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全集：政治思想史論(二)（簡體書）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劉澤華全集（全十二卷）》，在眾多南開師友、劉門弟子、家屬及出版社領導、各位編輯的共同努力下，終於可以問世了。此套全集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持編選，一些事項需要在此說明：
一、劉澤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史學家、南開大學榮譽教授，1935年2月出生，2018年5月8日病逝於美國西雅圖，享年83歲。自1960年大學三年級破格留校任教後，劉先生在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學院執教四十餘載，直至2003年退休。劉先生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基地中國社會史中心主任等校內外多種重要學術職務，受聘於多家高校及科研單位並擔任客座教授，退休後被授予“南開大學榮譽教授”稱號。劉先生著作較多，理論觀點自成一體，所提出的“王權支配社會”“王權主義是傳統思想文化的主脈”“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是一種‘陰陽組合結構’”等命題和論斷，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政治實踐的特點，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性，學術影響極大。
二、在幾十年的教學與科研進程中，劉先生帶起了一支專業素質較強的學術團隊，以他的學術觀點為靈魂，系統梳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脈絡，找尋傳統與現代政治理念間的異同，致力於剖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癥結，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敏銳的問題意識和強烈的現實關懷，被譽為“王權主義學派”或“劉澤華學派”。先生可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領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三、鑒於劉澤華先生崇高的學術地位及其論著的重要理論價值，《劉澤華全集（全十二卷）》得以入選天津市重點出版項目。為保證文集的學術水平和編纂質量，天津人民出版社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密切合作，聯手打造學術精品。經劉澤華先生生前授權，由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主持全集編選工作，成立了由李憲堂、張榮明、張分田教授為主的編選工作組，帶領部分研究生收集初稿進行編選，之後又多次協調召開京津地區劉門弟子研討會，對全集十二卷的順序、各卷目錄及學術年譜進行了反復討論。天津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任潔帶領團隊全力投入，負責各卷編輯工作。
四、時值南開大學百年華誕，作為獻禮之作的《劉澤華全集（全十二卷）》的出版引起廣泛關注。全集編選工作得到各方支持，進展順利。多位師友提供劉澤華先生文章手稿及照片。閻師母及先生的女兒劉琰、劉璐對全集的出版十分關心，就全集的編撰、封面設計提出不少建設性的意見。葛荃教授代表劉門弟子撰寫了全集的序。葛荃、張榮明、李憲堂、孫曉春、季乃禮、林存陽等教授審讀了各卷。何平、楊陽、林存光、鄧麗蘭等諸多劉門弟子，以及諸多南開史學的畢業生紛紛表達期待之情，翹首以待。
五、由於劉澤華先生的寫作時間始自20世紀50年代初，直至2018年5月逝世前夕，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各個時期的學術規範、報刊發表要求不盡相同，給收集整理和編輯工作帶來相當大的困難。此次出版，除對個別字句的誤植進行訂正外，基本保持發表時的原生樣態，以充分體現論著的時代性，便於後人理解當代中國史學演變的路徑及意義。劉澤華先生的回憶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於2017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後，引起廣泛關注，被譽為“當代中國學人的心靈史”，此次全集出版時也將其收錄進來，以體現全集的完整性，並於文末附由林存陽教授與李文昌博士所梳理的“劉澤華先生著述目錄”。
六、由於印刷模糊、議題存疑等原因，劉澤華先生的個別文章未能收入。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增補出版，以補缺憾。
七、天津人民出版社《劉澤華全集（全十二卷）》編輯小組的全體編輯，對全集編輯出版工作傾情投入，付出了艱巨的勞動，他們是責任編輯金曉蕓、張璐、趙子源、霍小青、孫瑛、王小鳳、康嘉碹、韓偉，二審趙藝編審和三審任潔編審。在此向天津出版傳媒集團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謝。
劉澤華先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是在南開度過的，他對南開大學、南開史學擁有一份真誠、樸素的情感，曾帶頭匯捐四十萬元用於設立“中國思想史獎學金”，希望中國思想史學科能後繼有人。

清官問題評議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戰國百家爭鳴與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的發展
