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放聲集第四輯

本書為＜放聲集＞的第四輯，專寫台灣的民權與人權問題。作者以其冷靜的分析、精闢的見解，援引古今，仗義執言，發為讜論，洵為知識分子的極致表現。

一九七○年代是一個動盪的年代，不論是大陸文革的療傷止痛，以及台灣的革新保台、老蔣逝世與高雄事件，都是影響極為深遠的政壇大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這本書能使更多的人瞭解今日台灣的民主自由確為來之不易，是大家經過打拼才能開花結果的，更希望藉此對兩岸民主進程有所參考。

阮大仁 臺灣大學數學系畢業，美國聖母大學數學博士。業餘擅於書法創作，曾私淑于右任。並研究正史、兼通野史，人稱「二史堂主人」。

傅應川 浙江象山人，退役中將。曾任國防部助理次長、史編局局長；軍史學會副理事長，戰略學會常務理事。長於軍史研究，並以抗戰史著述為豐。

張鑄勳 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曾任花東防衛司令部中將司令、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副教授等職。

周珞 成功大學土木系畢業，一九七五年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留學，一九七八年赴舊金山就業，二○一○年退休後從事歷史硏究，曾參與重探抗戰史寫作。

 

國在批准此等要求時，並未判斷到幾個月後就需要其回師救援東戰場，這個責任是應由我方擔負的。更有進者，史迪威以其主持北緬戰事者之立場，在英軍撤出其右翼兵團之後，要求我遠征軍入緬以加強其左翼，……站在兵學的立場，這個要求是合乎情理的。史迪威在兵學上所犯的錯誤，不在他要求遠征軍入緬，而是在緬甸雨季即將來臨，……仍然堅持中央兵團對孟拱河谷之攻擊，未予撤回印度。」亦可見對於問題有其個人獨到的見解，顯示其歷史研究之史識與史才。
三位共同作者，除周珞先生素昧平生外，傅應川與張鑄勳兩位將軍與筆者相識多年，傅將軍曾任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對於國軍史政工作的維護與推廣用力至深；張將軍曾任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近年來對於蔣中正抗日戰爭的全程構想與戰略指導，以及淞滬會戰對於日軍作戰線改變的研究，頗受史學界重視。兩位為國內少數軍事將領出身的軍事史研究者，為筆者在軍事史方面長期請益的對象，亦有幸與兩位同為中華軍史學會理事。
周珞先生與阮大仁先生同樣為歷史業餘研究者，應大仁先生之邀，撰寫〈一號作戰概論〉與〈滇緬遠征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兩文，從大歷史的角度，探討日軍「一號作戰」的經過歷程，與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作戰的經過，對於問題的分析，有其個人的見解。傅應川將軍之〈一場非戰之時、非戰之地的戰役─日軍一號作戰〉，由軍事史的角度對於日軍「一號作戰」之作戰目的、作戰計畫、作戰過程，以及國軍的因應、檢討等，進行翔實的分析。大仁先生說明書中關於日軍「一號作戰」研究，三位作者的分工規畫：周珞先生記述各戰役的經過，傅應川將軍以軍事學的角度分析中日雙方在戰略與戰術上之成敗得失，自己則是在作難題解答，試著去評析各參戰國的史家們至今終未有公議的爭論，並分析中方大敗之成因。亦即周、傅兩位進行的「一號作戰」的總體分析，大仁先生進行的是個體討論。惟在總體分析中，亦可看出周、傅兩位對於同一主題在見解上的異同，此亦為大仁先生所謂「異中求同」「四家爭鳴」。
