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的崛起：五個人重塑一座城（簡體書）

17世紀中葉的倫敦已瀕臨崩潰，古老的建筑結構無法負擔急速增長的人口，內戰使社會分崩離析，瘟疫來襲還奪去10萬條生命。1666年9月2日晚，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店躥出火苗，接著蔓延全城，狂燒四晝夜。大火驅走了黑死病，也燒盡舊城的繁華，吞噬了包括圣保羅大教堂在內的倫敦所有主要建筑。 可是不過短短的60年，倫敦便猶如浴火的鳳凰，從灰燼中涅槃，成為歐洲大的城市，也成為國際貿易的風爐。倫敦是如何做到的？本書作者挖掘龐雜的史料，發現了倫敦重建史里的五位傳奇人物，通過他們的視線和經歷，我們得以重溫倫敦乃至整個英格蘭社會的重生和轉型。我們也看到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如何通過思想的洗禮，影響了一個世代的知識分子，最后改變一個偉大城市的發展路徑。這是精英云集的、艱難而輝煌的60年，要想理解英國的精神與文化再沒有比這段時期更適合的。

利奧·霍利斯（Leo Hollis），1972年出生于倫敦。曾就讀于東安格利亞大學（UEA）學習歷史，專攻17世紀史。畢業后回到倫敦，花了很多時間以行走的方式探索倫敦城，著有兩本關于倫敦歷史的書籍《倫敦的崛起》《倫敦的基石》，他的近著是《城市對你大有益》。他經常在《金融時報》《今日歷史》《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獨立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並參與多檔電臺和電視節目的錄制。現與妻子和兩個孩子生活在倫敦。 建筑師雷恩、作家伊夫林、科學家胡克、思想家洛克和地產商巴本 他們重塑了倫敦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特質，也見證了英國的大國崛起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部　內戰時期的孩童

