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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莎士比亞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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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一場歷史故事與當代時事的高明對話:借鏡莎翁名劇《馬克白》《李爾王》《理查三世》,探問為何人們會被明顯不勝任統治的領袖所吸引?
.一部引人注目的文學壯舉:豐富而易讀,精闢而啟發,對於文學、歷史、政治的愛好者與研究者,皆具有高可讀性和娛樂性。
.美國國家圖書獎及普立茲獎雙料得主史蒂芬.葛林布萊暢銷新作。

莎士比亞撿到槍!?
一場歷史故事與當代時事的高明對話

世界知名的莎士比亞學者葛林布萊
探討劇作家如何用劇本來譴責獨裁者的權力濫用
借鏡莎翁名劇《馬克白》《李爾王》《理查三世》巧妙評論自己的時代

莎士比亞作為藝術家,從不忽視被迫在暴政下保持沉默的人民,畢竟如同《科利奧蘭納斯》中的經典台詞:「沒有了人民,何來城市?」

終其一生,莎士比亞都在思考社會是以哪些方式解體。他認為,一個被政黨政治激烈分化的社會,特別容易被冒牌民粹主義傷害。

莎士比亞身處英國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君權神聖不可侵犯,沒有我們所熟悉的言論自由――此時公開稱呼君主為暴君(tyrant)被視作犯罪。才華洋溢的劇作家莎士比亞只能把他對政治的探討投射到他劇中的人物,如理查三世、馬克白、李爾王、科利奧蘭納斯等,藉此探討暴政的社會原因、心理根源和扭曲的後果。

莎士比亞對暴君的著迷源自於一個問題:人民通常都知道這些野心家滿口謊言、衝動、善於煽動情緒,但為什麼人民還是甘於讓他們爬上高位成為暴君?作為善於採取斜角進路的大師,莎士比亞審慎地將想像力投射到遙遠的歷史角落,其作品總是反覆描寫暴君一旦成功奪權後所帶來的混亂。他相信,唯有透過虛構或採取歷史距離,最能夠不加扭曲地佔有真理。

世界知名的莎士比亞學者葛林布萊,透過《暴君》一書深入研究莎劇《馬克白》《李爾王》《理查三世》等,分析其歷史背景,諸多知名的殘暴執政者,和暴君身邊或受苦、或得勢的臣民。

同時,葛林布萊也將莎士比亞以古鑑今的手法巧妙移植與串連到當代,在分析莎士比亞撰述這些暴君的手法同時,為現代逐漸失序的世界帶來啓發。《暴君》不僅是一部關於莎士比亞文學、歷史、政治各領域的精心作品,也是一場歷史故事與當代時事的高明對話。
史蒂芬.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新歷史主義學派開山祖師,當代重要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人文學約翰.柯根榮譽教授(John Cogan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二○一一年美國國家圖書奬年度非文學類得主,二○一二年普立茲年度非小說類作品獎得主。

暢銷著作眾多,包括《大轉向》、《推理莎士比亞》、《亞當和夏娃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等,也是《諾頓莎士比亞》與《諾頓英國文學選集》總編輯。

梁永安
台灣大學文化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東海大學哲學博士班肄業。目前為專業翻譯者,共完成約近百本譯著,包括《文化與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 Edward W. Said)、《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 Peter Gay)、《現代主義》(Modernism:The Lure of Heresy / Peter Gay)等。

【推薦】
優雅而靈巧。——艾略特.A.科恩(Eliot A. Cohen),《華盛頓郵報》

〔暴君〕的價值,與其是其對莎士比亞戲劇的看法,不如說是它如何將仔細研究這些作品而獲得的智慧,應用於波動的美國民主危機。——查爾斯.麥克諾提(Charles McNulty),《洛杉磯時報》

