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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叫一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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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王丹 推薦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

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

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謝三泰


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

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抗爭照片,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這樣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王丹
謝三泰,澎湖人。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勁報。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
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
曾出版「勞動尊嚴」、「我的志願」、「舞蹈空間」、「走拍台灣」等攝影集。
曾展出「勞動尊嚴」勞工肖像攝影展、「我的志願」身障朋友圓夢肖象展、「身展台」身障藝人肖像攝影展、「點•台灣」社區再造等攝影個展,以及「唐氏症家屬照相簿」、「紅樹林生態之旅」、「港都勞工群像」等專題聯展。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  ⊙朱建陵

 對於「六四」運動,中國官方對它的稱謂變來變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過世、「六四」運動開始,在初起只第11天(4月26日),中國就透過官報「人民日報」的社論定調說,這是一場「動亂」。但後來,在應對國際媒體時,為了淡化「動亂」隱含的血腥氣味,對於那場運動,中國官方一度輕描淡寫地說:「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

 中國官員謹小慎微,將「動亂」改成「風波」,這麼大的事,絕不能毫無所本、自己亂編,它的來源,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講話。

 在「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6月9日在北京接見戒嚴部隊時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所謂「國際大氣候」,1989年前後,確實是蘇聯、東歐整個共黨集團分崩離析的主要時期,在北京爆發「六四」的同時,當時屬於共黨集團的波蘭,其反對派組織「團結工聯」勢力正節節上升。北京「六四」之後5個月,柏林圍牆倒塌。「六四」之後2年,蘇聯就垮台了。

 所謂「中國自己的小氣候」,包含胡耀邦主政期間推動的溫和開放措施,中國民間社會瀰漫著從來沒有過的自由化氛圍,以至胡耀邦在1987年因一場規模不大的抗議活動而被鄧小平等老人拉下台之後,大陸知識界及校園都對胡耀邦充滿同情,相對的,對鄧小平則隱含不滿。此外,取代胡耀邦上台的趙紫陽,在推動經濟改革時遭遇挫折,造成物價波動、社會不安。

 根據中國官方說法,這場風波起源於4月15日胡耀邦過逝之後,極少數人以「悼念胡耀邦」為藉口,用大、小字報對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詆毀,並蠱惑一些群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煽動學生罷課、遊行、靜坐。

 第二階段,是4月22日的胡耀邦追悼會。會後,又是「極少數人」串聯、組織,鼓動學生罷課,要求為胡耀邦翻案。與此同時,長沙、西安等地也出現打砸搶燒的暴動騷亂事件。

 第三階段,是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受此社論影響,從4月27日到5月4日(五四運動70週年)中間,北京和一些城市出現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

 第四階段是學生絕食。5月13日起,動亂規模升級,先後有3千多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歷時7天。受此影響,從5月15日起,上街遊行、聲援、募捐的群眾日益增加,發展到幾十萬人,全中國各地還有20萬名學生進入北京聲援。

 與此同時,全中國各大城市乃至省會城市,遊行的人數也在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線了遊行。中國官方記載:「局勢異常嚴峻」。

 第五階段是中國宣布戒嚴。5月19日當天晚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從5月20日早上10點開始戒嚴。所謂戒嚴,就是調入軍隊維持社會秩序,但奉命進入北京執行任務的軍隊,在各個主要路口受到阻攔。

 中國官方記載說,與此同時,動亂的策畫者繼續占領天安門廣場,蓄意挑起事端,終於使「動亂」在北京地區發展成為一場「反革命暴亂」。據指出,北京一些人非法設置路障,圍攻、毆打、綁架軍隊士兵,打死打傷多人,砸軍車,搶奪武器和彈藥,衝擊中國國家機關。

 於是進入最終階段:軍隊清場。6月4日清晨,戒嚴部對強行開進天安門廣場,平息了這場暴亂,廣場上的學生和其他人同時撤走,北京的局勢很快穩定下來,其他城市也很快就恢復正常秩序。

