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凱勒的戰前歲月：1936-1937日記

思想的運作是很奇異的。
置身在群眾中時，思想會閃避我，就像心是一樣，
你必須在孤獨的狀態中跟思想對話，它們才會解釋得很清楚。
——海倫．凱勒

本書為海倫．凱勒於一九三八年發表的日記，這是她最光采奪目的一部書，展示了三○年代海倫．凱勒思想的敏銳和廣度。
日記起始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海倫．凱勒坐船前往英國、再轉往蘇格蘭，終結於她前往日本訪問的途中，歷時約六個半月。在日記中，她對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都加以評論，筆鋒犀利，立場鮮明；除此之外，日記中不時穿插富有哲理及美感的詩，從中亦可窺見海倫．凱勒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
這本書同時也是對於重要歷史的再現，藉由海倫．凱勒的所思所想與行旅經歷，紀錄了二戰前夕的世局氛圍。日記中也可讀到海倫．凱勒所會晤的名人，包括馬克吐溫、卡內基、卓別林、泰戈爾、愛因斯坦、蕭伯納……等，就某個意義而言，這部日記可說是世界歷史的重要文件。
海倫．凱勒曾說，如果老師安妮．蘇利文．梅西離世，她就會成為「真正」的聾盲人。然而，在這部日記開始之前的兩個月，教導她五十年的老師蘇利文與世長辭，日記中處處可見海倫．凱勒對老師的真誠懷念與孺慕之情。而在失去如同其眼睛、耳朵的老師之後，她對世界的觀察與理解，更有許多動人之處。

海倫．凱勒 Helen Keller (1880—1968)
美國作家，社會運動家及講師，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性之一。
幼年因病失明及失聰，在家庭教師安妮．蘇利文指導下學會閱讀和說話。於一九○四年取得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高研院（Radcliffe College）文學學士學位，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畢業於高等院校的盲聾人士。
海倫．凱勒一生致力於為殘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機構。一九二四年組成海倫．凱勒基金會，並加入美國盲人基金會，擔任其全國和國際關係顧問。陸續訪問三十五個國家，爭取在世界各地興建盲人學校。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美國十大英雄偶像，榮獲「總統自由勛章」等獎項。一九六八年逝世，享壽八十七歲。


譯者簡介 陳蒼多
知名翻譯家。一九四二年生，國立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曾任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教授。從五○年代起，大量翻譯西洋文學著作，譯作數量極其可觀。