張鑄勳將軍為本書所撰寫〈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的考證：兼論國軍第一一三團替英軍解圍〉，主旨在由作戰實務的觀點，析論作為仁安羌作戰主要資料依據之「仁安羌戰鬥詳報」，記事多有不符合史實之處，並藉以說明仁安羌戰場的指揮關係，由英軍第一軍團長史林姆（William J. Slim）為最高指揮官，指揮國軍第一一三團及美緬第一師，因此第一一三團長劉放吾是受史林姆指揮，負責實際作戰；新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為在史林姆授權下督導第一一三團執行任務，並非指揮作戰。唯此說與周珞先生於〈滇緬遠征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中所稱：「外界一直在爭論，仁安羌戰鬥究竟是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還是孫立人師長打的？我參考多方面資料，可以說是孫指揮策畫下，劉團長率一一三團將士用命，在第七裝甲旅砲兵及輕戰車火力支援下，共同取得的一次成就」，似乎有所出入。然此實為本書特色之一，如大仁先生所說即使對日抗戰結束了七十餘年，仍有許多爭議性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本書的作者對這些問題提出各自的看法，謹供大家參考，即使在作者們之間，對有些問題有時也無法取得共同的見解，本書既然是私家之著作，並非在寫正史，因此採取了眾說並存的態度，為將來修正史者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
抗戰勝利至今已經七十四年，國防部史政局編修的《抗日戰史》一百冊，出版也已經超過五十年，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新資料的出現，對於戰爭本身，以及戰爭所衍生的若干問題，實際上有待更細緻的研究與討論。阮大仁先生所主持撰寫的這本《一號作戰暨戰後東亞局勢的影響》應該是一個開端，希望大仁先生日後能再以其史識、史才，對於抗戰中期的若干關鍵性戰役進行析論，同時能藉以啟發後繼者對於軍事史之研究。
劉維開ˉˉ
中華民國一〇八年五月

王　序 王文燮 1
楊　序──研究歷史，尤應注重總結負面經驗 楊天石 5
陳　序 陳紅民 11
劉　序 劉維開 15
《放聲集》總序 阮大仁 21
自　序──集腋成裘，異中求同與四家爭鳴的這本書 阮大仁 27
一號作戰對戰後東亞大局之影響 阮大仁 1
第一編　一號作戰與緬戰之研究
一場非戰之時、非戰之地的戰役──日軍一號作戰 傅應川 11
一號作戰概論 周　珞 63
滇緬遠征軍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 周　珞 123
中國遠征軍「仁安羌戰鬥詳報」的考證：兼論國軍第一一三團替英軍解圍 張鑄勳 165
小談衢州會戰之起因──兼述《蔣中正日記》中的相關記載 阮大仁 211
一號作戰我軍敗績原因之研究 阮大仁 219
一號作戰華軍戰略錯誤之分析（上）──「反攻宜昌」之為胎死腹中 阮大仁 371
一號作戰華軍戰略錯誤之分析（下）──「反攻宜昌」計畫對一號作戰華軍潰敗之影響 阮大仁 381
一號作戰──評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及《美軍戰史》 阮大仁 391
方先覺曾否降日之研究 阮大仁 429
第二編　東亞局勢之回顧、展望與建議
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各國暗鬥 阮大仁 487
中美俄日在東南亞的矛盾與角逐──一九七○年代的「新課題」 阮大仁 547
鑑往與思來──今後東亞局勢的觀察 阮大仁 567
中主南進與日主北進構想之芻議 阮大仁 597
跋：追憶三位對我研讀戰史大有幫助的前輩──兼談拙作〈哀孤軍〉長詩 阮大仁 603

自　序
──集腋成裘，異中求同與四家爭鳴的這本書
阮大仁
本書是《放聲集》的第四本書，與前三本最大的不同處，是在本書有關於一號作戰的部分是由多人共同合作而寫的，並不只是我個人的作品。在此我先要謝謝《放聲集》的主編陳仕華教授，以及本書共同作者，即傅應川將軍、張鑄勳將軍以及周珞兄，承他們三位答應把本書列為《放聲集》的第四本。張將軍，為本書撰寫了有關第一次緬戰中，仁安羌之役的首功誰屬之討論。此役發生於第一次緬戰之中，與第二次緬戰及一號作戰無關，之所以列入於本書，是因為這先後兩次緬戰，華軍的孫立人將軍都曾參預的原故。戰史學界有兩種主張，分別把首功歸之於孫立人師長或劉放吾團長。在本書中，周珞先生採用孫說，而張將軍則採用劉說，此因迄無定論，故兩說並存，希望讀者在閱讀後，自行予以認定，此是仁智互見之事也。
