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增訂本)（簡體書）

五四運動的接受史，講了一百年，具體的口號越來越熟悉，場景卻越來越生疏，感性的東西越來越少。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也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五四”時期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
本書以五四人物為經，以現代中國為緯，立足於“回到現場”。精選了與五四運動關係密切的六十一位人物，分為“為人師表”“橫空出世”“內外交困”“眾聲喧嘩”等部分；考掘這些學者教授、青年學生、政壇人物及觀察者在“五四”及前後時期的主張、思想及行止。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透視“五四”時期的歷史與社會。
在回溯的過程中，細節和畫面同樣重要。本書選擇歷史照片與史料解讀相結合的方式，既包含對歷史研究方法的反省，也讓讀者在閱讀時更貼近歷史現場。

陳平，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曾先後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與北京大學合聘)。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1995，1998，2003，2009，2013)、第四屆王瑤學術獎學術著作獎(2016)、第四屆思勉原創獎(2017)等。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當年遊俠人》《學者的人間情懷》《當代中國人文觀察》《「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圖像晚清》《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三十餘種。
夏曉虹，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先後赴日本、美國、德國、捷克、韓國、英國、馬來西亞、以色列、新加坡、法國以及臺灣、香港地區從事研究與參加學術會議，並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1998)、日本東京大學(1999―2001)、香港嶺南大學(2009、2014)客座講學。主要關注近代中國的文學思潮、女性生活及社會文化。著有《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晚清文人婦女觀》《詩騷傳統與文學改良》《晚清社會與文化》《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閱讀梁啟超》《晚清上海片影》《燕園學文錄》《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晚清白話文與啟蒙讀物》《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並主編“學者追憶叢書”“梁啟超史學著作精校系列”，編校《梁啟超文選》《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啟超卷》《〈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金天翮、呂碧城、秋瑾、何震卷》，合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大舊事》《清華同學與學術薪傳》等。

“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增訂本還原歷史情境，把握歷史真實通過鮮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現場，透視“五四”時期的歷史與社會

本書初版訖今已二十年，為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特推出增訂本。增訂本小修大補，新增青年學生十六文，列入“橫空出世(續)”，與原“橫空出世”十三文合觀，兼及政治立場的左中右，涉及思想、文藝、學術、初版等不同領域，使五四運動的面目更為豐滿。

總說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關於五四運動/3
紛紜複雜的五四運動，固然並非三言兩語就能打發；可“百科全書”出現如此多的錯漏，畢竟出人意料。看來，紀念了幾十年的“五四”，對於大眾與學界來說，未必真的“耳熟能詳”“了如指掌”。
五月四日那一天/12
