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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他們經歷顛沛流離的時代,

面臨國破、生離、不能說的傷心,

卻在黑暗中,創作出耀眼的清詞作品…

 

清代是詞的復興時代,國破家亡的黑暗,卻孕育出一批優秀的詞人和作品。本書為葉嘉瑩教授講稿整理而成,以「憂患意識」為一條主線,貫穿講述了清詞復興的時代背景,串連了十位詞人的身世和作品。從李雯悔恨交加的〈風流子〉,到吳偉業沉鬱羞愧的〈賀新郎 病中有感〉,最後收束在超然的張惠言〈水調歌頭〉五首。

讀完本書,相信我們可以對清詞有一個全新的切入角度,並對這十位詞人有概括的了解。而這些面對巨大痛苦而生發出的文學作品,也必定可以帶給現代讀者們,更多對生命的體悟。

 

 

 

葉嘉瑩

一九二四年生於北京。一九四五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早期任教於臺灣大學、輔仁大學及淡江大學,後至美國哈佛大學和密西根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一九七九年起,先後應邀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等校講學。葉嘉瑩教授致力於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研究和推廣,桃李滿門、蜚聲海內外。二〇〇八年獲頒首屆中華詩詞終身成就獎。著有《迦陵談詩》、《迦陵談詩二集》、《清詞選講》、《迦陵談詞》、《好詩共欣賞》等。

 

 

  序言                                                            

  清詞之盛,號稱中興,其作者之多,流派之盛,以及其對詞集之編訂整理,對詞學之探索發揚,種種方面之成就,固已為世所共見。早在六○年代中,我已曾經寫過〈對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說的新檢討〉一篇長文,繼之又在八○年代中寫了〈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光照中的反思〉,以及〈論王國維詞〉與〈論納蘭性德詞〉諸文,並且對於曾被龍沐勛稱譽為「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的雲間詞人之代表陳子龍的詞,也曾寫過長文加以論述。凡此種種,當然都表現了我對於清詞研讀的興趣。不過,自從五○年代我開始在臺灣各大學講授詩詞諸課以來,直到我於九○年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為止,三十多年來,我卻從來未曾在國內外各大學的詩詞課中講授過清詞。這主要是因為一般大學中的詞選課,主要都是從唐五代的詞講起,如此依時代次第講下來,要想把兩宋重要的作者講完,在時間上已經極為緊張,當然根本就不會有機會講到清詞了,誰知就在我退休已經四年之後,我卻在被新加坡國大中文系邀去客座講學的半年中,得到了一個講授清詞的機會。

