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思想史(第6版)（簡體書）

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物件是中國歷史上有關法律的理論與學說。在編寫過程中，作者力求以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客觀歷史為依據，論述和評價各個歷史時期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目的是總結歷史經驗，批判地繼承我國傳統法律文化遺產，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和實現依法治國服務。

劉新（1925—2015），男，著名法律史學家和法學教育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思想史專業奠基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創辦人，中國法律史學會原秘書長，中國法律史學會老莊與中國法律文化研究會原會長。主要著作包括《中國國家法函授學習方法指導》（1961年）、《中國哲學史講義》（1977年）、《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講義》（1981年）等，主編《中國先秦政治法律思想史》（1986年）、《中國法律思想史簡明教程》（1986年）、《中國法律思想通史?春秋戰國卷》（1994年）、《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1996年）、《中國法哲學史綱》（2005年）等，此外，發表有關中國法律思想史和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方面的論文數十篇。

王振東 男，1964年5月生，1981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本科學習，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一直從事法律思想史學和法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近年來出版的個人專著主要有《自由主義法學》（2005年）、《現代西方法學流派》（2006年）、《韋伯:社會法學理論》（2010年）;主編《西方法律思想史》（2003年）、《中國法律思想史》（2013年）;參與編寫的著作和教材主要包括《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995年）、《法哲學論》（1999年）、《人權:從世界到中國》（1999年）、《社會主義法治論》（2002年）、《法的形成與運作原理》（2003年）、《世界著名十大法學家評傳》（2004年）、《中國法哲學史綱》（2005年）、《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論》（2008年）等。此外，發表相關領域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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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1
一、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研究物件1
二、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目的2
第一編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
第一章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7
第一節概述7
第二節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8
第二章周公對夏商神權法思想的繼承與發展11
第一節“明德慎罰”思想12
一、“明德慎罰”思想的由來12
二、“明德慎罰”思想的內容與實質13
第二節“禮治”思想16
一、周禮的來源與內容16
二、“禮治”的基本原則16
三、周公的“明德慎罰”與“禮治”思想的影響17第二編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第三章儒家學派的法律思想23
第一節儒家學派概述23
第二節孔子24
一、孔子與《論語》24
二、“仁”是孔子的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26
三、法的穩定性與繼承性:“禮治”及其“損益”和“正名”理論27
四、中庸的法學方法論29
五、德刑關系理論31
六、法律與正直的關系及父子相隱的訴訟原則342/中國法律思想史（第六版）七、無訟理論35
八、誠實信用法律原則與法律面前男女不平等原則36
九、人與法的關系37
十、小結:孔子法律思想體系及其歷史影響39
第三節孟子39
一、孟子與《孟子》39
二、“仁政之法”的理論基礎41
三、“仁政之法”的來源和內容41
四、法、理、孝的關系44
五、民貴君輕說與立法目的論45
六、法律適用過程中慎選司法官吏與慎重對待死刑46
七、“治人”與“治法”的關系:“尊賢使能”與“徒法不能以自行”46
八、守法思想47
九、“執中權時”的法學方法論48
第四節荀子49
一、荀子與《荀子》49
二、性惡論是荀子的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51
三、“良法”與“惡法”理論:“禮法一體”與“非禮無法”52
四、“明分使群”的法律起源理論55
五、法律本體理論:法律原理、判例、法律條文之間的關系56
六、法律與治國方略:“治人”與“治法”57
七、有關犯罪與刑罰的刑事法律原則58
八、經濟立法與環境保護立法的基本原則59
九、荀子的法學理論體系總評價60第四章墨家學派的法律思想62
第一節墨家學派概述62
第二節墨子63
一、“兼相愛，交相利”63
二、法律起源論及相關法律思想64第五章道家學派的法律思想68
第一節道家學派概述68
第二節老子69
一、“道法自然”69
二、抨擊人定法72
三、“無為而治”、小國寡民與息訟思想74
第三節莊子76
一、莊子與《莊子》76
二、莊子的法律思想的理論基礎:“天道”自然與絕對無為77
三、對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的批判78
四、莊子的具體法律思想解析80目錄/3

第四節道家其他派別與代表人物92
一、關尹92
二、庚桑楚92
三、文子92
四、楊朱93
五、列子93
六、?冠子94
七、稷下道家94第六章法家學派的法律思想96
第一節法家學派概述96
第二節申不害97
一、“圣君任法而不任智”的法治論97
二、力主“君人南面之術”的術治論98
第三節慎到99
一、“立公棄私”的立法公私觀99
二、“事斷于法”的尚法論100
三、“權重位尊”的重勢思想101
第四節商鞅102
一、變法思想103
二、“垂法而治”的法治論103
三、“刑無等級”思想105
四、重刑思想與“以刑去刑”106
五、“以吏為師”“以法為教”107
第五節《管子》108
一、《管子》一書及其與齊法家的關系108
二、法的概念與特征110
三、“以法治國”與法的起源及作用112
四、立法思想114
五、執法思想116
第六節韓非117
一、韓非的法治觀的理論基礎?D?D?D歷史進化觀與人性論118
二、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120
三、韓非的法治思想的主要內容122
四、韓非的法治觀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124第七章農家學派的法律思想128
第一節農家學派概述128
第二節許行129
一、“君民並耕”的社會治理思想129
二、以農為主，士、工、商適度分工，勞動者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的社會發展模式1304/中國法律思想史（第六版）三、農家（官）治國論131
四、“市賈不二”的國家干預經濟“法”（制度）思想132第八章名家學派的法律思想134
第一節名家學派

