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談毛澤東外交

何方，任職外交部30年，國際問題和中共黨史專家， 1950年隨中共早期領導人張聞天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任職，歷經多次政治運動。

從2008年開始動筆，一寫近十年，何方先生離世前最後作品。

上世紀80年代，有美國學者來華......只為弄清中國外交的決策機制。我當時心裏就想，哪裏有那麼複雜的決策機制，就看毛澤東 (接着是鄧小平) 是怎麼想怎麼做的，就全都明白了。我這本專談毛澤東 (兼及鄧小平) 外交的書，只想起一點拋磚引玉作用。

何方 (1922-2017)

建國初年的外交政策屬於最高國家機密，毛澤東提出的「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及「另起爐灶」三大外交方針，直到1950年代初期，連北京大學教授對此都聞所未聞；能夠公開討論的外交問題都是基於官方文件與資料。

本書是何方先生晚年的思想隨筆，圍繞新中國成立後的對外關係展開討論，對毛澤東時期的外交路線、戰略，以至失誤，表達了一些與官方主流派不同的看法，希望給外交研究這個長期的禁區打開一條小縫，為讀者提供參考，引起討論。

何方對中國愛之深，責之切，《何方談毛澤東外交》是他留給共和國最後的話語。

何方，1922年10年18日生於陝西省臨潼縣，2017年10年3日去世，享年95歲。1938年奔赴延安，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1939年參加共產黨。1945年赴東北做地方工作，先後任縣委宣傳部長、省青委副書記等職。1950年調外交部，先後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成員、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副主任。1959年受廬山會議「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錯案牽連，被定為外交部反黨宗派集團主要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下放農村勞動。「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即被打成專政對象，1969年押送幹校勞動改造整整九年。1979年得到平反並恢復工作。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1999年離休。

1994年被授予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名譽博士。曾受聘為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其他幾間大學的兼職教授。2007年被評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為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論和平舆發展時代》、《何方集》、《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何方談史憶人》、《爭議下的國際問題觀察》、《黨史真相》等書。

卷首語

一

很久以來，我就想對外交問題寫點東西，叫筆記也好，叫隨想也好，總之是想對中國外交和外交研究表達一些與官方和主流派不盡相同的看法和意見，為的是提供參考、引起討論、聽取批評。一直拖到今天，一來是離休後的十年先做了點別的事情，寫了一部《黨史筆記》和一部《自述》；二來是外交問題特別複雜和敏感，我又沒有時間和條件翻閱大量材料進行研究，所以遲遲不敢動筆。可是回頭一想，今年（2008年）已經年屆86，如果再不動筆（因為我不會用電腦），以後就沒機會了，因此決定先寫起來再說。這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部東西：既不可能全面系統，又不會提供什麼新的資料，只是歸納了我自己對一些問題的不成熟看法。而且就是這樣，能寫多少，也還得視身體情況而定，因為終究歲月不饒人。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過去六十多年，無論從國內建設還是對外關係看，完全可以甚至必須分為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時期。前期可稱為毛澤東時期，後期已經被普遍定性為改革開放時期了。這兩個時期的差別，用傳統稱呼，就是基本路線和總方針的不同。前期執行的是一條極左的錯誤路線，曾經造成許多嚴重後果，讓人民吃了不少苦頭，使中國社會停滯和倒退了三十年，成為世界潮流的落伍者。後期執行的可稱為經濟上開放的路線，雖然對前期路線有廣泛的傳承，特別是在維護一黨專政的體制上，但在經濟建設方面還是作了些根本性的修正，因而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大體上能夠適應世界潮流，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全球化進程。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特別是上層建築雖無本質改變，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但經濟卻得到快速發展，對外關係也有了根本扭轉，因而國際地位大為提高，使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這後期對前期不但有個傳承關係，而且兩者之間還有個過渡階段，也就是逐漸演變的過程。例如毛澤東時代並沒有隨着毛澤東去世而結束，後來執行的仍然是他的路線，還特別強調所謂「兩個凡是」。直到建國三十周年時才從根本上放棄了毛的路線，其標誌就是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代替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一變化在外交上表現得比內政更加顯著，但舊的烙印仍然長期殘留。所以本書所談對象為前期中國外交，有時也難免稍為涉及後期。