我之被新加坡國大邀聘,其事蓋全出於一次偶然的機緣。原來我曾於一九九三年冬赴吉隆坡,參加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系舉辦的一個國際會議。會議中得識新加坡國大中文系的陳榮照主任,恰巧我三十多年前曾在臺大教過的一個學生王國瓔博士正在該系任教,於是我在吉隆坡開完會後,遂應國瓔之邀至新加坡旅遊。勾留數日,並作了一次講演。臨行前,陳榮照主任遂向我表示了擬於次年邀我前來講學之意。於是我遂於九四年七月中來到了新加坡。當時我擔任的有兩門課,一門是研究生的「專家研究」,另一門則是本科三年級的「韻文選讀」。後一門課由國瓔弟與我合開,她教前半學期,我教後半學期。這一班學生對於唐宋詩詞大多已經有了相當的學習經歷,所以當我提出想要講授清詞時,就立即得到了系方的同意。新加坡國大沿用英國教學制度,除課堂講授外,另有輔導課,由教師指定研讀主題與參考書目,由學生自行研讀,然後分為每十人一組,由教師指導討論,並寫成讀書報告交由教師評閱。我擔任的後半學期課,一共只有六週,每週的講授課只有三小時,但因選課的學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人,所以每組十人的輔導課卻有十二小時之多,我所擬定的教材內容,原為清代詞人十四家,依時代先後,計為:李雯、吳偉業、王夫之、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納蘭性德、項廷紀、蔣春霖、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共十四位作者。但因受時間限制,只能有一半作者由我在課堂中講授,另一半作者只好由學生自己閱讀教材,然後在輔導課中討論。這一冊《清詞選講》所收錄的,就是由姚白芳女士根據我在課堂中講授時的錄音,所整理出來的文稿。其中所收錄的,計共有李雯、吳偉業、陳維崧、朱彝尊、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九位作者,至於其他在輔導課中討論過的五位作者,則因討論時多由學生發言,然後才由我回答他們的問題,和指正他們的錯誤,是以內容頗為零亂。而且輔導課有十二組之多,其中自有不少重複之處,整理起來極為不易,因此未加收錄。不過最後我們卻增錄了另外一位作者,那就是清代常州詞派的作者張惠言。本來我並未將張氏列入講授的計畫之中,因為張氏的作品不多,在清詞的創作中並不占重要地位。只是我們在講課中既曾提到了清詞中陽羨、浙西,與常州三大流派,因此在介紹了陽羨派的代表作者陳維崧、與浙西派的代表作者朱彝尊之後,所以就也順便選講了一首張惠言的詞,那就是他的〈水調歌頭〉五首中的第一首。而其後我自新加坡返回溫哥華後,有幾位當地友人聽說我曾在新加坡講授清詞,就要求我也為他們講一些清代的詞。那時我對於才在新加坡講過的張惠言的一首詞,正有一種意有未盡之感,遂決定把張氏的五首〈水調歌頭〉全組詞,做了一次頗有系統的講評。所以這一位本來未被我列入講授計畫之內的作者張惠言,如今在這冊書中反而占有了最大的篇幅,這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以上所寫,可以說是我對此書內容之講授的種種機緣。至於這些講授的音帶之得以整理成書,則由音帶之整理寫錄,以至聯絡出版成書,乃全出於我的一位私淑弟子姚白芳女士之手。這其間也有一些巧合的機緣,本來我身居加拿大,她遠在臺北,可說是素不相識。但就在我退休後將要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赴臺講學之際,有兩位同事好友陳弱水和周婉窈夫婦,向我提起了遠在臺北的姚白芳女士,說她有心向我學習詩詞,我當時也未以為意,及至抵達清華大學開始上課以後,白芳遂經常自臺北來新竹聽課。直到我在臺大也開了同樣課程,才省去了她在臺北與新竹間的往返奔波。其後更巧的則是,當我返回溫哥華後,白芳也辦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續,送她的幾個子女來溫哥華讀書,而且她的住所離我家極近,走路不到十分鐘即可抵達,於是她遂經常來我家問學討論。那時她曾一度想要把我在臺灣清華大學所開的「清代詞學」一課的錄音整理成書,但因那也是一門討論課,學生程度不齊,所提的問題頗為零亂,所以整理起來極為困難,乃終於作罷。及至我赴新加坡國大講學,她又曾有一次自臺北遠來新加坡,要求我務必將講課錄音,交給她聆聽和整理,她的用功學習堅持不懈的精神,實在極為使我感動。如今她不僅已將我在新加坡所講的「清詞選讀」整理成書,而且已於最近考入了香港的新亞研究所,將從事清詞之研究,該所並已來函,邀聘我任其論文指導教師,以她的勤勉向學,和資質的聰慧,相信她在研讀方面必會獲得很好的成果。

