛教同時也是東亞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載體，天台、華嚴、禪雖然都發韌於中國，但卻也都在東亞各國開花結果。

近年漢傳佛教研究有大幅的進展，主因仍因為新文獻的大量發現，例如敦煌資料曾經大幅改寫學界對於佛教發展歷史的認識，古寫經讓我們發現佛教版本與內容的種種異同。近年來明、清佛教文獻大量出土，讓我們對近世佛教的發展樣態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例如《賢首宗乘》、《賢首傳燈錄》、《華嚴宗佛祖傳》等宗派傳承史料的發現，可以廓清中國佛教宗派的諸多雲霧；明末清初東渡日本的黃檗宗僧人將嘉興藏傳入日本，是近世東亞文化交流史輝煌的一頁，相關資料紛紛問世，明、清渡日華僧著作至少發現五十種以上，對認識明、清之際東亞佛教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義；在晚明佛教思想史上，以「物不遷正量論」的佛學論辨為人所熟知的台山高僧月川鎮澄（1547－1617）之著作原以為已湮沒天壤間，近年已發現將近十種。被雍正皇帝極力打壓的禪宗三峰派，三峰派幾位健將的著作多已重見天日。除了文獻以外，還有圖像、石刻、文人別集，都對漢傳佛教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研究方法也有各種角度的深化與拓展，佛教研究結合各種學科：除了傳統的文學、史學之外，各種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問題與方法莫不導入於佛教。邇近佛教研究的樣貌大有改變之勢。

為了整合漢傳佛教的各方力量，並打造青年學者共同論學的平台。中華佛學研究所成立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不完全等同於一次性的會議，而是帶有研究補助性質的研究計畫，經過嚴格審查程序後，分兩階段呈現成果，部分刊登於《中華佛學研究》專號，此處陳展的成果主要是漢傳佛教的聖山文化與性別研究兩大專題。

本書的構成
本書共收論文八篇，茲就各篇內容主題，略述其要旨：

王友奎，〈雲岡曇曜五窟圖像組合分析〉
作者於本文中探討了雲岡曇曜五窟的圖像的來源與形成的內涵。其將曇曜五窟的造像內容分為主體圖像與輔助圖像兩部分，透過分析圖像形式以及建造經過探討洞窟圖像形成的意涵。首先，洞窟的主體圖像為三世佛，源自犍陀羅以並列多佛組合表現佛法傳承的圖像傳統。曇曜五窟中套用的三佛形式，一方面強調佛法的三世傳承，另一方面也體現佛法傳承與皇位繼承之間的比擬關係。其次，透過對各窟建造過程的討論，可發現曇曜五窟中有大量原始設計意圖的輔助圖像。輔助圖像的題材包括二佛並坐、千佛與七佛等題材，表現了佛法傳承、以及彌勒上生、下生等信仰，可見其主體圖像與輔助圖像間的相互聯繫關係。

李志鴻，〈東亞佛教交流與日本平安佛教王權的構築——以空海為中心〉
本文以東亞佛教交流的視角，探討入唐求法的空海如何認識與詮釋不空教團的密教傳承與佛教王權之理念。在空海帶回的目錄、器物、圖卷中，可以發現空海極為強調他與不空教團的傳法關係，不空成為其在日本平安佛教王權的構築中，最佳的靈感與仿效的對象。空海繼承與重視不空教團強調國王為正法國王、仁王的傳統，並以《仁王經》做為根本經典，透過平城京東大寺內設置灌頂道場、東寺做為祕密根本道場，以及皇宮大內裏設置內道場，有意識地仿效與再現不空佛教王權在寺院道場上的配置與儀式的實踐。空海將中國最即時、重要的經論、器物帶回到日本，並在日本建立如同中國的佛教王權與鎮護國家的佛教概念，為往後日本的王權理論與佛教內涵起了重大的作用。

