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研究：尼采論現代學者（簡體書）

本輯《尼采論現代學者》有四篇專題文章：婁林透過尼采的學者和哲人之分，以及尼采對學者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叩問了何謂真正的學術研究；劉振分析了青年尼采的現代國家視角，以及這一時期尼采身上強烈的希臘傳統烙印；黃子軒解讀了尼采重估事業的奠基之作；葉然剖析了尼采身上哲學式愛情與本能式愛情的絞纏。此外，高洋揭示了《赫爾墨斯文集》知識層次不斷上升的結構性特徵；王江濤對普羅塔戈拉的“啟蒙神話”作了繹讀，證明僅憑智慧稱不上善謀；姚雲帆細捋了昆體良的“好人”概念如何超越了西塞羅對演說家德性的規定。中學方面，曾海軍闡發了老莊為何以及如何以質樸之道治民，從而使民心不亂；吳小鋒考察了“中國”一詞詞源，強調“允執厥中”；唐文明則對新文化運動及啟蒙主義信念做了反思，探討了儒教文明的未來。另有包帥譯伯恩斯書評一篇，評述了施特勞斯對《善惡的彼岸》的解讀。

劉小楓，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比較古典學學會會長，兼任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典學、政治哲學、中西古典思想等，已出版《拯救與逍遙》、《重啟古典詩學》、《設計共和》、《王有所成》等學術著作三十餘部；主編叢書多種，其中“經典與解釋”系列已出品近500種。

《古典學研究：尼采論現代學者》是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古典學研究會主辦的輯刊。該刊依託具體文本，從原初的、古典的語義語境出發，致力於研究、疏解、詮釋中西傳世經典，旨在推動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建立漢語學界的古典學學術園地，培養一大批富有潛力的青年學者。作為承載中西古典學研究的刊物，該刊的推出，適應了國內古典學興起的潮流，展現了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現狀，有著巨大的學術價值和強烈的現實關懷。

專題：尼采論現代學者
尼采論學者與民主政制
自然的分裂與拯救
重估一切價值的前哨站
尼采論愛情作為悲劇激情
論文
《赫爾墨斯文集》的“上升之路”
誰是“善謀”的德性之師？
昆體良對西塞羅演說家德性要求的修正
老、莊的治民思想
“中國”古義與易教精神
共和危機、現代性方案的文化轉向與啟蒙的激進化
書評
閱讀尼采《善惡的彼岸》的一個新視角伯恩斯

尼采論學者與民主政制
婁林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摘要：尼采分析西方現代危機時，“學者”是他非常重要的關切點之一。與韋伯不同，尼采認為，學術之與哲學無涉，即是與最高價值無涉，而這正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的真正問題所在。因此，學者們非但不是真正的政治價值中立者，反而是民主政制的擁護者。因為，現代學者的學術研究內容和方式的正當性的確立，根本上來說，源於啟蒙以來思想本身的民主化運動。尼采反復強調學者與哲人的區別，本意並非諷刺學者，而是最終為未來哲學的可能奠基。

自然的分裂與拯救
劉振
（揚州大學哲學系）
摘要：現代國家是青年尼采思考的根本問題之一。尼采認為支配現代市民社會的是人的動物性自然，因此，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現代國家只是作為手段的抽象國家。尼采力求基於希臘肅劇的狄奧尼索斯世界觀，通過浪漫主義的藝術家形而上學重建現代文化。但是，自然與文化的衝突構成了尼采在現時代提升人性的根本困難。尼采在這個時期的未刊文稿表明，柏拉圖在尼采思想中處於十分核心的位置，同時，尼采對柏拉圖哲學複雜而深刻的認識表明，尼采對自身思想困難的認識可能比一般認為的更加透徹。儘管尼采力求基於“柏拉圖的本質特徵”創造“新柏拉圖”，“新柏拉圖”與柏拉圖的微妙差異仍然十分重要。

重估一切價值的前哨站
黃子軒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
摘要：德意志觀念論體現為實現自由的過程，以及人之為人的理性尊嚴。德意志觀念論從主體內在的自由道德觀點，擴充成一座體系化的道德理想王國。然而，尼采從德意志觀念論中清理出“上帝死了”的殘餘，發現“苦惱意識”中的道德主體通過不斷攀登理性視域最終導向消極的虛無。故此，主體的自由性並未真正地被打開。尼采由此部署《敵基督者》作為開路先鋒，以便展開重估一切價值的積極作為，並從反自然心理的系譜當中開拓具未來性的哲學，替籌劃的“大政治”打開了自由的維度。

尼采論愛情作為悲劇激情
葉然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珠海］）
摘要：尼采和莎樂美的情史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醞釀期完全重合。通過分析尼采在《瞧，這個人》中對這個奇異現象的隱約解釋，有助於審視尼采如何把愛情視為悲劇激情。尼采本人不願意投身與莎樂美的“永恆戰爭”，並非如他所說，因為他是某種程度上的弱者，而是因為他的本能要求他做蘇格拉底式強者，儘管他的哲學要求他投身“永恆戰爭”。他把自己的哲學視為本能的哲學，可他也許忽略了自己的本能。他的哲學式愛情是尼采式男人與蘇格拉底式女人之間的“永恆戰爭”，可他的本能式愛情是蘇格拉底式男人與尼采式女人之間的“永恆辯證”。

