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

極力避免重蹈明朝覆轍，卻於盛世之際養出史上最大貪吏，
大搖民族主義大旗入關，但總在滿漢、中外民族情結中戰火頻傳，
面對西方強盛科技、煙毒與經濟侵略，
改革總是東不成西不就。
盛大浩淼清帝國，何以悲劇收場？

▎跳出我們熟習的史觀論述，以他者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如何成為中國！▎

明、清史泰斗史景遷，繼《康熙與曹寅》、《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之後，為讓西方學子更有系統地認識複雜的中國近代史，寫就《追尋現代中國》。生動的描述、優美的文筆，不僅成功地成為西方了解中國史的入門書，歷久不衰，在華人世界裡也成為認識當代中國的經典名著。

王朝傾滅至清朝帝制的終結，看明朝田賦制度如何影響清朝的民生；而主流學說的演變，從宋明理學、考證學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皆能左右朝廷遴選人才，甚而導致國家興亡。在歷經邊患、民亂後，國際列強強勢登陸，局勢更為險峻複雜，內憂外患不斷，終究迎來了清帝國的崩解以及共和國的建立。個人野心與國家利益、地方與中央的權力制衡，自晚明就不斷以各種形式困擾中國，直至今日，仍無法獲得解決。

上個世紀末史景遷在撰寫《追尋現代中國》時，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前，著眼的是一個封閉的中國。當時中國無異於晚明，亟需內部變革且動盪不安，領導人皆以真理之名鞏固其權力，限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遠大抱負。儘管經濟上的變革引來開明的希望，但每一次變革又激發鞏固權力的血腥鎮壓，如此一再輪迴。對於史景遷而言，若中國要開創自己的道路、若西方要了解中國，尤其是大分流後東西方何以在現代化上走向不同道路，必不能迴避從晚明至現代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這正是初版《追尋現代中國》的緣起。

二○一三年的三版，除了將時序擴寫至胡錦濤、溫家寶的「胡溫體制」外，基於近幾年的經濟取向，更有幅度地增加金錢與經濟細節；而對於各政權如何運用「自由主義」、「民主」來鞏固權力，在三版裡也未曾絕跡。回顧《追尋現代中國》，讀者會發現本書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經典，亦補足了立場鮮明、資訊不對等的兩岸史書的中立缺憾。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
溫洽溢（二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著有《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譯作有：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合譯）、《改變中國》、《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康熙與曹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傳》；馬思樂（Maurice Meisner）《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等書。

孟令偉（三版）
師範大學歷史系畢，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譯有《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南方家園）。興趣廣泛，思而不學，梧鼠技窮。希望死前能夠見證臺灣獨立跟重型機車上國道。
信箱：bmwnmeng@gmail.com

陳榮彬（三版）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二○一八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五十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白鯨記》、《戰地鐘聲》、《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著作《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與譯作費茲傑羅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皆為南方家園出版。曾任第四十一屆金鼎獎評委。