有關本書各篇各章的介紹，每位作者或有引言，在此不必予以重複說明，因此我現在要解釋的是下列幾點。
一、八年抗戰可分三期，戰史學界一般將之分期如下：
1.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七七事變起，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會戰結束為止，作為第一期。
2.從武漢會戰結束起，到一九四四年四月開始的豫中會戰為止，作為第二期。
3.從豫中會戰起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為止，作為第三期。
二、《放聲集》的第三本書即《蔣中正日記中的抗戰初始》，其內容所包括的時間起自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到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近衛聲明」為止，其內容之重心在研究：
1.八年抗戰是怎麼樣開打的？
2.中勝日敗的原因何在？
三、本書所包含的是在第三期抗戰，起自一九四四年四月的豫中會戰，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日軍一度進入貴州獨山為止。在國軍戰史中，此可分為三個會戰，即豫中會戰、長衡會戰，及桂林、柳州作戰。在日軍戰史中，加上了另外一個會戰，即我軍戰史中稱為的湘贛邊區作戰，通稱為「一號作戰」。
湘贛邊區作戰，是日軍追擊國軍第九戰區薛岳所部，並同時攻取陳納德十四航空隊在該地區的江西汝城機場，因而產生的，是屬於日方為了擴大戰果而產生的一個次要作戰。因之在本書中，吾人不多予研究及討論之也。
細心的讀者會想到為什麼《放聲集》不去研究及討論那段長達五年半的第二期抗戰？我的說明如下：
1.私人修史有可以寫，可以不寫之處。《放聲集》並不是在研究整個八年抗戰史，而是選擇了作者（們）有興趣研究的題材。
2.有關第二期抗戰中的各個會戰，中日雙方許多解讀及分析並不相同，當時已成為長期持久的戰鬥，每一個作戰的勝負都無關於整個戰爭全局的決定，都是局部的有限目標之戰鬥。在當時，中方所自認為的許多「大捷」，在戰後去查閱日方的文件時，史家才發現日方並沒有要攻取這些地區的作戰計畫。在當時中方對此點並不了解，更且因為軍事上、宣傳上、政治上的鼓舞人心，中方既然守住了城市，擋住了日方的進攻，使得日方主動撤軍，那麼中方在當時自稱為「大捷」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吾人治史自當回歸事實真象，不能以交戰各國任何一方面在戰爭中的宣傳為史實也。
3.爭功諉過，人情之常，西方軍史界有一句名言說：「勝利者有許多名字，失敗者只有一個名字。」就是打了勝仗，搶功者多，打了敗仗，最高指揮官自當負責。中國的戰史中就有一個故事：東漢光武帝時的大樹將軍馮異，他就是在勝後論功時，每每站在大樹之下，一言不發，任由其他的將領去爭先在劉秀面前自誇功勞，不過古今中外能像馮異這樣的將領還真是不多。因之在寫作戰史時，我們也不能只倚靠戰後各位參戰的重要將領之回憶錄，必須還原事實也。
4.八年抗戰中，中國軍隊不論國共，都是敗多勝少，日本人的戰史學者自認：在八年抗戰中，中國境內確實為中方打敗的戰役只有一個，此即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日本投降前夕所發生的芷江作戰，日方認為其戰敗之原因是在中方派出了廖耀湘的駐印新軍參戰。
當時因為戰場情況緊急，盟國乃用空運把駐在印度的廖軍從印度運到芷江基地。因為起降都有美國空軍的幫助，所以廖軍的重裝備也能完整地運到芷江。日軍認為廖軍是在印度受美軍訓練的中國新軍，加上美軍編制的械備，所以才能打敗日軍。