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共和國）成立之初，我就跟張聞天進了外交部，先後擔任過駐蘇聯大使館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1959年雖受撤職、降級、下放等處理，但總還算外交部一名工作人員，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離開，在外交部總共呆了整三十年。一半時間是躬身實踐，一半時間也可說是近水樓台的研究，使我對共和國前期的外交都多少了解一些。遺憾的是，由於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我的所有工作筆記和本可由個人保存的材料如起草文件、報告的底稿等，都已被組織上收繳而不予發還。所以我對外交部的不多了解就只能靠個人記憶了。如果記不清楚或屬道聽塗說的事，那就寧可棄之不用，也不勉強瞎湊。這是我歷來堅持的原則，在寫本書各篇時自然不會改變。這也是前面說過的，本書只談個人的一些看法，而不能提供什麼新資料的緣故。

不過，稍可彌補的是，我從事國際問題與對外關係的研究前後有五十年。進外交部後，無論職務怎樣變動，一直都是主要從事研究工作。離開外交部重新工作，先後任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和原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幹事，也是直接間接為外交工作服務。離休後雖然改行着重學習中共黨史，但對國際與外交問題的興趣仍然未減，還繼續作點研究，並時而寫點文章發表。這也是我現在敢於寫這些東西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這些年來中國學界對外交問題的研究，對我也起到很大的啟發和推動作用。在共和國前期，可以說沒有民間的外交問題研究，只有少數機關的內部研究。群眾能看到的就是政府聲明、報刊評論一類東西。我也曾從事過這一工作。記得1958年「大躍進」期間曾鬧過一陣「開門辦學」，北京大學請我給兩個系講中國外交政策。事後聽到教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老師們反映，連我講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等提法，他們竟然聞所未聞，可見前期外交之神秘。能夠公開談論外交問題和允許民間進行研究，已經是改革開放以後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了，但仍一再重申對外必須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已經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在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工作時，一位研究人員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含蓄地說朝鮮戰爭是北方發動的，結果朝方提出抗議，外交部通過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轉告其主管下的國研中心，以此人離開中心自謀工作才算完事。

外交問題研究真正拉開帷幕，掀起一個不大不小的高潮，已經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了。這也與蘇聯解體、俄羅斯當局大量公佈對外關係檔案有關。與此同時或稍後，中國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先後依法對過去的部分檔案進行了定期解密。所有這些，都大大有助於推動中國前期外交的研究，催生出一批中青年學者。他們不但為學術界提供了大量歷史檔案材料，而且還發表了在這方面可謂數量空前的論著，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外交史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揭露了許多過去以保密為名而加以隱瞞的史實，進行了初步的正本清源。我能讀到這一代學者的東西可能不多，但卻受益匪淺。特別是沈志華和李靜傑兩位，還贈送給我已經譯成中文的有關中蘇關係的俄羅斯解密檔案，使我了解到許多事實真相和原來不知道的東西。我現在寫前期外交問題，也可說是白髮人站在黑髮人肩上對過去的回顧。如有失誤，那也是老眼昏花的緣故而不能賴別人。

四

關於共和國前期外交，想要談的問題並不多，但涉及的面卻很廣，除個人的理解和記憶外，還得使用不少材料。按照學術界的傳統規矩，一般都要開出參考書目和引文或依據的註釋。對此，我想做一點改變。一是不列參考書目和資料，因為我覺得不太必要。說老實話，我先後讀過的有關書籍、文章以至純粹的材料也還真不能說少，但大多忘卻了，因此列出來只能起壯膽的作用。例如馬、恩、列、斯、毛，我大多數都讀過，有些還讀過多次，都列上，那是吹牛；只列其中若干卷，又沒什麼道理，所以還是免了的好。又如其他有關著作和文章資料，也確實讀過不少，有的甚至看過好幾遍。但是現在呢，讀過的，多已忘卻，或者記不準確；所記筆記，部分被收繳，大部自行銷毀，已經蕩然無存。而且我寫這部書，只是個人對一些問題的反思和隨想，算不得學術著作，又何必裝模作樣呢？至於註釋，總的原則是儘量從簡，應當說明和需要指明出處的只在文中作點註，為眾所周知和較為普遍和平常的問題，也就不多此一舉了。