沒有無數細節的充實，五四運動的“具體印象”，難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趨淡忘了”。沒有“具體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也很難讓一代代年輕人真正記憶。提供足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的細節與畫面，對於“五四”研究來說，並非可有可無。
如何進入歷史/50
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可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回避意識形態的“污染”。對於風光無限的“回憶史”，必須既欣賞，又質疑。
為人師表
蔡元培在“讀書”與“救國”之間/59
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把北大從“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他於“五四”後提出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無疑開創了北大“讀書”與“救國”並重的傳統。
陳獨秀“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70
在“五四”時期，以學者身份而親自散發傳單，並因此身陷囹圄、飽受98天的鐵窗之苦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端者陳獨秀，以其特殊的參與運動的方式，在“五四”眾多的學者中可謂絕無僅有；同時，他也借此實踐了自己所宣揚的“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
李大釗從圖書館到廣場/76
與他的犀利文風和激進思想不同，李大釗的生活和為人確是毫無張揚的：平頂頭，橢圓臉，濃密的八字鬍須，穿一件愛國布灰色的長夾袍。所以在魯迅筆下，他“既像文士，也像官吏，也有些像商人”。更有人說：“李大釗是燕趙間豪俠之士，是今人中的古人，忠誠信實，使人永遠愛戴。”
胡適不在場的參與者/84
說過“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及“五四”後與李大釗有過“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胡適，在50年代受到大批判。但在“五四”時期，他卻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更在言論上為學運張目。
錢玄同在疑古與革新之間/92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錢玄同的言行是最為激進的，是他最先舉起了批判“桐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大旗，他那些偏激且不無草率的言論也的確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勸說魯迅加入自己的行列，是他為文學啟蒙運動做的另一個貢獻。
劉半農從才子到戰士/98
他本是一個江南才子，欣賞的是“紅袖添香夜讀書”，北上任教使他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戰士。在文學革命的過程中，他發明了“她”和“它”的用法，寫了白話詩《叫我如何不想她》，尤其在“雙簧信”一役中功不可沒。
周作人在理想與現實的岔路口/104
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在日本；五四運動後不久，他又回到了日本。從姍姍來遲，到急急退去，周作人儘管站在“五四”大舞臺的前排，在強聚光燈的照射下，他卻不是一個好演員。他只能彷徨在理想與現實的十字路口。
馬寅初永遠的“五四青年”/110
在“五四”期間，作為北京大學教務長的馬寅初，並沒有特別突出的表現。不過，作為“五四”所形成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的傳統，卻影響了馬寅初的一生，使他成為在國難當頭的時刻不顧一切挺身而出的民主人士。
馬敘倫四入四出北大緣/116
有“掛冠教授”之稱的馬敘倫，在“五四”期間，同時是北大和北京教職聯的書記。他說：“我們不是要奮鬥？奮鬥要在黑暗裡的。”這位曾被大總統徐世昌訴上法庭的北大人，在被迫離開北大後沉痛地說，北大再也不是“五四”時代的北大了……
劉師培閉關謝客 抱疾著述/122
……後來他來到北大，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周作人《知堂回想錄》
梁漱溟來自北大的另類/132
在趙家樓的大火燒過之後，身為北大哲學教授的梁漱溟竟與主流輿論唱起了反調。在一片讚揚聲中，只有他想到了學生們的舉動侵犯了他人的公民權，是毫無疑問的違法行為。不怕逆流而上的獨立品格使他成為一個來自北大的另類。
橫空出世
傅斯年這不是他要的“五四”/141
北京大學學生領袖傅斯年等早就策劃好，要使示威成為“有紀律的抗議”，現在豈能任它釀成暴力的風潮？所以大會主席團成員兼遊行總指揮傅斯年立刻站出來，勸同學們不要去，但他根本控制不住當時那種喧鬧衝動的形勢。