在敘寫了此一冊《清詞選講》之成書的種種機緣以後,我還想對我最初擬定教材時的一些想法,也略加說明。我所擬定的教材始於歷經明清國變的李雯、吳偉業諸人,而終於晚清四家詞。我以為清詞雖以其創作及研究的種種成果,號稱中興,但是真正促使清詞有此種種成果的一個基本因素,卻實在乃是自清初直至清末,一直隱伏而貫串於這些詞人之間的一種憂患意識。其實早在一九八九年我所寫的〈論陳子龍詞〉一文中,我已曾對此一觀點有所論述。本來詞在初起時,原只是歌筵酒席間的豔曲,然而此種豔曲,卻在其早期的發展過程中,由於晚唐五代之時代背景,以及溫、韋、馮、李諸詞人之身世經歷,而於無意間使之具含了一種富於言外之意蘊的特質。其後經歷了兩宋之發展,雖然在形式上及風格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和變化,但無論其在形式上之為小令或長調,在風格上之為婉約或豪放,總之詞之以具含一種言外之意蘊者為美,則仍是詞之佳作所要求的一種基本特質。只不過這種潛蘊的特質,一般人對之卻並無明顯的理論上的認知,明代之詞之所以衰落不振,就正因為明代詞人對於此種特質缺少了一種深入之體會,而且受了元代以來之散曲與劇曲之影響,對於「詞」與「曲」的體製風格之異,未能做出明顯的區分,往往以寫作小曲的方式來寫詞,遂使明代之詞缺少了深遠之意境,縱使偶有靈巧倩麗之作,亦不免淺薄俗率之病。如此相沿至明代末年,雲間派詞人陳子龍、李雯、宋徵輿諸人,他們早期所寫的所謂「春令」之作,也仍然只不過是一些敘寫男女柔情的豔歌而已。直到甲申國變以後,經歷了切身的家國之痛,才使他們的作品有所改變,加深了詞的內容,也提高了詞的境界。陳子龍自然是在此種轉變之中,最值得重視的一位作者。不過陳子龍乃是為反清復明殉節而死的一位烈士,我們自不應將之再收入清代作者之中。所以龍沐勛所編選的清代詞人選集,乃不敢稱「清代」,而改稱為《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私意以為那就正因為龍氏一方面既明知「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的作者,乃是雲間派詞人之陳子龍,但另一方面則他又為了對這位殉節的烈士表示尊重,而不敢妄自將之收入為清代之作者,遂不得不以「近三百年」來稱其所選的詞集。但不論其名稱為何,總之清詞之所以有中興之盛,其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實在正是由於明清易代的慘痛國變所造成的結果,這一點乃是不爭之事實。不過,每一位詞人在國變中之遭遇既各有不同,其性格之反映也各有不同,所以清初詞壇乃在國變之後,驟然展現出一種激揚變化的異彩。葉恭綽在其《廣篋中詞》中,即曾稱「清初詞派,……喪亂之餘,家國文物之感,蘊發無端,笑啼非假。其才思充沛者,復以分途奔放,各極所長」。葉氏這段話是頗為有見的。我所擬定的教材中,李雯、吳偉業、王夫之三人,就分別代表了清初歷經國變的幾位不同性格與不同遭遇之作者,所展現出的幾種不同的風格。至於稍後的陳維崧與朱彝尊兩家,雖然在整體的風格上有著頗大的差別,但就其傳誦眾口的佳作而言,則如朱氏之〈水龍吟‧謁張子房祠〉(當年博浪金椎)、〈長亭怨慢‧咏雁〉(結多少悲秋儔侶)諸作,以及陳氏之〈夏初臨‧本意〉(中酒心情)、〈沁園春‧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十萬瓊枝)諸作,也都蘊含有不少滄桑易代之悲。此外我所選的顧貞觀與納蘭性德二家,則主要以他們為遣戍寧古塔的友人吳漢槎所寫的幾首〈金縷曲〉為主,雖非家國之慨,但卻同樣是一種憂患之思。至於項廷紀與蔣春霖兩家,則同為落拓不偶之才人,項氏嘗自稱其「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豔而苦」,不過其所寫大多為個人之哀愁,似乏高遠之致;而蔣氏則除個人之哀愁外,還有不少反映時代亂離之作,自然也屬於一種憂患之意識。繼此而後,則我又選了王鵬運、文廷式、鄭文焯、朱祖謀、及況周頤數家之作,他們所生的時代,已是晚清多難之秋,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之戰,在列強的覬覦之下,中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國恥條約,繼之以戊戌變法的失敗,八國聯軍之攻占北京,於是這些作者們就也把他們傷時感事的哀感,一一反映在了他們的作品之中。而與這一系列清詞之發展的憂患意識相配合的,因而在詞學中遂也發展出了重視詞之言外之意的比興寄託之說,以及詞中有史的「詞史」之觀念。而詞之意境與地位遂脫離了早期的豔曲之拘限,而得到了真正的提高,也使得有清一代的詞與詞學,成就了眾所公認的所謂「中興」之盛。