本書所用材料和進行立論的依據，除個人的一點平凡經歷外，基本上都是公開材料和別人的研究成果，所以並無新意可言，更談不上洩密。如果有人硬要說是洩密，那只能是欲加之罪。但是同樣的材料，也可產生不同的結論和看法。甚至擁有材料最多和看得最細的人，對問題的看法卻不一定對。因為比材料更重要的還是觀點、方法和對材料的駕馭。這是一些西方先哲和中國學者早就論述過的。例如曾被馬克思、恩格斯稱道過的古希臘的樸素辯證法，就比中世紀的宗教哲學和機械唯物論更接近真理。這倒不是有意為自己掌握材料不多預設辯詞，而是想說明即使對某一問題擁有材料不多，也還是有些發言權的理由。例如以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推行人民公社的主觀原因而論，就存在多種說法。主流的說法是，從國家利益出發，為使全國人民早日擺脫貧困狀態。對此辯護，我就不大信服。因為在明知「大躍進」、公共食堂行不通，並已出現餓死人現象，因而準備反「左」的情況下，卻在廬山會議上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並且接着就在全黨全國發動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無論從動機還是效果、或毛自己提倡的動機效果統一論來看，都完全推翻了這種主流輿論。另一種意見，說是為了振興中華，一吐過去長期受美帝欺凌的滿腔怒火。根據我的體會和了解，也根本不像，證之以不久後就堅持聯美反蘇這一重要歷史事實。再一種說法，就是認為毛內心是想把蘇聯比下去，為共運蹚出一條新路，生則爭得國際共運領袖，死則名垂千古；同時要借此排除異己，進一步提高個人威望和加固獨裁專制體制。這倒很有點像。可見，結論的正確與否並不和掌握材料的多少成正比。

五

既沒有什麼新的資料，又不成系統（體系），寫這部有關共和國前期外交問題的書，所為何來？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只是出於以下幾點想法。

一是希望對外交問題的撥亂反正起點推動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曾掀起了一陣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之風，對國內各方面的問題都有所反思、檢查和探討。雖然由於很快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中途剎車，進行得並不徹底，但此風既起，就不容易完全壓住。例如雖然一再三令五申，不許談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和三年困難，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但是談論終究禁止不了，而且除了極個別的「四人幫」殘渣餘孽外，即使主流派輿論也沒有人敢於公然為「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翻案平反。不過在我的印象中，有關外交問題卻完全是另外的情況，並沒有作過什麼撥亂反正，反倒被認為一貫正確。毛澤東晚年把中國搞成了國際社會的孤兒，1982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要說他執行了正確的對外政策。在當時我就在會上提出不同意見，並被作為一種需加注意的思想動向寫進了會議《簡報》，自然不會起任何作用。直到現在，官方和主流輿論，都絕不承認中國外交有過什麼失誤。連外交部發言人的對外談話，不管提到什麼問題，都是「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或者「我們歷來主張」等。看來，在外交問題上進行撥亂反正的補課，不但完全必要，而且大有裨益。這樣做，既可以增進中國作為講求實事求是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對內也是滿足人民的知情權，去掉或減少愚民政策的造假藏真，必定會獲得群眾的歡迎和擁護。