莎士比亞生活在五個世紀前,但葛林布萊的書卻有如一系列迫切且非常當代的新聞報導。——史蒂夫.多諾霍(Steve Donoghue),《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在這本對莎士比亞的暴君及其暴政──他們可怕的愚蠢自戀、他們的篡奪、他們的瘋狂和殘忍、他們傲慢的無能、他們偏執的惡毒、他們的謊言和對阿諛的飢渴──精彩、結構優美、極具可讀性的研究中,葛林布萊成功地迂迴闡明我們自身的絕望,(用莎士比亞的話說)「普遍的悲哀」。──菲利普.羅斯,美國作家

《暴君》是一部引人注目的文學壯舉。起初,葛林布萊說明莎士比亞如何巧妙地運用劇本,通過講述幾個世紀前暴君的故事來評論他所處的時代。之後,經由一個學術上的大膽行為,葛林布萊也在書中採取了同樣的作法。──約翰.李斯高(John Lithgow),美國演員

一份對人格政治和權力濫用的精闢而啟發性的研究──反映現實的文學批評,帶著極佳的效力。──《科克斯書評》

提供與現代政治問題平行的精彩內容……無論對文學愛好者,或歷史與政治的學生,都充滿洞察見識。──《出版者週刊》

令人信服的文學史和分析。
──《書目》雜誌

即使那些不同意葛林布萊政治觀點的人,也會發現他對獨裁統治者的崛起與毀滅的明智考察,這些考察具有啟發性和娛樂性。
──《書頁》雜誌

 

第1章 斜角
第2章 政黨政治
第3章 冒牌民粹主義
第4章 事關人品
第5章 助紂為虐者
第6章 暴政的勝利
第7章 煽動者
第8章 大人物的瘋狂
第9章 倒台與再起
第10章 可抵抗的崛起

