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每一個國家，都有繞不過的傷口。見證了過往殘酷的許多名字，就這麼被時間抹去。
當舉世都盛讚德國人能正確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時，這本書對於同樣身處歷史、族群議題中等待和解的台灣，
或許能打開一扇希望之窗，以及值得借鏡的典範。

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由書籍、展覽、影劇、少為人知的歷史事件等多重面向，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他在一個個血淚斑斑的泛黃故事中，帶領讀者看見回憶、述說、反抗、面對的勇氣，以及德國社會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前行。不僅是面對歷史的思考，更是對人性、對道德的深刻探問。

一個國家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能從重創中站起來，不只是經濟或政治上的重生，
更必須在精神及文化上學會哀悼，癒合不可能癒合之創傷。

本書以在德文中特有的一詞概念貫穿：「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發生的、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如何面對、克服傷痛，才得以進而讓未來得以正常進行。勇敢撕開和諧的偽裝，才能從根源療癒，並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

為無名者做傳，我們一起做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
從另一岸到這一岸，我們都站在轉型正義的起點上。

※※強力推薦※※
德國文化觀察家 & 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依姓氏筆畫排序）

【推薦序一】善良，是一種選擇
德國文化觀察家＆作家 神奇海獅(李博研)
人性兩難的場景
德軍士兵威廉奉命，準備燒毀戰區的一棟平房。他以為房子裡早就已經人去樓空了，然而當他提著汽油進去時，卻撞見一對年老的俄羅斯夫婦在餐桌前用餐。老夫婦與他四目相望，接著老先生緩緩地提起茶壺，倒了一杯茶想請這位闖入他家的陌生士兵喝。然而到了最後，德軍士兵還是只能遵照命令，燒毀老夫婦的家。

蔡慶樺的《邪惡的見證者》中，到處都是這種人性兩難的場景。剛開始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想大概就是在探討德國的轉型正義之路。但是看完後才發現這本書討論的不僅僅只是歷史的問題，它還討論到同婚、藥物氾濫、兩代之間的歷史記憶等至今還在德國廣為人討論的議題。像上面描述的這幕景象，就是來自於德國第二公共電視台(ZDF)為紀念50週年台慶，於2013年推出的影集《我們的母輩父輩們》(Unsere Mutter, unsere Vater)。這部影集立刻獲得廣大的迴響，知名週刊《明鏡》甚至宣稱這部影集代表「德國反思歷史的制高點」。許多德國人終於從冷硬生僻的歷史課本外，開始了解自己父母、祖父母那輩經歷的那個集體瘋狂年代，甚至到最後開始問起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是我遇到這種事情呢？我會怎麼做？

「我會怎麼做？」
我認為，這一句話透露出德國歷史工作的真正核心。我在漢堡大學讀書時曾經有一門課很有趣，在十幾堂課堂裡，每堂學生都要探討一個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是其他什麼社會科學的理論，而全部圍繞著的就只有一個問題：「納粹大屠殺為什麼會發生？」

因此，整個學期下來我們討論了傅柯的《規訓與懲罰》、討論了阿多諾關於啟蒙運動的種種評判及其他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討論了米爾格倫實驗裡人們對於分散責任的毫無防備、也討論了路西法效應。在整個讓人頭昏腦脹的學期以後，我得出自己的結論是：當當人們受命去執行一些道德上不允許做的任務時，他們會陷入一種叫做認知失調的心理狀態中。為了擺脫這樣心理上的不舒適感，他們就會開始改變自己的心態。其中一種選項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意指放棄思考。當上級的規定與指令下來時，即不加思索地加以服從，把一切都交給規定與領袖說了算。一九六一年，前納粹黨衛軍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首次提出了這樣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只不過是個官員，而且意識形態在他的行為中並非扮演主角。她堅持將艾希曼描述為禽獸、是惡魔的化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讓歷史研究者忽視，暴政專制的政權如何能輕易引誘平民百姓參予罪行。不加思考的執行命令的確是一種惡。但是後世的德國年輕人要接受的，可能是更令人傷感的一項事實，那就是他們的父母非但不是被迫，甚至本人就可能是這種體制的狂熱支持者。

蔡慶樺的文章中，就提到這樣的一個故事。在《陌生的父母：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的日記與信件中記錄的時代歷史》這本書中，編輯者克勞斯在父母過世後，便在閣樓裡找到了父母及叔叔留下的日記本以及信件。

