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言西語：在語言中重新發現中國（簡體書）

如果你穿越到了古代，要怎麼做才能聽懂古人說的話

帶上一把手槍，一箱子彈，穿越回冷兵器時代建功立業，不知多少人有過這樣的夢想，不少以此為題材的網絡小說長盛不衰。

不過，適應真正的穿越需要極高的技術含量。即使忽略掉皇阿瑪戴手錶、漢朝的椅子、唐朝的番茄等細節，穿越更大的問題其實是語言——你們互相聽不懂對方說的話。

殘酷的事實是：穿越到清朝當格格、貝勒、貴妃，勉強能夠圓夢；穿越回元明，古人多半會覺得你口音怪異，但還能大致聽懂；穿越到唐朝以前就比較慘了—運氣好點會被當作東國來客，由鴻臚寺接待後送去學習漢語，運氣差的，也許會被當作外國奸細處理。

一些人會想，那用文言文不就解決了？

這倒是個方案，不過很難操作—地道的文言文遠非當下受過一般古文教育的中國人能寫出的，古人平常更不會用文言文說話。哪怕完美習得了文言文的語法、詞彙，也只能和小部分人筆談，還是與外國來客無異。

更有甚者以為粵語是古漢語的活化石，是現代最接近古漢語的方言。所以只要用粵語，那麼和古人對話時就能暢通無阻了。

那麼，古人的讀音究竟是怎樣的？如何確定字詞的古音？講粵語真的就可以和古人“無縫銜接”了？

解釋這些問題，要先從漢語的獨特性質說起。與拼音文字不同，漢字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語音—也就是說，語音的改變並不反映在文字上。這一特點不但讓一般人對於語音的變化缺乏認識，為穿越徒增困難，還給研究歷史音變的專家增加了麻煩。古人並沒有留下任何音訊、視頻，現代讀音又受漢語語音複雜的歷史變遷幹擾，語言學者怎麼就知道現代哪些字詞的發音與古代相同，哪些不同呢？

第一，靠韻書。韻書大體相當於古代的字典，自然要標注讀音。漢語韻書普遍採用反切法：將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聲調分拆，分別用其他字標注。舉例來說，《大宋重修廣韻》中“東”就被注為“德紅切”—採用“德”的聲母，“紅”的韻母和聲調。當然，要讀懂反切法，必須先知道所用字的讀音，在這點上今人遠遠稱不上清楚明白。不過，對反切注音的整理雖不能直接確立讀音，但能得出當時語音系統的框架。

第二，靠漢字本身。漢字並非完全獨立於語音，通過對大量形聲字古今聲旁的對比，可以獲得一些線索。如“路”的聲旁為“各”，普通話中兩字的讀音根本就不搭界，但古人會用“各”作“路”的聲旁，說明在古代兩字讀音必然接近。

第三，詩文押韻。海、峙、茂、起、裡、志，一眼看去，似乎沒有什麼聯繫，也幾乎沒有任何一種漢語方言可以使他們的讀音完全押韻。可是在曹操《觀滄海》一詩中，這六字押韻。整理詩詞押韻的變化，也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方向。

第四，外語和現代方言。外語主要指曾被大量翻譯進漢語的語言，如佛教用語梵語和巴厘語。家喻戶曉的夜叉/藥叉來源於梵語（yakȿa），即可說明當年夜/藥的讀音很可能接近ya或yak，和現代漢語中的讀音不同。

最後，還有些散見於文獻中，並不系統的描寫。如《呂氏春秋》中，東郭牙觀察到齊桓公口型“呿而不唫”（開而不閉），成功判斷出齊桓公“所言者‘莒’也”，由此將齊桓公和管仲謀劃討伐莒國的事洩露了出去；與之相反的是，今天的普通話呼“莒”的口型甚小。由此可以看出，古書中的類似描述可以幫助人們推斷古音。

通過以上方法綜合分析，我們可以回溯古代漢語的讀音體系。

舉例來說：“塔”來自於巴厘語（thūpa），在《廣韻》中為“吐盍切”，一般認為屬於盍韻，而在現代方言粵語中讀作 taap，朝鮮漢字音讀作탑（tap），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塔”和同韻母的所有盍韻字（如闔、盍等字）在古代韻母非常有可能均為 ap。

目前，學界普遍以《切韻》《廣韻》等書中記錄的語音作為中古漢語基準，復原可信度已經相當之高。

以此來對照，粵語是否就符合漢字古代的讀音呢？廣東人就可以順利穿越到唐朝，交流無礙？遺憾的是，這是個徹頭徹尾的幻想，沒有一丁點兒可信的成分。

和現代一樣，古代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語音差別。唐朝時，廣東還屬於中原人眼中的“蠻荒”地區，韓愈被貶至潮州時絕望到寫出了“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的詩句。當時的廣東話和其他地區，特別是“高大上”的中原口音存在著顯著差別。

