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全17冊)（簡體書）

一套書可以瞭解出土戰國文獻字詞考釋的情況，免翻檢之勞。
本書為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書稿對出土戰國文獻中所見近8000個字、詞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集釋，囊括了陶文、璽文、金文、貨幣文、玉石文、簡帛文等各門類資料。
全書共16卷（全十八冊），以字係詞，以詞帶句，在各字頭之下先羅列代表字形，標明字形出處，後略依時代先後集錄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並標明文獻出處，以方便讀者查考。
對一些錯訛以編者注的形式指出，並適當施加按語，對利用出土戰國文獻提供了很多方便。

曾憲通

中山大學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曾長期擔任容庚、商承祚教授的助手，從事漢語言文字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學術專長為漢語古文字學，專攻戰國秦漢文字，主要著作有《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長沙楚帛書文字編》等。

陳偉武

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所所長，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主要從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漢語史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兼任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廣東中國語言學會理事。出版有《簡帛兵學文獻探論》《南越陶文錄》（合著）等，在《中國語文》《古文字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70余篇，曾主持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項目。

曾經法（憲通）師和本人共同主編的《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下稱《集釋》），由中山大學老中青三代學人二十餘人歷經十五年辛勤耕耘始告完成，將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借此機會，筆者將粗略勾勒戰國文字發現和研究的歷史，簡述戰國文字工具書編纂的成就，略談對戰國文字研究現狀及未來發展的一點粗淺看法，並就《集釋》的成書始末也稍作交代。
一
戰國文字研究的歷史，伴隨著戰國文字數據的出土而存在。如所周知，漢代已有戰國寫本的經典出土，最著者莫過於孔子壁中書的發現，這一發現曾被王國維譽為中國學術史上最大的發現之一。出土文獻的重大發現往往是偶然的，漢初魯恭王劉余拆毀孔子教授堂來擴建自己的宮室，結果挖出了大量的古文經書，其中有《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
《論衡•正說篇》說：“孝景帝時，魯共（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于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征為古文《尚書》學。”《漢書•藝文志》說：“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曾師指出：“同一事件的記述，還見於《論衡•案書篇》《漢書•楚元王傳》《說文解字•序》等。關於孔子壁中書發現的年代，古籍記載有景帝年間和武帝年間二說，以情理推之，當是發現于景帝年間，而孔安國獻書于武帝年間。” 在漢代，儒家重要經典的戰國寫本還續有發現，如《論衡•正說篇》說：“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系統整理的漢代所見文字數據，固然有秦漢才出現的新字俗體，但主體仍是戰國文字，小篆和籀文多屬戰國秦系文字，古文則大致為六國文字之遺留。許慎可說是對戰國文字作過通盤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人。
《晉書•束皙傳》：“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塚，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當時參加汲塚竹書整理的學者有荀勖、束皙、和嶠等，得書十五部，八十七卷，凡十余萬言。可惜只有《穆天子傳》等少量文獻流傳下來。
古代戰國文字的兩次大發現都對中國學術史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學者指出，孔子壁中書屬�齊系文字數據，汲塚竹書屬�晉系文字數據，20世紀50年代之後發現的多批竹簡則幾乎都是楚系文字數據。
出土文獻的重大發現往往是個人偶然造成的，但中國歷史上屢有整理出土文獻的“政府行為”，有著豐富的成功經驗。如漢代官方安排孔安國整理中秘所藏孔壁圖書；西晉時安排荀勖、束皙、和嶠等學者整理汲塚竹書。20世紀70年代，在北京沙灘紅樓集中了一批全國一流專家從事秦漢簡帛整理，成果豐碩，堪稱範例。
二