郭珮君，〈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法華經》——從中古時期東亞佛教儀式文本的角度出發〉
本文以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法華經》為題，嘗試從「儀式」文本的角度，來探討中國唐代與日本平安時代人們對於《法華經》認識的同與異。作者透過唐代的《法華傳記》、平安時代前期漢詩文的傑作《菅家文草》的探討，並同時考察此一時期僧人與教外人士對於《法華經》的認識，發現《法華經》在中日兩國僧俗都看重《法華經》擁有追福滅罪的功德利益，在佛教法會儀式中《法華經》成為人們書寫與供養的核心經典，尤其在日本平安朝，不論是真言宗還是天台宗，他們都看重《法華經》的角色，講說《法華經》與搭配《無量義經》、《普賢觀經》、《般若心經》等做為固定經典組合的講會也十分盛行。換言之，《法華經》是跨越日本平安朝佛教宗派的核心經典，除了僧界外，該經典對於日本平安朝的社會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范明麗，〈天台山國清寺在中日交流史上的時代意義與價值——兼論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延曆寺〉
本文以天台山國清寺境內的和平碑刻為線索，提出國清寺因歷史因素成為中日友好、和平象徵的意義與價值。首先，國清寺做為中日佛教交流的見證，也是日本僧人入天台留學的證明。最澄在國清寺學習後，返回日本創立日本天台宗，圓仁、圓珍的學習也深刻影響日本天台宗的發展。此後，比叡山延曆寺出現了截然不同於中國的歷史發展：日本天台宗的派別之爭以及械鬥爭戰。幕府時期，日本佛教成為偏離佛教義理的「墮落佛教」，輕忽佛教根本教義而逐漸形成易釀成武力廝殺的意識型態，甚至影響了二戰時期日本僧人的思維。此後，基於價值觀重整以及和平的責任問題，祈求世界和平成為日本佛教團體的祈願。國清寺基於歷史上的交流意義，進而成為中日和平相處的指標。

黃郁晴，〈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靈圖景」
-以清初至乾嘉為主的討論〉
本文以峨眉山詩為探討材料，分成四小節依序論述明、清之際、清初至乾嘉時期，峨眉山從動盪不安的時代進入太平盛世之際，所展現出的聖山形象及其意義。透過清初至乾嘉入蜀文人的登峨之作，一方面可以略窺峨眉道場如何從兵火蹂躪中走出；另一方面則探析入蜀文人筆下的普賢聖境及其登臨過程中的心境發抒，凸顯這類材料所透顯的豐富意義。這類材料不但「記錄」峨眉道場在明、清之際的景況，「承載」當時在兵火中受創的士人心靈；同時，也「見證」普賢道場由頹至甦的重建過程，更具體「展示」外地文士是如何描繪「傳聞中的峨眉山勝景與聖境」，以及透過書寫峨眉達到心靈的淨化或療癒。總之，峨眉山做為一神聖空間，對朝山／游山者所起的感官刺激與心靈激盪，相當程度可在峨眉山詩中略窺一二。

賀晏然，〈曇陽子三教形象的敘寫與演變〉
本文就晚明曇陽子事件與曇陽子恬憺教派之發展為考察主題，對當時三教關係進行個案研究。由萬曆年間曇陽子飛升的記載，乃至圍繞著婁江二王為中心的文人信仰圈，導因於不同信仰群體而衍生的傳教文本，使曇陽子的形象豐富而多變。本文爬梳不同文本，包含〈曇陽大師傳〉、〈曇陽傳記〉、〈曇陽仙師傳〉等，指出曇陽子傳說中關於節婦守貞、金母信仰及高僧轉世等三教語彙與元素，讓曇陽子信仰可置於晚明文人圈儒釋道融通的大環境下被理解，然個別人物的宗教實踐傾向也讓曇陽子的故事不斷被改寫而有微妙變化，最終道教女仙形象從佛教與儒家中脫穎而出，成為曇陽子最主要的宗教屬性。

