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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鑒學(簡體書)
  • 通鑒學(簡體書)

  • ISBN13:9787559627933
  •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張煦侯
  • 裝訂/頁數:精裝/304頁
  • 規格:21cm*14.3cm (高/寬)
  • 版次:一版
  • 出版日:2019/06/01
  • 促銷優惠:新書優惠
人民幣定價:68元
定  價:NT$408元
優惠價: 79322
可得紅利積點:9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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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司馬光以十九年之久,合三四人之力,撰成巨著《資治通鑒》。其用力之勤、網羅之富、取捨之慎、敘事之明、議論之精,為後世所稱道,遂成一專門之“通鑒學”。

本書為近代“通鑒學”集大成之作。作者先上溯編年體史書之源,進述《通鑒》之編纂經過、助修諸人與編集程法,再論《通鑒》之史源、史學、書法,及其枝屬與後繼。最後,在全面總結《通鑒》得失的基礎上,提出編年史改造方案。作者既存舊學之根底,而無其偏狹迂執,又得新學之神髓,而未嘗苛求古人。全書述論精到,不拘囿固見,不強辟新說,多為史家持正之談。
張煦侯(1895—1968)

名震南,以字行,筆名張須,書齋名秋懷室、唐風廬,晚署井窗。江蘇淮陰人。一生專研文史,並從事教育工作,先後任教于淮陰第六師範、揚州第八中學、蘇北淮泗中學、上海徐匯中學、安徽師範學院等校。曾被選為蕪湖市政協委員和合肥市人大代表,並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出版《國史通略》《通志總序箋》《王家營志》《淮陰風土記》《秋懷室雜文》等著作。

辨章學術,溯源而析流,發溫公未抒之胸臆
卓識洞見,博深而切明,示後學治史之津梁

張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鑒學》成書於抗日戰爭期間艱難困頓之中,林居六載,風雨其晦,先生于《通鑒》獨有會心。該書自“編年體回溯”入手,對《資治通鑒》的史源、鑒別、宗旨、書法、枝屬、後繼以及得失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全書言簡意賅,論述精嚴,次第分殊,務求其信,堪稱研究《資治通鑒》的經典之作。
——鄧小南,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通鑒學》存舊經史學之精神,有新學術的理念,對編年體源流之梳理,對《通鑒》創新與史法的揭示,對司馬光在經世致用思想主導下纂著《通鑒》,存史事,析名分,重綱紀,棄褒貶而明史法,敘人事而忽天變,倡一統而輕正閏,究真相而詳考證,都有綿密之分疏與論列。其立場既不同于宋元理學之迂執,又不似今日學者那般以後世概念套古人作為,能在傳統禮法與道德的立場上,在傳統史書與文學書寫的技法上,揭示《通鑒》的特見與司馬光的學術勇氣。就此數端言,此書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和地位。
——陳尚君,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

推薦序
鄧小南

史學巨著《資治通鑒》,結構宏偉,取材豐贍,乃“天地一大文”。司馬光纂修之際,研精極慮,抉擿幽隱,左右採獲,錯綜銓次,將歷史研究引入史學編纂,開闢了編年體史書的新體例。其貢獻,其得失,值得深入體味研究。
張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鑒學》成書於抗日戰爭期間艱難困頓之中,林居六載,風雨其晦,先生于《通鑒》獨有會心。該書自“編年體回溯”入手,對《資治通鑒》的史源、鑒別、宗旨、書法、枝屬、後繼以及得失等方面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全書言簡意賅,論述精嚴,次第分殊,務求其信,堪稱研究《資治通鑒》的經典之作。
《通鑒學》一書,開明書店1948年首印,其修訂版經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重印後,迄今已逾三十六載。北京聯合出版公司重視學術,傾注心力,計劃整理再版張煦侯先生《通鑒學》,此舉必將惠及學林。特予強烈推薦。


出版說明

張煦侯先生所著《通鑒學》一書,初於194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發行(作者署名“張須”),此後臺灣、香港曾多次據以重印。1957年,作者計劃再版,修改了部分內容,並撰寫《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據作者修訂稿再版。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此次再版,即以1982年版為底本,並對全書又進行了一些整理改訂,包括:
一、本書每章之下原無分級標題,且部分段落過長,或有至兩千餘字而不分段者。今依文意添加標題、劃分段落,力圖使其眉目清晰、層次分明。
二、查核原典,為書中誤失添加編者注。
三、改正錯別字、異體字、筆誤、病句及標點不當處,使之符合現代出版規範。(此類徑改,不出注)
又本書引文,不知所據版本,且舊時學者引書多有省改,故與當下通行之本頗有異同。除明顯錯訛外,我們多仍其舊,不做改動,俾讀者識之。