吾人論史當然不必只看日軍的記載與看法，但是也不能完全不顧。因此在第二期抗戰各個會戰的討論，我們必須參考中日雙方的史料與看法，才能去做出一個比較客觀公正與兼顧中日雙方觀點的評論。作者本人不懂日文，因此也難以去做研究，所以在《放聲集》中，作者乃暫時略去整個第二期抗戰而不予討論。
這並不是說第二期抗戰，這五、六年中的戰事不重要，而是作者因為能力不足，乃暫時先予以省略也。
5.在三、四十年前，作者開始研究抗戰史時，我的導師李則芬中將對我做了下列的提示。
不論中日雙方，治史者都不可以只由當時各方公開的文件與資料去做研判，而必須去查閱各方沒有公開的史料，尤其是戰役之後其內部之檢討。今以一九四○年中方所自稱的「崑崙關大捷」為例。
此是日方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為了切斷滇越鐵路，以阻絕中國對外之通路去圍困及迫降中國，所發動的一個戰爭。當時中國對外的通道，海路已全被封鎖，而在陸地上只剩下三條，此即：
(1)在西南地區對外的鐵路及公路：
a.滇越鐵路。
b.自中國的雲南省，經由滇緬公路去接上緬甸境內之鐵路。
(2)在西北地區對俄國之通路。
在第一期抗戰結束，即一九三八年十月的武漢會戰之後，中日之戰已轉為持久戰。此即日方攻不進中方以四川為基地之退無可退之國防線，而中方也無力反攻去光復平原地區。
此時即已進入第二期抗戰，在此長達五年多之時期，在中國戰區內均為日攻華守，而日方攻勢之主要戰略構想，是有兩個重點，即為：
(1)封鎖中國之對外通路，以圍困及迫降中國。
(2)日方之軍事中心為武漢，故其攻勢乃是沿著武漢之周邊地區，其目的為二，此即：
a.以攻止攻，破壞中方之糧食收成，以防阻中方集結兵力去反攻武漢。
可是與中國古代之戰史不同之處，是日軍並無意願去搶奪中方之糧食，以為己用。日方只是要去破壞中方之收成，使之不能聚集糧草，因此日方之攻勢，並不限於在秋收之後也。
b.訓練日方之新兵，以備將來轉用於其他地區。
中方亦明瞭於此，並且因為日方之進攻，只是在破壞中方之收成，而不是掠奪已收成之糧食為其所用。日方既非就地取糧，其軍糧只能自備，以日方的運補能力，其持續作戰時間有限，因此中方之對策有二種：
(1)若非必須防守之地區，則退兵以老其師，待其糧盡自動退兵而予光復失地，恢復戰前之狀態。
(2)若是必守之地，則採退卻防禦，以重兵駐守該地，待日軍攻至城下，則事先退守側翼之華軍乃予反攻出擊，以切斷其補給線及退路。在二期抗戰中的三次長沙會戰中，第九戰區薛岳所部所使用的「天爐戰法」，即為如此，因而締造了中方自稱的三次長沙「大捷」。
從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到一九四○年十一月的「桂南作戰」，即是第二種之作戰。當時日方進攻之目的，在切斷滇越鐵路。此鐵路連接中國之西南地區與北越，以河內為出海口，以與外界聯絡。在一九三九年北越是法國之殖民地，當時歐戰尚未發生，因此日方只能進攻中國廣西省之南方地區，以求切斷此路在中國境內之一端。
下述的桂南會戰之作戰經過，是由本書共同作者的周珞兄所提供，先在此致謝。
(1)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第五師團（今村均）以及臺灣混成旅團登陸中國廣西省之欽州灣。十一月二十四日進占南寧。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二日攻占八塘與崑崙關。
(2)此後，日軍派駐一個大隊留守崑崙關，其餘退回南寧。
(3)國軍在十二月十七日反攻崑崙關，軍長杜聿明使用了榮譽第一師及第二十二師、裝甲兵團（指揮官邱清泉）以及戰防砲第十團。此時國軍使用的是俄援之輕戰車，裝備強過日軍。
仁按：日方之第五師團為其主力師團之一，從東北、華北到華東皆曾參戰，其原任師團長坂垣征四郎在一九三八年的台兒莊之役後升任陸相，在戰後以大將身分之甲級戰犯而問吊。
(4)十二月三十一日華軍反攻崑崙關成功，日軍第二十一旅團長中村政雄少將戰死。
此即華軍戰史中所宣稱的「崑崙關大捷」，其實此役只是桂南會戰中的一個作戰。
中方戰史往往把一個會戰中的某一次作戰，單獨挑選出來，作為一場會戰，這是不對的。例如在太原會戰中的「平型關大捷」，此是共軍林彪師消滅了一個日軍的補給大隊。又如「台兒莊大捷」，此是「徐州會戰」中的序戰，是華軍孫連仲集團軍之池峯城師殲滅了日方一個主力師團─第六師團磯谷廉介所部。這是一場「遭遇戰」，即中日雙方在向徐州集結時，不期而遇，在台兒莊給碰上了。