 但根據非官方記載,中國官方因應這場風波的態度,並不是始終如一,而是在強硬表態與柔軟對話中間反反覆覆。其次,參與「六四」的學生,也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對抗到底的決心,甚至有一些好玩、遊戲的心態。

 整場運動的第一次遊行是在4月17日,當時有約600名中國政法大學的老師和學生集體走向天安門廣場,以對胡耀邦表示哀悼。得到消息之後,北京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在當晚走向天安門廣場。根據之後的訪談紀錄,許多參與者抱著好玩的心態,很輕鬆地參與了這場遊行。

 學生心態轉入「悲憤」,是4月20日的新華門事件開始。4月17日之後,原本散布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抗議活動,逐漸轉向廣場西側、長安街上的中南海所在,學生在中南海的大門口-新華門前喊口號、批評中國領導人,並要求對話,到了20日清晨,終於發生警察與學生間的衝突事件。這一事件,在學生口耳相傳中被以「新華門慘案」定位,學生的情緒開始進入抗爭狀態。

 在新華門事件之後,人民日報「4.26社論」是第二個衝突點,許多學生覺得他們的愛國情操受到侮辱,聚集商討對策,於是出現中共建政以來場面最大、歷時14小時的群眾遊行,20萬名學生參與,上百萬北京民眾在路上夾道吶喊助陣。

 對此,才透過「4.26社論」發表強硬立場的中國官方,在27日中午,當時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表達了政府想和學生對話的態度。從4月29日開始,中國政府和學生進行了好幾次對話,而中國政府方面的讓步態度,在5月4日達到了頂點。當天,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會見亞銀代表時說,學生「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趙紫陽並要求主管媒體的幹部「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

 六四運動從4月15日開始,到6月4日軍隊鎮壓為止,共計50天,中間最重要的轉折點,確如中國官方記載,是5月13日開始的絕食行動,促使「動亂規模升級」,但其原因,並不是學生絕食行動的本身,而是時任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到訪(5月15至18日)期間,鄧小平與趙紫陽關係的決裂。

 學運領袖決定採取絕食手段,一方面是4月27日大遊行之後,學運領袖發現,中國政府關於對話始終缺乏真正誠意,而久拖不決的結果,是學生對參與運動的熱情迅速減弱,所以學運領袖決定趁戈巴契夫到訪、必須在天安門廣場迎賓的機會,透過5月13日開始的絕食行動占領天安門廣場,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之後兩天,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教委主任李鐵映奉命和學生對話,但不歡而散,最終,北京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被迫改在機場舉行。

 關鍵的轉捩點,是趙紫陽對戈巴契夫的講話內容。趙在5月16日下午會見戈巴契夫,他對戈巴契夫的講話,透過中央電視台對全中國播出。趙紫陽當時透露:「從1978年黨的11屆3中全會以來,鄧小平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

 這段講話內容,關於鄧小平是中國真正的最高領導人,原本是「公開的秘密」,但惹怒了鄧小平。在後來的談話紀錄中,趙紫陽說:「鄧對我5月4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恐怕不只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在趙紫陽、戈巴契夫講話傳出之後,5月17日下午,天安門廣場傳出鄧小平已經辭職的消息,一片歡呼,一些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模擬鄧小平的畫像,放鞭炮慶祝勝利。但當天下午4時,鄧小平就在他家中召開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並首度提出戒嚴主張。

 既然戒嚴主張提出,並預定自5月20日開始,趙紫陽自然知道大勢已去,所以在19日凌晨4時許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他第一句話就說:「同學們,我們來得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為整場運動的急轉直下埋下了伏筆。

 在趙紫陽廣場講話後不久,鄧小平又在家中找主要幹部開會,他說:「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和趙紫陽。」至此,大局已經基本抵定,六四將以軍隊介入告終,趙紫陽及其同僚,將遭到整肅下台。

 台灣對「六四」的關注,從5月間的亞銀年會開始,當時台灣財政部長郭婉容率領12人代表團與會,一開始的新聞焦點,是大會演奏中國國歌時,台灣與會代表應如何自處的問題。之後,台灣媒體焦點才逐漸轉向會場之外的中國學生運動。

