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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麗。花火原創小說66折起
那時的先生:1940-1946大師們在李莊沉默而光榮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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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價:NT$ 4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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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考古紀實作家岳南繼《李莊往事》與《南渡北歸》兩部巨作,
再現戰火下人文大師與理工學者們的凜凜風骨。


各界感動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李乾朗(台灣藝術大學古蹟藝術修護系客座教授)

周功鑫(故宮博物院前院長)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陳力俊(清華大學前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

陳文茜(中天「文茜的世界周報」節目主持人)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長)

陳建守(說書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賀陳弘(清華大學校長)

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趙少康(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

======
1940年,因躲避日軍的猛烈轟炸,同濟大學師生遷往川南古鎮李莊,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等機構也先後輾轉而來,一時間,眾多學者和大批珍貴文物古籍彙聚李莊──這個被傅斯年戲稱「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從此成為「自由中國的心臟」。
這群南渡的「下江人」不僅要面對饑餓、病痛與死亡威脅,還共同歷經土匪來襲、駭人聽聞的「研究院吃人」事件,其中更少不了因相知相惜所萌生的情愫。然而,1946年國共戰爭的砲火再起,迫使這批知識分子再度分道揚鑣......
透過大量檔案資料,以及大師後人、李莊故人的口述紀錄,再加上作者酣暢的文筆,讓我們看見學人領袖傅斯年的霸氣、考古學大師李濟的耿介、甲骨學大師董作賓的守拙、中國藝術欣賞大師李霖燦的慢工細活、中國建築學之父梁思成的苦心孤詣、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感時憂世……。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以及東亞學術圈的傲人成就!

作者簡介

岳南
原名岳玉明,山東諸城人,1962年生,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歷任宣傳幹事、編輯、台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等。著有《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12部,有英、日、韓、法、德文版,其中《風雪定陵》榮獲中國時報1996年十大好書獎。另有《南渡北歸》、《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傳記作品10餘部。《南渡北歸》三部曲出版後,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亞洲週刊》評其為2011年全球華文十大好書之冠,稱其為首部全景再現中國最後一批大師群體命運劇烈變遷的史詩巨著。