尾聲
鳴謝
註釋

【內文試閱】
第1章 斜角Oblique Angles
自一五九○年代早期起,從莎士比亞創作生涯的開始一直到終結,他不遺餘力反覆探索一個讓人深深困惑的問題:怎麼可能會有一整個國家落入一個暴君手中的情形出現?
十六世紀大有影響力的蘇格蘭學者布坎南(George Buchanan)說過:「一個國王是統治自願的臣民,一個暴君是統治非自願的臣民。」正如布坎南指出的,一個自由社會的各種制度,是設計來防制那些不是為國家而是為自己著想、不是為公眾利益而是為個人快樂著想的統治者出現。」莎士比亞問自己:在什麼情形下,這些看似根深柢固和固若金湯的制度會突然變得不堪一擊?為什麼大多數人明知被騙仍然願意被騙?一個像理查三世(Richard III)或馬克白(Macbeth)那樣的人怎麼會獲得王位?
莎士比亞認為,這種情形是有可能在沒有廣泛同謀的情況下發生。他的戲劇探討了導致一個國家放棄自己理想甚至利益的心理機制。他問自己,為什麼有人會被一個明顯不勝任統治的領袖——一個衝動得危險、一肚子陰謀或漠視真理的領袖——所吸引?為什麼在某些情況下,虛偽、粗鄙和殘忍不但不構成要命的不利條件,反而成為一種吸引力,讓追隨者趨之若鶩。為什麼一群本來自豪和自尊的人民會甘於臣服於暴君的厚顏無恥——這個人認定自己不管幹什麼壞事或說什麼假話都能全身而退?
莎士比亞反覆描寫這種臣服的悲劇性代價(道德淪喪、財富的大量浪費和人命喪失),以及讓一個受傷國家回復若干元氣所需付出的慘痛措施。他的戲劇是在探問,是不是有任何方法可以在為時已晚之前遏阻無法無天的統治,是不是有任何有效手段可以防止暴君一律會帶來的災難?
莎士比亞不是要指控當時的英格蘭君主伊莉莎白一世是個暴君。不管他私底下怎樣想,把這種想法搬上舞台都是自殺行為。還是一五三四年的時候,在伊莉莎白的父親亨利八世統治期間,便通過一項法律條文,規定把統治者影射為暴君者是叛國。觸犯者處死。
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沒有言論自由——不管是在舞台上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一五九七年,戲劇《犬島》(The Isle of Dogs)被控煽動,導致劇作家班.強生(Ben Jonson)被捕和繫獄。政府還因此頒布一紙法令,關閉倫敦所有劇院,幸而沒有執行。政府的眼線喜歡上劇院去找一些可被說成具有顛覆性的劇情,以便領賞。評論時事或政府領導人的舉動特別危險。
就像在現代極權主義國家那樣,人民發展出一些用暗語發表意見的方法,站在一兩個距離之外談論國事。不過,莎士比亞偏好採取迂迴方法不只是出於謹慎,當他非透過直接方式而是採取斜角角度處理問題的時候,看來特別能夠清晰思考。他的戲劇顯示,透過虛構或採取歷史距離,他最能夠不加扭曲地佔有真理。正因為這樣,他才會被傳說中的羅馬將軍科利奧蘭納斯(Caius Martius Coriolanus)或歷史人物凱撒吸引,才會對英格蘭和蘇格蘭編年史中的人物入迷,例如約克(York)、凱德(Jack Cade)和李爾(Lear),又特別是最典型的暴君理查三世和馬克白。其他想像出來的人物——《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中的施虐癖皇帝薩特尼納斯(Saturninus)、《一報還一報》(Measure for Measure)中的腐敗代理公爵安哲魯(Angelo)、《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的疑心病國王里昂提斯(Leontes)——會讓他大感興趣,理由亦在此。
莎士比亞的大受歡迎顯示很多同時代人和他有一樣想法。擺脫周遭環境的羈絆和忠君愛國的陳腔濫調,他的作品坦白得讓人震驚。這位劇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自己時代和國家的產物,但又不是全然如此。在他的筆下,事情會變得無比清晰,而他也沒有需要對看到的事情保持沉默。
