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白：秋水堂文化隨筆（簡體書）

《留白》裡的這些文字，是一個真正的我，直接面對讀者，講我心裡的話。——田曉菲

1.哈佛文學教授的閱讀指南——從《紅樓夢》《金瓶梅》《牡丹亭》，到金庸、艾柯、郁達夫，跟隨田曉菲教授踏上一場閱讀之旅。從對文學作品的本身的喜愛出發，進一步挖掘作品中所蘊藏的種種深意：《金瓶梅》的蕞大特色是“慈悲”，《鹿鼎記》展示了現代中國向國家主義的轉變，艾柯的小說是真正的“遊戲之作”……

2.專業讀者、社會文化的觀察者和思考者——文學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每一部作品都堅實地建築在一系列文學傳統和文化背景之上。作為一名專業讀者，要有扎實的知識、廣闊的視野、敏銳的判斷力和拒絕人云亦云的獨立精神；同時也要是社會文化的觀察者和思考者，對當下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抱以熱切的關懷。

3.新收入“再版後記”《權力的經濟》——《留白》諸篇體現了田曉菲精確優美的語言風格。在“再版後記”《權力的經濟》中，作者討論了在二十載學術生涯中遭遇的性別偏見。封面裝幀採用圓脊精裝及燙金工藝，內文紙張特選用80g雅質紙，版式舒朗大方。

《留白：秋水堂文化隨筆》收入了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田曉菲十二篇關於文學閱讀、文化批判的文章。

《神曲》中但丁的旅程，是對閱讀的象徵；但丁的嚮導，是前輩詩人維吉爾。在《留白》裡，田曉菲教授亦開啟了一場閱讀之旅：從《紅樓夢》《金瓶梅》《牡丹亭》《十日談》等古典文學，到金庸的武俠小說、艾柯的歷史小說，以及作為文本諦視的《大話西遊》《弗裡達》等電影作品。《留白》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閱讀的產物，傳達出作者對當下活生生的社會文化和現實的關懷與思考。

“在三十五歲那一年，我發現自己站在一片幽暗的樹林裡。”但丁的《神曲》，是這樣開頭的。但丁的嚮導是前輩詩人維吉爾；但丁的旅程，是對閱讀的象徵。維吉爾引導但丁，只能到煉獄為止，不能進入天堂，因為閱讀是凡人的事。閱讀總是在直線前進的時間裡進行。時間的概念，是構成歷史的要素；而只有人類才有歷史，天堂是永恆不變的。

——田曉菲：《留白;幽暗的樹林》

田曉菲

筆名宇文秋水，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文學教授、哈佛東亞地域研究院主任。著有《秋水堂論金瓶梅》《赭城》《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神遊：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赤壁之戟：建安與三國》等。2012年度獲哈佛大學卡波特獎。

《留白》裡的這些文字，是一個真正的我，直接面對讀者，講我心裡的話。——田曉菲

1.哈佛文學教授的閱讀指南——從《紅樓夢》《金瓶梅》《牡丹亭》，到金庸、艾柯、郁達夫，跟隨田曉菲教授踏上一場閱讀之旅。從對文學作品的本身的喜愛出發，進一步挖掘作品中所蘊藏的種種深意：《金瓶梅》的蕞大特色是“慈悲”，《鹿鼎記》展示了現代中國向國家主義的轉變，艾柯的小說是真正的“遊戲之作”……

2.專業讀者、社會文化的觀察者和思考者——文學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每一部作品都堅實地建築在一系列文學傳統和文化背景之上。作為一名專業讀者，要有扎實的知識、廣闊的視野、敏銳的判斷力和拒絕人云亦云的獨立精神；同時也要是社會文化的觀察者和思考者，對當下活生生的社會現實抱以熱切的關懷。

3.新收入“再版後記”《權力的經濟》——《留白》諸篇體現了田曉菲精確優美的語言風格。在“再版後記”《權力的經濟》中，作者討論了在二十載學術生涯中遭遇的性別偏見。封面裝幀採用圓脊精裝及燙金工藝，內文紙張特選用80g雅質紙，版式舒朗大方。

《紅樓夢》 ——潔癖的探討出現在宋代，一個不斷憂慮外患並且格外強調漢人正統的王朝，也許不是偶然的。在唐代，我們還可以看到像《三國典略》這樣的史書，把非漢族的西魏和北周政權視為正統；到了司馬光寫《資治通鑒》，這樣的歷史版圖已經不可思議了，正統王朝非南朝的漢人政權莫屬。

《金瓶梅》 ——（金蓮）在簾子下走過去的“那人”臨去七八次回頭的凝望中，突然生髮出一種異樣的、矜持的光芒，完全不像她在屢屢低頭的小叔面前那麼放肆，亦不像她在委瑣的丈夫面前那麼悍然。情知自己的不是，她“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那人便也深深地還下禮去——每次讀到這裡，我都忍不住詫異，這對貪歡男女的初次相見直如龍鳳對舞，那樣的宛轉，那樣的搖曳生姿。

《牡丹亭》 ——在世上操持各種行業的人裡面，農人大概是最富有時間觀念的，然而，農人的時間緊迫感，和深閨中少女的時間緊迫感，雖然表面相似，卻有本質的不同：農人的時間是循環往復的，“一年一度過時光。”懷春少女的時間卻是直線型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空間和時間意識的差異，定義了《牡丹亭》中兩個不同的世界：它們是平行的，但是，沒有機會交叉。

《鹿鼎記》 ——在韋小寶這個喜劇型的邊緣人物身上，體現了想像中的、並不符合歷史真實性的“民族大團結”。因為，這種民族大團結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不是十七世紀中國的現實。《鹿鼎記》向我們呈現了一個雙重意義的想像的共同體，因為如果現代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話，那麼《鹿鼎記》裡面那個滿漢攜手抗俄的中國就更是歷史的變形。

《大話西遊》 ——當三藏突然唱起混合著粵語和英文歌詞的“Only You”時，我們看不到任何對於中國文化過去或者西方文化影響感到的焦慮，只有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遊戲精神。它與任何意識形態的嚴肅及其潛在的狹隘單薄背道而馳，然而卻象徵了真正藝術創造力的本色：在中國文化裡，在許多文化裡，歡樂都是太遭到忽視、然而至為重要的道德價值。

《鮑多雷諾》 ——文學與哲學都是遊戲，和小孩子在大海邊用盡全副精神氣力滿懷喜悅地堆起一座沙堡無根本不同。賢人君子給了遊戲一個惡名，真是可惜。或以為遊戲與正經是兩回事，也是誤解。遊戲的能力，和笑的能力，標誌了人與獸的區別；但也只有嚴肅的人、有力者，才能遊戲。

《弗裡達》 ——世人似乎普遍喜歡的類型：落拓的藝術家，氣盛而不負責任的才子，不諳世事的科學家，清純的少年，現實的中年，等等。“類型”來自歸納與概括，它是瞭解與控制世界的手段，但是難免簡單。人，特別是不尋常的人，就好像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總是有一點東西，超出和大於“主題”。

《十日談》 ——在這座桃花源裡，有階級的差別，職責的分擔，權威的制約。當瘟疫製造混亂、奪去人們道德觀念的時候，薄伽丘用文字創造出一個人類文明社會的縮影。講故事不僅是消遣，更是宣洩，是對放縱的情欲、絕望和恐懼進行控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