譯序╱陳蒼多
二○一八年是海倫凱勒去世五十週年紀念。我忽然覺得可以用「不世出的奇才」來形容這位集盲、聾、啞於一身的偉大女性，因為她打敗了三種障礙，創造出比看得見、聽得見的人更偉大的成就。
那麼，這本日記的可貴之處何在呢？海倫凱勒曾說，如果老師安妮．蘇利文．梅西離世的話，她就會成為「真正」的聾盲人。蘇利文在教導了海倫凱勒五十年之後，於這本日記開始之前的兩個月去世了，海倫凱勒在成為「真正」的聾盲人後，如何去面對三重的打擊—失去了「老師」蘇利文，她等於失去了眼睛、耳朵和終生伴侶？答案就在這本日記之中。
日記起始於坐船前往英國、再轉往蘇格蘭，終結於前往日本訪問的途中，歷時約六個半月，但在這樣一部不算長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了一盞美妙的心燈照遍了她內心的各個角落，也照亮她所看不到的世界的各個層面。
首先在政治方面，她不諱言同情沙皇俄國（包括列寧）；憎惡德國希特勒的專權，並對英國的兩位首相格拉斯頓和狄斯累利提出深刻的評騭，筆鋒犀利，令政治家望塵莫及。此外他對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評論也一針見血：「我長久以來都覺得，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有一個故鄉，可以在那兒平安無事地發揮他們在宗教、藝術和社會正義方面的天分。」就某個意義而言，這部日記也是世界歷史的重要文件。
除了世界大事之外，海倫凱勒對文學的造詣也可以從這部日記看出一二。她提到Ｔ．Ｓ．艾略特（T. S. Eliot）的名詩〈空洞人〉（The Hollow Men），並試圖去了解其含意；她顯然閱讀佩皮斯（Pepys）的大部著作《日記》；她閱讀雨果（Hugo）的《海上勞工》（The Toilers of the Sea）和《悲慘世界》。在莎士比亞方面，她引用史奎爾爵士的評論：「我們的時代不喜歡莎士比亞，因為他的藝術大部分訴諸我們的想像力，機械似乎抑制了想像力。」最難得的是，她在前往日本的船上閱讀了大部頭的點字版名著《飄》（Gone With the Wind）。海倫凱勒對詩的喜愛在日記中多處可見。除了艾略特的〈空洞人〉之外，她也提到了華滋華斯的〈勞妲蜜亞〉（Laodamia），並在日記中不時穿插富有哲理及美感的詩。她引用濟慈「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的名言。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在很有家的氣氛的高雅起居室中安靜地坐幾分鐘，花園中滿是丁香花，那種感覺很好。」她對植物和花頗多著墨。失去視覺、聽覺後觸覺特別靈敏的她，喜歡觸碰雕刻（如羅丹的《沉思者》），這也是她欣賞藝術之美的最直接途徑。
海倫凱勒見到的名人何其多，包括馬克吐溫、卡內基、卓別林、泰戈爾、愛因斯坦、蕭伯納等（還不包括外國君王）。關於愛因斯坦，她在日記中說，「我只能說，當我站在愛因斯坦身邊時，突然感覺好像地球的喧囂聲在他的個性所散發的大量友愛靈氣中變得靜寂……」關於蕭伯納，亞斯都夫人把海倫凱勒介紹給蕭伯納，海倫凱勒說，她多麼高興遇見他，但蕭伯納似乎對她沒有表現足夠的興趣，於是亞斯都夫人說道，「蕭先生，你知道，海倫小姐又聾又盲。」誰知蕭伯納的回答竟然是：「嗯，當然了，所有美國人都又聾又盲！」但海倫凱勒卻說，她一點也不惱怒，「我已很習慣他的奇怪、尖刻、投機性的言語。」
海倫凱勒對中國很感興趣，除了在日記開始不久的地方引用中國詩人張志和的軼事之外，也對當時的蔣介石、張學良等有所評論，尤其日記以有關中國的一則故事做為寓言性的結束，令人佩服她的博學。
她對財團的看法很契合時代的開明觀念：「商業的關聯已經從家庭事業擴展到財團……開明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現今都很恐懼財團，視之為目前為止最有權威的寡頭政治。」此外，海倫凱勒雖篤信基督，卻認同無神論的湯瑪斯．潘恩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信仰基督的她也在最後一則日記中「強烈地認同佛家對於『不朽』的態度。」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整部日記無時無刻穿插著對「老師」安妮．蘇利文．梅西的真誠懷念、孺慕之情，如果我再引用，就會洩露全書的「天機」了。
我想引用海倫凱勒最醍醐灌頂、振聾啟瞶的一句話做為結論：「我利用我的受限之處做為工具，不是做為我的真正自我。」這樣一位海倫凱勒不成為「不世出奇才」也難。

譯序╱陳蒼多

日記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月八日
一個凜冽又多霜的早晨。但十一點時，當波麗和我去散步時，陽光卻足夠溫暖，可以把牛畜帶到外面的草地。有一群共八隻到十隻的牛很接近我們，所以我們踩進很深的潮濕草兒中，讓牠們走過去。回家看到像大教堂的聖布利德教堂在那蘇格蘭風景中顯得灰灰的、很親切，我總是感覺很舒服。
今天終於回了希拉姆先生的信：
蘇格蘭，波斯維爾牧師住宅
致德國史圖加特，奧托．希拉姆先生