以上所寫的,乃是我最初編選教材時的一點理念,但可惜的是我的這一點理念,在這一冊講錄中卻並沒有完全反映出來。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原因自然是由於時間的不足,如我在本文開端所言,這一門「清詞選讀」只有半學期的課,在教室中所上的講授課,時間極少,於是我遂不得不把許多作者和作品,都放在了輔導課中,由學生自修,然後輔導討論,而這一冊講錄,則因體例關係,並未能將輔導課的內容納入其中,因此對於王夫之、顧貞觀、納蘭性德、項廷紀,以及文廷式諸人,在這冊講錄中乃並無一語及之,除此以外,對於陳維崧與朱彝尊等人的一些長調之作,在課堂中也未曾加以講授,這一則自然也是由於時間的有所不足,再則也因為其中幾首作品,我們在另一班「專家研究」的課程中,也已經輔導閱讀過了,所以這冊講錄中,就只講了他們兩首短小的令詞,凡此種種,當然都是需要這一冊書的讀者,對之特別加以諒解的。不過相對於這些原在擬定的教材之內,然而卻未能在課堂之中講授的缺憾,我們卻在另一方面做出了補償,那就是我們增錄了一位原不在教材計畫之內的作者張惠言,而且因為在講授張氏之詞作時,並沒有任何時間之限制,於是遂使我有了比較可以自由發揮的機會,因而遂造成了張氏之詞在此一冊書中,所占分量為獨多的一種不平衡的現象。這種不平衡的現象,一方面固然說明了時間之不足,對我的講課所造成的是否能暢所欲言的影響;而另一方面,則我以為這種表面不平衡的現象,卻也在這冊書的內容本質上,於無意間形成了一種巧妙的平衡的效果。因為如我在前文所言,我當初擬定教材時,原是想以憂患意識作為貫串清詞之一條主線的,而就中國傳統之士人心態而言,則在他們對於國家社稷的「進亦憂、退亦憂」的「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患意識以外,若就個人而言,則他們卻原來也有著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於個人得失之外的一種「仁者不憂」的境界。而張惠言的五首〈水調歌頭〉,所表現的可以說就正是這樣的一種修養境界,而這種修養境界卻往往也正是使得那些士人們去關懷和承擔憂患的一種基本的力量,如此說來則張氏之詞的不平衡的介入,豈不也有著一種微妙的平衡的作用。不過縱然如此,這冊書之並不完備,之並未能達成我初心原意的理想,則是一個不可諱言的事實。

在此即將成書之際,我除去對熱心整理並促成此書出版的姚白芳女士表示感謝之意以外,謹將成書之經過及一切我所感到的不足之處,說明如上,是為序。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於天津南開大學

 

 

緣起
序言

第一講 清詞的復興
第二講 李 雯
第三講 吳偉業
第四講 陳維崧
第五講 朱彝尊
第六講 張惠言
第七講 蔣春霖
第八講 王鵬運
第九講 鄭文焯
第十講 朱祖謀
第十一講 況周頤
附錄 說張惠言的〈水調歌頭〉五首 -談傳統士人的修養與詞的美學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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