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一隻靴子的老虎

廖玉蕙的散文既溫柔又諧趣，字裡行間盡是對人間風景的熱愛。在看不分明的霧中人生急馳列車中，回顧過往，勇毅告別最愛，她寫下如何陪伴姊姊走過生命最後一段路與懷念過世多年的近乎天真爛漫的父親；生動捕捉人生各種緣會，有巧遇讀者的驚喜、千里之外傳來的應答，聲聲入耳。而趣味橫生的夫妻對話，處處機鋒，充滿生活的智慧與情趣。她妙寫那個總是嚷著說不跟父母走相同路線的兒子，選擇不同的出路，一步步實踐自己的夢想，而孫女們天真體貼的一言一語，處處可見不同世代，因對話更懂得彼此尊重，在喧囂的年代，用愛來成全人生的美滿。
退下講台之後，廖老師不忘身體力行，進入偏鄉學校，到處義講，為資源不足的教育現場奉獻自己的心力，分享生命與教學經驗，寫成〈示愛與分享〉；心痛猶如「穿靴老虎」的學生，橫衝直撞，找不到出口；懷念博士班老師潘重規到大師錢穆，因親炙大師的丰采與言行，更進而讓她堅持老師的職志，退而不休。
感性文字以外，她以理性書寫，社會觀察與自我省思，不平則鳴，針砭國事，對制度提出愛深責切的真心話。六○年代教會她的抗議精神，八○年代開始付諸實行，她學會即使聲音再微弱，也該掙扎著說出來，而不管是閱讀或寫作，也需要有質疑的精神，反抗的力道，不合理的制度終將輸給溫柔而堅定的毅力。
全書感知交融，處處可見廖玉蕙既人間又人煙的文字魅力。

自序
悠悠生途中之「最」

輯一 穿一隻靴子的老虎
那些看不分明的霧中疾馳列車
六○年代教會我的事
敢於質疑批判--恩師潘重規教授教會我的事
穿一隻靴子的老虎
這樣的老派紳士哪裡找？
親炙大師的丰采
留下一支熨斗的錢穆故居
街角一處燈光明亮
用愛來成全人生的美滿
示愛與分享--到偏鄉去開講

輯二 這個喧囂的年代
租書店、包子和總經理
向最愛告別
今生有幸做了姊妹
期待櫻花盛開的時節
這個喧囂的年代
早晨的那杯咖啡
學不會放輕鬆
人生緣會
短暫結了一門親
買一送一
千里之外的應答
新世代的煩惱
一步步走過來
身為女性的養成速寫

輯三 穩定交往中
穩定交往中
眼明手快
夫妻家常
一家七口的三代二十一日歐遊
悠悠復健途
近乎天真的浪漫──我的父親
對愉悅家庭的想望
魔幻的午後
遺落
我是鐵人無誤

那些看不分明的霧中疾馳列車

疾馳的火車夾藏在白色的蒸氣和霧靄間；鐵軌深色的直線穩定的橫跨整個水平面，橋墩的金屬被曬得閃閃發亮。我每每從其中看到時間一刻不停留地無情消逝和空間的癡情固守。畫面上籠罩著一片輕柔的淺紫，使得一切似幻還真。莫內〈倫敦查令十字橋──霧中煙雲印象〉裡，被煙雲遮蔽的、看不分明的疾馳火車常讓我不期然想起走過的歲月。
小學以前，我們住在台中潭子西邊員寶庄（現今東寶里），四合院前的稻浪間，恆常有台糖載送甘蔗的小火車悠悠行走其間；我總坐在四合院外竹籬旁的大石上，遠遠眺望，揣想著它將馳向何方，當時對未來尚無任何想像。