親愛的希拉姆先生，
感謝你寫給我轉交到蘇格蘭這兒的信。我感激你在我悲傷時仁慈地對我表示同情。
「老師」的友誼對我而言是夏日陽光，而她在我有限的地方所種植的珍貴花兒，現今似乎枯萎了，但我記得安妮．蘇利文．梅西的勇氣，我會堅強，我會固守我自認是沉默的黑暗中最豐富財產的自由精神。
為了避免誤述，我已經把你的信轉寫為點字版，並且讀了很多次。我可以看出，德國專制的審查法律已經在你身為出版商的脖子上套上重軛。如果你繼續出版《中流》或我的任何作品，就必須省略或竄改我對列寧的觀點或我想要討論的任何問題，那麼，我寧願你不要繼續出版了。
順便一提，我的手指下有我的《中流》一書，你談到我的有關列寧和托洛斯基的「句子」，我發現你錯了。托洛斯基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剝奪我的睡眠的想法」那一章中，事實上也沒有出現在書中任何其他部分，列寧則占了一整頁——不是只有以「提到」的方式處理。
希拉姆先生，你自己的話暗示，你的政府以權威的方式壓制那些與它的見解不同的國內外人民，讓我感到悲傷，但不會令我感到驚奇，你的話證明我長久以來的感覺是正確的，那就是，基本的自由——沒有它的話，一個國家的靈魂就會死去——在德國已經受到壓制，包括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有關世界大事的盡可能公正的資訊。基於這個信念，我請求你在你的出版書單中排除掉我的所有作品。
我將進一步說出來的話，會讓你體認到，你應該採取這種直截了當的措施。
我不曾改變我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態度，縱使我曾改變，我也不會像你高興說的那樣「感覺必須讓你知道」。任何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布爾什維克主義源於列寧出生前的幾個世紀。任何明智的人都知道，布爾什維克主義並沒有造成歐洲所遭受到「邪惡和恐怖的毀滅」。包括德國在內的割喉似競爭、落後國家中對於商機的貪求，與貿易路線連結的帝國利益，這些都正在驅使各個國家在軍需品和武器方面更大筆、更瘋狂地花費金錢。
如果你在信中針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所有指控甚至有一半是真實的，則俄國早在先前就會從地球上消失了；以下的統計數字可以證實的任何其他國家也會早在先前就從地球上消失了：
「數以百萬計的俄國知識份子遭謀殺和滅亡。」
「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挨餓。」
「農民遭到殺害，農產品以可怕的速度減少。」
「群眾——工人和農人——在生理上、心智上和精神上遭受重創。」
你竟敢把西班牙人努力要贏取正當自由所表現的超人英勇，污名化為「恐怖統治」？無論這種不相稱、沒有經過消化的資訊源自何處，散播的人是很無知的，而無知經常就是辱罵。沒有在自己的事實上站穩腳的人，其言詞充滿喧囂的斷言和低劣的詮釋。
希拉姆先生啊！德國人和各地的外國人會繼續說出有關德國的謊言，這真是無法想像的，就像每個人會一直說出有關俄國的真話一樣也是無法想像。
有關德國的一些無可否認的事實，讓我內心充滿悲愁。如同我在三年前所告訴你的，我了解德國表現出反猶太人的暴行、國家以強加恐懼的方式控制生命與住所、不經審判就監禁數以千計的人，在天才人物身上犯下最卑鄙的罪行——放逐世人所尊敬的亞伯特．愛因斯坦，因他提倡人道的和平主義而加諸叛國者的污名。現在有一個最後的證據，證明對你的國家的指控不是完全虛假或惡意的——那就是，你們有一條法律針對以下的任何德國人處死刑：「有意地、不謹慎地、出於純然的自私或為了其他卑鄙的動機，把金錢或其他財產送到或留在海外。」另有一條法律則剝奪了年輕人個人的自由——從此以後，凡是「毫無例外地」接受生理上、精神上和道德上訓練的每個德國男孩和女孩，都必須加入「希特勒青年軍」。德國的青年領導人巴爾都．凡．希拉赫已經宣稱，「所有德國年輕人的生命都完全屬於阿道夫．希特勒，」還有，「希特勒青年軍不是教會，教會不是希特勒青年軍。」希拉姆先生啊，這一切還不就是「動產奴隸」、「偶像崇拜」和「侵害基督教良知」？
希特勒處在他所建立的虛假地位中，就算歐洲需要拯救，他也無法拯救它，只有以「寬宏」取代「憎恨」，德國才能免於敵意的宣傳以及兇猛的力量永不休止的報復心理。
寫這封信給一位可能已經一心一意想要拒絕接受調查的人，我知道是多麼無望，但「上主的聲音」是強有力的。有一天，這種聲音一定會打破監獄的牆，拯救所有受苦的你們，把你們已經誤解的善意以及你們有一段時間聽不到、看不到的深層人性告訴你們。
我要以悲傷的聲音說再見，但要對德國人表示不可動搖的感情。真誠祝福你。
海倫凱勒（簽名）敬上

