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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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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從內部和外部看中國
對中國崛起的意義之深刻研究

  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我們在地圖上指認的「中國」這個國家,其實存在的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的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在大半時間裡是沒有邊界的帝國。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歷朝各代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朝貢體系」,將鄰邦視為藩屬國。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是天下歸於一統,也就是「普天之下」的觀念。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虛偽的溫和態度將其稱霸天下的野心隱藏起來,在其他強國的協助和投資下茁壯起來。如今中國已撕掉這個外表,愈來愈堅持自己在全球大國的地位,藉由建立海軍、增強對南海等地區的領土主張,並在外交上霸凌周邊小國,來宣示其獨霸亞洲的計畫。中國此一態度的基礎,是幾千年以來的「天下」概念,認為「天下」都在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之內。當我們理解這種歷史認同如何讓中國繼續以意識形態、哲學甚至法律的方式影響其當下的行動,便可知道,隨著世界秩序的轉變,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全球大國。
  本書所討論的主題,是目前國際社會最關切的議題。早在現行國際體制建立以前,東亞早就已建構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體系;不過,清朝末年的鴉片戰爭到與日本的甲午戰爭,中國維繫不了這種中華帝國的體系,本書第一章說明了中國要洗刷恥辱的企圖心,特別是甲午戰爭結束後一落千丈的國際地位,而現在中日間的緊張與衝突,在兩國歷史上早已埋下種子。
  第二章將焦點轉移到東南亞與中國的南海問題上,中國在南海強悍的主張,讓菲律賓與越南在面對中國的壓力,前者採取了法律救濟,提出了「南海仲裁案」,後者則早與中國纏鬥數千年。第三章敘述中國明朝國力鼎盛之際,在1405-1433年間派鄭和進行的「七下西洋」,浩浩蕩蕩來到國際戰略重要據點──麻六甲海峽,開啟了中國可能的海權時代,但隨著永樂皇帝辭世,中國的海權盛世不僅沒打開,更被葡萄牙與西班牙急起直追,若中國繼續增援龐大征服海洋的資金、兵源與船隻,恐怕歷史將會改寫。而今天中國人仰望重新發現的鄭和,主要是為了重建本身的榮譽感。
  第四章描寫中越之間的長久歷史和兩國的恩怨情仇與糾葛,從中國的角度來看,越南並非華夏而是蠻夷,屬於世界的邊陲。然而,從越南人的角度來看,越南也屬於世界的中心,越南征服占婆,便是模仿中國的「朝貢體系」。而二戰時中共扶植越共,而後中越兩國重蹈歷史相互較勁,並大動干戈。
  第五章提及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過程,成為近年來中日關係波折最大的事件,而安倍晉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後,在靖國神社的議題上採取較小泉純一郎更為謹慎的作為,中日試圖改善彼此的關係。即使在某些議題上,中國看起來似乎有些讓步,但這只是戰術上的運用,中國回到過去盛世的年代,凌駕於日本之上的野心從未改變。
  第六章回到南海的主權聲索,中國一方面與東南亞國家進行友好關係,卻又在南海大興土木,破壞彼此關係,但又推出「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供誘因。中國這種「一放(經濟)一收(軍事)」,在二十一世紀前幾年,有節奏地進行著,到了2014年,收與放同時出現。中國對東南亞國家占上風之際,同時施以更多的經濟誘因,來彌補這些國家在心理上對中國強悍的不安,並以此勸誘其他國家臣服。從這種矛盾的心態可以看出,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彼此心態上的互補與競爭關係。
  冷戰結束後,當中國開始採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美國樂見中國的改變,因為許多人都認為,當中國富起來後,中產階級增加,勢必會要求政府進行政治改革,朝著西方民主的方向邁進。但事隔多年,當政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未屈服西方的政治潮流,反倒演變成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身上。當2018年習近平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推翻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讓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驚覺到,這樣的中國已成為東方的「巨靈」。
  長年以來,本書作者深入研究歷史,加上實地報導,讓讀者了解中國崛起的背景因素,從歷史脈絡中找尋到答案,對於中國長期面對的重要對手東北亞的日本以及東南亞的越南,作者點出中國在數百年來東亞權力競爭史上的角色,及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傅好文(Howard W. French)
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1980年代初期,他曾擔任《華盛頓郵報》自由記者報導非洲事務,1986年加入《紐約時報》,先後擔任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西部暨中部非洲地區、日本及中國上海分社主任。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文章散見於《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雜誌》、《紐約時報雜誌》、《滾石雜誌》等刊物。他的作品獲獎無數,兩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兩次榮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新聞獎,以及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等。著有《被掠奪的土地:非洲的悲劇與希望》(A Continent for the Taking: The Tragedy and Hope of Africa)、《消失的上海》(Disappearing Shanghai: Photographs and Poems of an Intimate Way of Life)、《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等。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躁動的帝國》、《歷史的反叛》、《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宋美齡新傳》、《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大外交》(合譯)、《大棋盤》、《被遺忘的盟友》、《棉花帝國》、《核爆邊緣》、《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亞洲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地理的復仇》以及卜睿哲的三本著作:《台灣的未來》、《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等。