羅家倫一筆寫出“五四”潮/145
北京大學外文系學生羅家倫剛從城外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回到北京大學新潮社，準備和大家一道去天安門遊行，同學狄福鼎推門進來，說：“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羅家倫見時間緊迫，也不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段錫朋“學生自治”的“段總理”/150
1919年6月16日，來自各省市的30多名學生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6月18日，段錫朋當選為會長，任期一年。此時段錫朋在學生運動中的聲望，如日中天，被人稱為“段總理”。五四運動的中心也就隨之轉移到上海。
許德珩學運中的社會活動家/154
“五四”被捕的32位勇士之一、有“大炮”之稱的許德珩，為尋求社會各界的聲援，化裝離開北京，踏上天津、濟南、武漢、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串聯之路，一路演講宣傳，對擴大運動聲勢、促進“三罷”可說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發起成立的九三學社，仍然是“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的體現。
張國燾急速“左”傾的學運領袖/161
在因五四運動而急速“左”傾，從而改變了人生道路的人群中，張國燾無疑屬�特別典型的一個。這位中共一大的全國13位代表之一，卻曾經在“五四”前夜的講演中緊張得雙腿發抖，其濃重的鄉音成為大家的笑柄……
鄧中夏脫下西裝換上工裝/167
鄧中夏兼有“秀才”和“牧師”的兩種風格，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成為北大活躍的學生社團――平民教育講演團的總務幹事。五四運動趨於平靜後，鄧中夏的思想卻日趨激進：脫下西裝換上工裝，從學運到工運，年僅39歲就被殺害于南京雨花臺。
羅章龍亢慕義齋裡的譯者/173
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大潮中，已是新民學會和輔社兩個組織成員的羅章龍，進入北大後，又加入了毛澤東、陳公博等加盟的新聞學會。“五四”後，作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中國共產主義早期組織的活躍分子，他在“亢慕義齋”裡翻譯起《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
楊振聲從文化觀點看“五四”/177
他認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腦地反對中國舊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換句話說，便是無批判地反對中國文化，而又無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當時對自己的文化，凡風俗、禮教、哲學、藝術、文學等只要是中國的舊東西，就不加分別，一概反對”。
匡互生打進趙家樓的第一人/181
“匡互生發現曹宅有個窗戶，他就利用從小練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學們的幫托下，一拳打開了窗子，躍身而下”，一名警察沖過來將他抱住，被匡“踣擊於地”，然後匡互生“奮力拔開大門杠，大門一開，外邊同學就在警察的刺刀下像潮水一樣湧了進來”。
聞一多終身維護“五四”傳統/186
昨晚才從進城的同學那裡聽說天安門前掀起風潮的清華學生，驚奇地發現：食堂門口貼出了一張大紅紙，上面用工楷整整齊齊地抄著嶽飛的《滿江紅》。這一下，平靜的清華園也沸騰起來了。貼這張《滿江紅》的，是高等科二年級學生聞一多。
梁實秋五四運動的“局外人”/191
“我深深感覺'群眾心理'是可怕的，組織的力量如果濫用也是很可怕的。我們在短短期間內驅逐的三位校長……人多勢眾的時候往往是不講理的。學生會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時候，總要鬧罷課的勾當，如果有人提出罷課的主張，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總會通過。”
鄭振鐸風雷中的新探索/195
像許多親歷過“五四”的人一樣，從一個學工科的普通學生，到一名優秀的學者和文化活動家，對於鄭振鐸而言，這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的轉折點，正是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中，不但完全改變了自己生活的方向，還為以後的事業開闢了全新的天地。
冰心被“震”上文壇的奇跡/201