一月十四日
今天早晨霜很重，讓我很高興在寫作時貼近火、溫暖我的手指。然而，蘇格蘭南部和西部的冬天卻很少是嚴寒的，並且冬天也似乎很短，因為有很多暖和的日子減弱冬天的寒意，在不受侵襲的小巷和矮叢中保持那無法加以壓抑的綠意。
在這兒，吃午餐或晚餐從來就不會是很沉悶的事。孩子們回家，大談學校的活動，談話以很快速度在餐桌上進行，像是放煙火。他們的父親傾聽著，好像他自己也是一個男孩。他們詳談著讓他們感興趣的歷史、地理或語言方面的細節。他們提出所能想到的最難問題，而父親跟他們一樣熱衷於追求明智的答案。十四歲的羅伯和十二歲的約翰對於世事透露出廣泛又靈敏的興趣，我們觀察到，他們對於不同國家的政治，甚至經濟的嚴重問題懂得多麼多，我們時常表示相當吃驚。今天約翰告訴我們一件事情，讓我們感到很有趣：在還有一點自由的時間時，他的老師允許他和其他男孩討論國際事務以及另一次大戰的可能結果。老師有時插進一個問題，不是為了獲得答案，而是要刺激思考能力，例如，他們談到兩方自願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問題。
「假定德國和英國開戰，」老師提示，「如果德國人攻擊直布羅陀或亞丁，情況會如何？」
約翰看出且指出了一些危險，英國必須針對這些危險保護自己，儘快強化海軍。他不經意地說道，他的老師談了很多西班牙的問題，似乎很明確地偏向現今的政府這一邊。雖然我也表示同情現今的政府，但我卻認為，一位老師或教授在對學生提出一個爭論性問題時，應該以公正為目標，這是他能夠引導學生走向心智獨立境地的唯一途徑。那些真誠地努力要獨立思考的人，會從錯誤中得到很多好處，勝過那些沒有聽到對方的見解而一味抱持正確見解的人所得到的好處。
我自己的生活經驗，讓我深深體認到這種心胸開放的必要性。我曾在雷德克利夫學院依據「被認可」、「進步」以及「最新」的理論研究經濟學和行政管理。在這兩個課程中，沒有一次提到卡爾．馬克思，也沒有一次提到他那部創造歷史的《資本論》——儘管社會主義扮演顯著角色的法國、德國和俄國時常提到黨的少數份子。我所爭論的點不是我們的教授有權利構想自己的見解，而是他們無法提供一種敘述，這種敘述必須很是莊重，且跟那些非常重要而有擁護者的對立觀點一樣真實。史蒂文生對於「說謊的公正人物表現」嘲諷態度，這是很正確的。他說，我們比較常從黨派那兒獲知真理——至少我們發現他們為何真正追隨某一個政策。然而，事實上我們還是很少在爭論中真誠地努力要公平對待對手，這是很令人遺憾的。

一月十五日
今天早晨我收到一封緊急的邀請函，要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去參加在倫敦舉行的紀念伊曼紐爾．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erg）誕生兩百五十週年的會議。如果可能的話，我會非常樂於接受邀請。史威登堡的宗教性作品讓我體認到來自天堂的真理，提供我無數的助力，抗拒感官所受到的桎梏。但問題是，我那時將不會在英國，對於盲人所要做的工作是不能有間歇的，而冬天經常是最需要消耗體力的時候。促使「老師」和我在蘇格蘭度過一九三三年，是因為我們亟需長久的休息，而我又在冬天來這兒，是因為我看不出有其他方式可以完成一件極為困難和需要慎重處理的工作——重建我因「老師」的去世而受創嚴重的生命。
要讓那些擁有一切的人對一無所有的人感興趣，是很困難的事，所以需要不斷辛苦地工作，贏得看得見的人對於看不見的人的支持。有時我會像被嬰兒不斷使勁拉著裙裾的母親一樣發作反叛的精神，因為我不可能去見所有需要我同情的人，也不可能去長久傾聽無限空間的某一個角落中的教育性談話。個人的接觸確實有其神奇的力量，因為它會澄清像私密的氣氛一樣圍繞著我們每個人的那種成見迷霧。但是，當「義舉」大步前進時，這種抱怨的心情卻隨著其他陰影飛逝了。

稍後於西奇爾布利德。
波麗和我這個週末要去拜訪拉夫醫生和夫人，跟他們道別，然後啟程回美國。無論他們為我們做多少事，都不會足夠的。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渴望用一層層溫暖的深情保護我們，讓我們免於這個世界的磨難和傷害。
房子的名字取得好——「向陽」。無論拉夫醫生的心靈天空中的雲層多麼暗黑，他都轉向向陽的一邊。他那種令人愉快的勇氣激勵其他人在每種困境中發現機會。縱使他忠告波麗和我要注意歲月對我們身體的侵襲，他卻更加開展我的心靈，激起青春的充沛活力。