《 南渡北歸 》的先聲之作
二○○三年春天,我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採訪三星堆文物發現、發掘的事。結束後,一人來到省博物館大門 外露天廣場喝茶,望著眼前各色人物和來往的車流,心中似乎有一種牽掛、有一種情愫揮之不去,簡單說就是覺得有一件大事因緣未了。沉思良久,突然感到上帝在叩擊我的額頭,一個到李莊看看的念頭閃電般襲來。於是, 第二天我便從成都搭車來到了李莊。
我之所以突發靈感決定到此探尋,實因有段前緣,即以前寫過近十部考古題材的紀實文學著作如《風雪定 陵》《復活的軍團》《西漢亡魂》《嶺南震撼》等,當時參考的文章和採訪的老一輩考古學家,不時直接或間接地提及他們的前輩和四川李莊這個神祕的地方,即抗戰時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等 幾家學術機構流亡西南的駐地,述及李濟、董作賓、梁思成、夏鼐等先生在李莊如何披荊斬棘、建功立業。有考古界中人還向我簡略敘述當年的先生在李莊一隅之地,創造了學術史上一段精彩傳奇,寫下了中國知識分子可歌可泣的一頁,而他們的徒子徒孫,正是後來中國考古、文博、建築等各界的專家與學術創造的主力云云。——這一切,在成都街頭喝茶的那個片刻,突然集中爆發並促使我奔向這幾「界」的源頭,朝拜心中的聖地,尋訪聖地流傳的故事,傾聽先生們當年的聲音甚至呼吸。
按照我當時的認知,李莊屬於四川省南溪縣,便乘車直奔坐落在長江北岸的南溪縣城。到後方知,李莊已劃歸宜賓市翠屏區了,這個建制上的變化對我而言無所謂,有關係的是由成都到李莊,乘車直插宜賓市才是正道, 奔南溪等於走了岔路、繞了遠道,因為南溪、李莊隔江相望卻無橋可通。當晚,我在南溪一個招待所住下。時有 報導說北京因SARS死了不少人,傳言有人直接死在了大街上云云;另有報導稱衛生部部長與北京市市長因對疫 情控制不力,且欺上瞞下,已被中央革職查辦,等等。招待所服務員一看我的證件是來自疫區,吃了一驚,慌亂 中一撒手把證件扔到桌上,後來可能自覺有點失態,遂找來兩根小棍棍把證件夾起遞給我,然後撥電話,好像是 問一個上司是否容我居住。
我在成都看過報紙,意識到事態嚴重,遂立即向服務員解釋,我已離開北京半個多月了,走時那裡頗有四海升平、萬邦祥和的氣象,什麼疫情與災情也沒發生,等等。還好,服務員放下電話,說了聲「三一二房間」,算是容我住了下來。我長舒了一口氣,慶幸自己不必流落街頭。
晚飯後,天尚未黑,我來到城外看看當地風情,只見青山蒼蒼,江水泱泱,高大巍峨的城牆和磚砌「文明門」 屹立在江邊,標誌著這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古城,其遺存的氣勢給人一種心靈震撼的同時,也令人對此地的歷史文 化肅然起敬。
第二天,坐車來到城外江北岸一個叫涪溪口的地方,轉乘一艘不大的小船渡江來到南岸的李莊。這才知道,李莊不是我想像中的村莊,而是川南一座古老重鎮,有許多宏大的建築與古老的莊園,再後來才知有著名的「九宮十八廟」和幾個莊園式建築群保存至今。也正因有這些建築遺存,才能容納二十世紀四○年代流亡的知識分 子,包括同濟大學等高校師生,一萬多人來此避難,並使這座沉寂多年的古鎮成為中國抗戰時期四大文化中心之 一(另三處分別是重慶、成都、昆明)。
我沿著街道一路打聽到了鎮政府,向辦公人員說明情況。未久,辦公人員找來一位五十左右的先生領我到鎮 裡街道轉轉,看哪些情況需要採訪記錄。這時才知道,領我的是左照環先生。當時鎮裡正編寫鎮志,並準備從事 旅遊產業,招了幾個小姑娘學習當講解員,左先生作為李莊鎮文史專家,在編完鎮志後又當了講解員的指導老師。這次得到鎮黨委書記孫遠賓、鎮長毛霄的指示,左先生暫停教學工作而專門陪我在鎮裡采風,令我十分高興又感動。
在左照環先生帶領和熱情講解下,我參觀了當年流亡此地的中國營造學社舊址及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居住的 地方;看了中央研究院的各位先生如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李方桂、吳定良、陶孟和、吳金鼎、夏鼐,以及中 博籌備處的曾昭燏、李霖燦、趙青芳等學者工作、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還走訪了人數最多的同濟大學師生居住 的幾處廟宇樓舍和他們跳高跑步的操場。在追尋先生遺跡、瞻仰遺存的過程中,又聽了當地鄉親講述先生們在李 莊的工作情況與逸聞趣事。一時間,先生們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一樁樁往事像槌子一樣敲擊著我的心房。 在受到大震撼、大感動的同時,我決定寫一部書,作為對這些先生的追思與紀念。
回到北京後,我集中精力把有關三星堆發掘的《天賜王國》寫完,迫不及待地重返李莊,正式開始有關採訪 與資料搜集工作。當時李莊鎮政府有個招待所,但比較老舊,加之在鎮政府院內,住起來不太方便。在左先生帶領下,找到鎮外一個養豬場,當時場內的豬已被處理掉了,場主看到鎮裡要開發旅遊業,前景廣闊,遠景誘人,便捷足先登,把已捲了鋪蓋回家的幾個飼養員的房間打掃一下,弄上一床、一被、一枕頭,開始對外以每天十元 (人民幣)的價格招攬客人。