自序

《資治通鑒》博大精深,嗣左氏而超荀、袁,其足為史家專門之學,無異辭矣。乃吾觀溫公表上是書,其言抑何儼恪祗畏,而無一毫稍自尊異之心也。 《史記》之作也,太史公以為孔子卒後五百歲乃有是書,又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鑒》無之,則謙於《史記》也。 《漢書》之成也,班掾自贊其書,有“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之語,彼雖約指十《志》之所包,自負頗亦不淺。《通鑒》無之,則謙於《漢書》也。乃至歐公《五代史》,其言亦複沾沾自喜,既已自擬《春秋》矣,又使門人作注以寄其筆削之傳;為例遠謝乎《史》《漢》,而抗心乃過乎馬、班。反觀溫公所以自道,不過曰“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而已;又懼好之者忽而不察也,則又坦然以自陳曰“其間抵牾,不敢自保”。其言卑謹,若將辟門以待後賢之糾其闕者,是非惟歐公無是言,蓋班亦無是言,馬亦無是言也。夫以不世出之巨編而㧑謙若此,是豈不足以深求其故乎!
曰:諸家之自尊異,是皆文人浮誇之余習,欲以自張其軍,而不顧議者之在後者也。文人侈于心,贍於辭,果於掇拾,而疏於考訂。馬、班、歐陽,雖自不可一概而相量,要其假史文以肆其揮寫也則同;特不似範《書》自序,直自鳴其矜賞之實而已。今夫曠百世而得一文豪,乃韞其匱而善其刀,不獲一試其才於可為之地,塗之人固知其不可也。既才與事能相值矣,乃曰:吾之為此,有所托也,將以通吾鬱結而舒吾情也。一人倡之,其言中於無數才士之心,則誰不欲操刀以試其利鈍乎!於是有托為本,而紀事為末,高者尚嚴部伍,下者徒工文辭。其於事也,亦但以多聞廣載為功,疏略抵牾,不如其舊。傳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今乃作法於誇而過自旌異,文士習之,其心亦但知作史之可以騁吾誇耳。而求其傳信,不亦難乎?
若司馬溫公者,其著書為良史之書,其用心尤非君子不能有也。何則?良史通而能密,君子之心,敬而多畏。史遷手創宏綱,可謂通矣;而書事或疏,若用吾言,才得良史之半。其汲汲自見於文辭者,票姚之氣,又足以勝其敬畏之心。史才不世出,而史德日益衰,後之作者,益不肯用其功力於求真傳信之途,宜也。于此而有溫公其人焉,見夫史籍猥多,懼士或厭煩而不觀也,則矍然自奮於編年。其為通也,匪獨自創義例,成一家言已也,即一事之書,一言之援引,而作者之閎識孤懷必寓焉。其為密也,又能于異聞叢互之中,汰其不可信者,而存其可信者以成定本。夫著書易事耳,而粹白為難。溫公外無驅迫,內無憤矜,獨本其利益學人之念,假帝王之力,官屬之賢,以大官而躬下士點校之勤,十九年中,固已遷、固所不能驕,族史所不能玩。進而察其言,則又平謹恭遜,欿然不足以自發其獨有千古之奇。噫!是人也,殆合良史與君子為一人。夫合良史君子為一人,則史之負人也常少,而其作《鑒》也,乃果足為天下平,是則溫公之所以詔萬世也。
若煦侯者,蓋嘗辟咡而受機仲改纂之書,牽于傅訓,不能卒誦;  《綱鑒》俗學,又亂之。三十教於鄉,始買得涑水本書,退則誦之。公書既巨,人所畏治,賴有文采梯接後生,灑然不知教之困也。性剛才拙,頗同道原;避地窖書,又類身之。林居六載,風雨其晦。沉吟放歌之外,獨於此書,若有會心。二賢已遙,徒歌無侶,聊以點治捫索所得,寫為七章,以《通鑒學》署其耑。
嗚呼!《通鑒》之學,溫公自辟之家學耳。先溫公而編年者,項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勝之矣。後溫公而編年者,短長相覆,差曰無咎無譽而已。若乃處丕變之運,而昧日新之功,雖日夕愛歎誦寫,而改造無聞。則是溫公不負後世,而後世負良史才者,乃重有負于溫公也。夫欲于今世求良史才,則誠不可以旦暮遇之矣。乃觀庠序承學之子,其真能愛歎誦寫,知《通鑒》之所以為《通鑒》者,複不可便得。公誠不自尊異,而後賢亦遂無尊異之者,是使先正之心思才力,長委榛莽,雖有改造者出,亦將見井堙木刊,而無複樵汲之可因。吾滋懼焉,所以《通鑒》之學,雖固知為公之陳跡,而終亦不能已於述也。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淮陰張煦侯