鮮少有機會乘車外出的幼年，母親偶爾會慷慨地以三輪車代步。但家中食指浩繁，三輪車上總要擠上大大小小好幾人。我是家中老么，從無機會端坐椅上，只能蹲在大人踏腳處；手無著力處地扶住車伕座椅下的彈簧隙縫。下雨天，帆布簾隔離了車伕和顧客。印象中，我的額和鼻一逕和粗質掛簾磨蹭著。當時，暗自發誓長大賺了錢後，第一要務就是豪氣叫部車，獨自一人踞坐游目，以雪矮人一截之恨。但等我有能力時，三輪車卻在尋常生活中絕跡。
前些日子到旗津，發現居然可以讓復古的三輪車載著四處遊覽景點；和女兒躍上，欣喜得以一償宿願。誰知端坐車上，看著三輪車「婦」吃力踩踏謀生的背影，不忍之心陡起，只能趕緊奉上車資，慌慌逃命去了。時移事往，昔時渴慕的執念原來植基在辛勞佝僂的背脊上，思之悵然。
幼年搭公車出門通常也不是太愉快的經驗。逢年過節搭車去位於豐原的外公家，一家大小近十人，只買三、四張車票，其餘化整為零，有的屈著身子裝矮，有的尾隨、佯裝他人子女上車，行跡卑鄙猥瑣，是我愛臉的童年最不堪的記憶。
但有一事堪稱平生最難忘。父親早年常騎腳踏車送我上學，後來換了摩托車，常載著我四下兜風。他總是邊騎車、邊提醒我得牢牢抱緊他的腰身，然後，迎著風哼著不成調的歌；我則將臉貼住父親的背，緊緊攬著他的腰，父女倆都非常享受那樣的時光。父親過世後，一回，我陶醉地跟母親回憶起這件往事，她卻頗不以為然地說：「坐恁老爸的摩托車轉去外家厝（娘家）上（最）厭氣，出發前，我就猶未妝好勢（還未打扮好），伊七早八早就牽車出去門口，油門催落去，害我急得心臟霹噗惝（噗噗響）；佇外家厝才拄吃過中晝頓（午飯），想欲和姊妹仔好好開講一下，他又擱摩托車牽咧，將油門催甲四界熗煙（四處冒煙），這陣想起來，規（整個）頭殼猶是伊發動的隆隆叫的車聲。」
上小學那年，我們搬出大家族的四合院。新宅前臨縱貫公路，後傍平行雙鐵道，一是緊貼後門的台糖小鐵道，一是縱貫鐵路，鎮日車聲隆隆，家人一逕敞開嗓門互道家常。去年某天曾駐足在縱貫鐵道旁的一家小餐廳買便當，忽然一陣劈雷似的轟隆聲掩至，面對鐵道窗口小窗簾被風捲得老高，我這才驚覺自己當年竟然在鐵、公路吵雜的夾攻下處變不驚地度過年少時光。幾天前，我開車從潭子往豐原途中，被紅燈攔停，放眼看去，一列火車正在雲端徐行，高架化、電氣化，處於高高半空中的火車，失了臨場的親切，好像離人間越來越遠了。
小學五年級，母親幫我轉學到當時的台中市師範附屬小學，不但是越區而且是越縣市就讀。向來沒有自己搭車經驗的我，是個小小鄉巴佬，原本就讀離家不到三百公尺的潭子國小，除了跟隨父母去外公家，從未自行走出方圓一公里外。
轉學第一天，母親領著我進繁花城市，一路叮嚀搭車及行走的路線，哪站下車，哪裡上車，在哪裡轉彎，循何路前行，要我下課後自行循來時路回家。放學後，我戰戰兢兢從師範附小出發，原本該走到第二市場，再搭公路局車子回家的；但街道縱橫，彎彎曲曲，我走在棋盤式的路上，迷失了方向。怯於問路，心慌意亂，從黃昏到入夜，整個亂了套的來來回回奔走，中山路、中正路、成功路……感覺路燈一盞盞亮起，每條路、每個轉角都似曾相識，卻又如此生疏。
衝過來、跑過去的，意外發現街角一處燈光明亮，我走了進去，本想壯膽問路，卻不意邂逅了生命中重要的地標──中央書局。我赫然發現，裏頭不但有各式文具，重要的，有好多、好多書，一排排的，像魔幻仙境般，讓人目眩神移。