蘇芸若，〈女尼、師娘、佛頭——寶卷宣講與女性的宗教參與〉
本文從性別的角度切入，探討漢地庶民佛教的信仰參與。元末明初以降，女性在難以參與主流宗教活動的情況下，透過「寶卷」的宣講與傳承，發展出一種專屬女性的信仰型態與社群網絡。這樣的「宣卷」活動也逐漸跨出宗教的範疇，影響明、清兩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休閒娛樂、乃至於女性社會角色的形塑與自我認同。本文梳理了「宣卷」的發展與流變等歷史脈絡，並以學界所謂「江南宣卷」傳播範圍，即今日江蘇地區的史料為主，考察當時女性以不同身分角色參與宣卷活動的具體樣貌。藉由這樣的考察，討論個人、群體、與宗教信仰的相互關係，以及這樣的信仰活動如何影響女性性別的建構與個別女性參與者等問題。

徐郁縈，〈蓮池做會——白族女性誦經組織的意義、起源及個案觀察〉
本文考察雲南地區白族社會中的佛教文化，關注女性誦經組織「蓮池會」。白族中老年婦女組成蓮池會祭祀、誦經，蓮池會結合了民間社壇信仰、朝山香會、婦女齋會，分工嚴密而世代相傳，按照入會先後排定輩分並互稱姊妹。村中本主廟做為白族傳統村社神式的本主崇拜信仰中心，成為蓮池會活動的據點。蓮池會的組織模式可能起源自南詔大理王室女性參加佛教活動，又因阿吒力教僧的沒落而進入民間。作者在雲南劍川白族村落進行田野調查，訪談、考察蓮池會儀式之實踐。單一自然村落中或有複數蓮池會存在，協助村寨中各種活動。以石龍村為例，蓮池會除了傳統中老年女性成員外，也包含少數男性，亦可發現民間的佛教文化藉著蓮池會的活躍而得以保存。

代結語
以上八篇論文，包括文學、藝術、歷史、文化人類學，有田野調查，也有文獻考證，從中國到東亞，主要正是漢文佛典廣泛流傳的區域。佛教研究的希望在青年，「佛說佛法，即非佛法」、「一切法皆是佛法」，這裡呈現的八篇論文雖然主題各異，但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求法求道的熱誠，以及奮力尋求新觀點新方法的努力。彈指間，樓閣畢現，始於煙水南詢。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漢傳佛教青年學者的論文，不只是清新的空氣，更是未來最重要的光源所在。中華佛學研究所也將與有志於漢傳佛教研究的青年學者，共同努力探求佛法的奧義。

雲岡曇曜五窟圖像組合分析

王友奎　敦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

雲岡曇曜五窟圖像可分為主體圖像和輔助圖像兩部分。主體圖像為三世佛，源自犍陀羅以並列多佛組合表現佛法傳承的圖像傳統。曇曜五窟中套用這種三佛形式，既強調佛法的三世傳承，亦體現佛法傳承與皇位繼承之間的比擬關係。通過分析各窟營建過程，可知曇曜五窟中存在大量帶有原初設計意圖的輔助圖像。這些圖像題材主要有二佛並坐、千佛及七佛等。第19窟千佛與「羅?羅因緣」圖像組合，表現值遇諸佛及佛法傳承意涵；第18、20、17窟二佛並坐與主體圖像三佛組合，表現三世諸佛演說一乘教法；第17窟南壁窟門上方七佛一彌勒、二佛並坐與主尊彌勒菩薩共同表現彌勒上生、下生信仰。由此可知，曇曜五窟中主體圖像與輔助圖像實為相互聯繫的有機整體。

關鍵詞：雲岡石窟、曇曜五窟、三世佛、《法華經》

一、前言

雲岡石窟第16至20窟（圖一），均為橢圓形平面、穹窿頂的大像窟，集中分布於雲岡崖面西段，習稱曇曜五窟。曇曜五窟造像，是十六國以來北方民族融合與佛教文化交流的結晶，揭開了北魏時代開窟造像熱潮的序幕。作為國家經營的大型窟群，其雕刻藝術和圖像思想組織應代表當時北方最高水平。