仁按：此第六師團在被打敗之前的幾個月之前，曾在當時的師團長谷壽夫之指揮下，參預了南京大屠殺。戰後，谷壽夫被中國之南京軍事法庭以乙級戰犯身分處死刑。
也就是說，「平型關大捷」、「台兒莊大捷」及「崑崙關大捷」，都是一場大會戰中間的一個戰爭。這三大捷的主體會戰，即在「太原會戰」、「徐州會戰」及「桂南作戰」中，華軍都是被日軍打敗了的，此即三次中的華軍（包括國軍與共軍在內），都是先勝後敗的了。平型關之役的規模太小，日方所損失的只是一個補給大隊之老弱殘兵，當時在場的日方之作戰兵員極為有限，如此規模之戰鬥在戰史中通常可以不計。至於台兒莊及崑崙關這兩次作戰，日方之參戰者皆為精英部隊，戰力甚強，而且雙方打的皆為硬仗，華軍之獲勝實為不易也。可是從軍事史來說，這三仗都不能被單獨列為會戰也。
現在回到崑崙關之役。
(5)日軍在一九四○年一月七日至十三日，派兵增援，並且在二月三日攻下崑崙關，又予占領。此即在那一次的崑崙關雙方作戰了三次，為日勝、華勝與日勝之輪番獲勝。華軍之崑崙關大捷，指的是第二次之華勝也。
(6)二月十三日，日軍撤回南寧，國軍亦全線撤退。
此時桂南作戰在實際上已為結束，日勝中敗。
此後，在一九四○年六月德國在歐戰中滅了法國，法國之維琪政府乃與德國合作，而日本既然是德國之軸心盟國，乃獲法方批准，允許其進兵北越。此時日方既然已可以從河內去切斷中國對外之通路─滇越鐵路，就不需要繼續在桂南去切斷此鐵路之終點了。因此日方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份乃主動撤出廣西之南寧，可是仍然占領廣西之海岸。
以上是桂南作戰之大要，其中作戰部分之史料，大體是由周珞兄提供的，在此容我再予致謝。
事後去回顧，日方為了切斷中國對外通道之滇越鐵路而進軍北越之河內，在戰略上及政略上是貪小失大的大錯，美國因此開始對日本全面禁運戰略物資，以制裁日軍之可能南進東南亞，最後逐步發展，導致美日反目而掀起了西南太平洋戰爭也。
在此自序中，作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述此次桂南作戰，便是要向讀者說明，即使在戰爭已經結束了七十多年之今天，對同一件事，各方之解讀及記載還是可能不同的。今以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國軍攻克崑崙關一事為例以說明之。
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方第一次攻陷崑崙關，十二月十七日國軍反攻，收復崑崙關，此即史稱之「崑崙關大捷」，在次年一月十三日，日方又奪回崑崙關。
日方在撤退時，常例是指揮官殿後，而我軍則是指揮官先退，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當我軍擊斃其旅團長，及俘虜了該旅團之軍旗時，我軍當時判斷及宣稱是消滅了日軍整個旅團，是合乎情理者。然而戰後去查閱日方之文件，我們才知道當時國軍只是消滅了日軍的一個聯隊，是一個旅團中大約一半的兵員。
在近代的中外之戰史中，如果一個軍隊的軍旗被敵方俘獲，各國之慣例是予以解散，取消其番號及編制，而把生還的官兵改編入其他部隊，這比起整個單位全軍被殲滅之處分還要來得嚴重。例如一九四二年美軍在菲律賓之巴丹半島全軍向日本投降時，因為已燬了軍旗，所以麥帥在澳洲重建新軍時，仍然使用了此降軍之番號。
那麼在今天去回顧此事，即在「崑崙關大捷」中，國軍所消滅的日軍，究竟是一個聯隊，還是一個旅團的呢？是日方，還是中方的記載是合乎事實的呢？以上所舉的例子在說明，即使在戰後，同樣的事實，各方的解讀仍然可以有所不同的了。
就拿「崑崙關大捷」來說，此為桂南會戰之一部分，我方是先敗後勝再敗，就好像打牌輸了一個晚上，在中間胡了一副大牌，整體還是輸錢的。那麼在那個晚上，這個賭客到底是贏還是輸呢？
今以軍委會在戰役後所做的檢討與獎懲為例，即為：
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上將記過。
集團軍總司令徐源泉上將記過與降級。