惶恐中的小小驚喜，讓我稍稍安下了心，我把這地點牢牢記下。從那之後，我一得空就去看免費書，從小五一直看到高中畢業。當時，我的閱讀也形同一列疾駛的火車，為了閃躲店員狐疑的眼光，不停移動著位置，羞赧倉皇。
台鐵在民國五十年，增設觀光號。高挑甜美的三姊應徵上了，舉家欣喜若狂，當時人稱「飛快車小姐」，全村艷羨。從那之後，我算台鐵員工的眷屬，搭火車可享免費，於是從初中起，我一搭就是六年整，五年南下到台中，一年北上到豐原。搭車往北那年，是因為聯考失利，我哀怨地擠進了豐原中學，次年才在母親施壓下，又轉學回女中。
有趣的是，家裡附近的縱貫鐵道屬彎曲路段，慢車或飛快車行經，慣常都會先鳴笛示警。我們牢記姊姊的班表，在她值勤的車子即將飛掠而過時，迅即衝到後門與跑到車門口的三姊招手致意。其後成習，車上的服務人員包括列車長、司機、其他的隨車小姐都加入揮手行列，甚至我們的鄰居和車上慣搭對號車的常客到了那個轉彎處，車上、車下，都有志一同地相互揮手致意。風和日麗的日子，火車疾馳而去，近處的稻田翻飛，滿眼翠綠；遠處的天空朗朗，一片蔚藍，當時年紀小，雖然明確感知家中生計艱難，卻被藍天白雲和綠地招得彷彿又生意盎然。
母親心疼姊姊長期外食，經常儉腸凹肚、撙節家用，設法燒一鍋豬腳或麻油雞提去給三姊解饞。因潭子火車站屬小站，快車過站不停。母親得算好時間，搭公路局班車去台中或豐原火車站，提去給正在火車上值勤的姊姊。一回，似乎是搭乘的公車故障，延宕了時間，母親提著重重的一鍋熱騰騰麻油雞，飛奔入站，氣喘吁吁爬過天橋到對面月台，卻見火車已徐行出站。飲恨的三姊站在車門，探過半邊身子跟漸行漸遠的母親揮手道別。母親徒呼負負，癡站著目送長長的火車逐漸巍然遠去。她只好又提著鍋子，踽踽回返，神情失落、黯然。那晚，識相的一家大小都在飯桌上噤聲，知道這時沉默是金。
清貧年代，三姊的那份固定薪水，一直強力支撐著家計。每到發薪日，無論晴雨，我們都在後門鵠候著姊姊綑緊塑膠袋內包裹著的薪水和石頭從車上丟下。常常沒估量好距離或時間，丟進一旁的水溝內或稻田裡，我們便慌慌下水∕田去摸索、找尋；然後將沾濕的鈔票鋪在天井邊晾曬，這可說是吾家特色景觀，而我怎麼也不敢忘記姊姊是用辛勤加班跑車的費用送我北上讀書的。
仔細想起來，我們家似乎和交通相關事務特別有緣，不但和鐵、公路長期比鄰而居、三姊擔任飛快車小姐、我長時間通車上學，我的母親甚至十三歲就虛報年齡考上車掌，連二姊也擔任豐原客運隨車車掌。家裡經營花圃的二姊夫追求二姊時，每天浪漫送花去客運站，不知羨煞多少人！而我的大哥經營貨運行、二哥開設一家計程車表行，幾乎大半的家用都來自台灣的交通運輸工作。
年少時候，所有的夢想都在遠方，最希望坐上火車四處去流浪。十八歲考上台北的大學後，台中開始由家裡變成故鄉。開學或放寒暑假，我搭長途山線慢車往來台北與台中，急於逃脫之後卻又馬上回望來時路，心情矛盾。接著與同是台中人的外子結婚、生子，時而搭山線探望親人、回娘家坐月子；時而改搭海線快車探望清水的公婆，山風和海雨，隧道和海洋，火車都盡責地載著我們迢迢奔赴。