雲岡石窟研究歷經百年，學界已就曇曜五窟開鑿時間、營建次第等問題大體達成共識。但是，以往研究大多聚焦於各窟大像即主體圖像，對主體造像以外龕像缺少必要關注。由此導致各窟主尊尊格無法明確界定，洞窟整體圖像意涵也無從談起。事實上，曇曜五窟之中存在相當數量雕刻時間與主體造像相近的龕像。這些龕像或由開窟時預留的石坯雕刻而成，或布局呈現整體性配置規律，明顯帶有原初設計意圖，是對主體造像內容的必要補充，可視為輔助圖像。

本稿將曇曜五窟造像內容分為主體圖像與輔助圖像兩部分。對於各窟主體三佛圖像，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追溯其圖像來源，揭示其表述意涵。對於輔助圖像，則立足於各窟營建過程之討論，分析龕像間的層位關係及布局，釐清各窟原初設計規畫。進而在討論輔助圖像來源及內涵的基礎上，分析其與主體圖像的組合關係。希望通過上述分析，就曇曜五窟圖像思想形成更明確的整體性認識。

東亞佛教交流與日本平安佛教王權的構築——以空海為中心

李志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研究以東亞佛教交流的視角，以空海入唐求法為切入點，探討空海如何認識與詮釋唐代不空教團的密教傳承與佛教王權理念。透過考察空海入唐求法所帶回日本的佛教經論目錄、法器、圖像等資訊，本文探討空海對於中國八世紀唐代佛教知識的認識、接受與反應，以及其與不空教團的密教傳承。在空海所帶回的目錄、器物、圖卷中，空海相當有意識地強調其密教師承關係，其中，空海相當崇拜不空，不空也成為其在日本平安佛教王權構築中最佳的靈感與仿效的對象。空海在中國長安的學習期間，應該認識了唐代不空教團所建立起的佛教王權與鎮護國家的佛教觀。

空海對於唐代不空教團佛教王權的認識與平安佛教王權構築，主要涉及三個層面。首先，是空海如何認識與運用不空教團所翻譯、重視的經論與儀軌，尤其是鎮護國家、守護王權的相關佛教知識。本文將比對空海《仁王經開題》、《最勝王經開題》與不空教團所重視的經論，進一步考察空海對於不空教團佛教王權的認識與接受。第二，透過《代宗朝贈司空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簡稱《不空三藏表制集》）與空海《拾遺性靈集》中的〈御遺告〉、〈遺告諸弟子〉等記載，進一步比對與探究不空與空海構築佛教王權的聯繫，尤其是他們兩者對於朝廷的態度，以及密教教團與國家的聯繫。第三，透過都城與寺院空間的配置的分析，探討空海所構築的密教護國寺院配置模式與不空教團的聯繫。其中，空海十分強調日本平安京東寺與中國長安青龍寺的聯繫，以此做為鎮護國家的基本道場。換句話說，空海對於不空的認識，對於往後空海在日本平安朝前期構築的日本佛教王權與國土想像有著極深刻的聯繫。

關鍵詞：東亞佛教文化、空海、不空、佛教王權、護國佛教

一、前言

佛教是形塑東亞文化的重要媒介，特別在中國唐代（618－907），中國佛教進入了黃金鼎盛時期。此時，來自印度、中亞的外國僧人持續地來到中國傳法，將當時最新穎、盛行的佛教知識中介給中國僧團。除了外國僧人的傳法貢獻外，中國唐代官方與僧團也積極地翻譯佛教典籍、編撰佛教學術著作，以及推動佛教學術與教學活動，長安城儼然是當時東亞世界的佛教學術與文化中心。中國佛教學術與文化的高度發展，受到新羅、渤海、日本官方與僧團的高度重視，並積極地派遣僧人入唐學習佛法。這些來自中國域外的僧人在中國學習佛法的經驗，以及他們對於漢傳佛教的認識，將深刻地影響域外國家對於漢傳佛教的接受與認識，深遠地影響古代東亞佛教文化圈的內涵與特質。