審校
陳榮彬與臺大翻譯所團隊

猶記得約莫二十年前我剛剛取得碩士學位，在康寧專校兼任，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時，選用的教材便是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中國現代史鉅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身為一位讀者，當時我的感覺是，這三冊書籍的史料豐富，鉅細靡遺，且作者能把中國史的各個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串在一起，變成一個敘事的整體，對於任何缺乏相關背景的讀者來講都能有很大幫助；而且另一個特色是譯文流暢、用字遣詞優雅，這在翻譯的歷史書籍中確屬難能可貴。在此要感謝譯者溫洽溢教授為史景遷大師華麗代言，讓臺灣讀者能享受到不一樣的閱讀經驗。
但事實上，史景遷初次被譯介到臺灣，並不肇始於時報出版社找溫洽溢來翻譯《追尋現代中國》。據我粗淺的了解，在臺灣，史景遷的作品最早是由臺北絲路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譯者為張連康，而且那時候甚至沒有把作者的名字翻譯成他的漢名史景遷，而是音譯為「史班斯」。後來還有唐山出版社推出《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接著才是時報出版社於二〇〇一年委託溫洽溢譯出《追尋現代中國》，而且他幾乎成為史景遷在臺灣的御用譯者，陸續有《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前朝夢憶》、《改變中國》等譯作，也重譯了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將書名從舊譯的《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改成《天安門》，繼而更有《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曹寅與康熙》等書的推出，且全由時報出版社出版。
《追尋現代中國》是史景遷於一九九〇年推出的代表作，後來又於一九九九、二〇一二分別推出二版與三版，而二版就是溫洽溢舊譯所根據的文本。史景遷在三版的序言中言明，三版《追尋現代中國》與先前最大的差異，就是經過他大幅刪修，去除過多的細節，藉此挪出更多篇幅，放入一些新的資料、新的觀點，還有新的歷史發展。從章節結構看來，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把原有的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拆成兩章，變成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與第二十二章〈文化大革命〉，前者只論述文革前的「百花運動」、「大躍進」等由毛澤東發起的社會革命；其次，則是新加上第二十八章〈突破〉，始於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二〇〇〇年臺灣政黨輪替，終於中共前總理溫家寶任內處理的幾件大事，例如汶川大地震、溫州高鐵追撞事故等等。
細心的讀者如果把二〇〇一年的舊版《追尋現代中國》拿出來與這一套全新增譯、修譯的新版加以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有數百處不同之處。首先是新增文字多達幾十處，從一到二十七章大多由我翻譯，全新的二十八章之譯者則為孟令偉。從這部份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史景遷在推出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時雖已高齡七十六，但仍能重新檢視整本書，增補各種新的史料，此等創作活力實屬難能可貴。其次，由於這近二十年來《追尋現代中國》的譯文享有極高討論度與關注度，備受兩岸讀者矚目，因此時報出版社編輯團隊感覺有必要把誤譯或可以譯得更為流暢的部分重新修正改譯，所以特別與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合作，由黃怡瑋、吳侑達、蔣義、蔡惟方、Jonathan Lee（李小慧）與徐嘉煜等六位同學對照一至二十七章中英文，校訂出值得商榷的譯文，最後由我進行修正改譯。
當然，我的原則是尊重原譯者的創作，唯有在讀起來真的非常難以理解或明顯有錯誤之處才會修改。不過，我的另一原則是尊重原文，凡有漏譯之處全都會補上去，也會力求在語意上貼近原文。例如，第一章第一段作者用了「most sophisticated」一詞，原譯是「人文薈萃」，並不能算錯，但修譯後改為比較接近英文原意且也符合前後的「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因為「人文」顯然特指文化、文學等方面，不過「most sophisticated」卻可能包含政經體制、典章制度等各種文明面向，意味著中國在明朝已經發展出人類文明極致的國家與社會。
最後，感謝令偉、怡瑋、侑達、蔣義、惟方、小慧與嘉煜等七位同學在過去一年多來的辛苦付出。能夠讓《追尋現代中國》這一本中國現代史鉅作以全新風貌問世，與新一代的臺灣讀者見面，我想對於推廣歷史教育與促進歷史思考來講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那些跟我一樣，已經把舊版《追尋現代中國》納為藏書的老讀者再度把這一套三版《追尋現代中國》帶回家，肯定會有不太一樣的閱讀經驗。

三版《追尋現代中國》總審訂兼增譯、修譯者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作者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
溫洽溢（二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著有《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譯作有：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合譯）、《改變中國》、《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康熙與曹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傳》；馬思樂（Maurice Meisner）《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等書。

孟令偉（三版）
師範大學歷史系畢，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譯有《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南方家園）。興趣廣泛，思而不學，梧鼠技窮。希望死前能夠見證臺灣獨立跟重型機車上國道。
信箱：bmwnmeng@gmail.com

陳榮彬（三版）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二○一八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五十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白鯨記》、《戰地鐘聲》、《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著作《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與譯作費茲傑羅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皆為南方家園出版。曾任第四十一屆金鼎獎評委。