「對中國崛起的意義之深刻歷史與文化研究……令人著迷……令人信服。」──《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一本非常及時的好書……易讀又刺激……這本書提醒人們,中國的國際關係發生在可追溯到幾千年或幾世紀的歷史背景下,而傅好文是一位優秀的導遊。」──《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從內部和外部看中國。傅好文對中國有透徹的了解……他著重政治史,從而闡明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領土衝突。」──《紐約客》(The New Yorker)

「一本對中國地緣政治野心根源的專家研究……關於過去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無與倫比的影響,不可或缺的提醒……一本對於中國的權力及其世界地位的概念,最清晰、最有啟發性的書籍……令人著迷。」──《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刺激……論述清晰……充滿令人難忘的文句。」──《紐約書評雜誌》(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生動又富啟發性。」──歐大旭(Tash Aw),《衛報》(The Guardian)

「令人印象深刻……精通……對於東亞複雜的問題以及世界這個關鍵地區潛在的衝突出色的導讀。」──《紐約書籍雜誌》(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傅好文說得很清楚,中國的民族優越意識超越歷史意義……令人不寒而慄。」──多倫多《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

「很難想像還有比傅好文《中國擴張》更棒的指引……這本書是傑出的知識結晶,讓讀者深入了解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命運。」──《富比世》(Forbes)

「令人信服……流暢而有趣。」──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這是對於文化和歷史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中國願景,截至目前為止闡釋得最好的一本書……二十一世紀中國野心勃勃,及其堅決不被納入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決心,十分明顯。」──《亞洲書評雜誌》(Asian Review of Books)

「精彩……傅好文以廣泛的學術研究與認真的記者本能……檢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及其從西方毀滅性的羞辱時期再崛起,將會如何改變世界秩序。」──《愛爾蘭時報》(The Irish Times)

「對於中國長期方法的連續性,這是非常寶貴的資料……傅好文精心陳述的中國歷史,可以和當前的事件比對閱讀。」——《日本時報》(Japan Times)

「略顯不同地……傅好文的學問和報導的細節,足以與他的散文的靈巧相提並論……這是一個有用的、必要的,有助於進行有根據的討論之起點。」《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傅好文以一流記者的生動文字、優秀歷史學者的學術研究,以及身為人類的偉大同情心,討論了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未來許多年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伊安.布魯瑪(Ian Buruma),《零年:1945年,現代世界的夢想與夢碎之路》(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作者