晚清學者陳介祺、程瑤田、吳大澄等已認識到許多古代兵器、璽印和陶器上的文字為晚周文字。而20世紀上半葉為戰國文字研究的奠基時期，何琳儀先生指出：“近代戰國文字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文字數據和對傳世‘古文’研究基礎上而興起的新學科，王國維則是這一學科的奠基人。” 所言甚是。王氏確定了戰國文字的性質，提出了“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重要學術觀點，將東周文字分為東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初步勾勒出戰國文字分域的規模。爬梳了兵、陶、璽、貨等多種品類的戰國文字材料，對多種傳抄古文材料作了深入的考察。在當時疑古思潮盛行的時代氛圍中有特殊的積極意義，李春桃先生已有專門論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前戰國文字數據的出土及其考釋成果屈指可數，如20年代洛陽金村出土的妬羌鐘，有吳其昌、徐中舒、劉節、溫廷敬等學者分別撰文考釋；30年代安徽壽縣楚墓出土的銅器群的考釋；唐蘭先生、張政烺先生考釋齊陶文的論文；石鼓文和詛楚文的一些相關論文等。40年代長沙楚帛書出土；50年代幾批楚簡的零星發現，只有饒宗頤、朱德熙、史樹青等幾位先生的論著作專門研討。總體來說，戰國文字研究的進展較為緩慢。直到李學勤先生《戰國題銘概述》的發表，才標誌著戰國文字研究成為古文字學的一個獨立分支。
三
七八十年代是戰國文字研究的勃興時期。這一時期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如中山王墓銅器、睡虎地秦簡、曾侯乙墓鐘磬和竹簡、包山楚簡等，都引起了一陣陣的研究熱潮，何琳儀先生、李守奎先生分別作了很好的歸納 ，此處可略為補充。這一階段國內三個學科點曾對戰國文字有集中的研究，如北京大學朱德熙、高明、裘錫圭、李家浩、李零等先生的楚簡整理，楚帛書、貨幣文、古璽文、古陶文研究；吉林大學于省吾、姚孝遂、林沄、何琳儀、吳振武、湯余惠、黃錫全、曹錦炎和劉釗等先生在戰國文字理論建設、分類考釋、傳抄古文等方面的研究；中山大學容庚、商承祚、馬國權、曾憲通、陳煒湛、張振林、孫稚雛等先生對戰國金文、楚簡、楚帛書、古璽文、古陶文、睡虎地秦簡和傳抄古文的整理與研究。90年代以來的戰國文字研究延續了興旺的態勢，包山簡和郭店簡的先後公佈，震驚了海內外漢學界，而正在陸續整理刊佈的上博簡、清華簡和即將刊佈的安大簡，相關研究如火如荼，成果喜人。
文字考釋是古文字學的核心。戰國文字考釋，初如處處清泉，汩汩噴湧，繼則蜿蜒潺湲，眾溪歸流，終至成浩浩蕩蕩之勢。晚清以來，戰國文字考釋的成果汗牛充棟。許多成果讓人津津樂道，如饒宗頤先生釋“ ”，李學勤先生釋“冶”（說見《戰國題銘概述》），何琳儀先生《戰國文字通論》亦特別指出。而李先生曾告訴蘇輝說前輩學者似已釋出，只是出處不詳，後來蘇氏查出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二“右軍戈”下已釋“冶” 。朱德熙先生釋“者”、釋“廏”，裘錫圭先生釋“市”，曾師釋“繇”，李家浩先生釋“ ”，吳振武先生釋“廩”、釋“鍾”等等，無不膾炙人口。李守奎、趙平安、劉玉環、張峰、嶽曉峰、石小力等對訛字的研究；禤健聰等人對楚系簡帛用字習慣的研究；馮勝君、李守奎、李松儒等對楚簡字跡的研究；周波對戰國各系文字間用字差異現象的研究；陳偉武對秦楚文字的比較研究……亦各有創獲。
漢語文字學中字詞關係的研究，裘錫圭先生有開創之功，黃德寬、李運富、陳斯鵬、田煒等學者各有貢獻 ，近年這方面所取得的長足進步，並不局限于戰國文字研究這一分支方向，但主要還是得力于戰國文字研究的成果。
與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的結合研究，如黃盛璋、何琳儀、黃錫全、陳偉、徐少華、吳良寶等將戰國文字考釋與歷史地理學研究相結合。重視名物的研究，與出土文物相結合，如劉國勝對楚簡中喪葬簡的研究 ，蕭聖中對楚簡中車馬器名的研究 ；范常喜對楚簡中戰國音樂史料及其他名物詞的整理與研究 。這應是未來大有可為的領域。又如孟蓬生、陳偉武、王志平等將戰國文字考釋與上古漢語詞匯史研究相結合；或與先秦楚方言研究相結合，趙彤對楚方音的探索 、譚步雲對楚語詞匯的考察 ，都別開生面。
外國學者多有戰國文字研究的成果，如巴納對楚帛書的研究；馬幾道對石鼓文的研究；平勢隆郎對侯馬盟書的研究；大西克也、顧史考等學者對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的研究；魏克彬對溫縣盟書的研究；等等。外國學者對戰國文字的研究，側重于文獻來源及性質的考辨、文獻形式變化的考察、文本內容的串講或翻譯諸方面，較少字詞考釋方面的篇章。本書中只能適度裁擇，無法兼收並蓄。
反映百餘年來戰國文字考釋的脈動，讓學術界在治古文字學史時有所取資。這也是此書的目的之一。回首戰國文字研究的歷史，有幾方面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重大發現帶來學科發展的契機。新發現帶來新學問，如20年代洛陽金村出土的三晉青銅器群，30年代安徽壽縣李三孤堆出土的楚銅器群，70年代中山國、曾國、秦國的大宗文字數據出土，80年代出土的包山楚簡，90年代以後出土的郭店楚簡、上博簡和清華簡，都引起了一陣陣的熱潮，刺激了戰國文字研究的迅速開展，並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如中山王墓文字數據的考釋，提升了人們對傳抄古文價值的科學認識。一些長期懸而未決的疑難字詞，往往靠新材料的出土而渙然冰釋，如“杸”字、“勬”字等等。
其二，重要學術人物對學科發展貢獻卓著，如王國維、容庚、於省吾、商承祚、李學勤、裘錫圭、曾憲通、趙誠、何琳儀、李家浩、張光裕、湯余惠、曹錦炎、黃錫全、吳振武、張桂光、劉釗、黃德寬、陳偉、許學仁、季旭升、周鳳五、林素清等。
其三，研究手段對學科發展有不容忽視的影響。過去墨拓技術對古文字數據的傳佈有重要的作用，黑白攝影技術、彩色攝影技術、紅外掃描攝影技術都先後對戰國文字研究貢獻良多。我們正身處信息化時代，大數據的科學技術為研究工作帶來莫大的便利，未來的戰國文字研究一定發展更加迅猛。