從某種意義上說，冰心是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奇跡。以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初執文筆，竟能開一時風氣，而且她的創作竟然綿綿不絕，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這個奇跡的產生，正有賴那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她是被“五四運動的一聲驚雷'震'上了寫作的道路”。
橫空出世(續)
毛子水于章、胡間覓明師/211
受到胡適器重、與傅斯年這樣的學生領袖過從甚密，再加上聆聽過章太炎反“孔教”的教誨，毛子水也就順理成章地投身於“新文化運動”中。
顧頡剛“寂寞孤征”中“拓地萬里”/221
顧頡剛因妻喪、續娶、生病而休學在家，錯過了“五四”學生運動。蟄伏期間，他讀《詩經》、搜“吳歌”，為後來的歌謠研究、孟薑女故事研究及古史辨偽工作，埋下伏筆。他掀起的經學革命，成為新文化運動中，最為“激進”的學術實踐。從行動力的果決及堅韌講，顧頡剛絲毫不亞於參與政治運動的朋儕。寂寞孤征中拓地萬里，顧頡剛身上正有將“革命”訴諸行動這一“五四”的特質。
張申府書齋中的“革命者”/231
張申府埋首學術的同時，對外部世界同樣傾注熱情，並且針對外在的不完滿，希圖以一種極致的方式來得以解決。
孫伏園對新思想和新人格的追求/239
孫伏園自少年時代便獲魯迅和周作人兄弟親炙，後來還把握到北大最後一次旁聽生轉正的機會，可謂時代幸運兒。北大讀書學習，為他打開了施展個人能力的空間，讓他逐漸博得“副刊大王”的美譽。其實，他不僅組織能力一流，讀書思考也頗見功夫。
康白情“少年中國”的新詩人兼社交家/247
康白情在新文化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不是新詩人這個身份所能籠括的。“五四”時期，他作為少年中國學會的核心成員，“南北奔馳為國忙”，稱得上是社會活動家。康白情作為社交手段的送別詩，擴展了我們對新詩的想像。新詩人不一定是游離于現實社會之外的零餘者，也可以是在文學與政治之間遊刃有餘的活動家。
李小峰從“五四”青年到書局老闆/258
縱觀新潮社的發展，若說羅家倫、傅斯年享有激情創設與成就輝煌的首倡之功，則李小峰在某種程度上承擔了穩固發展的守成之責。甚至放在“五四”大語境中，李小峰也有其特殊的意義――正是這些也許並未親臨“五四”遊行現場的“五四青年”，在其後來的經歷與選擇中，承擔了出版、傳播“五四”的職責，成為傳承五四精神的一分子。
朱自清“塑我自己的像”/267
曾經在風暴中心，被“大夥兒蓬蓬勃勃的朝氣”緊逼著的“年輕的學生”，在“五四”退潮的時候，走上了社會。身處校園的朱自清首先感受到的是風潮迭起，只不過在後“五四”時代，自己也從學生變成了先生，這時看到的風潮，似乎有了更多的層次。路在何方？
楊晦“五四”的講述者/276
“五四”那天究竟誰是第一個躍進曹宅的人，以及那把火到底是誰先點的，眾說紛紜。是楊晦還是匡互生？楊晦曾做過北大中文系主任，總在各種場合被要求回憶“五四”。他更願意把自己描述為一個“默默地參加各種活動”，“受到了新思想和新文學的強烈影響”的人。一個“默默”，一個“強烈”，刻畫出了他外表與內心的兩種狀態。
羅常培半工半讀不廢學/287
羅常培讀書時家境困難，需要打工維持生活，因為掙國會的錢，他覺得羞恥，但好在打工是做速記，他因此鍛煉了辨音能力，為日後從事語言學研究打下基礎。北大讀書時，他經常請假打工，但很少曠課。他深深服膺蔡元培的辦學理念和人格，對北大感情深厚。
陶希聖十八年後的激動/296
作為“五四”的旁觀者，陶希聖受用的是其時兼容並包的思想氛圍，這為日後他創辦《食貨》引領學術潮流埋下伏筆；作為“五四”的紀念者，陶希聖厭煩的是新一代學生群體非此即彼的陣營意識，離開講臺、投身政治成為時代點滴也屬情理中事。
朱謙之革命與再生/305
在“五四”一代青年學生中，朱謙之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一個。他好學深思，又常有驚人和極端的言論與行動；一面以虛無主義者自居，一面又熱烈地投身於洶湧的學生運動；他曾在校內發起“廢考運動”，因為參加革命行動而坐過牢，又因為思想的徹底和絕望而自過殺，出過家，最終仍不免於以兀兀窮年的書齋學者的身份而終其身。
王蘭在新文化運動中成為北大女生/315
1920年2月17日，江蘇省的王蘭女士獲准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一年級旁聽。王蘭入學北大，成為推倒大學“男女共校”這一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骨牌，也堪稱一樁典型的五四“新文化”事件。“五四”前後，主張“男女共校”的呼聲日高，甘肅女生鄧春蘭的投書更是被炒得沸沸揚揚。那麼，何以成為北大“第一個女學生”的殊榮，會歷史性地落在了王蘭身上呢？
川島“某籍某系”的小人物/327
川島是精確意義上的“五四”之子，也是根正苗紅的“某籍”後進，是自覺“預流”卻不曾弄潮的小人物，也是淺度參與卻處處留影的真“標本”。“五四”來時，川島入世；“五四”去時，川島複歸時代本身。
魏建功腳踏實地創造新學術與新文藝/337