這個養豬場座落於鎮外田野,靠近上壩月亮田,進出方便,晚上安靜,很適合我這類人居住,對於其他旅客 卻未必如意,這樣我算是住進去的第一個客人,後來聽說也是這一年唯一的一個客人。當時除左照環先生陪我走街串巷、四處訪問外,經左先生介紹,李莊攝影家王榮全老師也經常陪同並幫忙照相。鎮黨委書記孫遠賓、鎮長毛霄對我的工作非常支持,記得有一個中午,他們二人於日理萬機中擠出時間,帶著鎮宣傳部長尹曉波同志和攝 影家王榮全老師來到養豬場,借場內的廚子招待我喝了一頓李莊白酒,嘗了著名的李莊白肉,吃了何老么的花生和幾塊李莊白糕。自此之後,我對李莊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兼花生等特產有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情。半個 月後,我返回北京,查閱相關資料並採訪相關人物。第二年,我又來李莊兩次,仍住在養豬場,對先生們的過往 與流傳的故事進行採訪與探尋。又過了一年,終於成書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這便是讀者看到的《南渡 北歸》先聲之作——《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問世的經過,也是抗戰時期流亡的自由知識分子題 材此一「宏大敘事」寫作的緣起。
當我進入李莊並對抗戰時期流亡的先生們居住地考察過之後,心中波瀾湧動不息。原因有很多,比如地方偏僻,生活艱苦,得病無處醫治,死人的事經常發生,如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陶孟和的妻子、翻譯家沈性仁,考古學大師李濟的愛女等,就因患病得不到及時救治且無藥救治而去世。而林徽因、梁思永也因肺病差點 命赴黃泉,真可謂貧病交加,莫之奈何。當時梁家窮得吃不上飯,梁思成把心愛的手錶、皮鞋甚至外國友人費正 清夫婦贈送的一支派克鋼筆都賣掉了,為的是換一點糧食與醫治林徽因的藥品。他的兒子梁從誡冬天只能穿一雙 草鞋上學,結果凍出膿瘡,久治不越,受了很多罪。——但這一切,只是讓我哀嘆與悲傷,還不足以驚奇與震撼, 當時全國軍民都處在艱苦卓絕的抗戰生活中,比這慘烈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
那麼真正讓我產生心靈震撼的是什麼呢?其實是流亡該地的大師以及普通知識分子,向世界展現的不屈的精 神風骨,那就是只要活著,哪怕只有一口氣,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地幹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僨張,靈性飛揚,散發出一種堅硬如石的特質,如患有嚴重脊椎病、身穿鐵背心用以支撐身體的梁 思成,經常趴在桌子上用一瓶子支撐下額堅持寫作、繪圖,而他的愛妻林徽因與他的二弟梁思永,於病床上編輯 《中國營造學社學刊》和有關安陽殷墟發掘的考古報告。當然,這樣偉大的學者不只是梁家兄弟,與梁著匹敵的還 有被陳寅恪先生高度評價並譽為「抗戰八年第一書」的董作賓所著《殷曆譜》,還有李霖燦的《麼些象形文字字典》,以及中研院幾個研究所流亡李莊的其他同仁撰寫的數部著作與大批學術論文、調查報告,加上同濟大學教授 們一系列學術研究成果。
正如費正清到李莊考察後發出的感嘆:只有中國的學者能在如此艱苦的抗戰環境中忍辱負重,越挫越勇,取得如此偉大的學術成就,這個成就與精神是中國知識界的光榮,也是人類歷史的光榮。──因了這些,我對流亡此地的先生與大師感佩的同時,心靈產生震撼並於震撼中決定去搜尋他們更遠的足跡以及各處流傳的故事,以寫 出更豐富、更厚重的作品。此後,經過赴湖南、雲南和台灣等多地探尋訪問、查證資料檔案,在《李莊往事》的基礎上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終於在二○一一年以簡體與繁體字的形式,在大陸和台灣分別出版了《南渡北歸》三 部曲。屈指算來,自第一次踏上李莊的土地進行採訪考察,到《南渡北歸》出版問世,倏忽已過八年矣。
現在,自我首次走進李莊已過十三個年頭,其間,因自二○一一年起受邀赴台灣清華大學任駐校作家的緣故,我與當年赴台大師的子弟交往變得方便起來。借此機會,我先後拜訪了董作賓公子董敏先生,石璋如公子石磊先生,李霖燦公子李在中先生,以及大師的學生輩人物如李亦園先生等,搜集到不少新的資料,對此次增訂貢 獻甚多。尤其關於李霖燦先生到麗江、玉龍雪山與大理考察那一段,多來自李在中先生贈送的珍貴資料並蒙李先 生親自審閱,對其中的錯訛之處予以修正,使錯訛減少到最低。
另外,在清華大學駐校期間,我曾無數次搭車由新竹校園往返南港中研院,並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室、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等機構查尋有關李莊和抗戰時期先生們流亡李莊的檔案和相關材料,收益甚大,查到許多珍貴資料以補充到增訂稿中。而增加的關於同濟大學內部紛爭一案經過,幾乎全部採自中研院近代 史所檔案室「朱家驊檔案」。同時,承蒙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先生贈送新出版的《傅斯年遺劄》三卷,為拙著再添珍貴史料,想來讀者已經看到。此處特別向保存、整理這批檔案的先進表示敬意和感激之情。
仍然是出版方的建議,認為原書名「李莊往事」狹小了些,增訂後改為更寬泛的「那時的先生」,而「李莊」 作為副標題出現或更易為讀者接受與理解。對這個建議我表示同意和支援,遂有了增訂後的《那時的先生》一書 問世。原書有李光謨先生序文一篇,增訂版仍用其文,因修訂時考慮到更換書名,遂又請李光謨先生將序文稍做 改動,以與新著匹配。想不到改動未久,李先生未能見到增訂版問世便歸道山,此為一大遺憾,特此紀念。
憶及本書採訪和寫作過程中,得到眾多專家、學者、長官和民眾的幫助,在新書出版之際,謹向董敏、石磊、李在中、李亦園、陳存恭、王汎森、黃進興、何漢威、陳永發、張朋園、陳力俊、林馨琴等知名人士與友人的支持表示謝意。

