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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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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修訂版)》收入了作者從2002年以來有關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民族工作理論政策、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深入開展反分裂鬥爭，以及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反對宗教極端主義、堅持黨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等重大問題，發表的文章、所做的報告及答外國政要、記者問等。這些文稿緊密結合新時期黨的民族宗教工作中心任務，努力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深刻變化給予民族宗教問題的影響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提出解決某些社會熱點問題的思路和辦法，文風硬朗，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可操作性和可讀性。本書對於廣大讀者，尤其是從事民族宗教工作的幹部、研究人員和民族地區群眾瞭解我國民族宗教實際情況，認同我們黨有關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論、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具有重要價值。
作者簡介
朱維群，中共中央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正部長級)，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睿淵學堂工作委員會總顧問。作者長期從事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特別是深度參與了對達賴集團、“東突”勢力的鬥爭，具有馬克思主義民族宗教理論素養和運用黨的方針政策解決實際問題的經驗。作者近年有關民族宗教問題的一系列見解，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
目次
統一戰線工作要適應城市化進程（2002年8月21日）
《西藏視點叢書》再版序言(2006年6月)
“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變相獨立”也不行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上答記者問（2008年11月10日）
拉薩“3·14”事件再次暴露達賴集團的暴力本質
――在英國就拉薩“3·14”事件答BBC記者問(2008年11月14日)
我們辦任何事必須從中國自己的利益出發
――就涉藏問題答德國《焦點》雜誌記者問(2009年9月22日)
西藏的現在和未來是由全中國人民決定的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上答記者問（2010年2月3日）
美國應儘早甩掉達賴集團這個包袱
――會見美國兩黨代表團時的談話(2010年4月2日)
努力推動統一戰線工作的創新(2010年12月15日)
民族團結教育活動要結合新的實際（2011年4月28日）
西藏和平解放：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輝煌篇章
――答《中國西藏》雜誌記者問（2011年5月）
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
藏傳佛教要與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一起前進(2011年10月20日)
中國政府絕不會讓達賴分裂圖謀得逞
――在德國就達賴喇嘛轉世等問題答《法蘭克福報》記者問（2011年12月9日）
中國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利益
――在比利時同歐盟官員、學者、記者談達賴等問題（2011年12月12日）
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
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2012年2月13日）
《十四世達賴言行評析》序（2012年4月）
關於對達賴集團鬥爭問題（2012年5月）
以科學發展觀推動對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
改改我們的文風（2013年1月21日）
民族地區職業教育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6月）
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7月）
要更多關注“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2013年7月19日）
“我對新疆反分裂鬥爭充滿信心”
――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8月19日）
為什麼不問蒼生問鬼神？
――談保持共產黨人世界觀的純潔性（2013年9月16日）
中國不容分裂
――在比利時接受歐盟記者集體採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7日）
中國政府不會同達賴討論什麼“西藏問題”
――在瑞士接受《新蘇黎世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8日）
沒有國家尊嚴也就談不上個人人權
――在意大利同“自由社會”人權組織會見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
達賴集團是煽動製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禍首
――在意大利接受《快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
人民政協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
西方為何在涉藏涉疆問題上與中國過不去?（2014年2月19日）
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掛鉤
――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3月4日）
如果是現在，奧巴馬還會見達賴嗎？（2014年3月20日）
處理暴恐事件要從民族宗教問題中脫敏
――接受鳳凰網資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4月2日）
反對宗教極端主義要綜合施策（2014年5月27日）
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2014年6月）
關於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就業問題的幾點建議（2014年9月11日）
《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強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
“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2014年11月14日）
順應民族交融的大勢
――由歷史紀實文學《瞻對》引起的對話(2014年12月13日)
中華民族大廈不是空洞的懸浮體
――就某報特約評論員言論答鳳凰網記者問(2015年7月17日)
關注“絲路經濟帶”的民族宗教問題(2015年12月8日)
“活佛轉世”最高決定權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
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2015年12月25日）
達賴集團敗象畢現（2016年3月28日）
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2016年5月4日)
為什麼“宗教信徒入黨”行不通?(2016年6月21日)
無神論宣傳過頭了嗎?(2016年9月8日)
關於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的政策建議（2016年9月8日）
活佛培訓班沒什麼可指責的（2016年11月10日）