莎士比亞亦明白到,就像我們時代的一些大事(例如蘇聯解體、房屋市場崩潰或一次讓人目瞪口呆的選舉結果)所披露的那樣,即便是身處權力核心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雖然他們的辦公桌上堆滿統計數字、擁有昂貴的間諜網絡、雇用了大批高薪的專家,他們仍然幾乎完全身處漆黑之中。站在邊緣望過去,你也許會以為如果你能夠接近這個或那個重要人物,就會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護自己或自己的國家。但這只是一種錯覺。
在莎士比亞其中一齣歷史劇的開始,他讓「謠言」(Rumor)這個角色上場。它的衣服上「塗滿舌頭」,工作是沒完沒了地散播一些「由臆測、嫉妒和妄想所吹響的故事」(《亨利四世》下篇〈導言〉16)。它的效果是製造各種相互衝突的訊號、假安慰和假警報,讓人在最不羈的希望和最深沉的絕望中暈頭轉向。最容易上當受騙的不是草民眾生,而是有權有勢的人。
所以,對莎士比亞來說,能夠和當前保持距離會更容易清晰思考,能夠擺脫饒舌舌頭的噪音會更容易說出真相。採取斜角讓他可以掀開錯誤的假設、年深日久的信念和誤導的虔誠,看看底下藏著什麼。此所以他會對上古時代的世界感興趣(當時基督信仰和忠君愛國修辭並不適用),對《李爾王》或《辛白林》(Cymbeline)中的前基督教英格蘭著迷,對《馬克白》中充滿暴力的十一世紀蘇格蘭一往情深。即使當他刻劃和自己時代較接近的世界時(見於從《理查二世》到《理查三世》的一系列歷史劇),莎士比亞仍小心翼翼讓自己和自己所描述的事件保持至少一個世紀的距離。
在他創作戲劇的那個時候,伊莉莎白一世當女王已經三十多年了。雖然有時候會易怒、難相處和專橫,她對王國的政治制度的尊重是有目共睹。就算那些主張對外採取更侵略性政策和對內採取更嚴厲打擊手段的人,一般都肯定她對運用權力的審慎。莎士比亞非常不可能把她看作暴君,哪怕是內心深處仍不太可能這樣想。不過就像他的很多國人同胞那樣,他大有理由對不久的未來感到憂慮。一五九三年,女王慶祝六十大壽。雖然未婚且無兒無女,她堅決拒絕指定一個繼承人。難道她認為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
對任何有點想像力的人來說,值得憂慮的都不只是時間的偷偷侵蝕。人們普遍相信英格蘭受到一個國際陰謀集團的威脅,該集團訓練出許多狂熱打手,分派到各地。這些打手相信殺死被他們稱為「無信仰者」的人並不是罪,反而是為上帝做工。他們在法國、荷蘭和其他地方要為行刺事件、群眾暴力和集體屠殺負責。他們在英國的首要目的是殺害女王,用他們的一個同路人取而代之,把英國壓制在他們扭曲的宗教觀之下。他們的終極野心是統治世界。
這些恐怖份子不容易認出,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長。他們被陰謀集團吸收後送到海外受訓,然後又偷渡回英格蘭,很容易就混雜到一般忠順的子民之中。一般老百姓當然不願意供出自己的子弟,哪怕他們被懷疑散播危險思想。那些極端份子形成小單位、一起禱告、交換祕密訊息和吸收新成員。新血主要來自人口中的年輕人,他們不滿且不穩定,嚮往暴力和成為烈士。有一些恐怖份子與外國政府的代表祕密接觸,後者暗示將會派出入侵艦隊和支持武裝起義。
英格蘭的間諜系統對這種危險高度警覺。他們對恐怖份子訓練營派出臥底、有系統地審查信件、在酒館和客棧裡留意人們的談話,並在港口和邊界關卡仔細檢查往來人等。不過恐怖主義的威脅仍然難以消除。即便當局能夠抓到一些涉嫌的恐怖份子並對他們進行盤問,情況也沒有比較好。畢竟這些人都獲得他們的宗教領袖批准,被容許說謊,而且學過一種模稜兩可的回答問題方法。這種方法可以誤導審問人員又不構成嚴格的說謊。
即便用刑求方式盤問涉嫌者(這是一般都會採取的做法),仍然常常難以突破。根據女王情報首長的一份報告,那個在一五八四年刺殺荷蘭奧蘭治親王(Prince of Orange)的極端份子(第一個以手槍殺死國家元首的人)始終無比倔強:
同一個傍晚,他被用繩子鞭打和被用裂開的翮羽切割皮膚,之後又被放入一個裝鹽水的容器,喉嚨裡被灌入醋和白蘭地。儘管受到這些折磨,他毫無消沉或懺悔的跡象。正好相反,他說自己做了上帝悅納的行為。
「上帝悅納的行為」:這些人受到洗腦,相信他們可以因為他們的叛國和暴力行為在天堂得到獎賞。