第一章
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
常考知識點
●中國法律思想的源頭
●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的特點
第一節概述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民族的發展，和世界上其他許多民族一樣，也經歷了很長一段無階級的原始社會時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原始公社解體，中國歷史進入奴隸制時期。中國奴隸社會經歷夏、商、周三個朝代。在中國奴隸社會中，土地和奴隸皆歸奴隸主的總代表國王所有，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國王直接管轄京城附近地區，其余土地連同土地上的奴隸，由國王至諸侯、卿、大夫、士，逐級分配給各級奴隸主貴族。為了計算封地的大小和便于監督奴隸勞動，奴隸主把土地劃成“井”字形方塊，叫作“井田”。這種井田制就是奴隸主貴族壟斷土地、剝削與壓迫奴隸和平民的經濟基礎。和這種奴隸制的土地所有制相聯系，奴隸社會中有兩個基本的對立階級，即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奴隸主的殘酷剝削與壓迫，必然要激起廣大奴隸的反抗。奴隸主階級為了鎮壓奴隸的反抗，首先是依仗暴力，建立與強化國家機器。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機器在夏朝已初步建立起來，在商朝有了進一步發展。到了西周時期，這套國家機器已相當完備。夏商奴隸制國家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對廣大奴隸與平民的統治，還在井田制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等級制度。這種宗法等級制度，在夏商已具雛形，西周時得到充分發展。奴隸主貴族通過這種宗法等級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一套宗法組織和國家組織交織在一起的嚴密的統治網絡。而宗法組織和國家組織緊密結合，正是中國奴隸制國家的政治制度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一特點對我國奴隸制時期的法律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極大。夏商時期，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神權思想占統治地位。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方面是“恭行天罰”“代天行罰”之類的神權法思想占統治地位。
到了西周時期，隨著宗法等級制度的發展和完備，以宗法思想為核心的“禮治”思想和“明德慎罰”思想逐步形成，成為奴隸主貴族手中與神權法思想並行的另一種思想武器。夏商西周的法律思想曾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發展過程，其具體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總的說來，神權法和宗法思想占統治地位，始終是這一時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點。研究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思想，可加深我們對中國古代社會之特點的認識，有助于我們探索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源頭。
第二節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
神權思想是由原始的宗教迷信發展而來的。在原始社會中，由于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世界的能力很差，對周圍的事物不能正確地解釋，于是就產生了一種幼稚的想法，以為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主宰著一切。不過，在原始社會中，這種宗教迷信思想還沒有階級壓迫的性質。只是在進入階級社會以后，宗教迷信才被打上階級烙印。夏商奴隸主貴族把原始的宗教迷信加工改造為“君權神授”和“代天行罰”說，使之成為為少數剝削者服務的工具。關于夏代的思想狀況，至今仍無確鑿的史料來說明。但從古籍中的一些片段記載來看，夏朝的統治者已開始利用神權思想來維護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尚書?夏書?甘誓》記載:有扈氏上不敬蒼天，下不敬官長，上天因此要斷絕其命。夏第一章夏商西周時期的神權法思想/9啟是奉天之意來懲罰有扈氏。努力執行命令的，就在祖廟前給以獎賞;不努力執行命令的，就在社壇里殺掉。《尚書?夏書?甘誓》雖為后人追記，但它所記載的內容，是符合當時夏朝統治者的思想實際的。天命迷信、“代天行罰”，是早期奴隸主階級的主要思想武器。《論語?泰伯》說:禹“致孝乎鬼神”。《尚書?周書?召誥》說:“有夏服天命。”《尚書?夏書?甘誓》說:“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到了商代，隨著奴隸制的發展和王權的加強，神權思想也有所發展。商朝統治者也極力宣揚天命迷信和神權思想。《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奴隸主貴族以地上的最高統治者商王為楷模，編造了一個有人格、有意志的“上帝”，並宣稱商王就是上帝的子孫。如《詩經?商頌?長發》說:“帝立子生商。”既然商王是上帝的子孫，是根據上帝的旨意來人間實行統治的，那么，他們的統治也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尚書?商書?盤庚中》）。誰要是圖謀不軌，不服從統治，誰就該被斬盡殺絕，子孫絕滅。眾所周知，商朝的刑罰極為殘酷。統治者為了替這種酷刑辯解，極力宣揚“代天行罰”說。如甲骨文記載:“貞（卜問）:王聞不惟辟，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