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Alfred L. Kroeber 語）的「為何」這個問題，我並未作比較全面的回答，因為那並不是當初下筆寫這篇短文的用意。我原來想做的是針對華人學術界一向缺乏寬鬆、自由，帶啟發性的對話環境而發，絕未曾想對「為何」作一比較完整的陳述。如果把「天才為何成群而來」這個問題轉換成傑出的人才為何成群地來，那麼，我個人認為以下幾點相當重要：物質條件與心理質素的強大支持、「群聚效應」、「帶跑者」所發揮的效應，還有同儕之間健康的「競爭」兼「合作」關係的激發等。

過去一、二十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我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與我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我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本書以「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作為書題，副標題則是「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從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為往日的所思所感留下一點紀錄。

王汎森，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學術專書。

序
過去一、二十年，除了專業研究之外，我曾作過一些通俗演講、寫過一些散篇文章，這些演講或文章大多與我專業沒有直接關係，卻多少表達了我對這個時代學術、文化狀況的觀察。我一直對多年來催促我寫這方面文章的人心存感激，他們的熱情使我回想起我十幾到二十多歲時台灣文化界的場景，當時高信疆先生等文化人緊張而熱切地催生各種文化議題、催出各種文章，那一幕又一幕的風景，如今卻已經不存在了。

正因為這本書的文章都是無意間寫成的，所以我並不認為有將它們搜集成書的價值，但近年來頗有一些朋友力勸我不要將它們棄置一旁。因此有了二○一三年張劭農負責出版的電子書（內容與本書並不完全相同）。張劭農是我的老學生，他藏書龐大、沉迷學海，對晚明的文人與出版研究很深，我猜測他因為研究過陳眉公、馮夢禎等人，進而對出版感到興趣。在他的鼓勵之下，我決定請他編成電子書，並以「天才為何成群地來」作為書題，副標題則是「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對於這個副題，我的想法是這樣的，收在本書中的文章大多是從人文優先的角度出發看事情，從科技實證之外的人文精神層次出發考量問題，從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前提去考慮現代社會的發展，或是考慮知識創造過程中的人文面向。

至於本書的紙本，也是朋友們一再催促的結果，在經過多年遲疑之後，我決定在耳順之年（2018），將它交給允晨文化公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算是為往日的所思所感留下一點紀錄。

序
人文科學的危機―關於高等教育「指標化運動」的思考
本土思想資源與西方理論
沒有地圖的旅程
為什麼要閱讀經典
我讀韋伯的歷程
現在歷史是什麼―西方史學的新趨勢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
歷史領地的流變
如何透過歷史向古人學習
龔自珍的《尊史》篇
重訪歷史：尋找「執拗的低音」
天才為何總是成群地來
人文的優先性
重構人文價值與多元化
知識分子的沒落
文化多樣性
書的危機
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見的哈佛
學術事業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
如果讓我重做一次研究生
再談假如我是個研究生
余英時印象
追憶余國藩先生
回憶牟復禮先生
記憶杜希德教授
回憶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老師
學術需要時間和自由―時代週刊專訪
思想史內外―張劭農訪問稿
治學漫談―王汎森教授訪談錄
後記

人文學科的危機—關於高等教育「指標化運動」的思考
由於本書所收各篇每每以間接方式涉及當代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精神與境況，所以在這篇代序中，我想就這個題目隨意選擇幾點，表達一些看法。
一、
「人文學科的危機」恐怕是本世紀最常出現的論題之一，每隔幾十年或更短的時間就會有人提出這個口號或是編一本文集。近幾十年來，人文危機的呼聲似乎至少經過幾個階段。在一九六○年代，人們哀嘆大眾不再接受人文學的薰陶，世界從人文學的指縫中溜走了。在一九六○年代，還有人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是因為人文學放棄了追索各種發展的通則。Plumb 在 The Crisis of Humanites 一書中，討論歷史學的危機時，便是這樣說的，為了使人文社會更靠近科學，或是更能應用到實際的操作，所以有一種尋找「通則」的傾向。

近二、三十年來，人文社會學科有了另一個危機，即人文社會科學出現了強大的「自然科學化」傾向，而其中力度最大的是「計量化」，這使得一般人對它們異常隔膜並敬而遠之。美國國會一度否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對政治學研究的補助款，即因為政治學的論文愈來愈計量化，與現實愈離愈遠，華盛頓的政治家們都看不懂政治學報中的論文。

人的行為世界有許多是「或然性」的，但人們卻想以「必然性」來解釋它、把握它，雖然不是沒有用處，但是過度排他性地認為只有人文或社會科學能充分轉變成尋找「必然性」的學問才有價值，而且認為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忽略了人文世界的複雜性、多樣性及豐富性，這是近二、三十年來人文學科的一種危機。

近一、二十年來，部份學者還有另一種呼聲，認為人文學者應該睜開眼睛看看這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並改造人文學以呼應現實，如 Martha Nussbaum 教授認為過去的人文學完全不適應性別、族群等議題，所以呼籲學者應重塑人文學以迎擊新的挑戰。

二○一四年，有鑑於人文學在亞洲的危機，哥倫比亞大學的 Sheldon Pollock 教授，在印度召開了一個「哥倫比亞人文計畫」的會議，我也是會議的成員之一，會議中我強烈地感覺到人們憂心的是當代人文學科太專業化、不關心現實人生，使得它與人們的日用人生越來越疏離。與會的學者大力抨擊近幾十年來， 人們過度重視 STEMC，即指科學、技術、機械、數學、資訊科學等實用性的學問，將學術資源不成比例的配置給上述學科的現象。與會的南亞學者說，南亞國家模仿「新加坡模式」，後果非常嚴重。南亞國家的代表說，在他們國家，哲學幾乎死了，古典語言幾乎沒人懂。在中東世界，包括埃及等國家，許多人認為對大學的支持是一種浪費，一些傳衍千百年的人文知識逐漸消失，一如生物多樣性的消失。在非洲，大部份人文出身的學者沒有工作，或是自顧求生。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會議中，重點之一是過度專業化的人文學科與現實的需要完全脫離關係，Sheldon Pollock 教授為會議所寫的定調文章，也特別指出這一點。在會議中，我個人則除了提到人文與現實的疏離外，特別強調另一股來自高等教育的「指標化運動」，為了排名、為了分配經費、為了決定榮譽的歸屬，或為了追隨西方的標準或想與西方並駕齊驅等各式各樣的東西，其後果往往是刻意忽視人文，或企圖將人文導向一個奇怪陌生的國度。

「指標」本身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東西，我在這裡想引用 Kenneth Burke 的論點。Kenneth Burke 認為我們不可能把這個世界原樣表述，所以一定是用某幾個指標來表述。例如，用週期表來表述整個化學世界、用若干指標來估測經濟狀況，但它們並非全部。用 Kenneth Burke 的話，人們永遠只能部份地表述事情，對一件事我們說了一些，但我們同時也隱蔽了另一些。但在這一波強大無比的高教指標運動中，人們以為「指標」可以表述全部的事情。柏格森在《時間與自由意志》中痛責任何將人文現象化約為指標的現象，認為凡是要量度事物時，便要將它們固化、僵化成為可以量度的標準。以下便想先談「指標」如何嚴重地引導、編派或扭曲學術發展，如何地斲傷人文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