克勞斯的父親一輩子擔任新教牧師，而母親協助父親，兩人一直被鄰里視為服事上帝的善人，知識與品格都是社區模範。在他和妹妹的記憶中，母親曾送給她《安妮的日記》，對她敘述在二戰時候猶太人曾經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而父親也曾悼念抵抗納粹的神學家及白玫瑰運動。因此他從小便相信，那麼善良的父母親，在那十二年間一定是站在正確的一方，一定是獨裁政權的受害者，而不是幫兇。但在翻閱信件以後，赫然發現他的上一代是如何成為狂熱的希特勒支持者，甚至到最後當他們被蓋世太保盯上、要他出賣同志提供教會內抵抗者的名單時，他也照做了。當克勞斯兄妹看到這些信件時，自然完全無法接受現實。他甚至一度想逃離那個父母的家，而也不知道該拿這些信件怎麼辦。

慘劇，其實比我們想像得更近
書裡的許多故事都在考驗我們的人性。當你沒看過這些故事、看過前人的掙扎時，你其實根本不會知道你也許比自己所以為的更容易受騙、也更軟弱。故事的主角克勞斯兄妹與其他許許多多的德國人大可以將過去掩蓋，然後在每個夜晚爬上床、心安理得地進入夢鄉。但是，當意識逐漸模糊的時候，卻開始有一些微微的思緒在暗處滾動，起初只像是水中泛起一點小小的氣泡，但是卻越來越多、最後竟然像是滾水般的沸騰起來。他知道人們會開始忘記這一切，他知道那些審判、那些歷史，會隨著時間淡出人們的視野，像一隻越來越遙遠的蒼蠅，就像以前的他一樣。但慘劇其實比想像中離我們更近，只要我們忘記，它就會再重演。最後他選擇將所有的文件出版成書。他認為必須記錄時代歷史真相，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而原因很簡單：「使未來不再有相同的錯誤被犯下。」

這就是德國人即使要爬過那段污穢不堪的過去、也要尋找真相的最終原因。這是德國人的選擇。他們選擇告訴大家：這些暴政的支持者並非惡魔。反而恰恰是因為他是個「人」、擁有人性的弱點，而當相似的時代再次來臨時，我們也會做出相似的事情。而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讓別人相信，會有一個超越時代價值觀的正義存在，萬一當那個極端的時代再臨時，它也許能幫助人們克服自己的軟弱，並選擇拒絕成為暴政的幫兇。

善良，是一種選擇；這句話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要經過選擇以後，人們才能走向善良。作者蔡慶樺希望我來推薦這本書，但我卻說：不需要。事實上只要你一翻開這本書，你就根本停不下來了。唯一的問題是：你準備好了嗎？
你有把握從現在到看完整本書，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善良的嗎？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教師 ＆ 作家 蔡淇華
這幾年靠追逐蔡慶樺博士的「德意志思考」專欄，慢慢蓄積自己國際素養的能量，今日專欄結集《邪惡的見證者》，不啻是思辨能量的一次爆發。 如同蔡慶樺書中所言，哲學家海德格指出「德文」這個字的原意是「翻譯」，但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之意。

在這個當代人在經歷世俗、啟蒙，卻也失去傳統價值的「無父當代」，我們亟需蔡慶樺替我們翻譯那些已經被遺忘、應該被見證、卻被遺忘了的名姓。這些曾經愛過、恨過、疼痛過的名姓是波，是浪，是擺渡人蔡慶樺為我們展開這一場德意志歷史之旅的航道。

邀請朋友打開《邪惡的見證者》，讓我們從「無能哀悼」的一岸，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是的，如果一年只讀一本書，我推薦這本《邪惡的見證者》。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廣告導演 ＆ 作家 盧建彰
04:00AM
凌晨四點，因為時差，我清醒。很想好好地睡，但女兒說她肚子餓，我說，我們再試試看睡一下好不好？她試了，但沒有辦法。後來開始唱起歌來：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因為是即興創作，我是世上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聽到這首歌的人，儘管我閉著眼睛假裝睡覺。

終於，我意識到無法讓她繼續睡，或者說，我意識到她讓我無法繼睡，我只好起來，幫她烤吐司，結果，她玩著玩著，就忘了要吃我烤好的吐司。吐司涼了，我的心沒有。因為我昨晚讀的《邪惡的見證者》，讓我意識到，我正在見證一段幸福。

