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論三題(新編本)（簡體書）

本書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初版於2008年，算來已有十個年頭了，市面上早已脫銷。雖然印數不多，但也已經造成了一些影響，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最貴的竟然標價500元一本。當然，這也與本書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論文集，而主要由一些隨筆、訪談、講演和短文組成有關，其中與本人青年時代親身經歷相關的部分，可能對今天那些仍然在逆境中艱難拼搏的年輕人有更大的吸引力。這次新編，我去掉了一些比較沉悶的、哲學專業性太強的以及已收入其他文集中的文章，補充了一些較有可讀性的文章，並加了一些新舊照片，使文章讀起來更加直觀。算來減少的部分有10篇，增加的部分共12篇，保留的有17篇，總的字數有所增加，特別是加了一篇自傳性的《一個“右二代”的“革命”經歷》和幾篇文學藝術評論（其中最長的一篇是《史鐵生的哲學》，為最近在北京青年報社的一次演講），並配上相應的圖片，內容更為生動。所以這個本子僅僅稱為“修訂本”已經不夠了，乾脆叫作“新編本”。但主題仍然是“人論三題”，即人生的功課、人格的建構和人性的鏡子，這也是我數十年來整個學術研究背後最重要的三個主題，無論我面對的是德國古典哲學那深奧晦澀的文字，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文學藝術現象，或是中西丈化的激烈碰撞，以及波詭雲譎的國內外時勢的跌宕起伏，這三個主題無時無刻不在我的內心中向我提問，逼迫我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思想意識中所發生的最大變革是什麼？我想可以用四個字概括：人的發現。這本來是人們經常用來形容西歐文藝復興時代的讚語，但不同的是，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者們在反抗中世紀的思想禁錮時，他們手中現成的武器就是古希臘羅馬所流傳下來的文化傳統。相反，中國當代的“人的發現”卻不可能採取“文藝復興”這種形式，因為我們從古代傳統中所能夠繼承的意識形態只有一個，就是“人的扼殺”或“人的遮蔽”。“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是歸結為“家國天下”，就是歸結為“自然”。這一傳統的阻力不但時時將人們引回古老的時代，而且近些年大有籠罩一切、控制一切之勢。但畢竟，隨著國門的打開，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給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所帶來的巨大變革，中國人在開始“睜眼看世界”的同時，也已經睜開眼睛看自己了。同一個“人的發現”，在西方近代採取了文藝復興的方式，而在中國則是採取了面向西方文化的方式。這兩種方式看似不同，實則為一——就是揭開千年以上的文化遮蔽而返回到普世的人性。
我本人早在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這一艱難的歷程。現在的青年人可能很難理解，我是從閱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而獲得對西方文化的最起碼的教養的。當然另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是西方文學經典作品，這其實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歷經磨難後所僅存下來的碩果。這兩種西方的意識形態，一個從思維方式上，另一個從情感方式上，猛烈地撞擊著當時我那渴求光明的靈魂。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書中那麼頻繁地回到自己的知青生活，因為那就是我的啟蒙時代。我以自己的經歷證明，即便是“文革”和上山下鄉那樣的思想荒漠，也不能完全抹殺和阻止人在黑暗中的摸索，正如顧城所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今天舉國上下的商品經濟大潮帶來了另一種思想黑暗，人們紛紛返回到古老傳統中去尋求心靈的避難所，試圖在那裡維持幾千年來的麻木和自欺。當代年輕人面臨的是魯迅在《死火》中所描繪的處境：要麼讓自己凍滅，要麼燃燒起來，“忽而躍起，如紅彗星”，哪怕燒完。思想上的懶漢等於未曾誕生，又何苦來到這個世界上？這也正是我自己當年的想法。由此我也悟到，現在的年輕人和我的知青時代有同樣的困惑，需要付出同樣的毅力和決心來抗擊周圍的黑暗。這也許正是我的書能夠得到年輕一代的關注和共鳴的緣故吧。
編完此書，我想到還有兩個多月，我將邁人人生的“古稀之年”，本書第一部分“人生的功課”可以看作我對七十年心路歷程的一個全景式的回顧，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在這裡，我為我自己，也為年輕的讀者們，感謝吳思博女士的約稿，以及三聯書店慨然接受此書的出版！