二是希望給外交研究這個長期的禁區打開一條縫。給外交研究和討論設禁區，那是專制獨裁的需要。因為那樣可以為所欲為，不受監督和批評，有利於「坐江山」的穩固，但對國家和人民卻危害極大。在國際上也是瞞天過海，不敢負責的表現。例如從過去到現在，對外援助除少數例外，基本保密，大概就是擔心老百姓不滿和鬧事。記得三年困難時期，國內餓死人無數，不得不進口一點糧食。有一次大概是從阿根廷購進幾萬噸小麥，載糧船隻已開到回國的海洋路上，但阿爾巴尼亞要求供給糧食，於是一聲號令，運糧船向阿駛去。你說這事讓老百姓知道能高興嗎？又如現在，連在政府無任何兼職的某些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可在訪問中亞和非洲時向一些國家撒錢援助（因對國內秘而不宣，只能從外電報導中了解到一點），但卻從未見到他們去寧夏、青海、雲南、貴州等國內許多貧困地區探望尚未實現溫飽的群眾，更不用說支援和布施了。要知道，用於援外的是納稅人的錢，怎麼能背着他們去花呢？還有，由於以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和某些後繼者，不懂和不顧國際法，又變化多端，所以在外交上常造成自相矛盾和處於被動。後來不但在國際上顯得尷尬，在國內也很難對人民作交待，而不能不繼續進行隱瞞和造假。例如中俄邊界問題，對蘇「一邊倒」時，一再說蘇聯廢除了對華不平等條約。過了沒幾年，一旦交惡，又大張旗鼓地宣傳沙俄根據不平等條約從中國割去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還逼着對方以承認這點為解決邊界問題和立新約的前提。一直到後來要解決中俄邊界問題了，卻不敢向人民宣傳問題到底是怎麼具體解決的。即使在官方報刊上，也看不到達成協議的詳圖。至於以前強調的唐努烏梁海更不再提起，連十月革命後蘇聯撫遠三角洲（黑瞎子島）最後是怎麼劃分的也不便公開宣傳。這類自己製造的被動還多得很。又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為了援越抗美，把北部灣一個大點的島送了給越南，越南取名為白龍尾島。在同朝鮮劃界時，把鴨綠江和圖們江中的幾十個島讓給了朝鮮，長白山和天池也讓了一半。這些也都不能提了。可見外交上設禁區，對當局也並不有利。因此我想在打開禁區上帶個頭，讓外交不再對內神秘，沒有必要保密的事也不必繼續暗箱作業。

三是希望能夠對過去外交工作允許爭鳴討論、總結經驗教訓，真正做到解放思想、求真務實、與時俱進起點推動作用。如果強調一貫正確和祖宗之法不可違，那只能保護落後、阻礙進步，既不利於國際形象的改善，也會使國內群眾對外交或者漠不關心，或者思想混亂。承認錯誤，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是一種清醒自信和堅強有力的表現。文過飾非、自命一貫正確，也許可以欺世於一時，但很快就會破滅的。斯大林和毛澤東，在世時是都曾以一貫正確自居，但身後不久，大概除了極少數思想保守和極左，以及利益攸關的人以外，已經沒有什麼人相信了。美國有位前官員曾說過，在朝鮮戰爭期間如果再同中國開戰，那就將是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後來這幾乎成了美國人的共識，但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並未因此有所動搖。我們能承認中越邊境衝突只是對越南的「教訓」和對民主柬埔寨的支援，而不是什麼「自衞反擊戰」嗎？我們還有哪一個領導人敢再說波爾布特所謂一步到位的社會主義實驗走到了中國的前面，值得我們學習？在國際審判波爾布特集團種族滅絕罪行時，我們黨和政府敢承認和公開過去和他的關係嗎？結果只能是，世界上早已公開，只有中國老百姓被蒙在鼓裏。這如同黨中央總書記在紀念劉少奇誕辰一百周年的講話裏說劉是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致死的一樣，在歷史上是不會長久的。這哪裏談得上實事求是和歷史唯物主義？還可舉個並無政治內容的小例子。國家領導人接見外賓時的陣容和形式，也是毛主席創辦以來，歷屆領導都做到墨守成規，堅持幾十年不變的。只見客主分坐在中間置有花藍的小桌左右，扭着脖子交談；而只做樣子的陪見者分左右兩排雁陣而坐。如有改進，也許只是去掉了毛、鄧在時放置的籐椅和煙灰缸。還有，外國元首或政府首腦來訪，無論時間多麼緊張，事情多麼重要，都得在和國家主席、政府總理會談後還要擠出時間來拜會人大和政協的領導。在我們，也許是為了四套班子一碗水端平；但對有些講求實際的客人就可能造成負擔，因為他們除了聽一些重複的套話和空話外，不會聽到什麼實質性的內容。這都實在是一種形式主義，為什麼不能總結經驗，作點變化呢？當然更不會允許輿論界談論這類事。以前那種重要外賓來，必須有經過多日演習的千百小學生穿同樣服裝去機場歡迎的儀式，還不是由於李光耀的建議而取消掉的？為什麼不許中國報刊談論？只是一般說說總結外交工作的經驗教訓，肯定沒人敢出來反對。但要真的在報刊上公開進行批評討論，那恐怕不比駱駝穿針孔容易。在這裏也應該反對葉公好龍的現象。