一月十六日於西奇爾布利德
波麗說，今晨的空氣充滿鳥兒的鳴囀，傳達早春的氣息。這兒的黃色茉莉花已經綻開，好像要勘查春天的行動，不久之後，風信子、黃水仙和鬱金香將在這兒出現，全都會得意地展現它們的美。
午後陽光中的「棕色古老大地的美好燦然微笑」，引誘我們全都開車到克萊德河旁兜風。雲層遮住亞倫島，所以波麗看不到島，但是，耕過的田野中安詳的棕色犁溝、跟隨著犁尋覓食物的海鷗，以及櫸木樹籬，看起來都有令人精神安穩的作用。我們的車子在溫斯灣開出來，然後我們走路到碼頭的終端，人們在夏日時從格拉斯哥和鄰近地區來這兒享受航行於峽灣之樂。克萊德河透露浪漫氣息——城市、船隻、兩岸的土地以及更遠處的荒山富於戲劇性，我很想航行整條河，有一天我將這樣做。河流就像森林，有其多樣的氣味和氣氛的變化，是我很容易閱讀的書……
拉夫醫生擁有約翰．根色（John Gunther）所著的《歐洲內幕》一書，波麗和我在其中發現關於希特勒、戈培爾和戈林的生動描述。較具冷酷敵意的人物無法在一個政府中融洽相處；對希特勒的恐懼以及彼此之間的恐懼，不足以讓他們結合在一起。拉夫醫生說，這是德國的一個希望，野心勃勃的意志之間的衝擊，遲早一定會把「第三帝國」送進地獄邊緣。
有一件事讓我每天都感到驚奇，那就是，德國這個國家竟然能夠如此可鄙地存活下去，像魚一樣沉迷於各種非人性行為，而自從人類發出歷史上第一次有記錄的受壓迫的喊叫聲以來，政治家和文明的人就一直在與非人性的行為搏鬥——大量的人因為犯了政治方面的罪而被斬首，其他現代國家並不會用死刑侍候政治方面的罪；四萬九千個人被送到集中營；以吹毛求疵的方式對藝術、戲劇、電影進行批評；除非符合納粹的觀點，否則書籍禁止出版；巴爾杜．馮．希拉奇（Baldur Von Shirach）宣稱，所有德國青年在靈與肉方面都屬阿道夫．希特勒，還有，「『希特勒青年』不是『教會』，『教會』不是『希特勒青年』。」然後是以瘋狂的速度推動大規模的準備戰爭的工作，而人民的食物以配給的方式提供，無法抗拒疾病或風雨的侵襲。
現在，這種侵害人類生命的累積已經顯然達到最高點。那位努力要在德國的一份報紙中保住自由主義的生命的《柏林日報》主編保羅．謝菲（Paul Scheffer）已經辭職。死亡和報復在等著任何對德國表現敵意或冷漠的人或住在國外的任何人，我在《國家報》中讀到湯瑪斯．曼（Thomas Mann）的兒子所寫的文章。他說，他住在瑞士的父親受到禁制，他的小說在德國再也買不到。甚至沙皇的俄國也不敢侮辱托爾斯泰，或禁止他的作品的銷售，而德國卻威脅一個為全世界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所讚賞的小說家。
在這篇文章中，傑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名字，也跟德國的獨裁政治所可能加以禁制的其他名字一起被提到，霍普特曼訪問美國而我被介紹給他時，德國正處於政治的激盪狀態中。我們在由世界旅行家、作家、新聞記者和電台廣播家佛拉吉爾．亨特（Frazier Hunt）的一個朋友於紐約所提供的午宴中見面。
霍普特曼先生坐在餐桌我的右手邊，我確實感到很榮幸。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講，而我的德語則因長久沒有使用而變得生疏了。但是，當霍普特曼先生聽到我說出歌德的名字（當時正在進行歌德百年紀念慶典），他很快就表現出友善的態度，並且手勢和引句也有助於闡明我們所傳達的意思。我引述歌德的作品《赫曼與桃樂絲》（Hermann und Dorohea）中的文句，他點頭，好像了解。我談到歌德的天才的普遍性：「他不僅是一個受到神啟的德國人，也是一個有遠見的世界公民。」
霍普特曼先生回答說，「歌德的安詳心靈遠非我們的軍國主義、猜疑和狂熱的國族主義的時代所能企及，這是一種悲劇，就像浮士德所說的，所有人的所有生命將在我的身體裡面接受試驗，而且」——他停了一下——「德國正在上演這齣大戲。所有的事物都正在其身體中接受試驗，到現在為止，結果是混沌不明。」
我覺察到他的模樣有點不自在，之後我知道他當時正努力想要知道德國選舉的結果，因此我並不感到驚奇。
第二天，希特勒掌權了，就像《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托菲勒。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