禪宗六祖慧能出生於新州（今廣東新興），他初見五祖弘忍時，弘忍責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後來慧能拜別弘忍時也自稱：“慧能生在邊處，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其實，慧能本籍為河北範陽，家在嶺南不過一兩代人的工夫，但是已經“語音不正”，說明至少唐朝中原人氏並不覺得嶺南人講話與自己相同。

當時真正地位崇高的語音，一向是中原讀書人的口音，尤其是洛陽一帶的口音。

東晉永嘉南渡後，士大夫誦讀的口音被稱為洛生詠，備受推崇。《顏氏家訓》中談及語音時稱：“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唐宋時期，洛陽讀書人的發音仍然有極高的地位。北宋寇準和丁謂一次談及語音，論及天下語音何處為正，寇準說“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謂則說“不然，四方皆有方言，唯讀書人然後為正”。到了南宋，陸遊《老學庵筆記》中仍有“中原唯洛陽得天下之中，語音最正”的說法。

但是即使粵語不是唐朝官話，相對於北方官話，粵語仍真實地保留了不少中原舊音。中唐以後，北方陷入長期戰亂，漢語由中古漢語演變為近古漢語，唐懿宗時胡曾作《戲妻族語不正》一詩，其內容就生動反映了當時的語音變化。此時，偏居一隅的嶺南卻很少受到北方發生的音變影響。

南宋朱熹《朱子語類》中有如下評價：“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邊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邊東南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可以看出，當時的讀書人認為廣中人繼承了中原洛陽地區的語音，所以“尚好”。

宋元明清四朝，北方語音變化愈厲，相對而言，嶺南地區更加安定，語言的保守性愈加突出。經濟上的發展，更令曾經的“蠻荒之地”挺起了腰桿，尤其是廣州的發展水準逐漸超越了中原地區，嶺南人的文化自信逐漸提高，並自視為古中原的繼承者。

廣州人陳澧在《廣州音說》裡面就明確指出“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並舉例論證：廣州話能分陰上陽上陰去陽去，有 -m 尾，“觥公”“窮瓊”讀音不同等。（不過廣州“九”“狗”無別，“呼”“夫”不分等不合古音的方面就被選擇性地無視了。）

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論斷：“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陳澧可算是以粵語為唐朝官話說法的濫觴了。

與粵語對中原語音的繼承相比，北方漢語則被認為因為胡化而丟失了自己的傳統。

多數人並不瞭解真正胡化的語言是什麼樣子。金元時期曾經流行過一種奇怪的漢兒言語，語序近似蒙古語，語法也受阿勒泰語系影響，具有如複數加“每”等與漢語明顯不同的特點。

元碑中“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皇帝聖旨”這種現代看來很拗口的句式，即為漢兒言語的特徵，但明朝以後這種語言就逐漸消亡了。實際上語音變化本為常態，雖然北方話由於社會動盪等原因可能變得比某些南方方言快了些，但很難將這些變化盡數歸咎於胡語影響，如入聲在中原的弱化至遲在北宋已經開始，彼時離“金元虜語”還早得很呢。

所以，想要穿越回唐朝，能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恐怕也沒有什麼用。不過我的這本小書倒是可以分享給大家一些音韻學知識，告訴大家古往今來無以計數的語言中有過多少讓人眼花繚亂、忍俊不禁的趣事，以及如果有朝一日你真的穿過了某個蟲洞或者一夢醒來驚覺時空錯亂，發現自己身處唐宋元明清，雖然你可能還是聽不懂對方說的是什麼（畢竟這需要掌握大量的音韻學知識並接受長久的專門訓練），但如果你以前是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話，那麼以後可謂是能死得明白了！

中國歷史上的黑話，與電視劇中的可不一樣

“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麼哈麼哈？”“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

“我記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翹頭了，而且到處都被放火，他一個人要去堵拿破崙，後來還是被條子削到……”

“昨兒呢，有穴頭到我們團來疃這事兒，想讓我們給出個底包，看了我的大鼓說我這活兒還能單擋杵，每場置點黑杵兒總比幹拿分子強啊，雖然沒腕兒那麼嗨吧，可也念不到哪兒去……”

中國觀眾對這種用詞怪異難懂甚至句法都不合常理的“黑話”臺詞並不陌生，只要使用得當，黑話不僅可以使影片變得生動有趣，而且能在簡單的對話中體現出角色的身份、背景和生活方式，自然會受到影視創作者的青睞。