「《中國擴張》是我曾經讀過的,討論中國歷史如何影響其當今的外交政策和鄰國,最具說服力的書。這本精心寫作的書對美國人和亞洲人該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提出寶貴的箴言。強烈建議決策者和一般公民都應該拜讀。」──謝淑麗(Susan Shirk),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二十一世紀中國中心(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主任

「傅好文清晰地提出一個指南,讓我們思考中國下一階段的演進,以及需要注意的號積極跡象和危險信號。」──詹姆斯.法羅斯(James Fallows),《中國空降》(China Airborne)作者

「傅好文在《中國擴張》這本佳作,針對中國在其不受挑戰的的權威周圍努力建立亞洲世界秩序,提供一個全面的歷史觀點。傅好文在書中生花妙筆詳盡報導,令人不安,但它是非讀不可的一本書。」──納楊.昌達(Nayan Chanda),前任《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編輯

「在《中國擴張》裡,傅好文對於中國對日本和東南亞大片海洋的主張之深層根源進行了有趣而深刻的解讀,其對控制極重要的全球貿易有深遠的影響。傅好文明白,中國的歷史權利的意識既有深刻的情感,也有粗暴的政治色彩,讓北京可以假裝與亞洲站在一起,同時又從旁盯著亞洲。」──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秘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作者

「這是一本針對我們或可稱之為中國『打造記憶』進行精心研究而寫就的好書。如果你想了解為何這個國家會如此行事,本書有相當詳盡的解釋。」──夏偉(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Relations, Asia Society)主任

導論(節錄)

  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
  使用「國家」這個字詞其實會騙人。今天我們在地圖上立即指認「中國」的這個國家,其實存在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有人會說,從來就沒有過更普世的統治概念。務實地講,對中國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劃分為兩個廣大、單純的類別──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統治者、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天朝價值的原則,另外一些人則不然──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就是天下歸於一統,用中文來說,就是「天下」的觀念。這個詞不能拘泥字面來解釋。從很早期開始,中國就意識到遠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偉大帝國(如羅馬)的存在,但它與這些遠方世界的接觸很薄弱,因此在經濟與政治意義上都不足為道。
  在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在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有時可解釋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廣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鄰近的中亞、東南亞和東亞。在這些區域當中,中亞對華夏權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續的挑戰,而且經常是公然的威脅。中國歷代的版圖有大有小,大都視漢人與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論是突厥人、蒙古人、滿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勢力均衡變化而異動。(中國曾經兩度遭到來自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統治,一是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則是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滿洲人清朝。)
  在地理上,我們往往把海洋視為障礙,有效地將國家、區域和各個大陸隔離開來,而在遠古時代,更是幾乎使它們彼此孤立。但是東亞海岸以溫和銜接的月彎形,從朝鮮半島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峽,更典型地扮演起華夏文化和聲威、華夏商務,乃至華夏權力的傳送帶,雖然只是偶爾才傳送硬權力。至少從唐朝(六一八-九○七)開始,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國結束王朝嬗遞統治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海洋區域的人民經常順服中國,承認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隨其領導。
  華夏權力以這種方式運作,支撐起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種國際制度──有時稱為極其鬆懈的獨特形式,而中國以這種另類間接的統治方式治理相當眾多的人。這種描述未必恰當,因為中國與其東方鄰國的關係就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包括接觸與服從上的強度不同。然而,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這些公共財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在這個區域裡的核心國家,如朝鮮、越南和日益交惡的日本,中華價值、中華文化、中華語文、中華哲學與中華宗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視為基本的參考架構,甚至是普世的標準。
  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著名的哈佛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貢制度,他寫道:「大部分朝代在內亂外患雙重打擊下滅亡。因此每個政府都承受極大的壓力,要讓其對外關係吻合這個理論,確立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威。」
  這個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續到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當中。二○一五年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寫道:「打從『新中國』一九四九年建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及內政政策都服務相同的目標: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國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制度」其實是晚近的發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在中國受到其他國家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與回過頭來支持它相當長久一段歷史的秩序開始被取代之時,才開始拼組起來。
  在現代世界誕生之際,中國正墜入其相對區域力量及影響力的最低點。中國長久以來的常態是,對它的價值與倫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動搖地堅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卻不是依據預設的世界自然階層,以中國為頂峰,而是假設清晰界定的國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論上如此),其立足點是猶太-基督徒的理念和體制、選舉民主普及化、公開貿易,而非經過管理的朝貢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現的國際法體制。支持所有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當然是西方列強,到了二十世紀,就是美國的大國力量。
  長久以來中國本身運作成功的國際制度,以及幾乎不受挑戰、天經地義的文明標竿地位,必然要改變,轉為它很難接受的大降級。然而,西方人卻忽略了,在過渡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殘酷環境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勢卻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對當今之世的常態產生不尋常、深刻的愛恨交織心理,而今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每過一年,這種感覺就日益明顯。