審校
陳榮彬與臺大翻譯所團隊

第一章 晚明

明朝的光輝

西元一六○○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的統一政權。其疆域之廣，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當時俄國才統一，印度則分別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統治，墨西哥及祕魯等古文明帝國則毀於疫疾肆虐與西班牙征服者。此時中國人口已逾一億兩千萬，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
從京都到布拉格（Prague），或從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築布局華麗、典章制度齊備者，不過這些城市無一能與北京的宮殿相媲美；紫禁城環以高垣厚牆，琉璃屋瓦、金碧輝煌，雄偉庭院敷以大理石，象徵了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每一宮殿建築皆有碩大的階梯與巨型拱門，櫛比鱗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開，宛如天子召見朝貢者一般。
歐洲各國、印度、日本、俄國以及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此刻無不致力於建構有系統的官僚組織，俾以擴張稅基，有效統治領土居民，將勢力延伸到農業和貿易資源。然而當時中國的龐大官僚體系已經穩如泰山，有千年的傳統得以維持和諧運行，由為數龐大的法規律例統整接合在一起，而且在理論上這些法規律例都能適切解決百姓的日常生活問題。
此套官僚體制有一部分位於北京城內，隸屬於皇帝之下，依國家事務性質被區分為「六部」：分掌財政、人事、禮儀祭祀、刑名律法、軍機要務，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內還有一批遍覽群經的博學碩儒，襄贊皇帝奉行儀典，撰寫官方歷史，教育皇族子嗣。與這些朝臣在深宮大院內共事，關係密切但彼此猜忌的，是服侍皇帝的成千上萬內廷人員，包括宮女與監督她們的閹官、皇子與照顧他們的嬤嬤、內廷侍衛、用膳宮殿與御膳房人員（包括馬夫、清潔工與挑水工等）。
官僚體制的另一部分則將明朝地方行政組織畫分為十五個行省（即南、北直隸與十三個承宣布政使司）。大小官職各有所司，井然節制，其最上層為「省」的三司，下設有「府」的知府及「縣」的知縣。並在各地設有軍站、急遞舖、遞運所，以及定期向農民徵稅的糧長。在京城之中與各省，各有一批職司監察的官吏，負責督察官員的品行。
中國大部分城鎮建築不似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的歐洲以壯觀的大石堆砌。除了少數名剎寶塔之外，中國也沒有宏偉的基督教教堂或是伊斯蘭教清真寺高聳入雲的尖塔。然而這種低伏的建築形貌並不意味著財力或宗教信仰的闕如。在中國各地都有香火鼎盛的佛寺，與體察天地生生不息之力的道觀，還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以及孔廟，其所奉祀的孔子出生於西元前五、六世紀之間，是中國倫理體系的奠基者。伊斯蘭教清真寺分布在華東地區以及西部回疆一帶，這些地方是中國回民聚落的區域。中國各地還有若干猶太教會堂，猶太人的後裔在此聚會做禮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聶斯托理教派」（Nestorian）抵達中土已歷千年，此時還有少數信徒。中國的城市建築與宗教中心不以巍峨為務，並不代表中國人沒有民族尊榮感或對宗教抱持冷漠態度，而是由於政治因素。中國中央集權的程度甚於其他各國，宗教也受到皇權的有效節制，朝廷無法容許國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現自主獨立的城市。
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統天下，於今觀之，明朝的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紀初就已結束；不過當時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舉世難有與之相匹者。假若我們臚列十六世紀末歐洲的非凡之士，我們也可以輕易在同時的中國找到足堪比擬的俊彥翹楚。論題材的豐富，中國沒有一位作家能與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年代，湯顯祖正在寫作雋永慧黠的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刻畫家庭親情、社會衝突的戲曲，其內容之細膩，情節布局之複雜，足以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當時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Don Quixote）已是西方文化裡的經典，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可與之相提並論的作品，不過在一五九○年代卻出現一部以宗教探尋、神怪冒險為素材的小說《西遊記》，深受中國人喜愛。孫悟空是一隻通靈的潑猴，幫助唐三藏遠赴天竺求取佛經，時至今日，《西遊記》仍是民間文化的泉源。在此毋須做進一步的文化類比，同一時期中國孕育出眾多散文大家、哲人、吟詠自然的詩人、山水畫家、宗教理論家、史家、醫學家，他們創造出無數的傳世名作，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瑰寶。