目次

推薦序 文字的品相
推薦序 長溝流月去無聲
自 序 假如當年沒有李莊
序 章
第一章 淪陷與流亡
逃出北平
清華園結義
殷墟考古發掘
第二章 南渡自應思往事
長沙、長沙
今天到了昆明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
第三章 揚子江頭第一古鎮
三大家族的合縱連橫
從昆明到李莊
「研究院吃人」事件
第四章 險象環生的山坳
揭開「吃人」的祕密
清華校長梅貽琦李莊遇匪
史語所被劫案
第五章 李莊剿匪記
同濟校友與兵工製造
川南匪患
沉屍揚子江
第六章 亂離之世
金岳霖來到李莊
林徽因的病與老金的情
傅斯年辭職別重慶
第七章 悲傷年代
傅斯年上書蔣介石
歷史深處的又一件隱祕
悲情李濟
第八章 自由中國的心臟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傅斯年與李濟的衝突
李霖燦:從聖地歸來
第九章 國土重光
十萬青年十萬軍
勝利前後
夏鼐被劫案
「江南才女」憤而離去
第十章 我東曰歸,我情依遲
波蘭籍教授魏特之死
同濟大學校內紛爭
校長易人
同濟歸海
第十一章 南望北歸
英辭未擬,惜此離思
婚戀,山東人就愛做這種事
還都南京
第十二章 抉 擇
再南渡
北歸故園
不思量,自難忘
後記:《南渡北歸》的先聲之作

 