 與此同時,戈巴契夫的到訪,則吸引眾多國際傳媒到北京採訪,嗅覺敏銳的國際媒體記者也發現,在高層會晤之外的學生運動,才是真正的新聞焦點,並為「六四」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

吼叫一九八九:以記憶抵抗遺忘  ⊙王丹

三十年前,先是幾千青年學生,然後是幾萬知識份子,最後是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民,陸陸續續走上了北京的街頭,目的地是中國的政治核心地帶:天安門廣場。他們帶著忐忑的心情,懷抱某種失去很久的理想,因為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未來,而試圖用熱情改變一個政權。炎熱天氣下的汗水,激動到無以言表的心情,隱隱存在的不安,還有因為當下的勝利帶來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改變國家的命運的那種興奮,這些,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這些情緒,因為時間久遠,很多人都忘記了。即使是當年曾經沈浸在這種情緒中的參與者們,也都無從追憶了。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而最終,我們看到了他的反抗成就,這,就是這本關於三十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民族歷史的影像紀錄。他用大量的照片,留住了無數的瞬間。這些瞬間看似微小,但是因為真實而意義重大,當年的那場巨變,其實,都是這些微小的鏡頭中的活動,一點一滴地堆積出來的。

三十年了,關於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和那場慘烈的屠殺,有太多文字的東西。我沒有懷疑書寫者的誠意,但是我質疑文字的能力。文字本身就很容易產生歧異,不管作者多麼注意維持事情原本的樣子,但是經過文字的表述,難免都會有一些與事實的偏移,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可是照片會說話,照片最誠實,照片即使是有選擇地拍攝出來的,也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真實。而關於三十年前的那場運動,沒有什麼比真實更最重要的紀念方式了。

我要謝謝三泰兄願意在三十週年的時候出版這本攝影集,更要謝謝允晨出版社和志峰兄選擇記憶和歷史作為出版的主題。當我們都認為那已經是發生在三十年前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實在需要太多的視覺和思想的衝擊來提醒人們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什麼是真正過去的事情,所有表面上已經是歷史的事情,都跟今天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國共內戰的結果,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是九十年代以後瘋狂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更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民主運動以及悲壯結局的結果。

我知道很多台灣的讀者會覺得,這麼一件對岸國家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到底跟我們的今天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知道和記住這些?對這樣的質問我完全理解,但是完全不能認同。要知道,今天的台灣,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國。台灣不能像鴕鳥一樣,假裝對岸的中國不存在;更何況,掌控對岸的中國政黨——中共——每天都是計算著台灣如何成為延續他們統治的工具,而且不會為了因此而付出的代價皺一下眉頭。此時此刻,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認識中國,對於台灣的未來,是如此的重要;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一九八九年說起。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和北京的事情,對於台灣的意義。

更寬廣一點來說,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都是全球華人社會的一部分。Chinese這個英文單詞,沒有國族,國家,歷史和現實的區隔,可以用來作為定義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當知道,有些歷史,儘管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是我們應當共同擁有和共同分享的,因為這些歷史,會形塑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有重疊的影子,這是情緒和意願所無法擺脫的。在Chinese的概念下,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有一天,我們必須找到可以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的基礎。在我看來,這個基礎,就是類似的歷史。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你可以去找找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的抗爭照片,你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其實,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而且,幾乎一模一樣。這樣的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

回到這本攝影集本身,我最後還有的一點感謝就是,在其中,我看到了幾張自己的圖像。經過兩次坐牢,兩次抄家,以及後來的流亡,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當年的影像紀錄,而上天知道,這些對我是多麼重要。多年以前,三泰兄發給我當年在廣場上的照片,免費授予我版權,讓我未來可以使用。這些照片,也都在這本書中。我要再次謝謝作者和出版社,他們讓這本歷史的紀錄,也成為我個人的紀錄。不管多少年過去,我仍然可以真實地觸摸到當年的自己,沒有什麼,比這個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了。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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