2015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曾經舉行“戰國文字研究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有不少論文都從理論上探討戰國文字的研究對象、研究範圍和研究方法，回顧了歷史，展望未來的學科前景。目前信息發達，古文字數據庫建設如日之升，學術活動頻繁，研究隊伍不斷壯大，成果紛至遝來，學術集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書籍出版流布迅速而廣遠。戰國文字研究呈現一派繁榮之象，業已發展成為古文字學幾個分支中最為熱門的方向。
四
1928年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出版，這種網羅眾說、洞見癥結的著作對學界幫助至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李孝定先生獨力撰集的《甲骨文字集釋》，周法高先生主編的《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90年代于省吾先生主編、姚孝遂先生按語撰寫的《甲骨文字詁林》，李圃先生主編的《古文字詁林》，黃德寬先生主編的《古文字譜系疏證》，都是古文字學史上的重要著作。
目前見到的戰國文字工具書主要有：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1998）；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白于藍《簡牘帛書通假字字典》（2008），劉信芳《楚簡帛通假匯釋》（2011），白于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2012）、《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2017）；徐在國《楚帛書詁林》（2010）；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1995/2008），湯余惠主編《戰國文字編》（2001/2015），李守奎《楚文字編》（2003），吳良寶《先秦貨幣文字編》（2006），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2007），徐在國《戰國文字論著目録索引》（2007）, 孫剛《齊文字編》（2010），饒宗頤主編、徐在國副主編《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彙》（2012），李守奎、賈連翔、馬楠編著《包山楚墓文字全編》（2012），王輝主編《秦文字編》（2012），方勇《秦簡牘文字編》（2012），徐在國《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一—八）》（2013），湯志彪《三晉文字編》（2013），朱曉雪《包山楚簡綜述》（2013，引者按，內含文字編），張振謙《齊魯文字編》(2014)，李學勤主編，沈建華、賈連翔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三）文字編》（2014）、《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肆—陸）文字編》（2017），徐在國、程燕、張振謙編著《戰國文字字形表》（2017）；等等。
戰國文字研究及相關工具書編纂方面已碩果累累，以上諸書取材各有所重，類型與功用大多較為專一，希望《集釋》在某種程度上能彌補上述工具書的遺憾，努力從總體上去反映戰國文字考釋的歷史面貌和現狀。學如積薪，假若沒有前述多種工具書的重大貢獻作為基礎，《集釋》之成亦不可思議。
舊材料尚未吃透，新材料又層出不窮，出土戰國文獻字詞考釋存留疑難問題甚多，有待於學界同仁加倍努力。
五
2002年趙誠先生提出“戰國文字詁林”的選題，我們當時覺得力有未逮，退而求其次，只提“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2003年由曾師申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獲得立項。2007年結項，成果鑒定等級為“優秀”。
十數年來，學術界許多師友對《集釋》項目的完成及成書關愛有加，例如，2004年7月25日，筆者拜訪裘錫圭先生，就《集釋》編纂問題向裘先生求教。裘先生建議我們說，要以語文性詞語為主，哲學、歷史等方面的詞語為輔，避免將太多史實考證、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都收録在內。趙誠、李家浩、張桂光、吳振武、劉釗等先生參加過我們的審稿會。陳煒湛先生一直參加我們課題組的活動，在體例方面多所建言指導。項目開展前期，黃光武先生曾為課題組做了不少服務工作。吳振武和黃德寬兩位先生還為此書申請出版資助撰寫推薦書，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先生、語言文字編輯室原主任陳抗先生、現任主任秦淑華女士多年來關心、支持此書的編纂和出版。秦主任和多名編輯在此書編校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心血。謹在此一併致以由衷的感謝！
由於工程遷延多年，人員流動性大，項目結項後書稿的修改、增訂、校對又花去了十年光陰。除了此書正式出版時署名的顧問、主編、分卷主編之外，參加過前期部分資料搜集工作的學友還有黃人二、趙立偉和楊冰等。參加過書稿後期編校工作的博士生、碩士生還有劉政學、蔡一峰、李愛民、梁鶴、楊鵬樺、柳洋、孫會強、賈高操、杜曉君、謝美菊、張珍珍、唐雨、廖丹妮、翁明鵬、陳曉聰、劉偉浠、林煥澤、劉凱先、淩嘉鴻等等。行百里者半九十，操持此書後期諸多事務，范常喜、王輝、陳送文、石小力和蔡一峰奉獻心力至多。多年媳婦熬成婆，當年參加項目的陳斯鵬、禤健聰、范常喜、田煒和秦曉華早已從博士生或碩士生變成了成就喜人的教授。近兩三年課題組的領導組織工作主要靠常喜在做，尤其令人感動。
我們水平有限，《集釋》雜出眾手，涉及數據浩繁龐雜，成書時間跨度較大，錯漏勢在不免，敬祈讀者多加批評指正。