書摘/試閱

後言:
假如當年沒有李莊
拙著在中國大陸出版後,引起一些反響,有讀者認為「那時的先生」了不起,李莊人民無私、無畏,太值得敬佩了云云。於是有媒體人問我:「假如當年沒有李莊會怎樣?」
我沒有回答,因為歷史沒有假設。
今天,拙著即將在台以正體字出版,復有林馨琴總編輯在台北花園飯店「舊問重提」,我突然覺得有回答的必 要,於是有了下面的文字——把發生過的歷史史實與經驗,反過來作一假設與推理,也許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事吧。
書中已敘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東部城市鄉村相繼淪陷,山河破碎如風中飄絮,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民政府根據當時緊迫情形,下令淪陷和即將淪陷地區的教育、學術研究機關向西南 一帶撤退——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繼晉、宋、明三個朝代之後第四次南渡。當時的北大、清華、南開、齊魯、山大、中大、金陵、同濟、復旦、武大、浙大等院校,與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博物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南京 分院,甚至一些私立研究機關如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等,相繼遷往西南地區戰火未至的地方,如長沙,如 昆明,如萬縣(山大)、如成都(齊魯,金陵),如樂山(武大),甚至更偏僻的貴州湄潭(浙大),在那裡繼續辦學、研究,弦歌不輟,薪火相傳,文化血脈綿延不絕。
可惜好景不長,到了一九四○年七月,日軍出兵占領了法屬越南,中國僅存的一條通向外部的國際通道——滇越鐵路被切斷,日軍海陸空三棲對兩廣、雲南等地展開攻勢,之前被視為世外桃源和避戰區的雲南昆明,一下變成了戰爭的最前沿。日機對昆明狂轟亂炸,由市內擴展到郊區,日軍作戰大本營組織精銳部隊向雲南腹地進犯, 形勢日趨危急。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下達撤退命令,向川黔一帶內地轉移。未久,國立 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等教育學術機關,分別在四川的敘永和宜賓李莊鎮——這個被傅斯年稱 為「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覓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那麼問題來了,這一大批流亡知識分子,為何到了李莊這個川南小鎮,而不向重慶、成都、貴陽或如瀘州、 宜賓、自貢、南溪等中小型城市轉移呢?
當時的情形是,眾多學校與學術機關要向川、黔內地撤退,最好的選擇自然是長江一線。其優越性為,沿中國最大最強勢的黃金水道,下可通重慶、武漢、南京、上海;上可溯瀘州、宜賓,並可沿嘉陵江、岷江兩條支線 分別到達「天府之國」的腹心地帶。
然而,抗戰爆發後,許多流亡學校、機關已捷足先登,在重慶上游的瀘州、宜賓,繼之沿岷江一線的樂山、 眉山、成都,甚至漢中的城固,都有大批學校與學術機關進駐,幾無插足之地。而瀘州與宜賓之間的江安與敘永 等可供安置的縣級地盤兒,又被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與國立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搶先占據,只有中間的南溪縣城尚有隙可乘。不幸的是,南溪縣的官僚與鄉紳不歡迎「下江人」流亡至此,前來聯絡的使者被拒之門外。就在同濟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等求告無門、走投無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 山」之時,南溪縣所屬的李莊鎮人民激於民族大義和對南溪官紳做法的不服氣,慷慨伸出援助之手,發出了「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的十六字電文,以不足三千人的古鎮,熱情擁抱了在炸彈下四處流竄 奔逃,包括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北大文科研究所、中 央戰時通訊社等等一萬二千多名知識分子,這個在抗戰中流離失所的特殊群體,最終於李莊的「九宮十八廟」和 眾多民居安下了一張平靜書桌,直至抗戰勝利北歸復員。
在李莊鎮的六年裡,這個知識分子群體產生了巨大能量。人數最多、事務最繁的國立同濟大學,成為戰時與 戰後教育與科研成果不可忽視的一股舉足輕重的力量,尤其是醫學和兵工製造業對抗戰和國家民族的貢獻,至深且巨。