西元八至九世紀前期中國與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空海（774－835）是最重要的中介者之一。空海曾經入唐學習佛法，在近兩年的長安寺院學習與日常生活中，他應該可以比較全面、深入地認識唐代中期流行的佛教經典與論著，同時，他也有機會接觸、認識唐代中期的文學、藝術、語言等知識。長安的求學過程中，提供了空海汲取唐代中期佛教知識文化的資源。當他歸國後，他的「入唐經驗」將如何改變、調整九世紀前期的日本佛教信仰的內涵？當時日本官方與僧團又是如何看待空海入唐習得的佛教知識？另外，空海歸國後也帶回了大量的唐代寫經、法器與圖卷，這批器物與圖像在東亞文化交流中可能擁有的功能與意義為何？日本官方與僧團如何看待空海從中國所帶回的佛教經卷、器物與圖像？

空海在九世紀的日本平安朝，除了扮演起東亞漢傳佛教文化的中介者之外，他也活躍於日本政界與佛教界，受到日本天皇與貴族的禮敬，並成為日本真言宗的創始者。令人好奇的是，空海入唐習得的佛教知識與其教團性質，與平安朝前期的政治局勢關係為何？平安初期的日本統治階層如何看待與認識空海所中介的中唐佛教知識與理念？空海是否試圖改變與調整日本官方與佛教教團的關係，進一步地將其所習得的唐代中期盛行的密教護國理念與佛教王權中介給日本官方，藉此「再現」與「構築」日本平安朝為東亞理想的佛教國家。

本文希望透過探討做為東亞漢傳佛教文化中介者的空海，考察其入唐習得的佛教知識與理念，分析空海如何透過寫經、器物、圖卷，強調其與不空（705－774）、惠果（746－805）的密教傳承，以及空海如何運用他入唐取得的經卷、器物、圖像，做為其思想與行動的靈感與資源，構築日本平安朝佛教王權與形塑日本國的宗教想像。

過去學界對於空海的研究相當多，由於空海在日本佛教史、日本古代史、東亞文化交流史上都曾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備受學界關注。其中，學界特別關注做為日本佛教真言宗奠定者的空海，看重他在日本佛教思想、教理上的特出性；由於空海曾入唐求法，學界也十分關注他做為日、唐漢傳佛教文化中介者的角色，重視空海回到日本後，如何傳承唐代密教。以下，本文從日本佛教史與東亞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脈絡，以空海的護國思想為中心進行扼要地回顧。

在過去日本佛教史的研究脈絡中，空海被視為日本佛教真言宗與平安佛教的開創者之一，受到日本學界高度的重視，同時此一視角也主導了日本學界過去至今對於空海研究的基本態度與認識。過去學界對於空海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空海的出身、青年成長與學習背景、入唐學習密教與不空、惠果的教義傳承、歸國後空海密教思想的奠定、創立真言宗等課題，其中，空海的密教思想是研究關注的核心，學者除了重視唐代密教思想如何透過空海傳入日本，也看重空海如何調整奈良時代的佛教思想，以及空海如何構築日本平安時代的護國佛教。此外，在過去日本平安佛教研究中，學者們多運用空海與最澄對比的視角，以此來探討平安佛教初期的特性。一般來說，學界多看重空海與奈良南都六宗友善的關係，以及空海受到日本天皇與官方的支持下建立起真言宗。以上，我們可以發現此一研究視角的優點，在於清晰地定位空海在日本平安佛教的位置，凸顯空海特出的人格、學養與思想的優越性，其中，空海的唐代密教傳承對於日本平安時代的佛教思想與護國佛教的構築，十分受到學界的重視。