民國六十七年，台北到台中的高速公路通車，公路的使用逐漸頻繁起來。六十九年，我們住在中壢，外子奉派出國進修。我帶著兩歲的兒子回潭子娘家待產，生下女兒後，實在無力兼顧，我只能孤身帶著兒子返回中壢教書，將女兒留在台中讓母親幫忙照顧。娘家的二哥當時住在板橋，每周不辭迢遞與辛勞，驅車由板橋到中壢來載我和兒子回台中看望女兒，車程漫長，卻幾乎每周為之。二哥不叫苦、更不討人情，二嫂也從無怨言，為期整整一年。那樣的深情和溫柔，盡在高速公路上無言的車程裡，也永掛在外子和我的心頭。
添購了轎車後，我們開車在兩個原生家庭和我們的小家庭間來來去去。從探望、探病、侍疾到奔喪，然後父母雙亡，這列人生的列車越開越悲壯，人生後段的所有搭乘本來都是為尋求安心的移動與奔赴，但因為生離和死別，行程總是越來越趨近流浪與遺憾。
於是，我選擇提早退休，不再拘守異地；我立意以火車流動追求的概念，積極反轉頹勢。我開始返回台中，帶著原生家庭的兄姊出走台中之外的城市，大型的、小規模的，以台中為輻射中心遊走台灣及台灣以外的城市，雖然有人遺憾地在半途下了車，那樣的行程歡樂裡雜揉著悵惘與憂心，但我們仍無畏地上車、下車，然後回家。
六十五歲那年四月，我開始享用政府敬老的美意之餘，也反思如何回饋。年底，走進台灣東西南北及離島的偏鄉，進行大規模義講，高頻率使用大眾交通工具，高鐵、台鐵、離島機票等各式交通費因為優惠，為我省掉了好幾萬元。這些車子載送我到從未涉足的荒涼村野，和當地的老師、學生切磋閱讀與寫作，和純樸的民眾討論家庭互動；常常在回家的車上，眼裡有淚、內心澎湃。就像下著微雨的黃昏，從火車車窗望出去，全是人家最不堪的後窗，殘破剝落、淅瀝昏黃，好不悲傷！幸而老師有心，孩子有情。
那些記憶和現實中看不分明的霧中疾馳列車，就這麼持續地在軌道上奔馳著，迤邐彎曲。當年的我，從縱貫道上鳳凰花直燒灼到天邊的台中出發，如今從北方搭乘高鐵南下，轉上環繞大台中的七四號快速道路，終於又重新回到我位於潭子的家鄉。
──原載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聯合報‧副刊》


六○年代教會我的事
六○年代，正是我接受完整正規教育的全盛期，也是開始真正啟動思考的年代。從小學高年級到初、高中，然後接軌大學，堪稱我的完整人格養成期。雖然走過遍地繁花，腦袋裡卻充滿疑惑，一路坑坑疤疤地匍匐前進。在情意匱乏，智育生吞活剝下的戒嚴環境中，儘管西方的世界已然騷動不安，革命浪潮鑼鼓喧闐，憤怒與絕望逐步蔓延，台灣卻安安靜靜，像一艘密閉潛水艇，潛藏水中，自外於眾聲喧嘩。而我，與世隔絕，只顧著聽古人訓話：「溫柔敦厚，詩教也。」一整個六○年代，我都處於內心躁動、外表乖順的自我戒嚴狀態。
從小，我就冷眼旁觀母親嚴重的重男輕女。我的哥哥們，從來不必做家事。我小學搭公車上課前，必先將門前的那塊種了鳳凰樹的空地打掃乾淨。因鳳凰花葉容易掉落，掃了這邊、又掉了那邊，讓我相當苦惱，深怕上課遲到。母親督責甚嚴，稍有差池，總少不得一陣鞭打；上學前，常因挨打或著急即將遲到而先大哭一場。但只大我兩歲的小哥，卻甚麼都不用做，讓我滿納悶的。