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工作重在交融（2016年12月15日）
不堅持無神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016年12月23日)
西方某些人應當走出慣性思維（2017年6月26日）
重視宗教文物保護堅持宗教中國化道路
――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7年7月24日）
把推廣普通話納入扶貧攻堅戰（2017年8月26日）
教育援藏援疆要長期做下去（2017年12月22日）
堅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宗教“中國化”的方向（2018年1月25日）
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察和認識重大現實問題（2018年2月26日）
印度有意與達賴拉開距離？（2018年3月16日）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實踐意義(2018年4月14日)
“中間道路”這齣戲快唱到頭了（2018年7月17日）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教育與宣傳要有緊迫感（2018年8月1日）
描黑中國僑務政策，用心何在?（2018年8月30日）
“搗鬼術”挽不回達賴集團失敗命運（2018年10月19日）
《西藏視點叢書》再版序言(2006年6月)
“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變相獨立”也不行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上答記者問（2008年11月10日）
拉薩“3·14”事件再次暴露達賴集團的暴力本質
――在英國就拉薩“3·14”事件答BBC記者問(2008年11月14日)
我們辦任何事必須從中國自己的利益出發
――就涉藏問題答德國《焦點》雜誌記者問(2009年9月22日)
西藏的現在和未來是由全中國人民決定的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發佈會上答記者問（2010年2月3日）
美國應儘早甩掉達賴集團這個包袱
――會見美國兩黨代表團時的談話(2010年4月2日)
努力推動統一戰線工作的創新(2010年12月15日)
民族團結教育活動要結合新的實際（2011年4月28日）
西藏和平解放：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輝煌篇章
――答《中國西藏》雜誌記者問（2011年5月）
西藏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
藏傳佛教要與我們的國家和人民一起前進(2011年10月20日)
中國政府絕不會讓達賴分裂圖謀得逞
――在德國就達賴喇嘛轉世等問題答《法蘭克福報》記者問（2011年12月9日）
中國有能力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利益
――在比利時同歐盟官員、學者、記者談達賴等問題（2011年12月12日）
共產黨員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
對當前民族領域問題的幾點思考（2012年2月13日）
《十四世達賴言行評析》序（2012年4月）
關於對達賴集團鬥爭問題（2012年5月）
以科學發展觀推動對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
改改我們的文風（2013年1月21日）
民族地區職業教育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6月）
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需要關注的幾個問題（2013年7月）
要更多關注“引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問題（2013年7月19日）
“我對新疆反分裂鬥爭充滿信心”
――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8月19日）
為什麼不問蒼生問鬼神？
――談保持共產黨人世界觀的純潔性（2013年9月16日）
中國不容分裂
――在比利時接受歐盟記者集體採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7日）
中國政府不會同達賴討論什麼“西藏問題”
――在瑞士接受《新蘇黎世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18日）
沒有國家尊嚴也就談不上個人人權
――在意大利同“自由社會”人權組織會見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
達賴集團是煽動製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禍首
――在意大利接受《快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3年10月22日）
人民政協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
西方為何在涉藏涉疆問題上與中國過不去?（2014年2月19日）
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掛鉤
――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3月4日）
如果是現在，奧巴馬還會見達賴嗎？（2014年3月20日）
處理暴恐事件要從民族宗教問題中脫敏
――接受鳳凰網資訊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4年4月2日）
反對宗教極端主義要綜合施策（2014年5月27日）
新形勢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堅持與探索（2014年6月）
關於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就業問題的幾點建議（2014年9月11日）
《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強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
“黨員不能信教”原則不可動搖（2014年11月14日）
順應民族交融的大勢
――由歷史紀實文學《瞻對》引起的對話(2014年12月13日)
中華民族大廈不是空洞的懸浮體
――就某報特約評論員言論答鳳凰網記者問(2015年7月17日)
關注“絲路經濟帶”的民族宗教問題(2015年12月8日)
“活佛轉世”最高決定權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
達賴與暴力恐怖主義的關係能撇清嗎？（2015年12月25日）
達賴集團敗象畢現（2016年3月28日）
旗幟鮮明地堅持和宣傳無神論(2016年5月4日)
為什麼“宗教信徒入黨”行不通?(2016年6月21日)
無神論宣傳過頭了嗎?(2016年9月8日)
關於加強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的政策建議（2016年9月8日）
活佛培訓班沒什麼可指責的（2016年11月10日）
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工作重在交融（2016年12月15日）
不堅持無神論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2016年12月23日)
西方某些人應當走出慣性思維（2017年6月26日）
重視宗教文物保護堅持宗教中國化道路
――接受中國網記者專訪時的談話（2017年7月24日）
把推廣普通話納入扶貧攻堅戰（2017年8月26日）
教育援藏援疆要長期做下去（2017年12月22日）
堅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宗教“中國化”的方向（2018年1月25日）
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察和認識重大現實問題（2018年2月26日）
印度有意與達賴拉開距離？（2018年3月16日）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實踐意義(2018年4月14日)
“中間道路”這齣戲快唱到頭了（2018年7月17日）
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教育與宣傳要有緊迫感（2018年8月1日）
描黑中國僑務政策，用心何在?（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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