軍長杜聿明與師長邱清泉記功與授勳。
二次大戰中國戰區參戰的國家有中國、美國、日本，在印緬戰區再加上英國與印度，在各國之間由於國情及文化的不同，研究者們對於史料的取捨以及解讀亦為相異。更且因為史料的保管及取捨也有不同，所以到了七十多年以後，戰爭早已結束，而許多爭議性的問題還是無法解決。本書的作者們對這些問題提出各自的看法，謹供大家參考，即使在作者們之間，對有些問題有時也無法取得共同的見解。本書既然是私家之著作，並非在寫正史，因此採取了眾說並存的態度，為將來修正史者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若作者群中因此對同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看法的時候，希望讀者予以諒察。例如仁安羌之役首功誰屬的論爭，本書兩位作者即為採取不同的說法，周珞先生認為應屬於孫立人師長，而張鑄勳將軍則認為應屬於劉放吾團長，即是一個例子也。
關於一號作戰部分，在本書中三位作者的分工，大體上是由周珞兄記述各戰爭之經過，傅應川將軍以軍事學之角度去分析中日雙方在戰略與戰術上之成敗得失，而作者阮大仁則是在作難題解答，試著去評析各參戰國的史家們至今終未有公議的爭論，並分析中方大敗之成因。
我為什麼會去研究一號作戰及兩次緬戰？
筆者阮大仁對於一號作戰及兩次緬戰的研究始於一九七○年代，當時臺灣出版了梁敬錞先生的大作《史迪威事件》，同一年，美國出版了塔克曼女士的大作《史迪威及美國在華經驗》，該書得了次年的普立茲獎（一九七二年）。梁著的資料主要取自蔣中正總統的私人檔案，此即「大溪資料」，塔著則主要取材於《美軍戰史》（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先說大溪資料，此既然是出於蔣先生的秘檔，當然是主觀的見解。至於《美軍戰史》則成書於一九五○年代，兩位作者在緬戰時任職於史迪威軍中，擔任戰史官。因此在中美之間，史迪威與陳納德之間，美國陸軍與美國空軍之間，美方與英方之間的各種爭執，兩位都是站在美國陸軍史迪威將軍的立場，也是難以客觀公正。
在閱讀了梁著及塔著之後，筆者發現雙方在許多問題上的立論是南轅北轍，截然相反，因此寫了一篇幾萬字的評論，發表於紐約的一本華人同人雜誌《聯合月刊》。這是一本由陳立家博士所創辦及主編的中文月刊，此文即收錄在本書〈一號作戰─評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及《美軍戰史》〉，出版的日期是一九七三年七月。
梁著《史迪威事件》之難以客觀公正是為人情之常，一如塔著之偏袒史迪威也。不過最令我驚訝的是梁先生對軍事學及兩次緬戰中，盟軍與日軍雙方各自的戰術及戰略經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怎麼會敢下筆去寫《史迪威事件》？當時我在李則芬中將指導下去研究抗戰史，李將軍要我去熟讀中外軍事學的理論著作及中國與緬甸戰區的戰史，更要去研究當地的地理狀況及氣候特徵，絕不是只去參考各方面的書面資料而已。所以不論在本書中或是在其他有關八年抗戰的著作中，本人下筆時，一直念念不忘的是李將軍對我的教誨，而且是以一個從來沒有打過仗的文人的身分與心態去向專家們求教，絕不以己見為定論，拙見只是謹供大家參考而已。
在一九七三年於《聯合月刊》上發表了上文之後，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即十六年之間，我仍然對一號作戰及前後兩次緬戰深感興趣，平時即閱讀以及收集了許多中文及英文的材料，不過因為在一九八二年後，我棄筆從商，停止公開發表拙作，所以這些工作都是在默默中進行的。一九八九年，作者奉調回臺北工作，因此有了兩個月的搬家假期，我乃得空把歷年來所收集的資料加以分析及研判，乃寫成了大約七萬字的一篇長文，不過從未發表。二○○三年，作者自商場退休，搬回美國定居之後，在二○○七年左右，作者把手寫的稿件送呈呂芳上及黃自進兩位歷史學家，請他們指正，並且因為黃兄是日本慶應大學的歷史博士，希望兩位能參考日方的文件資料，予以補充。呂兄把拙稿請人打字輸入電腦，但是兩位可能因為事忙而未予指教及補充，在二○一九年，作者把前稿予以補充，主要是加入了在二○一三年才完整問世的蔣中正日記中之相關資料，才予以出版，此即為本書也。