魏建功在1919年秋天考入北大。1921年，就吳縣歌謠的方言字如何寫定，魏建功與老師沈兼士論爭。1922年底，圍繞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批評北大實驗戲劇，魏建功因辯護文章中有“看”“盲從”等用語，又受到魯迅、周作人的嚴詞譴責。這兩場分別關乎學術與文藝的爭論，並未妨礙老師和學生之後的真情交往。“大家在尊重個人自
由的空氣裡，摸索新的道理”，“五四”奠定了北大校園文化之魂。
馮省三“講義風潮”的替罪羊/347
查1948年版《國立北京大學歷屆同學錄》，有關馮省三的記錄如下：山東平原人，1920―1921年在校，文科預科生。此外再無其他信息。馮省三在北京大學的時間如此之短，與其捲入1922年10月北大的“講義風潮”有關。這場風潮，使得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他成為校方處置“暴動”的替罪羊，其人生軌跡也由此改變。
馮至自我的歌者/355
馮至16歲進北大，經六年歷練，內向敏感的他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抒情詩人。在北大，他讀唐宋詩詞和德國浪漫派的作品，兼修國文系和德文系的課程，和同學結社辦刊交流詩藝，接受藝術薰陶，逐漸形成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
內外交困
徐世昌調和各派關係的大總統/367
“五四”時的大總統徐世昌，雖然對學生的態度隨著事態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總統，對學生和知識界的態度還是比較溫和的。實際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之所以能夠蓬勃地展開，還是有賴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國策略所營造的寬鬆的政治環境。
段祺瑞被忽視的罪魁禍首/373
當舉國上下的矛頭都對準曹、陸、章三個賣國賊的時候，也許人們忽略了一個事實：罪責難逃的曹、陸、章實際上只是對日大舉借款的具體執行者，其背後還有一位指使者，那就是原國務總理段祺瑞。段祺瑞不但逃避了公眾的譴責，而且為他的老下屬曹汝霖大鳴不平，體現了他的梟雄本色。
曹汝霖“千夫所指曹阿瞞”/379
“五四”那天下午，曹汝霖在趙家樓的住宅被憤怒的學生包圍，不久又被點著。受驚之後的曹汝霖雖然受到北洋政府的多方保護，但他在任交通總長期間以出賣中國主權為代價，大規模舉借外債的事實，卻難逃公眾和歷史的譴責。
章宗祥飽嘗老拳為哪般/385
“火燒趙家樓”的時候，寄居曹宅的駐日公使章宗祥代曹受過，飽嘗了學生的一頓老拳，一度不省人事。那麼，章宗祥的挨打冤不冤枉呢？只要看一看這位親日的駐日公使多年的賣國“成績”，就可知道這不過是罪有應得罷了。
陸宗輿江東父老羞於認/390
“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之後，沒有找到陸宗輿的住所，陸宗輿因此免受宅毀人傷的驚嚇。不過，在大總統通電罷免曹、陸、章。不久，陸宗輿的家鄉海寧卻舉行了一次特殊的萬民公決大會，把這個令桑梓蒙羞的賣國賊，“開除”出了海寧籍。
陸徵祥難勝重任的首席專使/394
在巴黎和會上，面對外交陣容強大的列強各國，要盡力維護國家主權的中國代表團本來就顯得人單勢孤，偏偏負責領隊的首席專使陸徵祥，在關鍵時刻一再“失蹤”乃至託病不出，使中國在和會上的外交處境更為不利。
顧維鈞臨危受命的外交家/400
在北洋政府態度曖昧多變、中國代表團內部鉤心鬥角之時，年輕的外交家顧維鈞受命於危難之際，為和約問題進行了種種艱苦的努力。當所有的努力失敗之後，又是以顧維鈞為首的中國代表，在沒有接到政府明確指令的情況下，毅然拒絕在不平等的和約上簽字，維護了國家的尊嚴。
傅增湘突然失蹤的教育總長/406
在各高校校長紛紛辭職、五四運動形勢日見複雜的情況下，原來支持學生的教育總長傅增湘，由於不堪來自政府和學生的雙重壓力，在“大不得已”之下，掛冠而走，一時間又在社會上和學界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吳佩孚“軍人衛國，責無旁貸”/411
雖然在“五四”時僅僅是北洋軍的一個中級軍官，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為支持學生而發的通電，卻表現出不同于其他軍閥的儒將風采，從而引起了自上而下的關注，吳本人也借此奠定了擴張其影響力的基礎。
眾聲喧嘩
梁啟超來自巴黎的警報/417
遠赴歐洲的梁啟超，作為巴黎和會會場外的中國國民代表，“痛陳疾呼”“鼓吹輿論”：既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向世界申訴中國國民的願望；也自覺監督政府，不斷致電國內，傳遞警報，由此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提供了一條導火線。
林長民從留日到抗日/426