先秦法家立法原則初探
論《商君書》的耕戰與法治思想
論《莊子》的人性自然說與自然主義的政治思想
先秦法家關於君主專制主義的理論
法家“不尚賢”辨析——戰國時期儒法之爭問題之一
論慎到的勢、法、術思想
論先秦民的反抗鬥爭和統治者對民的理論
先秦禮論初探
法家在統一帝國中的作用
論儒家文化中的“人”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導論
王權主義的剛柔結構與政治意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特點
分析
中國傳統的人文思想與王權主義
王權主義概論
王權至上觀念與權力運動大勢
論天、道、聖、王四合一——中國政治思維的神話邏輯
天人合一與王權主義
王、道相對二分與合二為一
王、聖相對二分與合而為一——中國傳統社會與思想特點的考察
之一
聖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
論儒家的理想國
“天地之性人為貴”與王政
論尊號的政治文化意義
從君臣譬喻說君尊臣卑
論“王道”與“王制”——從傳統“王道”思維中走出來
論臣民的罪感意識
政治文化化與文化政治化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淵源
論由崇聖向平等、自由觀念的轉變
論由傳統政治觀念向近代政治觀念的轉變
論從臣民意識向公民意識的轉變

一、耕戰思想
《商君書》的作者認為，力量決定著政治關係，力量來自於耕戰。《商君書·農戰》說：“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他們批評當時的一些君主，整日冥冥幻想壯大自己的力量，卻找不到力量在哪裡，太糊塗了。作者提醒君主：力量就在農戰！他們勸告君主，要采取一切辦法，把民引到農戰軌道上來。辦法的中樞是一個“利”字。正如《商君書·慎法》所說：“民之欲利者，非戰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
《商君書》的作者提倡農，並不把農說得多麼美好，相反，明確地指出農耕是一項苦事，《商君書·慎法》說：“民之所苦者無（作“唯”講）耕。”《商君書·外內》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苦與人的好利本性顯然是矛盾的。作者認為要正視這種矛盾，而且要從“苦”著眼想辦法，使民不得不耕，或變被動為主動。
一種辦法叫“劫以刑”①。農不是很苦嗎？如果因不務農受到的刑罰比務農還要苦，相形之下，務農反倒是件樂事了。《商君書》作者是一批正題反作的高手，下面我們還會看到這種絕招在其他方面的運用。
另一種辦法叫“驅以賞”②。把“賞”作為驅使民務農的一條鞭子，這又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商君書·農戰》中提出，對於力耕者要賞以“官爵”。《商君書·去強》中提出“粟爵粟任”，即用糧食換官爵。《商君書·靳令》也提出：“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作“進”講）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作者認為用粟買官爵可以收一箭雙雕之利，國家既可以獲得大量糧食，又可以防止民因富而佚。賣官爵的生意，對國家來說是一種無本萬利的買賣，同時又加強和擴大了統治階層。不過對底層的勞動者來說，則是增添了惡狼。《管子》及韓非子對賣官鬻爵頗有異議，認為這是亡國之道。
第三種辦法是利用價格和稅收鼓勵農耕。作者認為糧價便宜，貨幣就貴，這對商人與手工業者有利。《商君書·外內》說：“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究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科學，糧食便宜並不是因為錢幣貴造成的。貨幣本身不決定商品之間的價值比例關係。作者只看到市場上的表面現象，便把罪惡推到貨幣身上，實在是錯怪了貨幣。拋開其他因素，相比之下，如果糧食比手工業產品便宜，那完全是由於手工業生產不發展造成的。作者不了解這個道理，反而提出向工商業開刀，主張采取抑末政策：一方面限制人們從事工商業活：另一方面向工商業多征稅，“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①。作者認為采取這種辦法，糧價就可以提高；農民就會安心農耕。其實，這種辦法對打擊工商業起作用，對提高糧價無濟於事。相反，手工業產品的價格反而會上漲。所以抑末無補於農，至於作者提出的減輕農業稅收，無疑是一項鼓勵農耕的有效辦法。
第四種辦法是加強行政管理。《商君書·墾令》中提出了二十條重農措施，其中有些可歸入上邊三項內容之中。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例如，實行愚民政策，民愚則安農；取消技藝人員，也不準農民觀看技藝；取消旅店，既限制了社會交往和人員流動，又迫使開來旅的人去從事生產；不準自由遷徙，不務農則無生路。凡此等等，不一一列舉。
以上四個方面是互相關聯的，構成了重農抑末政策的整體。《商君書》所以特別重農，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據，作者們把糧食看成財富的主要標志。《商君書·去強》說：“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國強。”從當時的情況看，農業是經濟的主體，有了糧食就能生存，因此把糧食視為主要財富有其合理性。但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完全抹殺了手工業產品的價值。作者們重農還有政治上的考慮，認為農民好統治，工商業者難統治，為此也需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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