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簡體書）

海內外研究清帝南巡的第一部專著！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不只是野史與逸事，更是一場轟動當時、改變後世的政治劇！

深度探析清朝的統治機制，中譯本首度問世！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於北京與江南。滿洲皇帝及扈從，深入帝國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區，上演了一場場長達數月之久的政治劇。

本書主要闡釋帝國核心與江南之間既充滿張力又持續博弈的關係。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漢人無可爭議的中心，它還是反清復明的大本營。清廷如何才能在這一地區建構權威，合法進行統治？盛清時期清廷統治內地的切實條件和歷史機制又是什麼？本書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還探討了盛清統治得以建構以及各種人物競爭於其間的政治文化。作者認為，南巡在十八世紀清朝統治的歷史形成過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張勉治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歷史與藝術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學圣迭哥分校歷史學博士，師從周錫瑞、高彥頤等中國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領域為16至19世紀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目前主要關注盛清時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質文化。

董建中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譯有《州縣官的銀兩》《自貢商人》《君主與大臣》等。

本書探討的是清朝統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敏銳地抓住了其*重要的特徵。本書可以從不同層面去閱讀。首先，本書思考了清朝統治的具體特徵，特別是民族意識在清帝國意識形態中的位置，做出了新穎而富有價值的理論貢獻。其次，它細緻再現了巡幸這一歷史上的重要活動，及其作為展示、儀禮、思想、身體等活動的重要意義。第三，它揭示了乾隆皇帝的獨特個性。總之，本書是清史研究領域的一部力作。

——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歷史細節的呈現以及分析視野的廣闊，使得本書成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國史研究者的必讀書。那些在西方傳統之外尋求理解帝國形成的可信範式的研究者，尤其應該參考這本書。

——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

張勉治對巡幸的描述很具體，這值得稱道。他不是簡單地概括清帝的巡幸，而是告訴我們，巡幸何以會在不同時期一再舉行。本書並非一項狹隘的巡幸研究，在作者筆下，巡幸是透視清朝統治的棱鏡，巡幸絕不是遠離宮廷生活和國家治理，而是乾隆皇帝統治國家的有力且不可或缺的工具。

——美國雪城大學歷史系教授柯啟玄（Norman Kutcher）

作者對巡幸的歷史淵源與內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為本身，乾隆帝南巡期間與揚州鹽商、江南文人的交往，以及御製詩寫作、南巡的社會反響方方面面進行分析，治河、武備、西師、江南士商的活動、文字獄等諸多影響帝國發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種矛盾都被表現得淋漓盡致。可謂雖述南巡，卻及其餘，一個對帝國發展的全景式的描述躍然紙上。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劉文鵬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當時，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尋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個清帝國以及亞洲沿海和大陸都有反響。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從停靠大阪的中國商船上的水手那裡得到情報，了解到了經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長期行程。朝鮮使臣在他們的日記和官方報告中對南巡有記載。內亞的首領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禪羅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會了解南巡的情況，因為有時候他們是乾隆南巡時的扈從。時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牽動大眾和歷史的想像。的確，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國史的研究學者，多少都知道一點1751—1784年間的乾隆六次南巡。同樣廣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然而，正如著名清史專家郭成康所說：“對南巡，人人都可以說兩句，但是還沒有人做過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從一個最基本的層面上，填補這一空白。

讓我們先對乾隆南巡“說兩句”。南巡曠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當大規模的扈從花上三五個月的時間，巡歷帝國最繁榮和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見圖1和表3.1）。從出巡路線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從走陸路，經直隸、山東、江蘇北部，到達清河縣（今天的清江）的黃河和大運河交匯處。乾隆皇帝視察那裡的堤壩塘堰等綜合水利設施。渡黃河後，這一移動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運河，前往主要的縣、府等治所，如寶應、高郵和揚州。就在揚州以南的地方，禦舟過長江並在常州、無錫、蘇州等沿線重要城市停留，之後到達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繼續向南，過嘉興府，接著向省城杭州進發，在那裡乾隆皇帝舉行召試，檢閱地方軍隊並遊覽城市景點，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後四次南巡期間（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寧縣視察沿杭州灣的海塘，然後去杭州。1751年，聖駕從杭州出發，渡過錢塘江，這樣乾隆皇帝可以親祭位於紹興府、傳說中的聖君大禹的陵墓，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後，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紹興。）

返程時，皇帝一行北上，沿大運河到長江南岸的鎮江府，然後向西，走陸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寧（今天的南京）。這裡乾隆皇帝又一次舉行召試，檢閱軍隊，參觀該城的歷史古蹟。接下來這一移動的朝廷折回鎮江，過長江，繼續沿大運河北上，到達與黃河的交匯處。從1757年第二次南巡開始，乾隆皇帝及貼身扈從在山東—江蘇交界處與皇太后一行分開，走陸路到徐州，視察該地區的重要水利設施。在返回大運河後，皇帝一行乘船繼續北上至德州，最後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隊返京時常常更為從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時間很長：杭州九天、蘇州八天、江寧四天。除參加上述精心編排的大眾歡慶儀式外，他還做了許多事情。其中，他視察水利設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員，接見地方名流，予以各種恩賞，招攬學術和文學人才，檢閱軍隊以及參觀景點和歷史名勝。