十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狂熱新教教徒認為,威脅的罪魁禍首是羅馬天主教教廷。讓伊莉莎白的主要顧問們非常生氣的是,她不願對這個威脅指名道姓和採取他們認為的必要措施。她不願意因為少數狂熱份子的罪行便和強大的天主教國家爆發昂貴且血腥的戰爭,或抹黑整個天主教。用她的情報首長沃辛漢(Francis Walsingham)的話來說,她「不願意在人們的心裡或祕密思緒開一扇窗」,因為多年以來她都容許子民默默保持天主教信仰,只要求他們在表面上服從國教。雖然受到激烈催促,她一再拒絕批准處決她的天主教徒表姪女,即蘇格蘭的瑪麗女王。
被趕出蘇格蘭之後,瑪麗一直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拘禁於英格蘭北部。由於她對英格蘭王位擁有很強的繼承資格(有人認為比伊莉莎白還要強),她成為了歐洲天主教國家和英格蘭國內天主教極端份子的指望對象。瑪麗本人也非常愚蠢地批准了一些奉她名義進行的險惡圖謀。
人們廣泛相信這些圖謀背後的主腦正是羅馬教宗。負責執行的是他的特別部隊:發誓事事服從他的耶穌會。再來還有他在英格蘭的祕密軍團,即人數數以千計的「教宗派」,他們表面上參加英國國教的禮拜,心裡繼續保持天主教信仰。在莎士比亞成年之時,有關耶穌會的謠言(他們被禁止進入英格蘭)甚囂塵上。他們的實際人數也許不多,但他們激起的恐懼和仇恨(在一些地方則是激起祕密崇拜)卻相當可觀。
我們不可能斷定莎士比亞在內心深處認同於何者。但他不可能是中立或事不關己。他的雙親都出生在一個天主教的世界,而對於他們來說(就像對他們大部分的同時代人來說),宗教改革並沒有斬斷他們和那個世界的關聯。莎士比亞有各種理由保持謹慎和迂迴,而這不只是因為新教政府厲行嚴刑峻法。激進天主教徒對於英格蘭的威脅並不完全是出於想像。在一五七○年,教宗庇護五世(Pius V)發出詔書,譴責伊莉莎白是異端和「罪惡的僕人」,將其革除教籍,又宣布她的臣民不必遵守曾宣誓服從她的誓言,反而應該踴躍表現出不服從。十年之後,教宗格列高利十三世(Gregory XIII)又主張,殺死英格蘭女王不是滔天大罪。教廷的國務卿代替主人補充說:「毫無疑問,任何懷著為上帝服務的虔誠目的而把她從世界送走的人不只沒有罪,還獲得了功勞。」
這個宣布形同煽動謀殺。雖然大部分英格蘭天主教徒完全不打算採取這種暴力手段,但仍有少數天主教徒心懷想要除掉國家的異端君王的念頭。一五八三年,政府的間諜網絡發現一個事涉西班牙大使的行刺女王陰謀。接下來幾年,有關當局在千鈞一髮間消除危機的謠言一再出爐。受到起疑鄰居通風報信的官員會前往鄉村的藏身屋,砸爛櫥櫃、拍打牆壁和撬開地板尋找所謂的「教士洞」。儘管如此,伊莉莎白仍然沒有採取措施對付瑪麗構成的威脅。沃辛漢禱告說:「求上帝打開女王陛下的眼睛,讓她看見自己的危險。」
女王的核心圈子採取了非常不正規的手段,起草了一份「保王協定」(Bond of Association),連署者發誓不只會報復任何企圖謀害女王的人,還會報復任何從這種企圖得到好處的潛在王位繼承人——這一點明顯是針對瑪麗而發。一五八六年,沃辛漢的間諜獲得了另一個陰謀的風聲。這一次涉案的是富有的二十四歲天主教紳士巴賓頓(Anthony Babington),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信殺死「暴君」在道德上站得住腳。一些臥底滲透了這群人,當局靜觀陰謀慢慢展開。事實上,當巴賓頓開始有點退縮不前時,一個臥底還催促他趕快行動。這種策略取得了強硬派新教徒最希望的結果:不只抓到了十四個同謀者,將他們吊死和四馬分屍,還把漫不經心的瑪麗捲入其中。
就像二○一一年殺死賓拉登那樣,瑪麗在一五八七年二月八日被斬首並沒有終結恐怖主義對英格蘭的威脅。這威脅也沒有隨西班牙無敵艦隊在翌年被打敗而結束。如果說瑪麗的死有任何影響,那就是讓國家的氣氛更加凝重。另一次外國入侵看來迫在眉睫。政府的間諜繼續工作,天主教的教士繼續潛入英格蘭荒誕不經的謠言繼續流傳。一個零工在一五九一年被上頸手枷示眾,理由是他說「當女王繼續活著,我們就不可能有一個快樂的世界。」另一個得到類似懲罰,理由是他說「現在統治我們的不是一個好政府……如果女王死了,就會發生改變,所有信這個宗教的人將會被拔除。」一五九二年,在對佩羅特爵士(Sir John Perrot)的叛國罪審判中,一個嚴重指控是這位勳爵詆毀女王是個「低賤的雜種女人」。在星室法庭(Star Chamber),掌璽大臣抱怨「各種公開羞辱的言論和叛逆的誹謗」在倫敦廣為流傳。