但我深感不服的，倒不是類似這種被賦予的約定責任，而是更進一步的不平等待遇。從我有能力參與正式家事的國小高年級起，我就常被媽媽交代完成某些服務兄長的任務。譬如，哥哥夜裡表示肚子餓想吃點心，媽媽就會轉頭對家中排行老么的我說：「恁哥哥腹肚枵，你去煮一碗麵予伊食。」我如果說：「他肚子餓不會自己去煮嗎？為什麼要我煮！」我母親就會罵我：「你這个囡仔哪會遮爾貧惰（懶惰）！」若再不識相繼續辯下去，討一頓打是難免的。但哥哥肚子餓不想自己做，為什麼會是妹妹的懶惰？我一直不明白。
約莫是初中二年級，我慢慢領略無法申冤的痛苦與憤恨，時日久了，終於化悲憤為力量。當年，台中女中初中部的制服，是淺藍上衣、深藍百褶裙。為了整潔，洗完後必須用熨斗燙平。夏天實在熱，我燙了上衣後，通常只把裙子整齊折好，放進家裡臥鋪的榻榻米下方，讓身體的重量壓平它，免得揮汗如雨。
我的二哥，當時正當愛美的青春期，相當重視門面。上班時，一逕衣著光鮮，襯衫後方的兩條縱貫摺痕必須維持筆直。出門前，一定要有人幫他拉出背後的平整線條。這倒無傷大雅，不過是舉手之勞；最厭惡的是，大熱天必須幫他燙平外出的所有衣服跟長褲。明明他閒閒窩居，一旁聽音樂、看書，為什麼我得大汗淋漓成全他所要求的整潔美觀標準！
服勞役的次數多了，憤怒隱隱發酵。明著告狀無效，一次，我就來陰的。我把使用中的熱熨斗暫放正處理的衣服上，然後，故作鎮靜去倒杯水喝，回來時驚叫：「怎麼會這樣！」哥哥的衣服被燙出了一大塊熨斗形狀的焦黃。我自然難免又被一頓狠揍，但從此豁免幫忙燙衣的勞役。這應該是我人生反對運動的初步實踐──正面反抗無效，於是，改弦易轍用負面手法抗議，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叫「爭取性別平等」。後來，二哥不計前嫌，支持我北上念大學，我一輩子感謝他，這證明了世上沒有永久的敵人。
之後，我高中聯考失敗，連一所排名最後的高中都沒考上。幸好有第二次的招生，我警覺到再退一步即無死所，拚命準備，總算考上台中北邊的豐原中學。早上，搭火車北上時，常會在潭子車站的月台邂逅搭車南下的女中老同學，感覺非常狼狽。
彼時規定兩校距離沒超過某個公里數的，不能參加轉學考，除非事先取消學籍。高一暑假，母親壯士斷腕，擅自去學校將我的學籍拿掉，勒令我轉學。那年，女中為了錄取學校裡一位老師的女兒B，將應試成績較她高分的學生約莫四十餘人悉數錄取，我倒是名列前茅的，雖然不在蒙受福蔭之列，但這卻是我首度近身見識什麼是特權，儘管這個特權的行使還潛藏顧忌，不到肆無忌憚地步。
那位得到優待的B是我女中初中的同班同學，也跟我一樣在前一年的聯考裡受挫，被分發到台中的邊疆學校，並跟我同時參加轉學考。高二分組，重新編班，這次變動也算是隱性的能力分班。初中部直升上來的同學，文組分在一班和二班，理組棲身在八班；二班另外容納部分非直升但高一成績出色些的，那位造福諸多轉學生的B，雖然成績只是普通，卻也被收編入資優的二班；其餘的文組轉學生則全部被安排進後段的七班。
直升班是天之驕子，樂隊、儀隊都能隨心所欲選擇參加與否，要等直升班報名或揀選過後，若仍有員額，才輪到普通班其他的美姿儀學生。這樣的特權原本沒啥好羨慕的，但我小四時在潭子國小擔任樂隊指揮，當時指揮共兩位，隔周輪流。沒輪到的那一位就進到樂隊裡或打大鼓、或吹笛子。其後我轉學到台中師範附屬小學，因為我比別人多出一年指揮資歷，經過在老師面前比劃面試，輕易就被挑選出來，在升旗台上指揮同學唱國歌及國旗歌。這樣「完整」的資歷，竟然不敵只是讀書很厲害的同學，沒能夠進入樂隊，連當團員都不夠格，真讓我超級不服氣。