 陳偉武
2018年10月28日

總 目

前 言

凡 例

正 文

待問編

出處簡稱表

正文引用論著目

待問編引用論著目

索引

一、考釋成果。本書所收出土戰國文獻字詞考釋成果截至2007年底，2008年以後的考釋成果酌情擇要於按語中說明。所收大體為正式出版物中的成果，網絡論文、學位論文、會議論文一般不予收録。因出土戰國文獻數據品類眾多，諸家學說比較分散，且行文體例格式不一，本書在收録時酌加統一處理。
二、隸定字頭。本書字頭按《說文》順序排列，《說文》所無之字置於部末，以筆劃多少為序。同一字頭下按正篆字形之隸定字、小篆、戰國文字字形之隸定字先後排序。
三、古文字字形。本書選取有代表性的戰國文字字形，按異體分行進行排列。字形出處用簡稱，詳卷十五所附“出處簡稱表”。
四、詞條。本書提取的詞條，包括一些詞組。詞條用字按原形隸定，詞條出處亦用簡稱，詳卷十五所附“出處簡稱表”。
五、引録內容。羅列各家成果採用直接引語形式，按首發時間先後排序。凡引録中有省略者，用“（中略）”標出；原文有錯漏者，如衍文、脫文、錯字等，以“（編按：×××）”的方式說明；所指不清者，於引文前加注出處，出處標注方式與字形出處一致，如：（編按：包山111“××”）；各家說法中討論到某特定字形，而該引文無法體現所指何字時，以“（編按：×××）”的方式說明；原文的注釋如須引録，則附于正文對應位置，用“（原注：×××）”標出。引用時儘量保持原文原貌，在行文表達不受影響的前提下，對原文格式稍作技術上的調整，如原文之字體、符號、標點、某些標記等。
六、引文出處標注。專書類如無分篇分卷分署，則按照版權頁的作者；若有分篇分卷分署，則按實際署名；兩人合作的論著，作者姓名皆標出；多人合撰之作，一般列前三位作“某某、某某、某某等”；若無分署的主編之作，則標主編之名作“某某等”。個別字數較多、較常出現的作者統一使用簡稱，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簡稱“睡簡整理小組”，“中山大學古文字學研究室楚簡整理小組”簡稱“中大楚簡整理小組”等。論文成果標注其所載刊物的年份、卷數或期數、頁碼；專書則標明書名、卷數、頁碼。所引成果非首刊版本，則在頁碼後標明年份。首發版本與引用版本不同者，先標明引用版本出處及時間，再以“原載”引出首發版本出處，後者不再標頁碼。引録成果出處詳見卷十五“出處簡稱表”。
七、按語。字、詞分別加按語。
八、為便於檢索，專立一冊索引編，有“音序索引”和“筆劃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