推薦序(鄧小南)
導讀:張煦侯及其《通鑒學》(陳尚君)
出版說明

再版自序
自 序
第一章
編年史之回溯
一、編年史之初貌
二、《春秋》之于史學
三、《左傳》之于史學

第二章
《通鑒》編集始末
一、溫公著書始末
二、助修之人物
三、編集之程法
四、書成之後事

第三章
《通鑒》之史料及其鑒別
一、《通鑒》之史料來源
(一)正史
(二) 編年
(三)別史
(四)雜史
(五)霸史
(六)傳記(碑碣附)
(七)奏議(別集附)
(八)地理
(九)小說
(十)諸子
二、《通鑒》之史料鑒別

第四章
《通鑒》史學一斑
一、《春秋》之意
二、《左傳》之法
三、儒家之宗旨
四、本朝之背景
五、著者之特見

第五章 
《通鑒》之書法
一、關於年者
二、關於人者
三、關於事者

第六章 
《通鑒》之枝屬與後繼
一、《通鑒》之枝屬
二、《通鑒》之後繼
(一)踵纂派
(二)注釋派
(三)訂補派
(四)論斷派

第七章 
《通鑒》之得失與編年史之改造
一、《通鑒》之得
二、《通鑒》之失
三、編年史之改造

張煦侯《通鑒學》重版附言(辛德勇)

第一章 編年史之回溯

《資治通鑒》之所以卓絕,由彼心思魄力,規摹意度,有其超掩前人之處。言乎體制,未為空前;尋其初貌,三古已具。非溫公資力之不足以言創作,乃由一種史體之肇,其勢常萌於不得不然。固不容遲至十一世紀之北宋,乃克有此種形式,出現于史部新著之中也。
今若於開端之始,不明《通鑒》之體本有所因,是非惟抹殺實際而已,其尤甚者,當有二失:其一,以《通鑒》為異軍突起之書。則當溫公之稿未屬,治平之詔未頒,編年一門,全如長夜;而自有史以來,逐步演進之跡之績,將悉在後生知聞論究之外。其二,以《通鑒》為舊法世傳之業。則是溫公此書,步趨軌轍,無一而非踵事前人;而《通鑒》之質之量,所以精微廣大,只立寡偶,亦將為後生所不及知。由後之說,是未知溫公;由前之說,是未知前史。要之其無當于史學則一也。
今所論次,雖以溫公為唯一指標,《通鑒》為唯一對象,而上下四旁之種種背景,足以產生此書,成就此書,皆宜在僅有材料之中,為之抉剔,加以檢討,庶幾因果易明,而讚頌為不徒然。此在前修之中,亦非無究論之者,然或理論有待補充,或事證有待增益。
蓋古來治史學史者,自唐之劉知幾《史通》一書而外,其於史籍源流與史家得失,能為深談,而目光不局於一隅者,尚不多見。《資治通鑒》成於北宋,不及納于劉氏銓衡之環中。後賢解題之書,源流得失,粗略而已。吾謂源流備見,則得失將益昭然。劉氏之巨眼,則既不易得而多見之矣。而治斯學者,意有所專,豈能自廢。此編所明者,涑水一家之書,而本章乃以初型發端,于史體見其源,即于溫公見其大。源流得失,相待以明,亦《史通》之旨也。