即使那些幾近叛國的大嘴巴言論可以一笑置之,王位繼承的問題仍然讓人焦慮。女王的紅色假髮和鑲滿珠寶的奢華長袍並不能隱藏歲月的痕跡。她患有關節炎,胃口不佳,上樓梯時開始需要人攙扶。正如她的大臣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委婉地說的,她是「一個被時間嚇一跳的女士」。然而她仍然不願意指定一個繼承人。
伊莉莎白時代晚期的英格蘭內心深處知道,既有的秩序非常脆弱。這種焦慮心情不侷限於渴望保持權位的一小群新教精英。多年來,陷入困境的天主教徒一直主張女王被一群馬基維利色彩的政治人物包圍,每個都不斷用計推進本派系的利益,煽動對天主教陰謀的疑神疑鬼恐懼,等待關鍵時刻奪取權力。心懷不滿的清教徒對同一批人物有著類似的恐懼。任何擔心國家宗教和解方案、財富分配、對外關係和爆發內戰可能性的人(這在一五九○年代幾乎涵蓋任何人)都一定會談論女王的健康、朝廷的派系、西班牙入侵的威脅、耶穌會會士的祕密潛入、清教徒的騷動(當時稱為「布朗派」)和其他值得驚恐的理由。
這些談論的大部分當然都是竊竊私語,但它們卻有一種反覆不斷、日復一日的執著性質。莎士比亞反覆描寫一些小角色——《理查二世》中的園丁、《理查三世》中的無名無姓倫敦人、《亨利五世》中戰爭前夕的士兵、《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中的飢餓庶民、《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中的憤世嫉俗低下階層等等——分享謠言和辯論國家大事。這一類下等人對在上位者的反省常常會惹惱精英階級。「滾回家去吧,你們這些廢物!」一個貴族對一群抗議者這樣咆哮。(《科利奧蘭納斯》1.1.214)但廢物們拒絕閉嘴。
沒有任何英格蘭的國家安全顧慮(不管大或小)可以直接搬上舞台。劇團在倫敦非常繁榮,它們全都熱中於尋找刺激故事,會樂於用電視劇集《反恐危機》(Homeland)一類的題材吸引觀眾。不過在伊莉莎白時代,劇院卻會受到審查,雖然審查官偶爾會懶散,但絕不會容許刻劃威脅女王政權的陰謀上演,更不會容許舞台上出現影射瑪麗女王、巴賓頓或伊莉莎白本人的角色。
審查制度必然會催生出閃避審查的技巧。就像邁達斯(Midas)的太太那樣,人們不能自已地想要談論那些最讓他們感到困惑的事情,哪怕只是對著風和蘆葦說去。因此,彼此競爭激烈的劇團有著強烈經濟誘因去滿足人們的這種衝動。他們發現,這一點是有可能透過把背景改為遙遠的地域或古早的過去做到。只有在極偶爾的情況下,審查官才會覺得一齣戲以古喻今的痕跡太過顯眼,或者要求劇團證明他們演出的歷史事件是有根有據。其餘大多數時候,他們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大概是因為當局了解到,有必要給予人民一些透氣孔。
莎士比亞是李代桃僵和迂迴手法的超級大師。他從不會寫我們所謂的「城市喜劇」(以當代英國為背景的戲劇),而且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他會和當前的事件時保持一個安全距離。他會被展開於以弗所、推羅(Tyre)、伊利里亞(Illyria)、西西里、波希米亞或遙遠海域一個無名島的情節吸引。當他投入一些歷史事件(王位繼承危機、選舉舞弊、行刺和暴君的崛起等),這些事件都是發生在古希臘羅馬、史前不列顛或他曾曾祖父時代的英格蘭。為創造更有張力和入木三分的故事,他會隨心所欲改寫他從編年史書取得的材料,但求材料都有出處,以便在當局查問時可以用來辯白。他會不願意坐牢或被打爆鼻子是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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