在這些豐盛的文化遺產之中，或許要屬短篇故事、通俗小說最能彰顯明代社會的活力，因為這類故事小說往往指向市鎮地區新興的讀者群，象徵了讀寫能力的進一步提昇，轉而觀照日常生活細節。在一個由男性宰制的社會裡，這些故事小說也說明識字的女性越來越多。晚明學者的著述闡釋了女性讀寫能力增進所象徵的意蘊，這些學者認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倫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進而淨化社會善良風氣。
另一部經典小說《金瓶梅》便刻畫了這些議題。這部小說以化名的方式於十七世紀初刊刻印行。這部小說敘事細膩，性欲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對故事主角與五房妻妾之間互動關係的臨摹，提點出主人翁的性格特質（主角的財產一部分得自經商，另外則得自與官府勾結），而他這五位妻妾迥異的個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梅》可以當成寓言體的小說來解讀，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闡釋人性的貪婪自私是如何摧毀握有幸福良機的人；《金瓶梅》也充滿了許多寫實元素，深刻反映出富貴人家內部的勾心鬥角與殘酷不仁，此一成就是先前很少作品能辦到的。
透過小說、繪畫、戲劇，還有反映出宮廷生活梗概與官僚體系運作方式的各朝皇帝實錄看來，我們會發現晚明的富庶世家生活有多光彩華麗及繁榮興盛。有錢人家住在熱鬧的商業城鎮，而非鄉下，豪門以宗教為基礎，以男性成員形成盤根錯節的氏族或血緣組織。這些血緣組織坐擁龐大土地，所聚累的財富足以興學，在困頓的時候賑濟鄉民，以及修葺祠堂來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牆環繞，內則陳設藝術名匠的珍奇古玩，這些藝術名匠有時受僱於國家，不過通常是群聚在由行會控制的工坊。鑲刺絹絲的綢緞可為女性增添秀色，因此令富家女眷趨之若鶩；幽雅的青瓷和白瓷則是因為能讓甚受時人歡迎的晚宴增添光彩，所以備受富人青睞。亮可鑑人的漆器、玉飾、細緻的窗櫺、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藍，以及熠熠生輝的紫檀木家具，令這些富豪巨賈的宅邸滿室光華。鬼斧神工的木製或石製筆架，華麗的紙絹，連墨硯都有功夫細膩的雕琢，可磨出質佳色黑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筆揮毫，就已造就了一個繁複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華的室內陳設之外，富貴人家的飲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辣蝦豆腐、脆皮烤鴨、荸薺、蜜餞、純淨的茶、醇酒、鮮果、果乾與果汁。杯盤之間，談文論藝，吟詩作對，議論天地鬼神。酒足飯飽之後，在這種家庭聚會之中就有可能產生繪畫逸品；賓客之中的騷人墨客，在酒過三巡、酒酣耳熱之際當眾揮毫，捕捉大師作品中的精髓，創造出新的藝術之作。社會與經濟品第中的上層是飽讀詩書的社會階層，因熟讀中國兩千多年前至孔子前的書籍而有一致的知識水準。學者爭論教育對女性的裨益之際，富家子弟約在六歲已接受嚴格的教育，誦念古文。每天到學塾讀書，或延請塾師到家授課，背誦、解譯、鑽研古文，到了三十歲左右或許能考上科舉考試。各級地方科考的難度逐漸加強，到了京城的殿試據說甚至由皇帝親自主持。一旦考取功名，就能躋身士宦，坐享富貴榮祿。女性不准參加科舉考試；不過出身書香門第的女子往往能隨父母或兄長學習吟詩作樂，而青樓歌妓則皆通文墨，能解音律，對於讀過書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詩藝唱工更增風情魅力。上流階層的女子會在家中聘請女性私塾，或跟遠方的女性友人魚雁往來交換詩詞。中國在宋代即已發展出刻版印刷的技術，私人藏書蔚為風尚，哲學、歷史、詩集、道德訓誡俯拾即是，不足為奇。

縱使分衛道人士不齒逸樂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在十六世紀末的中國民間依舊十分盛行，形成一種豐富精緻又紛紜雜沓的文化現象。迥異於市井的喧譁雜沓，城鎮居民能在作品中玩賞靜謐恬淡的自然，並在詮釋人世間的藝術作品中尋到一種秩序感。這種恬然自得的情愫，在戲曲作家湯顯祖於一五九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湯顯祖藉著劇中太守杜寶之口說出他心中的話。杜寶因地方政務順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
訟庭稀，
朝看飛鳥暮飛回，
印床花落簾垂地。

一旦卸下纏身的政務，忘卻案牘之勞形，自然世界純粹就是令人心曠神怡的感知對象，而這種平和有序之感反過來又激起一種呼應天地萬物的美感：

紅杏深花，
菖蒲淺芽，
春時漸暖年華，
竹籬茅舍酒旗兒叉，
雨過炊煙一縷斜。

如此良辰好景，對許多人而言，也的確是一個光輝時代。只要國家的邊防平靖，政務能順利推動，只要農民辛勤耕耘，百工各盡其分，或許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萬代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