在此要說明的是在這篇文章中，在一九八九年完成的部分裡，作者採用了西方人寫作論文的格式，對資料的出處皆予以詳細的附注，此於在《放聲集》中其他的拙作所採用的寫作方式是不同，這是因為該文是在一九八九年所寫成的，寫作的時間與其他作品是不同的。其實作者早年已在美國得了數學博士、電腦工程碩士及工商管理碩士，對西方人學術論文寫作的方式當然是十分熟悉的，只是在老年用中文寫作的時候，作者習慣上是採用了中國兩千年來中文寫作的方式，是不多作自行注解的。
有關中共軍與日軍之間戰鬥狀況之補充說明
目前因為國共兩黨都還存在，八年抗戰之戰史乃成為雙方各持己見，相互貶斥的狀況。時下通行的說法是把中國戰區一分為二，認為國軍主導了正面戰場，共軍則主導了敵後戰場。在《放聲集》第三冊《蔣中正日記中的抗戰初始》中，筆者對此點已做了拙見之說明：即為該書之第肆編所包含的一篇文章─〈漫談有關抗戰史的幾個問題的看法〉中的第二節─「是國軍抗日？還是共軍抗日？」，可見於該書的第三九○至三九二頁。
在前論發表之後，有研究此方面的幾位史家朋友們分別各自提醒我，中共與日本之間的敵友關係是配合了蘇俄與日本的關係。從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俄在南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起，到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日俄中立協定為止，在黃河以北的共軍（即十八集團軍朱德所部）是與國軍配合，不論在敵後戰場或正面戰場都是積極抗日。可是在日俄中立協定簽訂之後，中共及日軍雙方敵對的態度因此改變，而日軍一直到戰敗投降為止，自始至終，在八年抗戰中也不曾專門對中共軍展開重大的攻擊，此不僅是在陸地上作戰，即使在空中，日方雖然多次大規模轟炸國府的陪都重慶，卻從來沒有去轟炸過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連一次都沒有也。
至於在黃河以南，江淮地區的中共之新四軍，則是「打國軍比打日軍多」。筆者並非研究此方面之專家，在此只是存錄這些史學家、朋友之告知，謹供參考。
在一號作戰中，日軍傾巢南下，華北淪陷區成為真空，共軍乃趁虛而入，大力擴張地盤，所以成為一號作戰中的受益者。不料在戰役結束之後不到一年，日本即無條件投降，因之此事乃大有益於中共在內戰中的華北地區之成功。至於日軍南下，與中共在華北之擴充地盤，兩者之間，不論在事先或進行中時，雙方是否有配套之行為？筆者手中無資料，在此提點出來，希望在中共方面之資料解密以後，請大家再作研究，目前只能說待考。不過作者在此要指出來的，是由於「潘漢年案」所引起的許多傳聞，坊間的流言甚多也。可是從史學的角度去看，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能說，此為適合中國的一個老話─「事出有因，查無實據」者也。
小　結
本書所收的拙作雖然是以研究一號作戰及兩次緬戰的文章為主，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作品。其內容之大要及寫作該文的原因可見於各篇章的引言，在此要說明的是，在東北亞的三個大國，即中國、俄國與日本之間，以及夾在三國之間的韓國（南韓及北韓），其間的合縱連橫與分分合合，是中國歷史上自古到今的一個焦點問題。遠在俄國出現之前，中國長城以北地區自漢朝到明朝就有數不盡、說不完的戰爭發生，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俄日韓以及東北亞的局勢仍然是一個世局的焦點。