你知道些什麼？你記得些什麼？很多人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幹嘛提起。是呀，幹嘛提起呢？

事實上，那些殘酷的故事，都不是什麼你可以輕易說是怪物做出來的事，而是一個一個跟你我一樣，原本平凡也沒什麼兇惡基因的普通人，在歷史的那當下，做出了選擇，儘管在當時候，他們或許不覺得有其他選擇，更不清楚歷史就是這樣形成。如果我們不去觀看，我們都有可能再犯下一樣的錯誤，傷害其他的人。

我的母親因為車禍腦傷因此有記憶力喪失的問題，她能記得的時間只有五到十分鐘。她還願意跟我說話時，會問我當兵沒，我會回答她，那已經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她會緊跟著追問，那你有在工作噢？那要存錢，存老婆本。當我回答她我已經結婚快十年了，她會勃然大怒，責怪我怎麼結婚沒找她去？這時，我得趕快找出結婚照，給她看。這時她會露出靦腆的表情，說抱歉她忘記了，下一句，就會笑著說，「不過，恭喜你耶，竟然有人願意嫁給你。」

我總愛說，別人家的我不確定，我家的結婚照是有用處的，它讓我的母親每天都有機會，為我開心。

有時，望著我的母親，我會想，如果我們不知道真相，也不記得真相，那我們和失憶症又有什麼兩樣？你什麼重要的事都不記得，憑什麼你可以有記性呢？那對我母親來說，會不會不太公平？

你知道些什麼，決定你對未來的判斷。你記得些什麼，更決定你對於價值的取捨，甚至，也決定你這個人在這世上的價值，和世界該如何取捨你。

法蘭克福機場
去過歐洲的人，大概很有機會到法蘭克福機場，因為是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不管要到歐洲哪個國家，你有很大的機會在這裡轉機，這裡甚至是許多人踏上歐洲土地的第一站。只是，拉著行李箱快步奔向美麗歐洲的我們，不太有機會知道，這個繁忙的國際機場，竟然也有屬於他的一段納粹歷史。

一九四四年，一千七百位匈牙利猶太女子被迫來到這裡，為了強化納粹空軍戰力，拖著孱弱身軀，扛著比自己還重，高達五十公斤的砂石，一步一步蓋出法蘭克福的第一條飛機跑道。年紀最大四十七歲，最小十三歲，許多人在過程裡被守衛活活打死，或者在殘酷不人道的折磨中沒有尊嚴地死去，一千七百人最後只有三百三十人存活。而在一九七○年一位倖存者，回到這裡，當她向市政廳詢問集中營遺址和紀念碑時，市政廳的人員感到十分疑惑，因為在他們的認知裡，法蘭克福這裡並沒有納粹集中營，他們認為這位倖存者記錯了，他們感到十分不解。

這整個集中營的歷史，被完全抹去。

直到後來經過數十年，當地的學生們意外在某份集中營資料裡，發現自己家鄉的名字，而出身當地的他們不曾聽說家鄉父老提及，感到十分好奇，開始研究爬梳，拼湊出這段確實存在的歷史，他們甚至回頭找上當初承包這個機場工程的營建公司，呼籲能夠針對受難者發表道歉聲明並賠償。這在多年後因為成為地方的重大活動後終於發生，他們邀請十九位匈牙利的倖存者回來，並一一念出那一千七百個名字。
我的眼淚在這裡泛滿，我女兒問我怎麼了。我說，眼睛痠。

有眼的就該看
我很感激蔡慶樺讓我知道這個故事，那沒有讓我比較好過，但或許可以讓我有機會變比較好一點，甚至，讓我有機會幫我的孩子多知道一點，多記得一點。那會讓她好一點。我看著年幼的她，希望她不需要經歷像那些姊姊們的悲慘故事，而那並沒有人可以向我保證。唯一可以做到的人，是我自己。

當我知道這件事，記得這件事，在乎這件事，並且試著告訴別人這件事，我們才能有機會避免這件事再度發生。見證這些見證的我們，當然是見證者。邪惡害怕我們看著它，直視它，因為隱蔽躲藏是它滋長最好的養份。

它吃的不是別的，正是其他人的「別過頭去」，一如愛因斯坦當初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中，因為猶太人身份被迫離去，其他院士的「別過頭去」，並不比納粹來得不邪惡。