第一章　有史以來英格蘭年輕人的最大危難 3

第二章　無聲的革命 29

第二部　復辟時期倫敦的興衰

第三章　復辟與復興 53

第四章　雙城記 79

第五章　“倫敦不復存在了” 109

第三部　我將再起

第六章　丈量城市 133

第七章　測繪總監 156

第四部　現代倫敦的形成

第八章　投機的城市 185

第九章　古老與現代 204

第十章　政治的對立 223

第十一章　革命前夕 245

第五部　倫敦再生

第十二章　徹底摧毀，重新再造 277

第十三章　倫敦革命 299

第十四章　鳳凰涅槃 321

第十五章　終點 344

注　釋 359

參考文獻 368

致　謝 383

前　言 走過倫敦縱橫交錯的街道與鄰近地帶，整個城市所展現的現代化、速度以及閃亮的外表和繁忙的交通，都在呈現著未來的意象。然而，倫敦有著很多層面，鋼鐵、玻璃帷幕的背后，往往還留存著許多過往的歷史。利德霍爾市場（Leadenhall Market）里有個理發廳，地下室還保留著發掘出的 1 世紀古羅馬廣場石塊；倫敦市政廳前院底下，還有羅馬人在 5 世紀留下的圓形露天劇場遺跡，此處一度是盎格魯 - 撒克遜族人的“部族會議”，也就是當時公民集會的場所。君臨其上的市政廳，自 12 世紀以來即是倫敦舊市區（City of London）的權力中心。倫敦的歷史從其街道名稱也可略窺堂奧，如古城墻里面的中心市集齊普賽街，英文稱為 Cheapside，其中cheap 在中世紀英文里指的便是“市場”，時至今日齊普賽街左右還有面包街和牛奶街，順著齊普賽街還可通到雞農和菜農做買賣的“雞鴨路口”。 當我們揭開一層又一層倫敦的歷史，這座城市就益發顯得復雜多元。倫敦是個在古跡上重新打造的城市，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起 1666 年倫敦大火后的 17 世紀，更能讓人看到這項嘆為觀止的事實；也沒有其他建筑物比重建后的圣保羅大教堂更輝煌、更有象征意義。倫敦此番史無前例的大重建，重建的不僅是城市的磚石，更遠遠含括了機構組織和街道的規劃，這些熙來攘往的市集和活力旺盛的商行，至今仍是金融中心“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主要景觀。 17 世紀所體現的不只是倫敦的重生，同時也預示了現代城市的樣式，重建的倫敦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復制或轉型的學習模范。這個時代人們初次觸及的問題，至今仍是我們深思的課題，如：政府是什麼？我們要如何判斷某件事的真偽？世間是否存在一種普世的基本法則？如何權衡利益是否符合道德規范，或者上帝是否存在？本書講述的就是，這個現代都會的種子當初如何播下的故事。 17 世紀中葉的倫敦是個充滿了不安的城市，人人都很焦慮，到處都是關于上帝的預言。乘馬車來的外來訪客，投宿在城外的眾多旅店中，他們一下車就被淹沒在洶涌的人潮里；隨著泰晤士河渾濁潮水乘船而來的人，一路在霧氣彌漫的空氣里看到的，是北岸雜沓的中世紀屋頂和高聳的哥特式尖塔。水邊的木結構房屋緊臨河岸而建，水手和商人在碼頭和倉庫之間忙碌穿梭，這些倉庫存放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在優雅的倫敦大橋前上岸的旅客，將被迫卷入那些等待通行的擁擠人潮，並馬上體會到大城市生活的混亂喧囂。離開河岸，進入舊市區的中心，街道上也是擠滿了人和馬車，一切都在移動。下垂的屋檐幾乎遮蔽了天空，看起來就像是彎腰禱告的僧侶。空氣中彌漫著煙塵，就如作家約翰 · 伊夫林（John Evelyn）假借一位法國游客的語氣撰寫的《英格蘭之特色》里所 述：“居民呼吸的盡是污濁濃重的霧狀空氣，空氣中夾雜著滿是煤灰的污穢蒸氣，使他們的生活暴露在種種不便與不快中。”步行時既緩慢又危險，雖然部分主要街道都鋪設好了，但大部分街道鋪設的卻是產自肯特郡（Kent）的尖銳碎石，較小的巷道則鋪上土壤，因此一旦下雨就變成泥濘不堪的灰泥沼澤。路上到處丟滿垃圾，任由雨水把它們沖到泰晤士河里去。無雨的夏季，整座城市簡直臭氣沖天。 17 世紀下半葉，倫敦瀕臨瓦解的邊緣。舊市區變得太過龐大，導致中世紀的行業公會機構、市政府官員和一年一選的倫敦市長再也無法掌控。鄰近的新興區域繞著“平方英里”的城墻迅速擴張，城墻對古城雖有防衛功能，卻也限制了它的發展。到了 17 世紀 40年代，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已經散布在新興的外圍市郊。當時，在舊市區里享有市民權而不再是學徒的職業人士被稱為自由工匠，他們除了有公會的保護，也具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對公會也有責任和義務；而在郊區營業的商人，當時被稱為“無主之人”，他們不受公會管理，既非學徒也非自由工匠，拒絕承擔與自由工匠相同的責任與義務，這些人的興起對首都的政治經濟形成了一種威脅。 內戰使得英格蘭、愛爾蘭和蘇格蘭四分五裂，1642—1648 年的內戰中心就在倫敦。首都成了“當前叛亂的溫床” ，然而，幾年內倫敦卻變成它自己所制造出的新事物之受害者——共和國取代了王室，但政治並未因此穩定，倫敦人生活在恐懼不安中。