《赫爾墨斯文集》的“上升之路”
高洋
（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
摘要：20世紀初以來，對《赫爾墨斯文集》的研究大多採用“橫向閱讀”模式對其進行分析，這種思路認為《文集》內部存在一元論―二元論的觀點對立。儘管如此，該思路並未公正對待《文集》本身的教義，也難以真正幫助人們理解其影響。在福登與哈內赫拉夫之研究的啟示下，《文集》或可通過“縱向閱讀”模式而得到更好地理解，這種思路將《文集》中各篇文章看作處於一定階序之下。以此為工作假設，本文試圖論證《文集》中各篇文章的次序安排可以被理解為一種上升式的教導，前12篇論說循序漸進地展開對神聖心智之啟示的闡釋，並由第13篇論說達到對靈知本身的最終傳授。這種閱讀方式或可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理解《文集》本身被編輯和閱讀的可能方式。此外，在這種閱讀模式下，傳統研究中的一元論―二元論對立或可得到消解，《文集》將呈現出一種可理解的結構性特徵。

誰是“善謀”的德性之師？
王江濤
（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智術師和哲人被視為現代知識人共同的精神資源，以至於讀者難以準確把握二者的精神品質。柏拉圖的對話《普羅塔戈拉》記敘了蘇格拉底與普羅塔戈拉關於“德性是否可教”的論辯。普羅塔戈拉保證，他能教授德性，並使他的學生學會“善謀”的品質。為了證明德性可教，他選擇講述一個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對神話的文本細讀顯示，神話以自然、人為和習俗的區分出發，證明人的德性在本質上是習俗的產物，因而是可教的。但若把神話放在整篇對話的語境中，不難發現，普羅塔戈拉的神話並不成功，他最後的結論必須通過神話之外的附加論證才能完成。這表明普羅塔戈拉缺乏善謀的品質。這樣的人算不得德性之師，真正的德性之師另有其人。

昆體良對西塞羅演說家德性要求的修正
姚雲帆
（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
摘要：昆體良將“好人”視為理想演說家德性的根本標準，對於這一論述，以瓦爾澤為代表的研究者將之看作古羅馬帝政時期演說家與廊下派哲學爭執的典型表現，而溫特波頓則將好人論看作西塞羅對演說家德性規定的延續。在《論演說術原理》第一卷中，昆體良將自己的“好人”概念追溯到西塞羅對“哲人演說”的論述。但是，如果對照西塞羅《論鋪陳》和《論演說家》的論述，昆體良在表面上遵守西塞羅觀點的同時，暗中否定了西塞羅的核心觀點：演說術是哲學家完成其政治行動的政治技藝，哲學家的智慧保障了演說術的根本德性。昆體良把演說術比作醫術，而將演說術視作一種基於語言應用天賦和經驗的學科，但他自身的公民道德感使他不能接受演說術與社會規範的徹底分離。因此，他在形式上仍然保留好人與演說術的關係，而拒絕用哲學，哪怕是政治哲學，作為這一公民德性的普遍奠基。

老、莊的治民思想
曾海軍
（四川大學哲學系）
摘要：老子“常使民無知無欲”的主張有其道論的根源，道之“質樸”尤其能表徵出大道的特徵，這可以在“反者，道之動”的意蘊中獲得印證。“無知無欲”是質樸之道落實在政治領域的表現，由此使得“民心不亂”而主張“為無為，則無不治”。莊子塑造出“吸風飲露”的人物形象，在根本上同樣延續了這種治理關懷。

“中國”古義與易教精神
吳小鋒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摘要：本文嘗試通過“中國”一詞的考源，理解華夏文明的品質。中國之“中”，最初的意義在確定人所生息的時空，以及在此時空中人群的政治方式和秩序。中的思想精神所孕生的一個文明共同體，就是中國。中，在打開時空的同時，也打開政治秩序，打開一個文明世界。“中國”的古義，並非單單具有疆域性和民族性涵義，更有文明性涵義。搞清楚中國的古義、華夏文明的品質，才能明白自古及今傳統文化強調華夷之辨的意義。夷夏之辨的問題，晚清以來又進一步演化為中西之爭。在這場殘酷持久的角力中，代表華夏文明出場的“新中國”能否堅持下來並取得勝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新中國”能否從古老的中國文明中汲取能量，激發元氣，實現傳統文化的復興。

共和危機、現代性方案的文化轉向與啟蒙的激進化
唐文明
（清華大學哲學系）
摘要：內在于啟蒙主義的信念，新文化運動經歷了兩次激進化：第一次是啟蒙的自我確認，旨在為啟蒙清除一切舊制度及其相關的舊文化；第二次是啟蒙的自我反思和繼續推進，在政治主張上表現為從自由民主轉向社會民主。在爭奪對新文化運動的解釋權的過程中，斷裂論者和連續論者雖然呈現出尖銳的對立，但仍共享著啟蒙主義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