 

推薦序/林廷輝(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導論
第一章 國恥
第二章 島夷
第三章 世界的咽喉
第四章 安南
第五章 日落之地天子
第六章 主權聲索
結論
致謝
註釋
中國歷代大事年表

第二章 島夷(節錄)

  從許多方法可以試圖了解中國對東亞區域窮兇惡極的野心,它一度妄想整個東亞都是它的。中國的野心全都集中在大海。
  二○一○年之後不久,北京開始協調一致地推進。一旦成功,將構成一九三○、四○年代日本帝國征戰以來,全世界僅見最大的搶奪領土的舉動。帝國主義大國擴張領土,通常被視為陸地上的行為,涉及出動陸軍及稍後的大規模占領。譬如,日本侵略中國、越南、緬甸和菲律賓等國家,它們全都在某段時間是中國想像的「天下」底下的成員。然而,在一九九○年代、二十一世紀初期幾年,中國花了不少時間與邊界十四個國家中的多國解決邊界問題,現在卻意圖大肆擴張版圖──雖然不排除未來會這麼做,而且現在它並沒對陸地提出重大的主權主張,但它卻悄悄地對其東方海域,尤其是南方海域,加強掌控。
  中國與不到一個世紀以前的日本相較,兩者的擴張主義最明顯的差異在於,北京希望不直接訴諸武力就能占有大片領土。軍事力量當然是中國擴張領土最根本的工具;它正在打造的壓倒性優勢力量,也就是為此一戰略打造基礎。中國現代化海軍軍艦頻頻下水服役,就是一個例證;特別是它以典型的砲艦外交方式在周邊海域部署船艦,而且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於二○一三年執行處女航時,在整個戰鬥群各式各樣船艦陪伴下,浩浩蕩蕩開進南海最有爭議的水面。航空母艦對中國是個新鮮事物,但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是延續它對東南亞濱海國家的作法。在今天仍一如往昔,「天下」體系的概念正付諸實踐。這表示要造成周邊小型鄰國對中國的依賴,最好是盡可能地以和平方法主宰它們。過去中國的廣土眾民、先進科技、璀璨文化、強大且時常有耐心的國家意志、悠久的集體記憶及軍事實力,一旦動員就可構成相當於今天中國國際關係上的術語──「綜合國力」。當時就和今天一樣,這些特色不僅用來引來讚佩,或甚至恫嚇其鄰國,也可使鄰國產生一種宿命論,認命地以為根本不可能不服從中國。
  作為一個古老文明的繼承人,中國在其悠久的歷史裡還有一項重要工具,必要時就拿出來如巨棒揮舞。而在它持續企圖於本地區強出頭的作為中,這項最明白的工具既可用來講述那段歷史,又可用來表明廣泛的權利主張,那就是地圖。為了動員國內民眾,中國的地圖繪製人員忙著重新配置中國在全世界的地理位置。中國民眾和外國人一樣,長久以來習慣看到中國強調其領土東西向、跨越大陸的形象。然而,在發動向南海伸張的過程中,中國繪圖員採用數位攝影術的方法,許多攝影機可用來改變它們的顯示比例或「角度」,從方形變成長方形或俯瞰全景。中國的新地圖繪製術強調的是南北向視覺,其效果是使南中國海看起來像是一面巨大的藍布旗掛在它的南方海岸線上。近乎魔術一般,它開始或多或少宛如國土的自然延伸,不再像大家所熟悉的舊地圖所顯示那般邊陲或偶然性。