黑話在近年的電影中頻頻出現，《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和座山雕連對了好幾分鐘的暗語，《老炮兒》裡主角和他的朋友之間也是滿口北京市井黑話。

在早年一些影響較大的影視劇中，類似的情況也不鮮見，如電視劇《傻兒師長》的袍哥黑話和《我愛我家》中和平女士的北京戲曲黑話（被家人譏諷為“說日本話”）都為粉絲所津津樂道。經典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則大量使用了臺灣眷村黑話，香港黑幫片中的洪門黑話更是不勝枚舉。

在這些影視劇中，大多數人說黑話都是為了保密，使用者並不希望“外人”聽懂自己說話的內容。然而恰與所謂的“軍事密碼”溫州話的故事相仿，這些影視作品中出現的所謂“黑話”也與真正的黑話相去甚遠。

害人更害己的替換式隱語

一般來說，影視劇中的黑話都是以正常語言為基礎，只將少量的關鍵字替換成其他用詞，以達到保密效果。這種“黑話”是一種常見的隱語，使用範圍也絕不僅限於黑幫交流。網絡流行的“淋語”中，就有“天了嚕”“本質騎士”這樣的隱語，實際意義與字面意思相差甚遠，令一般漢語使用者不明所以。

類似的黑話在西方也大量存在，如中世紀時，經商的猶太人為了避免關鍵商業信息為人所知，往往會在公開場合使用一套特定的詞彙，來描述交易的商品和價格。直到當代，仍有猶太人延續此傳統，比如在猶太人壟斷的紐約珠寶加工業中，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能懂的隱語，大大提升了非猶太人進入珠寶業的門檻。

在使用替換式隱語的黑話中，最常見的替換方法是給事物起別稱。

經常在網上逛 ACG 或體育論壇的人往往會發現核心用戶們給圈內熟知的人物起了親暱的外號，外人看得雲裡霧裡。如曼聯球迷喜歡自稱“我狗”，國際米蘭球迷喜歡自稱“我純”，拜仁慕尼克球迷則自稱“我其”。這些本是有戲謔成分的綽號，但是因為外人聽不懂，就逐漸演變成為小群體隱語。

這類別稱式隱語的發明過程粗暴武斷，其存在非常依賴小群體的使用。而這些小群體常常可能會隨時間更換事物的別稱，舊的別稱即隨之消亡。此外，小群體成員的構成改變，乃至散夥的情況也不稀見，他們使用的這類隱語也就隨之灰飛煙滅了。

但也有少數別稱式隱語，會在機緣巧合下被保留下來，演變為俚語，甚至最終登上大雅之堂。

在古代的拉丁語中，“頭”本來是caput，但後來出現一種隱語，用“壺（testa）”來指代頭，這可能起源自部分小群體的謔稱，意外的是，這個用法並沒有逐漸自行湮滅，反而不斷發展壯大，先是成了全社會普遍知曉的俚語，後來甚至喧賓奪主，奪取了caput的地位。拉丁語的後代語言中表示頭的單詞（法語tête，義大利語testa、西班牙語testa）都來自於這個“壺”。

奇妙的是，漢語中“頭”的來源也頗為類似。上古漢語中，頭主要用“首”表示，頭本是“豆”（一種容器），在某種隱語中被用來表示頭。隨著漢語歷史上的音變，首和手成了同音字，極不方便使用，結果首就被頭取代。

當然替換法並不都只能如此簡單粗暴。替換式的隱語還有其他的來源。在“淋語”中，就有大量隱語來自某種“典故”，如“一百三十刀”即來自某新聞事件。

舊時蘇州的隱語則使用了縮腳法，也就是隱藏成語的末字，例如雨的隱語就是“滿城風”。同樣在蘇州，還有一種隱語將一、二、三分別稱作“旦底”“挖工”“橫川”，以字形取名。

猶太隱語則多利用猶太人的語言優勢，將族人多少都會一點的希伯來語詞匯引入對話，以起到混淆視聽的效果。這種隱語的存在範圍相當廣泛，如淋語中的“孩柱”和某種黑話中的“吼啊”，都是通過方言發音來生成隱語。

隱語要更為隱晦的話，就需要把彎子繞得更大一些。如英國倫敦街面上的“押韻話”主要利用了英語中常用的搭配片語。舉例來說，英語stairs（樓梯）與pears（梨）押韻，因此用片語apples and pears 來指代stairs，再將pears省去，就可用apples作為stairs的隱語。這種隱語的邏輯非常混亂，外人往往覺得豈有此理，但也因此而提高了破解的難度。