儘管心裡不服氣，但樂隊、儀隊訓練繁複，參加之後，勢必壓縮課後寶貴的自由時間，沒能參與也不算太遺憾。但另有一事，頗引發我的憤怒，堪稱終身難忘。學校舉行英文演講比賽。我們七班派出H，H和我都是從豐原中學轉學過來的，算是同病相憐。演講時，一班派出可愛至極的E同學，眼珠子黑溜溜的，好惹人憐愛。可是，她一站上台，剛問候完評審和同學，立刻忘詞，眼睛眨巴、眨巴一陣後，吐了吐舌頭，訕訕然下台，在台下哭得好慘。我至今還記得她長長的睫毛上，像雨天的雨遮般掛了一整排淚珠，珠子掉了，又從眼裡湧出來另一排。
H的英文，不管聽、說、讀、寫都好極了，她的父母原本就是英文教授跟高中老師。她台風好，口齒清晰，英文流暢自然，本來就極有可能奪魁，直升班的代表又忘詞，她自然是穩操勝算了。
事情卻大出意料之外，賽程結束前，教官跟評審老師附耳一番後，居然同意讓鎩羽下台的E再上台重講一次。接著，結果公布，E得冠軍，H則淪為亞軍。這事讓我們頗為震驚。學校居然可以這樣不公平！當然，我私心也為自己抱屈，因為每次參與的國語演講比賽，講得再好，也僅能得亞軍，冠軍總是非直升班莫屬。當然，那時的我也不清楚這就是校園中圖利菁英的潛規則。
現在回想起來，學生當然是無辜的；但身為教師的，卻在教育的現場公然示範關說，當年因人設事的轉學名額提升和演講忘詞卻可重新上台拿金牌的這兩件事，讓我對公平正義感到極度錯愕與困惑，也讓我無法釋懷。那年，我高三，儘管如鯁在喉，心裡百般不服，卻只是在同儕間相互傳告、私語抱怨，然後吞下，沒有任何具體抗議行動。
六○年代末期，我上了大學，戒嚴尚未解除，威權體制的束縛無處不在，學生都只乖乖埋頭苦讀。大二那年，校長為了革新中文系，從外校聘來新主任。新主任人脈廣，幾位中文或外文的重量級學者隨之應聘來兼課，為中文系注入活水，帶來新氣象，其中一位名聞遐邇的L教授尤其大受學生歡迎。次年，系裡課程表公布，L教授竟然不在課表的師資上，聽說因為他接下專任學校的行政職，怕照應不來，婉拒我們系裡的兼課續聘，該課程下方的授課老師名字遂換了他人。
同學聽說了，都扼腕歎息。學弟妹們雖感遺憾，卻只徒呼奈何；這位教授真的讓我們獲益良多，太受歡迎了，原本以為他會繼續教授我們另一門他更專精的進階課程，誰知他連原本的課都辭了。大家為此有些激動，班上一位同學忽然動念提議聯名陳情，希望校方能換下原本課表上安排的另一位學養較不足的教師，讓老師繼續傳道授業解惑。這種臨陣換將的請求，在相對保守的中文系裡，根本是逆倫的挑戰行徑，被接受的可能渺茫。沒料到出身外文系的系主任竟從善如流，並以學生的殷切期盼來敦請L教授打消堅辭不就的決心。消息傳來，同學歡聲雷動，咸認是破天荒的喜訊。這個原先大多數人都認為不可能的聯署，在我們「明知不可而為之」的熱情挽留下竟獲善意回應。這件事給我相當大的震撼與鼓舞，我從此對世事有了不同的想法與對應。所有人生的思想及行動走向，都是其來有自，我這麼深深被啟蒙。