以傅斯年、陶孟和為主要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所,雖不時有矛盾甚至齷齪之事發生,但總的是以大局為重,造就了抗戰時期的學術重鎮,累累碩果舉世矚目。梁思成主持的私立營造學社,更是於艱苦卓絕中創造了學術界的奇跡,其《中國建築史》(漢文)、《圖像中國建築史》(英文)的完成享譽世界,戰後梁思成受邀 赴美參加聯合國大廈設計,與戰時在李莊取得的成就有極大關係。而李濟領導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無論考古發掘、文物保存、研究、展覽,還是學術研究成果,皆領一時之風騷,成為同行中的翹楚——正是緣於大師與學子們 在李莊創造的輝煌業績,這個原本「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一時聲名鶴起,蜚聲中外,被稱為「中國李莊」。若國際友人發出信件,只要寫明「中國李莊」某位學者收啟,就一定能如期收到。一九四八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選出八十一位首屆院士,從李莊走出去的就有九位,後來成為中國「兩院院士」者多達三十五人,與此相關的李莊 也引起世人注意與感念,被時人和後人譽為「人文學術重鎮」「建築科學的搖籃」「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抗戰時期中國四大文化中心之一」(重慶、昆明、成都、李莊),甚至被英國來華學者、著名科 技史家李約瑟博士譽為「自由中國的心臟」。
面對那些曾被政治爭鬥的勝利者蓄意遮罩,今天複見其光的學術盛況和聲譽,身為後生小子與媒體同人,萌生「假如當年沒有李莊」的設問便不足為奇。
是的,假如當年沒有李莊,國立同濟大學與國立中央研究院等一萬多名知識分子將何去何從?最後的結局會是如何?
我的答案有二:
 一是更好。如果流亡到一個交通方便,資訊暢快、生活舒適的地方,人活得精神,學術成果當更豐厚,人生與事業雙贏。但就當時的情形看,這樣的地方實在難一尋覓,其理由如前述,不再贅言。
二是更糟。最可能的是,前往李莊的十幾家教育、學術機關,因李莊拒之門外而各自為戰,各奔東西。有的 遷川,有的遷黔,有的流落川南,有的進入川北,最後孤軍奮戰,東征西逃,血路沒有殺開,卻在啼饑號寒中雲散霧消,甚而導致土崩魚爛不可收拾的悲愴結局。
——有例為證。
抗戰軍興,教育學術機關南渡之時,除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南遷長沙再轉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還有一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三所國立大學和北平研究院組成的西安臨時大學。太原失陷以後,西安臨時大學遷往漢中城固、南鄭和沔縣,不久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以城固為校本部。這個聯合大學如同北大校長蔣夢麟所言「三個人穿兩條褲子」,紛爭不斷,聯而不合,加之左派學生不斷發動學潮搞事兒, 弄得雞飛狗跳,刻無寧日。不到一年,即由國民政府宣告破產,被肢解為五個獨立學院各奔東西。當時與後來的事實證明,西北聯合大學的成果與西南聯大相比,不能說天壤之別,至少不可同義而喻。
古人云:在家千日好,出門事事難。西北聯大三校在盧案發生前皆稱為一流大學,何以到了漢中就亂象叢生,分崩離析了呢?除了上述所言,另一原因是環境逼仄,遙想當年項羽封他的競爭對手劉邦為漢中王,即知其 地理環境如何。況西北聯大落腳於漢中三縣之地,四面是荒山野嶺,野狐出沒,狼叫虎嘯。如此惡劣、孤獨的環 境辦學,最後流產也似是理所當然。另一所由暨南大學為首,連帶上海、浙江幾所專科學校組建的國立東南大學,剛遷往福建建陽不久,因當地官紳不積極支持,校方各派紛擾不斷,加之政府方面又舉棋不定,未久即宣告解散,無一成果留世。
另一悲慘例證是青島的國立山東大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學校由青島遷往安慶,再遷宜昌,複轉四川萬 縣。此時,抗戰正酣,山大銀行帳戶上的存款用之殆盡,其他一切經費來源斷絕,僅靠教育部杯水車薪的臨時補貼,無法解決師生租房和吃飯問題,且校內學潮不斷,烏煙瘴氣,地方官紳不給予同情和支持,校方無法維持下 去。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下令「將國立山東大學暫行停辦」,學生大部分轉入國立中央大學,個別轉入其他大學,就地解除林濟青國立山東大學代理校長職務。至此,學者名流雲集,楊振聲、趙太侔、梁實秋、聞 一多、方令孺等號稱「八馬同槽」,又稱島上「八駿同奔」(沈從文有小說《八駿圖》)、聲名赫赫的國立山東大學 土崩瓦解。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下令組建的三個聯合大學,唯一聯合到底的學校,就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任常委會主席 的國立西南聯大,其人才之盛,成果之豐,德望之隆,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這個奇跡固然有自 身堅毅、剛卓的原因,但與學校所在的雲南政府特別是「雲南王」龍雲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一個顯著例證 是,一九四○年秋,西南聯大在國民政府下令撤退的風潮中,於四川瀘州南部的敘永設立分校,終因當地生活艱 苦,當地政府無力相助,分校與其他學術機關隔絕,無法溝通交流,在師生強烈要求下,半年後被迫撤回昆明聯大本部。這個分校在敘永期間取得的學術成果微乎其微,於西南聯大校史上只能草草一筆帶過。假如當年國立西 南聯大全部由昆明遷往敘永,後果不堪設想。