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林長民，巧妙地以民間外交推動政府外交，並在多數場合，更自覺地定位于民間，代表國民向政府抗爭。其維護國權、反對和約的鮮明立場，招致親日派與日本政府的嫉恨，被視為“五四”遊行的煽動者。
汪大燮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436
身為設于總統府內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在提供決策意見的同時，也不斷與政府的妥協外交發生衝突。而其於“五四”前一日，將當局有意在和約簽字的消息透露給蔡元培，終於經由民眾的力量，完成了救國的心願。
劉崇佑抗辯政府的大律師/441
在1919年的“五四”風潮中，以律師為職業的劉崇佑曾兩次出庭，為政府控告的報人與學生辯護。雖然就結局而言，政府一方勝訴，但劉崇佑機智、有力的反駁，大大消解了官方的權威，體現了正義與民氣的不可摧抑。
康有為向後拉車的“文聖人”/454
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使兩年前參與“張勳復辟”失敗的康有為，又一次找到了攻擊共和體制的藉口。於是，以“文聖人”自詡的康有為又振作精神，發表了一篇長篇通電，從曹、陸、章賣國借題發揮，攻擊民國政府，也許，他本人也借此找到了一點點心理平衡。
孫中山革命新力量的發現/458
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逐漸擴展到了上海乃至全國，也引起了正在上海閉門著書的孫中山的關注。在這一運動中，孫中山敏感地發現了一種新的革命力量的存在。在隨後的歲月裡，孫中山逐漸把這批經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引為革命同志。
章太炎行萬四千里之後/466
休言麟定說公孫，魯語能汙帝闕尊。蠟淚滿前君莫笑，沛公如廁在鴻門。民國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滬上也是廬，予《洪憲紀事詩》成，呈稿請序。先生謂有故事一則，屬予撰詩，佳則序之，不佳則無有也。……詩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廁詩甚佳！坐片刻，為子序之。”疾書一小時，成本詩詩序。今春，在吳會祝先生壽，先生尚曰：“毛廁詩甚好！”――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注》
嚴複書牘裡的中國/472
此番英使朱爾典返國，僕往送之，與為半日晤談。撫今感昔，不覺老淚如綆，朱見慰曰：“嚴君，中國四千餘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歸於無效。天之待國猶人，眼前顛沛流離，即複甚苦，然放開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複聞其言，稍為破涕也。――1916年12月25日嚴複《與熊純如書》
林紓拼我殘年極力衛道/481
蠡叟者，性既迂腐，又老而不死之人也。一日，至正志學校，召諸生而詔曰：嗚呼。世變屹矣！愆悖昌矣！聖斥為盜矣！弑父母者誦言為公道矣！……嗚呼。餘將據道而直之耶？抑將守吾拙坐而聽之耶？將息吾躬而逃之窮山耶？將泯吾喙而容其詆讕耶？將和光同塵偶彼斯濫耶？將虞吾決脰洞腹而與彼同其背誕耶？――林紓《腐解》
邵飄萍必使政府聽民意/494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集會，首先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表演說。他大聲疾呼：“現在民族危機系于一發，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挽救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起抗爭。”
王光祈工讀互助的夢想/498
王光祈是五四運動後最早嘗試將“五四”精神運用到實踐中去的人之一。他對英美的資本主義制度表示懷疑，也不相信蘇俄式的社會主義，他理想的社會是“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魯迅“待死堂”與“呐喊”/502
他在十年的沉默中固守著他的“待死堂”，是“金心異”的勸說暫時擊退了他的“鐵屋子”論。《狂人日記》凝聚了他石破天驚的第一聲呐喊。但“待死堂”的陰影仍在他心中，哪怕在最熱烈時，他也沒有失去冷靜。事實證明了他的預測。
餘論
設議院與開學堂/511
愛國學生的“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大獲全勝，這固然值得慶賀；可也暴露出代表民意的“國會”關鍵時刻不起作用。百年中國，學潮連綿不斷，成了推動政治變革的主要動力，這其實不是件好事――起碼證明我們的民主制度建設有待完善。

人物簡介/525
參考資料/535
後記/543
2009年版後記/547
2019年增訂本後記/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