以上所提三點，只是表達個人的希望，能不能起點作用，就難說了。

最後，談一下對本書書名的考慮。一開始曾想用《對新中國幾個外交問題的反思》。後來一想，新中國究竟應該從什麼時候算起，還是個問題。如果是指中國人民從外國的欺凌下站了起來，那麼，抗日戰爭期間的中華民國就已經站起來了。那時，英美廢除了對華不平等條約，1945年中國成了聯合國四強（後來加法國成了五強）之一。我們還在延安時就已經在唱四強歌：「中蘇英美，四大強國；四大強國大聯合，聯合起來，打倒法西斯！哎嗨呦！」如果是指中國人民從民國的專制獨裁政權下解放了出來，那麼，共和國頭三十年的情況甚至超過民國。所以，我在本書裏就採用民國和共和國，而不用「舊」和「新」來稱呼1949年前後的中國了。又因中國早已存在，不把中國共產黨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的行為稱之為「建國」，也更為恰當。

以上寫於2008年6月22日

補記

這本小書從2008年開始動筆，當時不僅擬好詳細提綱，還寫出卷首語，但2010年完成第一篇後就進入寫寫停停狀態，一拖就是近十年，直到現在才勉強告一結束。說勉強是因為，現在的書稿已和開始設想的寫作計劃不同。有的問題大大簡化，如中印戰爭、中越戰爭和珍寶島之戰，有的沒有另寫如中日關係，有的不擬再寫如中美關係、聯合國和台灣問題。原因只是年老體衰，越來越寫不動了。曾想打退堂鼓。只是在幾位友人的期待和督促下，最後還是把書寫完了。近些年的做法是，先由老伴宋以敏根據我的寫作提綱、做的筆記和口述錄音整理成文，再由我修改定稿。好在宋以敏也有長期在新聞司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等外交部門研究國際關係的經歷。

全書不是一氣呵成，而是有點虎頭蛇尾，有些內容在各篇中還有些重複，不足之處很多，我自己並不滿意，但也只能如此了。

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就這樣拿出來，還是因為深感我們國家要走向憲政民主，擺脫個人迷信至今仍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兒。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在共和國成立後國內問題上所犯錯誤，雖然一直受到各種限制，相比而言，還能陸續得到比較深入的探討。如何認識毛澤東對外的所思所為，就不僅討論更少，爭議也更大。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興起中外學術交流，有一次美國學者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和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來華，遍訪國內主要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只為弄清中國外交的決策機制。我當時心裏就想，哪裏有那麼複雜的決策機制，就看毛澤東（接着是鄧小平）是怎麼想怎麼做的，就全都明白了。我這本專談毛澤東（兼及鄧小平）外交的書，只想起一點拋磚引玉作用。

何方
2017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