  為了完成這個詭計,北京在國內發動無止境的宣傳運動,灌輸中國人民今天全世界所謂的南中國海──這個名字是歐洲人在十九世紀取的──毫無爭議地是屬於中國的。有一個最鮮明的例子,人民解放軍海軍在二○一五年發布一段宣傳影片,據說頭一個星期在網路上瘋傳一億次以上。它說:「中國的海洋和海外利益快速發展。我們的土地廣大,但我們寸土都不能讓外國人強占。(這時影片出現,從南海的一個珊瑚礁和東海的釣魚台冒出一塊中文石碑。)中國轄境有三百萬平方公里海洋,包括六千七百個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的島嶼。海權的鬥爭還未停止──我們也絕不放棄絲毫資源。」(這時影片又出現大型的海上鑽油平台。)中國國內宣傳專注於這個議題,採取中國人長年以來最愛用的伎倆,並煽動民族主義熱情,讓國家機關開始顯得似乎已無迴旋空間──現在的確也可能到了這個地步。事實上,中國的鄰國遭到警告,它們若不遵從中國對領土權利的詮釋,中共領導人將被迫採取激烈的行動,使用武力。其中隱含的意思是,它若不這麼做,將在國內造成嚴重不安定,對中國的鄰國也會不利。
  中國繪圖員畫出來的地圖也傳遞給國際觀眾。二○○九年五月,北京交給聯合國兩份文書,聲稱「中國對南海各島及其鄰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對相關海域及其海床和海底享有主權權利及管轄權。」
  這項宣告與解放軍海軍的宣傳一樣,造成整個區域緊張,也引來其他一些沿海國家的抗議,它們也都提出主權主張,其中抗議最激烈的當屬越南和菲律賓。中國向聯合國提報它的權利主張時,所附上的這張地圖原本沒沒無聞,現在已變得家喻戶曉或臭名昭彰──視立場而定。其特色是以一條線把約百分之九十的南中國海圈起來,兩位中國著名的學者高之國和賈兵兵在《論南海九段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The Nine-Dash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istory, Status and Implications)一書中寫道:「中國沉重的影響已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
  自從北京以這張現已享有盛名的一九四七年地圖「九段線」提出權利主張後,便一再重申位於九段線內的海域自遠古以來就屬於中國,中國最早發現這些島嶼,這些水道和島嶼一直都由中國控制,因此中國對本地區的一切擁有歷史權利。為了替這些主張辯護,中國某些研究論文重提兩千年前朝貢制度之開端。高之國和賈兵兵寫道:「中國使用南海及其島嶼的早期歷史,包括在西元三世紀以前就有南洋『蠻夷』利用它們向好幾個朝代進貢的記載。」
  這些歷史權利的主張並不具任何法律效力,都不值得一談。幾乎所有的非中國專家都認為,主張遠洋是自己的「歷史水道」,並不是海洋-馬利.杜璞(Pierre-Marie Dupuy)在一篇發表於二○一三年《美國國際法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分析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強力主張和含糊不清的重申主張,從法律的觀點來看,並不構成甚至最低度有說服力的立場。」
  這些歷史權利的主張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們道破中國對國際制度欲迎還拒的矛盾心態,也透露出帝制時代的「天下」概念至今仍若隱若現。它們也觸及崛起中的中國之渴望,與美國等任何大國崛起殊無二致,都選擇性地欲躲過各方所普遍接受的規則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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