從那之後，我常常想起國中時期哥哥那件被我燙壞的白襯衫，我沿著那件襯衫所引發的不平往前走，走到了母親的中老年。母親環顧屋宇交代：「準若我過身，恁姊妹就要把印仔攏總提出來頓（蓋），毋通轉來和你阿兄搶這間厝，會予人笑死。」從那之後，我一逮到適當機會，就跟母親閒閒討論男女平權的意義，直到母親的暮年，她終於同意：「有影查某囡仔較有孝，何況，咱也愛綴會著時代（趕得上時代）。這間厝，萬一我死去，恁就照民法來行，查埔、查某攏平均分配。」
接著，我也常想到高中那場轉學考的特權關說及演講比賽的破格拔擢待遇，還有學校對直升班格外的優容與鼓勵。我逐漸從耳語抱怨勇敢蛻變為公然抗議。一位一向熱血的昔日學生，說要自費邀請我去給她教導國文的兩班體育班高中生演講，希望我能為這些在課堂上因低成就而沮喪的學生加油打氣，我當下慨允無酬演講且連到高雄的交通費都願自付；卻在到達會場時，發現臨時被學校動員參加的資優班學生端坐前方，原訂聽講對象的體育班同學卻被安排到遠遠的後方。原來老師調課時驚動了校方，校長堅持資優班才更需要聽講。我好氣憤，當場離開前方講台，直接走到中後方開講，實踐對體育班學生鼓勵的初衷，打破菁英優先的校園潛規則。
演講中，我笑談時，眼中隱隱欲淚。原來世界雖已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奮戰了許久，人生並沒有改變甚麼，二十世紀的教育偏見與沉痾依然如故。演講結束，校長還沾沾自喜跟我說：「大師來了，怎麼是讓體育班的學生去聽講！當然應該讓資優班的同學好好接受薰陶。」我撇過頭，不想正眼看他。
六○年代後期，世界開始崩塌，然後重建。我窩居戒嚴的台灣，看似寧靜無聲，其實平波之下也蠢蠢欲動。我躲在中文系的保守傳統中，閱讀諸子百家，聽古人說話，周遭聞不到一絲煙硝，我乖巧地坐在教室前排中央的座位，負責跟老師點頭微笑，像個十足的乖學生。其實，人的隱性因子雖然常因威權被深埋，但無法被殲滅。所以，我也常常想起六○年代剛過後的那個秋日，我們突破傳統，勇敢爭取學生權益的行動奏效，我由是知曉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動就是力量」，在全世界都在騷動的年代，西方的主流規範已然被顛覆，我悄悄光著腳丫子漸次走入荊棘，在人生行道上，磨破了腳，走出了血，然後，結痂慢慢退去，形成堅硬的隱形保護殼；中年期後，甚或在不知不覺間長成一隻刺蝟。
內心的野性、狼性和一向受儒家制約的禮教相互衝撞。我深感狼性曝露的不安，但又不願屈服傳統的制約，相當矛盾。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社會議題的論戰中，偶爾會接到讀者對我失望的喟嘆，說他曾經多麼欣賞我早期文章中的溫柔敦厚，「沒想到如今的你變得如此『尖刻銳利』」。我總是這樣回應：「抱歉我無法滿足你對我的不切實際期待。溫柔敦厚是我待人處世的自我期許，但你所謂的『尖刻銳利』往往就是我對制度愛深責切的真心話。」
這些就是六○年代教會我的事──聲音再是微弱，也是該掙扎著說出來。
──原載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