一、編年史之初貌
今試就古來史體衍進之跡象而推明之。蓋當黃帝之世,倉頡以史官而作文字,《世本》載之,後世史家無異辭。未有文字之前,先民活動之跡,存乎口耳,托於謳歌。有文字而後有簡冊,有簡冊而後有記注。故《孝經緯•援神契》曰:“三皇無文。”明書契之用,待五帝而始有。司馬遷作《史記》,書上古事,自黃帝始,非無故也。雖然,今《五帝本紀》所存黃帝史跡,大都掇拾傳聞,粗略已甚。其確實程度,去斷爛朝報尚複遠不能及。太史公博極群書,而《黃帝本紀》所據,乃舍《世本》《大戴禮記》外無他資料,抑曷故哉?曰:是未知夫古史之所記注,有異於後世史冊者在也。微論七十子後學所傳,若“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等雍容載筆之分工辦法,絕非上古樸略之世之所能具。而其時文字之用,亦複至為簡質。其史官之所措意者,曆算推步之學實為要端。有曆算而後有年代,有年代而後有譜諜。
譜諜之書,旁行斜上,凡帝王名諡,在位年歲,傳世享國修短,與其文物製作、征伐會盟之犖犖大事,散著其中,蓋一稀疏斷落之編年史也。太史公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 明五帝至殷,王朝之事皆可譜也。又曰:“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是知黃帝以降,固已各有系年之書。史遷所見,原具年數,徒以眾本不同,是以卒用《春秋》傳疑之義,略其年月,但為世表。史遷之弗論次,是史遷之慎也。而後世治古史者,欲借此眾本以稍知古文乖異之程度為何如,其間大事之借《諜記》以僅存者究為何等,舉不可得,是又史遷之過也。
或問: 《諜記》所存,世諡為重,安見必有大事附見其中?曰:定王五年河徙之事,《周譜》書之 ,以此例彼,何必不然?況《世本》為後來史官所輯,《大戴禮記》為七十子撰記之書,《諜記》縱簡略,固當視二書為可采。史遷所見眾本紀年之有差殊,蓋由古代曆法,有黃帝曆,有顓頊曆,其後三代亦各有曆,非若後世之較若劃一。又自倉頡以後,載筆者代有數家,其於前代系年,或循用焉,或追改焉,積久生差,遂至迷眩而不可辨。使溫公當之,撰一《考異》,可以折中。舉而棄之,不已過乎!
要之編年之書,與曆算實相表裡。黃帝迎日推策,僅為初步。下逮帝堯之時,測候精而推步詳,始知四仲中星,知一歲歲實,又知以閏月定四時,以視泰西古代天文之學,遠為勝之。故孔子序《書》,自帝堯始,其間年月,亦頗有存錄。《尚書》非編年之體,雖年月多闕,非必即為孔子所刪棄。若《諜記》至今猶存,自堯以後,則必更有粲然者矣。夫《尚書》與《諜記》同為古代王朝之官書,然《尚書》因孔子刪存而布於民間,其傳益顯;  《諜記》藏於故府,至漢猶存,徒以子長之表三代,以世而不以年,易世而降,終焉泯廢。以文字繁簡言,以史官記載之難易言,《諜記》之體,必先于《尚書》,實為我國古代編年史之初貌,以今思之,是重可惜矣!
編年史之面貌,存於五帝之世者,既不可睹;而史遷所見《諜記》,其內容與可信程度,又尚屬假定之談。則其可睹而可信者,究安在耶?曰:三代之世,有其僅存者焉——夏以後之《竹書紀年》也,殷墟之卜辭也,周之諸侯史記也。夏、殷、周皆有史官,夏、殷之史,其所掌者,譜諜曆算為重。何以知之?《呂氏春秋•先識覽》記夏桀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暴愈甚,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迷惑,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夫太史令與內史,皆史官也。圖謂譜諜,法謂曆算之書,皆史官所掌,國亡而史先去之。由其遞相付授,不以社稷而存亡,故魏史得記三代之年,而子長生當漢世,猶得親見曆譜諜之書焉。今以次究詳之。
《竹書紀年》者,藏于汲郡魏安釐王塚,發于西晉太康三年。其書起自夏、殷、周,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所記皆王朝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晉滅特記魏事,迄于魏哀王之二十年。杜預為《春秋經傳集解》作後序,備書其事,斷為魏國史記,又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晉書》束皙、荀勖等傳所載整理寫定之事甚悉。先秦編年之書,直接與世人相見者,《春秋》第一,而《紀年》次之。論其苞溯之遠,《春秋》猶不若《紀年》也。吾嘗推其傳付之跡,蓋夏、殷二代,諸侯無史 。王朝譜諜,因終古、向摯之抱籍先去而遞入于周。周之諸侯,惟魯公初封,嘗受祝、宗、卜、史,備物典策之賜,餘皆無之。