你當然是個見證者，除非你閉上眼睛。而那，讓你和沒有選擇而失明的人有什麼兩樣？不，你糟糕許多，因為你有選擇，你做了選擇。比這些恐怖的事，更恐怖的是，不看。同樣的事情，現在也在我們的網路上看得到，你不看，你不管，讓它一個集中營一個集中營的蓋，而最後，也許你不再只是從外面看，你可能得從那裡面看外面，並且看不到外面。

不過，也有個稍稍好的消息，就是當我們看著它、傳講它、警戒它，它就不那麼有機會再度發生。當我們願意去見證邪惡，邪惡自然會膽怯的，它會的。
你該見證，你當見證。那讓你勝過邪惡。那讓我們勝過邪惡。

這書，有眼的就該看。

【自序】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蔡慶樺
這本書，是偶然，也是必然。
《天下雜誌》開辦《獨立評論》時，問我要不要開設一個專欄。一開始我是持保留態度的。我想寫的東西，都是潛入思想、歷史與文化的深層所挖掘出的長篇評論，在習慣輕薄短小閱讀模式的社群媒體時代，真會有人想看嗎？

後來，終於還是開了這個評論專欄，因為我希望能在工作之外，也為台灣做點不同的事。專欄名稱沒有花什麼時間便決定了，一點都不華麗，以直球對決方式告訴讀者將會讀到什麼：德意志思考。

這個名稱有兩層意思，一來是我希望帶著讀者一起思考德意志這個國家，二來我希望從德國式的思想模式，為沒那麼熟悉德國的台灣社會引入一些不同觀點、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以及一些思考台灣問題的資源。

出乎意外地，即使「文長慎入」，這個專欄受到相當多讀者支持。不少人寄來正面的回應，表示驚訝在網路上有這樣談論人文議題的長文，高興能夠讀到對於德國的深入思辨；有些人的意見非常精彩，甚至能與我的文章發展出深度對話；有些人對某些議題感興趣，希望我多談談某個領域；還有各式各樣跟德國有關的問題，例如德國旅遊問題、留學問題、情感問題、工作問題......。當然，也有對我某些文章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的，我也感謝許多批評與指正。這些迴響，都是「德意志思考」專欄不斷成長的能量。我不一定有時間回應，但是我都讀了。感謝中文世界每一位花時間細讀、分享、評論的人。

《獨立評論》並沒有要求我以什麼頻率或內容供稿。因為自身工作的關係，我的寫作時間不多，又需要時間消化大量德文文獻，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寫作規劃，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又因為我是個閱讀興趣廣泛的人，我的「想到什麼」，還真的想到很多什麼。於是哲學、政治、歷史、媒體、人權甚至情感，都是我書寫的材料。其實，要觀察這個多元複雜的國家，專欄內容不也必然具備多變的樣貌？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與納粹歷史或轉型正義有關。我並沒有特意這麼安
排。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轉型正義」在台灣的公共討論裡，還不是那麼熱門的詞彙，當時我也不是針對轉型正義而寫，卻在巧合下處理了許多這方面的議題。然而，這其實也不是巧合。要看清德國這個國家的過去，又怎麼能繞開這一點？《獨立評論》提議，蒐集這些關於轉型正義的文章，出版一本書時，我才意識到，這幾年下來，竟也累積了一定的成果。
我告訴主編，我想寫的是那些在歷史中應該被記得、卻被遺忘了的名字。而這些名字，都見證了某種邪惡或者殘酷，都經歷了在時代中的無力。有些人獲得了平反，有些人卻就這麼被忘記。這本書，希望能夠讓世人見證應該被見證的，記得已經被遺忘的。

中文世界所謂的「轉型正義」，在德文中沒有完全一樣的字眼。德文使用「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兩個字來討論轉型正義問題。前者借用自精神醫學裡如何處理創傷、克服陰暗過去的詞彙，用以討論如何處理並克服歷史過錯與罪責；而後者是對罪行的探究、調查，是解開那些錯綜複雜、無人能解的罪行檔案，以求終有一天能完結這個重擔。由這兩個概念的複雜即可知道，轉型正義的工作絕不簡單。