致謝１

緒論１

家產—官僚制帝國：前近代國家形成的一種模式８

嵌入了民族意義（意識形態）的家產製１２

清民族—王朝國家的系譜１５

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形成２２

第一章巡幸的歷史與多重意義２８

上古的出巡、狩獵與戰爭３１

戰國時期巡狩的“開化” ３３

作為君主—官僚間緊張關係突出表現的巡狩３６

帝制官僚與對巡幸的貶斥３９

帝制聯盟與執著於季節性遷移４３

明朝的巡幸５１

結論５５

第二章“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則（１６８０年代和１７４０年代） ５７

進諫與因應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１６６８—１６７１） ５９

康熙皇帝恢復巡幸（１６８０年代）：經典模式? ６２

乾隆皇帝恢復巡幸（１７４０年代）：家族的傳奇故事６８

進諫與因應之二：漢御史的抗議（１７５８年１２月） ８０

乾隆皇帝評論妥帖睦爾（１７６７年）：歷史的迴響８４

結論８６

第三章將朝廷置於馬上：移動朝廷的後勤與政治８８

皇帝的扈從與巡幸路線８８

安排駐蹕事宜：一種旗務９２

作為武力像徵的營帳９８

以戰爭規模動員各省１０６

應對大眾的南巡認識１０７

結論１１９

第四章安不忘危與帝國政治：戰爭、巡幸、武備１２２

乾隆皇帝推崇軍事價值（１７８５年） １２３

憂懼八旗衰落（１６７０年代—１７３０年代） １２７

乾隆初年的軍事危機（１７３０年代—１７４０年代） １３０

作為滿洲人尚武習慣的巡幸１３５

領導層危機與八旗持續衰敗（１７５０年代） １４８

南巡與準噶爾問題（１７５０年代） １５１

帝國與南巡中的耀武揚威（１７６２年） １５７

結論１６４

第五章“還淳返樸”：南巡與商業化時代精英內部競爭１６８

培植商業財富１６９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話語１８１

士人的焦慮與皇帝話語的“為我所用” １８９

結論１９７

第六章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詩歌與迎合漢學１９９

召試１９９

推崇詩畫以籠絡精英２０３

蘇州的文化經紀人沈德潛２０７

蘇州紫陽書院與迎合漢學２１４

模棱兩可的迎合２２７

結論２３１

第七章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詩歌寫作與政治２３３

愉悅在前：皇帝的矛盾態度２３４

精英文化內部的緊張：十八世紀對“抒情論”的貶斥２４１

解讀乾隆皇帝南巡詩作２４６

初相遇：在江北釐定“江南意” ２４７

與金山相遇（一）：引出景緻與否認慾望２５３

與金山相遇（二）：調和並抒懷月下長江２５７

日益深入：宣稱勤政,拒斥愉悅２６６

正統話語：馬上“觀民” ２７０

結論２７８

第八章大眾認識與民族—王朝政治至上（１７６５—１７８５） ２８０

乾隆皇帝水利認識的再考察２８１

政治至上（１７７０年代） ２８７

對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蝕（１７６５—１７７８） ２９１

民族—王朝回應之舉：恢復巡幸（１７８０—１７８５） ３１４

結論３２３

尾聲最後的巡幸（１８００—１８２０） ３２６

民族與清統治的歷史機制３３１

附錄A 乾隆南巡的地方備辦情況３３７

附錄B 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３４５

附錄C 南巡召試的量化分析３５８

徵引文獻３６２

索引３９０

譯後記４２５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當時，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尋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個清帝國以及亞洲沿海和大陸都有反響。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從停靠大阪的中國商船上的水手那裡得到情報，了解到了經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長期行程。朝鮮使臣在他們的日記和官方報告中對南巡有記載。內亞的首領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禪羅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會了解南巡的情況，因為有時候他們是乾隆南巡時的扈從。時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牽動大眾和歷史的想像。的確，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國史的研究學者，多少都知道一點1751—1784年間的乾隆六次南巡。同樣廣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然而，正如著名清史專家郭成康所說：“對南巡，人人都可以說兩句，但是還沒有人做過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從一個最基本的層面上，填補這一空白。

讓我們先對乾隆南巡“說兩句”。南巡曠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當大規模的扈從花上三五個月的時間，巡歷帝國最繁榮和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見圖1和表3.1）。從出巡路線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從走陸路，經直隸、山東、江蘇北部，到達清河縣（今天的清江）的黃河和大運河交匯處。乾隆皇帝視察那裡的堤壩塘堰等綜合水利設施。渡黃河後，這一移動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運河，前往主要的縣、府等治所，如寶應、高郵和揚州。就在揚州以南的地方，禦舟過長江並在常州、無錫、蘇州等沿線重要城市停留，之後到達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繼續向南，過嘉興府，接著向省城杭州進發，在那裡乾隆皇帝舉行召試，檢閱地方軍隊並遊覽城市景點，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後四次南巡期間（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寧縣視察沿杭州灣的海塘，然後去杭州。1751年，聖駕從杭州出發，渡過錢塘江，這樣乾隆皇帝可以親祭位於紹興府、傳說中的聖君大禹的陵墓，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後，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紹興。）

返程時，皇帝一行北上，沿大運河到長江南岸的鎮江府，然後向西，走陸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寧（今天的南京）。這裡乾隆皇帝又一次舉行召試，檢閱軍隊，參觀該城的歷史古蹟。接下來這一移動的朝廷折回鎮江，過長江，繼續沿大運河北上，到達與黃河的交匯處。從1757年第二次南巡開始，乾隆皇帝及貼身扈從在山東—江蘇交界處與皇太后一行分開，走陸路到徐州，視察該地區的重要水利設施。在返回大運河後，皇帝一行乘船繼續北上至德州，最後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隊返京時常常更為從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時間很長：杭州九天、蘇州八天、江寧四天。除參加上述精心編排的大眾歡慶儀式外，他還做了許多事情。其中，他視察水利設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員，接見地方名流，予以各種恩賞，招攬學術和文學人才，檢閱軍隊以及參觀景點和歷史名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