新編本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編 人生的功課
“成人”的哲學——鄧曉芒教授訪談
一個“右二代”的“革命”經歷
生命的尷尬和動力
我的優雅生活
在哲學的人口處
知青·人生
對知青下放50周年的歷史與哲學反思
我的大學
七十受聘感懷
史鐵生的哲學
活，還是不活——評餘華的《活著》

第二編 人格的建構
“人格”辨義
再辨“人格”之義
[附錄]“人格”有道德含義
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兩難處境
[附錄]在語境中理解概念的含義
要有中國語境的現實感
何謂自由知識份子
[附錄]也談胡適的身份意識
從《文化偏至論》看魯迅早期思想的矛盾
新型人格意識宣言
門外談中國畫的創新
“我要問學者”欄目答客問

第三編 人性的鏡子
西方倫理精神探源
東西方四種神話的創世說比較
《康得<論永久和平>的法哲學基礎》序
信仰三題：概念、歷史和現實
消費時代與文學反思
關於《紅樓夢》答傅小平問
現代藝術中的美
關於城市雕塑的文化反思

欣：在出身於知青的學者群中，堅持弘揚傳統文化的精華的學者也不少，許多人正是通過對傳統價值的弘揚來批判當今社會的弊病。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鄧：不錯，我們這一代學人儘管有大致相同的經歷，卻也產生了一些原則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同一個中國的現實生活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的分歧。我們置身於同樣的處境中，卻產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和態度。一種是，在經歷過“文革”之後，沉人農村那相對平靜的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親身感受到周圍人際關係的親切、單純和溫暖，很容易認為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血脈唯有在偏僻農村才完好地得到了保存，於是從中生髮出要恢復和發揚這已經瀕臨斷層的傳統文化，以拯救墮落了的世道人心的志向。另一種則是，並不是把“文革”看作某種個人意志任意妄為的產物，而是追溯到產生“文革”的文化心理基礎和社會歷史根源，於是在下到農村之後，通過勞動的磨煉和與農民的貼近的交往，感到自己把握到了“文革”之所以發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根源，這就是落後的自然經濟的農業生產和家族式的人際關係。這種人際關係以溫情脈脈的方式培養著人的依賴性和情緒化的思維方式，從而為集權統治準備了最廣大最深厚的溫床。我本人在十年的農村插隊生活中採取的是第二種思路，由此形成了我的基本立場：對“文革”的批評不是對某一個人或某一群人的批評，而是要從根子上對整個社會由以形成的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因為只要這個社會的根基不變，陳舊的農業生產方式不變，農村普遍存在的宗法式的家族人際關係不變，“文革”的一套思維模式和情感模式就總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嚴重地阻礙我們這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很明顯，上述兩種思路是針鋒相對的：一個是要恢復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是要批判和改造中國傳統文化，但兩者都是出於對“文革”的反思和對社會的責任感。我認為，假如沒有當代的國際潮流和國內現實的根本變化，這兩種思路本來談不上誰對誰錯。就第一種思路來說，其實中國歷史上撥亂反正並回到以仁愛立國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方針上來的例子多得很。如漢初鑒於秦政的失道而行“黃老之術”、唐代的“貞觀之治”等等。畢竟，儒家理想的“治世”總要比“亂世”好，因此人們總會希望重振綱紀，恢復傳統。就此而言，我對上述第一種思路抱同情的理解。站在儒家的立場，無疑會認為“文革”摧毀了傳統儒家文化的血脈，毒害了中國社會幾千年流傳下來的人際關係，而沒有了這種被當作正統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國人就喪失了“道德理想”，導致了“人文精神失落”。因此後“文革”時代知識份子的一個主要使命，在許多人看來就在於重新回到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去，挖掘我們今天社會生活的道德資源，以維繫我們民族的精神血脈。
但我以為，這種在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有其合理性的儒家正統立場，在當代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了。其實，傳統法家路線與儒家路線在貶低個體意識這一點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此而言，“文革”絕非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而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沉渣的泛起。我所選擇的思路不是順從日常社會經驗的慣性的思路，而是切人到現實生活的根本變化並對其做出展望的前瞻性思路。這一思路只有在接受和吸收了西方哲學的某些內在精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形成，這就是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精神。我認為這兩種精神都是中國古代哲學中極其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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