王室的復辟重建了秩序，大家又重燃恢復舊制的希望，可惜這個希望也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幻夢而已。1665 年，王室復辟后五年，當初的歡欣鼓舞和滿懷希望，受到一場瘟疫的打擊，千百條性命就此喪失。第二年夏天，英格蘭遭受干旱，牛津的河川都因此干涸。除了 7 月一場怪異的冰雹以外，整個夏天都沒下雨。到了夏季中旬，倫敦的木結構房屋干燥得像引火物一樣，只要有零星火花就可以引燃整座城市的大火。 1666 年 9 月 2 日，周日晚上，河北岸布丁巷（Pudding Lane）的一家烘焙店開始起火。以倫敦那樣擁擠的巷道，火災本來就是難以避免的災害，可是，這一次一定是哪里出了嚴重的差錯。作家伊夫林在日記里記載道，他第二天下午從位于德特福德區Deptford）薩耶院（Sayes Court）的住宅要出門時，他的花園籬笆對面國王軍需庫的眾水手正在集合，趕著去救火。伊夫林當天走到泰晤士河南岸的河岸區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在看一場大毀滅的恐怖戲劇。他能找到的描述眼前景象的方式是：“狂暴的烈焰發出的爆裂聲響震耳欲聾，女人、小孩哭喊尖叫，群眾飛奔逃命，高塔、房屋和教堂紛紛倒塌，仿佛一場駭人的狂風暴雨……毀滅的景象一如特洛伊戰爭。” 那天稍早，黑煙蔽日，使得白晝有如黑夜，伊夫林還記載，黃昏之后烈焰高張禁止了黑夜的到來，“十里之內光亮有如白晝，白晝呈現的方式卻十分駭人”。天空變成血紅色，仿佛空氣都著了火，“如同燃燒著的爐子頂部”。伊夫林除了哀嘆，也束手無策：“啊！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自開天辟地以來應屬空前，未來除了毀滅宇宙的大火之外，恐怕也是絕后了。”他眼前整個倫敦都在熊熊燃燒，火焰一條條街道、一棟棟房子地延伸躍進，風暴似地一路吞噬，無一物能夠幸免。他無助地看著一切，嘆道：“倫敦再也不存在了。” 伊夫林特別注意到位于拉德蓋特山丘（Ludgate Hill）上俯視著首都的圣保羅（St. Paul）大教堂，它在煙霧中朦朧可辨。此刻，它還聳立于烈焰之外，而到了周二，教堂巨大的正殿已經擠滿了前來避難的人，他們不是來乞求上帝的保護，就是以為圣保羅大教堂這樣大的建筑應該足以庇護里面的民眾。當地商人趕著把貨物搬到教堂的墻下，而密集開設在教堂庭院周圍和英國書業公會（Stationary Hall）附近的印刷商，早已把他們的紙張、草稿和作品堆滿了教堂 到了中午，火焰包圍了整個教堂庭院，不到幾小時，教堂周圍已經陷入火海，幾乎所有來尋求庇護的人，都不得不慌張地逃離。幸而所有人都驚險地及時脫逃，只有一位老婦人例外，三天后，有人在教堂的哥特式主體邊發現了她蜷曲焦黑的尸體，以及一些燒焦的狗皮。作為倫敦古老地標的圣保羅大教堂與它象征了一千年的城市，淪于同一命運。 煉獄般的烈火由于東風的煽動，狂燒了四天。吞噬 13200 棟房屋、87 處地方教堂、6 座奉獻禮拜堂，以及所有貿易中心和政府的主要建筑，如市政廳、皇家交易中心、海關大樓、會議大樓、52 棟公司大會堂，還有位于布萊德威爾（Bridewell）、新門Newgate）、伍德街（Wood Street）和雞鴨路口的監獄，外加 3 座城門和 4 座石橋。財富于瞬間付之一炬，餐盤熔入土中，昂貴的香料蒸發成帶著刺鼻惡臭的氣體。光是出版同業公會的印刷商，就損失了價值 200萬英鎊的書籍紙張，所有緊急堆放在圣保羅大教堂的地窖里的財貨盡皆化為灰燼，泰晤士街的碼頭商則損失價值 150 萬英鎊的煙、酒、糖和李子。 然而，倫敦並沒有就此消失。短短六十年內，這個大都會從大火的余燼里蛻變重生。到了 1708 年，僅僅不過人一世的壽齡，倫敦便成為歐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國際貿易的風爐，從此向建構大英帝國的路子邁進，逐步將自己打造成世界金融中心，並奠定英國啟蒙主義的基礎。 這個大都會的重生過程中有五個關鍵人物——克里斯托弗 · 雷恩（Christopher Wren）、 約 翰 · 伊 夫 林、 羅 伯 特 · 胡 克（Robert Hooke）、約翰 · 洛克（John Locke）和尼古拉斯 · 巴本（Nicolas Barbon）。他們的故事要從倫敦大火的二十年前開始說起。因為生長在英格蘭內戰時期，內戰爆發所帶來的動亂和不安，都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場內戰主要肇因于政治和宗教的沖突，進而導致國家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當然不僅止于此，不過對這五個人來說，這個童年經驗讓他們產生了尋求一個新社會的共同決心。 伊夫林出生于上流世家，父親是英格蘭紳士，在國王、教會、義務的既定體制和信念下，從小就可以預期他一輩子享有閑適生活的特權；雷恩是在英國國教的高層階級長大的；胡克的父親也是神職人員，不過是低層階級。