空海的生平、思想與真言宗的教義主張，一直是日本平安佛教研究的核心，除了從日本佛教思想的角度來研究空海外，東亞佛教文化交流也是空海研究的另一重要研究取徑，小野塚幾澄、?富本宏、靜慈圓等都是著稱的代表性學者，他們共同的研究特色在於將空海放置在日、唐佛教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中，在紮實的文獻學基礎上，予以細緻地分析與討論。其中，小野塚幾澄利用文獻學的方法，將空海著作中引用的中國經疏進行了全面性地爬梳與整理，是現今研究空海的漢傳佛教經疏認識的極佳作品。透過他的研究，我們可以見到空海在佛教經疏上對於入唐習得的佛教知識的繼承、調整與創新。?富本宏則將空海視為當時東亞文化的中介者，空海將唐代的佛教、文學、藝術等中介、交流給日本，這有利於日本接下來進一步地認識與學習中國唐代的佛教與文藝。值得注意的是，?富本宏強調空海的密教思想與行動密不可分，空海善於掌握八至九世紀唐、日的國際資訊，在長安求法的過程中，他也善加利用人際網絡、文書等媒介取得資訊，以學習佛法。此外，空海從中國取得的佛教寫經、道具、圖像等，也有惠果與不空密教傳承的功能與意義。最後，?富本宏十分看重不空、惠果密教學派的護國思想，空海則繼承了該學派的護國佛教觀，將在中國學得的密教與佛國土觀帶回到了日本。

峨眉山詩中的「普賢聖境」與「心靈圖景」——以清初至乾嘉為主的討論

黃郁晴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以峨眉山詩為主要討論材料，論述時空先是聚焦明、清之際，析論峨眉山普賢道場在戰事頻仍下所表徵的聖山形象與意義，並嘗試透過蜀中高僧破山海明（1597－1666）在四川的弘教情形，論說峨眉道場與明末清初蜀地佛教間的互動。其次，從聖山信仰的面向，視峨眉山為一個神聖空間，透過清初至乾嘉入蜀文人的登峨之作，一方面略窺峨眉道場如何從兵火蹂躪中走出；另一方面探析入蜀文人筆下的普賢聖境及其登臨過程中的心境發抒，凸顯這類材料所透顯的豐富意義。

通過清初至乾嘉入蜀文人的登峨之作得知，這類材料不但「記錄」峨眉道場在明、清之際的景況，「承載」當時在兵火中受創的士人心靈；同時，也「見證」普賢道場由頹至甦的重建過程，更具體「展示」外地文士是如何描繪「傳聞中的峨眉山勝景與聖境」，以及透過書寫峨眉達到心靈的淨化或療癒。總之，峨眉山做為一神聖空間，對朝山／游山者所起的感官刺激與心靈激盪，相當程度可在峨眉山詩中略窺一二。

關鍵詞：普賢菩薩、峨眉山、金頂三相、聖山信仰、破山海明

一、前言

隨著佛教的漢化，西元八到十二世紀，漢傳佛教移植自印度聖地，在中土建立菩薩化現的佛教名山，根據《華嚴經》而興起的名山：有唐代已享盛名的文殊菩薩五台山、建立於五代的觀音菩薩普陀山，以及北宋時幾乎與五台山齊名的普賢菩薩峨眉山。而地藏菩薩的九華山則隨著金地藏的聖蹟，至明、清達到鼎盛。中國四大名山更在靈驗傳說的推波助瀾下，名滿海內外，從此佛教徒不必千里迢迢至印度朝聖，聖山信仰的確立可謂佛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徑。