自籍黶司晉之典籍,而辛有之二子,自周適晉為太史,共掌典籍,晉於是有董史 。晉亡而史入于魏,故魏之史官,得記晉事,又因辛有之仕晉,而得備記夫三代王朝之事。是知《竹書紀年》記夏以來,實有所承。一旦因汲人發塚,得出人間,文化界一大幸事也。雖然,《竹書》原本誠足貴,而斷爛之餘,束皙等以今隸寫之,則已不能無脫誤矣。尤可異者,晉寫本自魏迄唐,如酈道元之注《水經》,司馬貞之注《史記》,引用各數十條,而今世傳本,乃多與二家所引互異。又杜預稱《紀年》起夏、殷、周,而世傳本起黃帝。《晉書•束皙傳》謂夏年多殷,而世傳本則殷多於夏。故清儒崔述首疑其書,以為宋人書目,《竹書紀年》不見著錄,必因唐末五代之亂而失之,僅於前人所徵引存千百之一二;今之傳本,乃為妄人不自量度,採摘《水經》《索隱》所引之文,而取戰國邪說、漢人謬解、晉代偽書以附益之,作此二卷,以肆其欺 。崔氏之論,可謂巨眼。爾後朱右曾有《存真》之作,王國維有《輯校》之作,原書面目,始稍稍可識。然而通人恨其太寡,末學者仍不免為贗本所欺。良由晉寫本行世以來,傳習甚稀,不為學者所重 ,故不久泯絕,竟不能于前史有所補益,僅於故書雅記之中存徵引之跡於千百之十一而已 。
殷墟卜辭者,皆殷代龜甲、獸骨之刻文,以清光緒中出土,可識者不及千字。據上虞羅振玉所輯,凡卜辭一千一百六十九條,有關於祭祀者,關於漁獵者,關於風雨出入征伐若年歲者。其間社會組織、文化狀態、戰征之規模,乃至殷代先公先王之名字,皆略可考見。近代孫詒讓、王國維諸家,各著專篇,取證經史。最近學人,本新史見地,就僅存資料,以估定殷代社會者,亦有其書。誠重之也。古代史官,其職掌恒與卜祝相連,若天道,若鬼神,若災祥,若蔔筮,若夢,其占驗常見於左氏之書,是其明證 。故殷墟所得卜辭,其事雖殊,其文則史。古者國有守龜,靡事不蔔,則是積全殷之卜辭,可以成一極詳且備之殷史,無可疑也。所惜者,殷代年祀綿長,此一千一百餘條之卜辭,僅如太山之一粒微塵。又散亂之余,全無友紀;年月先後,莫可董理。故卜辭終是卜辭,而不可便與《紀年》之書同視。惟卜辭間系干支,可以想見殷之史體,必已詳記月日。又卜辭字句簡質,甚於《春秋》,逆計其時策書文體,必亦相去不遠。《諜記》既亡,《竹書》又偽,殷代編年之史,惟借此僅見之卜辭粗存面貌。且因卜辭之僅存,而益信殷代確已有其編年之史體。是則推論之可必者也。
周之諸侯史記者,《史記•三代世表》序曰:“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明諸侯之有史,始于周也。觀于傳世之周代金文銘辭,及《周書》中可信諸篇,乃至魯史之所藏,孔子適周之所觀,皆可以見周代史官書事之詳,遠勝夏、殷,王朝史實,於焉大備。雖然,今《史記•周本紀》所書王朝事蹟,遠不若其列國世家之周浹賅備,則以周史已亡,而《春秋》獨存也。其本紀中所存周事,猶有年月可見者,則以周史雖亡,其大事頗因《春秋》之存而倖存也。《春秋》為諸侯史記之一,他國亦有史,非魯國之所獨有,故今之所標,不曰《春秋》,而曰諸侯史記也。請備論之。周代建官,史職最備。辛甲、史佚皆周初史官之著者。載籍所傳,自《周易》《周禮》《周書》《周頌》而外,又旁溢而為《周諺》   《周志》 《周語》   《周說》 。繁侈若斯,則編年史自所必有。然而其事多佚,其體無聞者,則以敬王之季,王室有亂,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逆計是時冊府舊藏,乍經波蕩,必已殘缺而不完。第《史記》謂孔子適周,論史記舊聞 ,疏家又有使子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說 。則周之史書,與列國策書之上于王朝,掌於外史者,度尚未盡歸泯絕。及夫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雖以多藏人家而複見,史記終以獨藏周室而廢滅 。於是周史亡,而夏、商以來繩繩勿絕之史亦亡。此乃三代文獻一大公案,司馬子長惜哉之歎所為作也。其史事之不盡佚,史體之不盡無考者,則以孔子宣佈六經於民間。《尚書》《春秋》,傳習在人;文、武之道,得勿廢墜。於是周之史事,借《尚書》《春秋》而存其十一;周史編年之體,亦借《春秋》而略可考見其面貌。後世劉知幾著《史通》,考論前史,首挈二家 ,固見史統之尊,亦可以見孔子之功實在萬世。何者?秦政酷烈,李斯逢惡,凡史官非《秦記》皆燒。味此一語,正不知多少寶書,燼於一旦。微孔子,則並此四代記言之書,與二百四十二年之魯史,亦將無焚餘之可存矣。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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