雷恩和胡克從小時就認為自己會受傳統教育，然后一輩子在既有的教會體制里工作；洛克的父親是薩默塞特郡（Somerset）的鄉下律師，而巴本的父親則是倫敦備受尊重的工匠，也是清教徒的傳教士，由于並非國教，只能秘密信仰，常有遭受迫害的恐懼。 對他們每個人來說，內戰瓦解了穩定和有序的生活，帶來了動蕩不安和無所適從。雷恩和胡克的父親失去職業，被貼上“罪犯”的標簽；伊夫林離開英格蘭，遠游尋求慰藉，因而改變了他的一生；巴本的父親變成新政權下聚眾鬧事的主要領導人；而洛克則在恐懼中眼見各種思想的種子互相沖突發展，進而影響到他的余生。 騎士黨（Cavaliers）和國會的戰事雖然于 1648 年結束，當時出現的許多小派系仍持續爭斗了半個世紀以上。大家都想轉變和修復這個國家，經過種種失敗和努力，現代英國才由此誕生。然而內戰的余波和后果不只影響到社會的傳統秩序，卻也成了國家文化和思想的轉捩點。內戰之起不只是對國王個人的攻擊，也是對整個階級結構的質疑。國王的權威奠基在什麼上面？王位遭受攻擊，支持它的機構也同樣受到攻擊，包括教會和大學，因為他們都認為真理是專屬于王室的。新觀念和知識的來源渠道產生了，從內戰的大混亂之中發展出的哲學，預示了現代科學的誕生。這種追求新真理的精神分別顯現在戰后社會的無數領域中，倫敦則是這許多場辯論的主要思想中心。 1666 年那場毀滅性的大火，意外地給了這五個人改變一生的機會。大火過后，大家就城市的性質討論計劃：倫敦應該要依照舊基地的規模重建，還是要以全新的城市規模加以取代？對雷恩、伊夫林、胡克、洛克、巴本來說，大火給他們提供了一個空白之地，可以就此打造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胡克是大火過后對倫敦新貌最早產生影響力的人。他是模范思想家，用新方法測量記錄首都焚毀的程度，把中世紀混亂不堪的建筑學轉變成清楚易懂的科學，因此，他以數學來規劃重生的首都。胡克重建城市的工作，與他的另一個角色是相輔相成的，他是1660 年成立的英國皇家學會里的“新哲人”（New Philosopher），這個機構是專門為促進人們重視實驗和數據而成立的。 對巴本而言，倫敦城被燒毀提供了另一種形式的機會，即投機、利益與建筑商的興起。他是從都會的建筑業起家的，在倫敦古城墻內重建被燒掉的房屋。不過當他的野心變大以后，偶然發現了“石塊”之外的新機會，也就是發展改建蘇豪（Soho）、斯皮塔菲爾德（Spitalfield）、霍爾本（Holborn）等郊區。巴本對利益的追逐，使得倫敦發展出現代城市的新貌，也促成經濟與商業的新觀念。洛克是在大火之后才到倫敦來的，一到此地便卷入政治與知識圈的劇變。他與庇護他的安東尼 · 阿什利 · 庫珀（Anthony Ashley Cooper）爵士一起工作，專注思考貿易與資產、宗教信仰自由、政府機構、知識原則等問題。這些思想使洛克身處危境，隨時有可能會被控煽動叛亂，甚至驅逐出境，可是他的理論卻對首都的知識思想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 對伊夫林而言，這場大火使他這樣一個富有思想和品位的人，有機會在最苛刻的試煉下把想法呈現出來。由于經常被人低估為一個有點小聰明的外行人，伊夫林靠著文筆、結交重要人物，以及他在薩耶院自家的作品，為自己贏得頗具權威的聲望。他的作質量疑並激辯有關英國人形象的塑造。例如怎樣定義英國的特質？“英國式的”一詞所表達的是什麼？貿易、宗教、理性與文化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然而，對于這次倫敦的重生與現代英國的崛起，最有代表性的還是要算圣保羅大教堂的重建，以及雷恩自身想要創造現代建筑的企圖。他最初以天文學家成名，代表最前衛的世界新視野，推動理性、實證與科學方法。然而，在成為建筑師以后，他重新界定了自己的原則，在傳統的設計藝術里，融入從實驗室里學來的現代方法。圣保羅大教堂就是這個新方法的見證。 圣保羅大教堂在整個 17 世紀所代表的意義，訴說了一個在巨變洪流里與時代搏斗的國家的流動多變的故事。時至今日，它仍然是倫敦的一個神圣的象征物，同時也是國家慶典和嚴肅儀式的所在地。站在圣保羅大教堂的穹頂底下仰望石塊堆砌的半球體，下面理應是靜默的廳堂與耳語的長廊，寂靜卻被每日循環的禮拜儀式和每年 80 萬游客的腳步聲打破。穹頂的比例非常完美，光線從上面射入內部空間，穹頂的頂端有個類似望遠鏡之眼的鏡片，將光束從頂端燈塔的底座投射而下，光幾乎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圣保羅糅合了復雜的觀念，也把時間凝結在石塊中。大教堂站在這段倫敦與英國歷史的中心，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征與投射。到18 世紀初，大火之后不過四十年，圣保羅被重建。1708 年 10 月，雷恩站在大教堂前的庭院中，仰視他自己的作品，看著最后一塊磚石被砌在尖頂上。據他的家族歷史《祭祖文》所記載：“穹隆頂端最高處，也是最后一塊石頭，是由驗收官雷恩指定其子代替他親手擺上的。”它是一個人畢生作品的巔峰，也是經歷過內戰、瘟疫、大火、革命和政治大混亂，卻仍然能夠把周圍市區重鑄成現代化首都的一代人的永恒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