中國在近年來提出了一帶一路的說法之後，其大勢是北守南進，東守西進。在北方的兩條通路，其中較北的一條是取道於俄國境內，當然是與俄為友，至於韓國及日本則並不在一帶一路所經過的範圍之內。中日之間遠在唐朝便已密切往來，一直到西風東漸，海禁大開；這其間一千多年都是以中國為主，日本附從。雖然在明朝有短暫的倭寇，及唐朝（一次）、元朝（兩次）、明朝（一次）的四次中日戰爭，大致來說，雙方是和平往來，以文化交流，貿易通商為主。即從唐朝到明朝，東亞是以陸權為主體，日本遠在海外，並非東亞文化、政治、經濟的中心，可是到了鴉片戰爭（一八四○年）以後，歐美的勢力經過海上而伸足於東亞，日本作為一個海島國家，反而近水樓台先得月。所以在近一百多年來，中國是借道日本去求取現代化，此時在文化、經濟、政治各方面，日本反而後來居上，中國乃成為現代化的偏遠地區。在中日交往的一二千年中，這一百多年是一個變局，並非常態。在這段期間，日本有人主張脫亞入歐，此於中國有人主張全盤西化，異途同歸。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二次大戰結束了七十年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而隱然已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分庭抗禮。固然中美之間的距離還是很大，中國尚未有資格成為與美國競爭世局的領導者，但在東亞地區，中國國力已經遠遠超過日本，成為地區性的領頭羊，則為顯然。因此日本人現在是不是要考慮脫歐入亞，回復從唐朝到明朝一千多年來的中日關係，也就是說陸權是不是在東亞將成為主導，而海權附從於其後？
筆者曾經與日本友人討論過此問題，所得到的反應是因為中日戰爭（即八年抗戰），日本人對輸給中國人非常不甘心，認為日本是被美國打敗，而不是被中國打敗。所以日本的老一輩看不起中國人，不肯接受中國的領導，但是日本目前年輕的一輩是在考慮這個問題。
不錯，在八年抗戰中，日軍被華軍打敗的戰役不多，以中方的觀點去看，有台兒莊之役、三次長沙大捷、崑崙關之役、常德會戰及第二次緬戰等。在日方的觀點去看，在中國戰區內（不包括第二次緬戰在內）則如前述者，即只有芷江作戰一次。可是從戰史的觀點去看，每一個單一戰役的勝負不足以決定戰爭的全局，而是要看最後是誰向誰投降，才能論定一場戰爭其勝敗之結局的了。
例如一八一二年的俄法之戰，拿破崙從中歐開戰，一路向東進襲，一直打進了莫斯科。其間俄國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場戰役中贏過法國，俄軍一直是向後撤退避戰，堅壁清野，敗退千里，可是法軍最後全軍覆沒。雖然戰史學者把俄軍的勝利歸功於氣候，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說法國因之沒有敗給俄國。
兵法嘗云：「為將不可不知，天時、地利、人和。」在二次大戰中，俄國打敗了德國是得天時之利，中國打敗了日本是因為中方善於利用中國大陸的地理狀況，此即：1.改變日軍進攻中國的戰爭軸線，使日軍沿著長江從東向西去進攻武漢，而不是由北平沿著平漢鐵路向南去進攻，亦即《放聲集》第三輯《蔣中正日記中的抗戰初始》的兩個中心主題之一。2.中方採取持久戰的長期作戰，放棄從華北到華中與華南的平原地區，而以西北及西南的山區作為長期抗戰的基地，這也是中方明瞭大陸地理狀況所作的決定。
在抗戰結束後，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中共打敗了國民黨是得到人和。
也就是說在二次大戰及其後的中國內戰中，依據兵法的觀點：
俄國打敗了德國，是得了天時之便。
中國打敗了日本，是善於運用地利。
在內戰中，中共打敗國民黨，是得了人和。
在二戰結束後，到了二○一九年，即七十四年以後，日本至今尚有人認為日本沒有輸給中國，此為不知兵法者的看法。拿破崙說過：「一場戰役的勝敗，往往不發一槍便已決定，是在於戰場的選擇。」此於整個戰爭亦然。日本作為一個海權國家，卻在中國大陸上與中國實行長期的持久戰，是日方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戰場，並且在戰爭軸線方面，中方使日方由東向西去仰攻，而不是由北向南去進攻，也是使得中方在戰略上穩居於「先為不可勝而後勝」的優勢，此為中勝日敗之必要條件。而日本人在戰敗了七十多年後的二○一九年，還有人不明白中勝日敗之原因，不但是見木而不見林，其心態也是可悲者也。謹以此語為本書之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