以峨眉山而言，雄踞四川盆地西南邊緣，位於今四川樂山西部，即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過渡地帶。從區域文化看，峨眉山是巴蜀雄、秀、幽、奇自然景觀特點的集中體現，亦因人文歷史悠久，遠離塵囂，故為佛、道兩教特別看重，二者在巴蜀的傳播與發展能透過峨眉略窺其概。因此，峨眉山可視為表徵巴蜀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為歷來在地／外來文士書寫巴蜀「不容忽視」的一處指標地景。而因四川位處西南地區，宗教色彩濃厚的峨眉山，除了為巴蜀漢文化圈的信仰聖地，同時是鄰近西藏人眼中的「大象山」、川南彝族人心中的聖山，靈山魅力可說跨越民族和區域的限制。

進一步從峨眉山信仰發展的歷史角度看，山中佛、道兩教的發展，在唐、宋兩朝，曾有並行不悖的歷史。逮至明代，所謂「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由於明太祖、英宗、神宗十分護持峨眉佛教，峨眉佛教發展臻於鼎盛，山中道教愈趨衰微，據《山志》載，明代峨眉山上寺院已達一百零八座，為南宋峨眉山寺總數的五倍，峨眉山在此時也成四海皆知的普賢菩薩道場，正所謂「四方信士，禮敬普賢者，莫不指歸峨眉」。可以說明代以來，隨著山中佛教勢力的蓬勃熱絡，唐、宋佛、道兼之的聖山內涵亦隨之發生轉化-普賢道場形象益加鞏固，又旅遊活動熱絡，游山、朝山蔚為一股風潮，此時文士對於峨眉神聖空間的觀想更加深刻。

因此，聚焦在文學面看，唐、宋文人筆下佛、道色彩交織的峨眉意象-當中以道教意象較為顯著，降及明代已漸淡出文人筆墨之外，取而代之的是：其一、對於峨眉勝景描繪更顯具體，如：依腳程抒懷於山腳、山腰、山頂各景點之所見所感，不再像唐、宋前賢常以「峨眉山」為整體形象進行描述；其二、峨眉聖山形象已從道教仙境轉為佛國聖境，唐、宋前賢不常提及的山中奇景到明代已成為時人爭相一睹的「普賢聖境」-佛光、聖燈、兜羅?雲，並成為文士描述峨眉山最常見的主題內容。

總之，峨眉山在當時既是時人眼中的佛教聖地，同時是旅遊文化中的宗教勝地。然而這般榮景隨著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時局，以及四川連年戰亂頻仍，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在這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峨眉山的神聖性愈值得討論，尤其當時四川「剿寇」的戰事性質與「抗清」為主的京師、江南地區不但不同，易代紛亂的時局致使川中交雜南明軍、清軍，地方戰事可謂自成一個獨特的敘事場景，戰火頻仍一直延續至清康熙年間，在蜀地生靈塗炭時期峨眉山在時人心中的聖山形象為何？是否撫慰時人受創心靈？峨眉道場在當時弘教情況為何？頗值得一探究竟，是以，本文將從明、清之際的峨眉詩文討論起。

更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在明末清初遭受空前破壞的峨眉山，隨著大清政權愈趨穩定，四川各地漸從戰亂的創傷中走出，峨眉普賢道場在清代的發展局面為何？特別是肩負復甦蜀地之責的清代入蜀官吏，做為官方代表投入地方建設，他們是否攸關峨眉道場建設的發展？而不畏蜀道難相繼入蜀，這些外地文士如同四方信士，機緣難得親近峨眉，如何描述心中「傳聞的峨眉山」？禮朝峨眉過程中是否「見證」普賢神聖？相關問題頗有意思，本文擬以清初至乾嘉入蜀文人所賦詩文為例，略窺一二。

簡言之，本文嘗試從「詩」的視角出發，於詩中見道場，於詩中感應普賢境界，企圖提出一有別以往的研究視角，凸顯峨眉山詩-這類材料在普賢道場研究中所具有的獨特研究意義與價值。另外，筆者亦注意到學界有云「言蜀者不可不知禪，言禪者不可不知蜀」，因此本文也企圖與蜀地佛教做一連結，彰顯明末清初蜀中佛教在漢傳佛教發展進程中所具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