這本書，其實並無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提出什麼建言的能力，但如果能夠為無名者做傳記，記錄那些必須記錄的，正是一個最好的轉型正義起點。本書中〈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一章，即提及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倖存者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認為所有集中營受難者最害怕的，其實不是在集中營中死去，而是害怕那裡發生的事情太過恐怖，以至於在倖存後沒有人會相信他們述說的經歷。我的書寫，想履行的正是這種倖存者的倫理責任：我們都應該是傾聽者、記憶者、敘述者、見證者。

探索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錯誤時，需要看到的不只是被害者的面容與命運，還得思考加害者。為什麼會發生這些殘害他人之事？將加害者邪惡化並一概而論，是個太過簡單的作法。因此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反省納粹罪行時，拒絕將整體民族作為問責對象，他認為那是忽視了個人作為犯罪者的罪行，正如我們不能將猶太人視為無差別整體，在問責德國人時，也必須體認，「作為整體的民族並不存在」。我希望，藉由本書，加害者的多重面孔，以及當時各種使暴政得以運作的機制，都能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本書所收的文章，在過去幾年來記錄了我的生命軌跡，是我自二○一三年至二○一八年間派駐德國時，親身觀看一個國家曾經犯下什麼錯誤、又如何克服；觀看如我一般的平凡人，如何被押解入地獄，見到什麼樣難以表達的邪惡，並如何面對不可能承擔的歷史宿命。這一路上發生很多事，邂逅很多人，有過許多難以忘懷的對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探險。我感謝一路上伴隨的同伴，以及交流、相互理解、甚至爭執的對象。

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曾經強調德文「übersetzen」這個字的曖昧，這個字的意思是「翻譯」，然而重音不同時，也是「擺渡」。這本書，希望不只能為讀者把一種語言與思考方式轉譯成另一種，也希望在我掌舵下，從這一岸到另一岸，從台灣島到歐洲大陸，展開一場德意志歷史的航行。歡迎登船。

推薦序一：直視傷口才能真正治癒　神奇海獅(李博研)
推薦序二：擺渡到「因能而愛」的另一岸　蔡淇華
推薦序三：有眼的就該看　盧建彰
自序 ：那些該見證卻被遺忘的殘酷

1. 成為奧斯威辛的見證 
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2. 三個男孩與一間被遺忘的集中營 
 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 
 在歷史上消失的一千七百位猶太人 
 我們的家鄉也有集中營？ 
 即使骯髒，也得忍痛揭開 

3. 他不曾別過頭去：那些走過納粹時代的學者們 
 研究院也要「雅利安化」 
 誰才應該感到遺憾？ 
 一個被放逐的學者 
 拒絕成為歷史共犯 

4. 跨越三百年的世代之聲：長者的圖書館 
 跨越世紀的小人物 
 被全世界最冷峻的牆隔開 
 一夕封閉的邊界 
 與自己的國家奮戰 
 留下倖存者的聲音 

5. 「讓我們的男人回來！」 
 怒吼的女人 
 守護我們珍惜的一切 
 這是反抗，也是革命 

6. 如何可能抗拒對德國文化的愛？ 
 恨納粹，但無法恨德國人 
 當個人被「非人」化 
 是桂冠，還是災難？
 
7. 希特勒的迷幻時代 
 毒品與藥物的黃金時期 
 你的身體屬於誰？ 
 亢奮的戰場 
 跑呀！跑呀！跑呀！ 
 藥癮心態與全民毒品 

8. 這一代人的母輩父輩們 
 一場戰爭，五個好友，五種命運 
 在克服過往之外，是時候克服悲傷了 
 加害者是否也可能是受害者？ 
 美國人眼中的可疑觀點 
 我們內在最敗壞的那部份 

9. 撕下那張粉紅標籤：德國同志運動的漫漫長路 
 當同性戀被視為有罪 
 「老媽說沒問題啦！」 
 柏林議員的震撼彈 

10. 我們得有全新的語言：那些在政治化後變質的字 
 「淨化」是什麼意思？ 
 當語言成為一種落實暴力的機制 
 對待語言，我們也必須要求一種轉型正義

11. 暴政有其界限：檢察官鲍爾的雷默爾審判
 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
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 不法國家
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 格格不入者

12：陌生的父母們
 魔鬼的交易
 原罪？

13：無能哀悼：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 無父的社會
 無能哀悼
 以一種德意志方式去愛

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紀念：述說那無法被敘說的，見證那必須被見證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二○一五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 __________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麽？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一月二十五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一九六三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兩位見證者的故事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ä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