戰爭最忌孤軍奮戰,戰史的例證多不勝數,現代教育與學術研究亦是如此。人是群體動物,不可能離群索 居,過著魯賓遜式的漂流生活,更不可能與世隔絕,把自己長期關在一個獨立的空間,或一輩子在山洞裡苦思冥想而產生學術成果(菩提達摩祖師面壁十年出山),現代教育與學術研究是需要相互交流、切磋、碰撞的,否則很難取得進步。
李莊古鎮為十幾家教育、學術甚至新聞機關提供了一個集結的空間和相互交流,或者說是抱團取暖的環境和機會,這個環境與機會,是李莊官紳無私支持才出現的,當年發下的宏願「一切需要,地方供給」電文內容不可 能全部落實,但態度明確並盡了最大努力,這才有了流亡知識分子前來落腳,繼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一 連串神奇效應的產生迸發。
另一方面,在這個「合而不聯」,或曰「和而不同」的大團體中,由於同濟大學在李莊創辦了附屬中學,除本 校教職工外,其他學術機關人員子女亦可入學就讀,這就解決了校外人員如李濟、梁思成、梁思永等子女入學的 難題,消除了後顧之憂。遷入李莊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相隔幾裡之遙,兩家密切溝通合 作,組建了「川康古跡考察團」,在川南發掘了彭山漢墓並取得豐碩成果。繼之,有了與四川省博物館聯合發掘成 都琴台永陵的業績。再繼之,有了與西南聯大合作成立「西北科學考察團」,派勞幹、石璋如、夏鼐等赴西北考察 發掘等一系列大型學術工程的展開。直至有了董作賓所著、被陳寅恪譽為「抗戰八年第一書」《殷曆譜》的完成, 有了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有了李光濤對「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研究,以及史語所副研究員王鈴 與英國劍橋著名學者李約琴結緣李莊板栗坳的傳奇。戰後,王鈴赴劍橋加盟李氏主導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 的構建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不能說沒有流亡李莊的學者如傅斯年等人啟迪與王鈴的加盟,就沒有日後李約 瑟在中國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聲名,但會波折不斷,正如李約瑟本人所言:「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 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比我們擔心現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
國立學術研究機構如此,私立機構更是得益於李莊賜予的天時、地利、人和等諸方面條件。大名鼎鼎的梁啟超之子梁思成主導的中國營造學社,原是一家私立學術研究機構,戰時的國民政府根本無力顧及這樣的單位與人員,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之所以由昆明到了李莊,一個最大原因是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豐富的藏書和資料才能展開。如果梁、林夫婦沒有跟隨史語所前往,而李莊官紳沒有在上壩月亮田為營造學社同 人騰出一塊安居之地,梁思成與營造學社仍在昆明郊外或在四川、貴州等地孤懸一隅,自然不便或無法利用史語 所藏書資料,當時學社主辦的學術期刊,以及後來梁思成本人享譽中外的《中國建築史》等著作,是否能問世或 於戰時問世就要打一個折扣。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梁、林夫婦沒有來到李莊,就沒有當地人如羅家在生活上的接 濟照顧,也不會出現傅斯年、李濟等人在經濟和精神上的竭力相助(包括通過朱家驊向蔣委員長直接索款救助),肺結核病極重的林微因本人創造的一系列學術成果,不但不能完成,或許像陶孟和夫人沈性仁一樣客死他鄉,日 後聲名大噪的「林下美人」也便寂寂無名,渺無人知了。
不幸之中的萬幸是,歷史沒作這樣的假設,李莊人民於萬難中展開雙臂熱情擁抱了這個群體,而這個群體也排除萬難,雖九死而不悔,以殷勤進取的心胸與不屈的精神砥礪前行,用熱血和眼淚在抗戰烽火中創造了一曲悲壯瑰麗的畫卷,鑄就了不朽的名山大業,彰顯了吾民族知識分子抗擊外侮的家國情懷和凜凜風骨,為古樸溫潤的 李莊古鎮增添了灼灼光輝,豎起了一座永垂不朽的豐碑。
這,或許就是抗戰中「自由中國的心臟」——李莊的內涵之所在,也是我們今天仍眷戀並紀念這塊熱土,以及生活在這塊熱土上的「那時的先生」與當地父老鄉親的偉大意義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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