不過，並非所有的單詞都能找到方便的隱語，所以在大部分情況下，替換法的使用者都只替換關鍵性的詞彙，如賊的隱語一般為“錢”“員警”“財主”“跑路”之類的詞彙，商人則更喜歡替換數字和商品名稱。因此，使用替換性隱語的黑話使用者，對一般的詞彙都會照常使用，因此其談吐不會完全異於常人。

當然也有例外存在。在新疆和田地區一個叫艾努人的維吾爾人支系中，就有一種堪稱登峰造極的替換式隱語。他們的語法遵循維吾爾語的框架，但幾乎所有的實詞都採用波斯語的說法，一般的維吾爾人聞之如聽天書。

由於替換法隱語的編碼過程相對簡單，被編碼的詞也較少，基本上不可能起到特別好的保密效果，有心人只要稍加學習，即可聽懂和掌握此類隱語，甚至混入小圈子。就算是倫敦押韻話這樣較為複雜的隱語，學習者在經過必要的熟悉過程後，也能建立起條件反射式的對應關係，迅速破解出隱語使用者的真實意圖。

中世紀市場上的猶太隱語，就被當地的賊幫完全掌握，結果成為了賊幫黑話的來源。而無論是淋語還是其他網絡群體的黑話，也都在現代網絡的支援下，在短時間內完成了高速的擴散，基本喪失了保密性。像艾努語這種黑話的極端形式，雖然保密性更高，但是學習成本相當大，在多數非強關係社團中都不太具備可操作性。

對於一種真正需要保密的隱語來說，只是把眼睛稱為“招子”或者管便衣員警叫“雷子”是遠遠不夠的，頂多能起到些鑒別“自己人”的作用。要想有保密效果，必須從整體上對語言進行改造，同時又要考慮語言規律，讓使用者的學習過程不至於特別痛苦。

有一類隱語的保密機制，是擾亂正常語言的聽覺接收機制，讓“外人”產生理解障礙。如北京歷史上的一種黑話，在正常的語句中以迴圈順序插入“紅黃藍白黑”。如“他明天也去天安門”，就會說成“他紅明黃天藍也白去黑天紅安黃門藍”，對於不熟悉這種黑話的人來說，混淆視聽的能力非同一般。

與之相比，廣州流行的“麻雀語”就相對糟糕，只是把所有字的韻母都換成 aa 而已，如“我聽日落深圳（我明天去深圳）”就變成了 Ngaa taa jaa laa saa zaa。此種隱語雖然容易說，但該聽懂的人很容易不懂，不想讓懂的人卻往往意外聽懂，所以實際使用價值相當差。

這種增改音節的方法雖然能起一時作用，但還是很難抵抗人腦的糾錯能力：如“紅黃藍白黑”之類添加的方法，會很容易被聽者大腦過濾掉插入的多餘字—各種民歌中經常插入所謂的“襯字”，如紅色歌曲《十送紅軍》“一送（裡格）紅軍，（介支個）下了山”中的“裡格”“介支個”，基本不會對聽者理解造成困擾。

中國式黑話的巔峰

在漢語悠久的發展史上，真正意義上的隱語主要以反切語為主。中國人經常把黑話稱作切口，說明了反切語在黑話界的地位。事實上，反切語在清朝就已經作為黑話出現。乾嘉年間精通音韻學的北京才子，《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就已經在作品中使用了疑似反切語的黑話。

就地域來說，反切語雖然在各地有不同的具體形式，但作為一種普遍的隱語製造法，在全國各地的秘密團體（如盲人）中都很流行。北方的北京、膠遼等地流行一派，南方閩粵又有一派，江南吳語區流行的“洞庭切”，在廣州被稱作“燕子語”的，在福州被稱作“廋語”的，都是形式各異的反切語。

以北京的反切語為例，北京舊時最流行的是所謂mai-ga式反切語。即將一個字的聲母和韻母拆開，以聲母配ai韻上聲，以韻母和聲調配g聲母，將一個字拆成兩個。

如媽就被拆為mai-ga（買旮），吹就是chuai-gui（踹歸）。只有當北京語音不允許的組合如iai等出現的時候，會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想就是xie-jiang（寫講），詩則是she-zhi（舍之）。

如此拆法可以讓絕大多數字的讀音變得面目全非，但對於有些字則仍需加工一下—如本身g聲母起頭的字，下字附加的聲母就不用g而用l了，如棍會被拆為guai-lun（拐論）。在種種規則的作用下，所有字被拆開後，生成的兩個字都不會和原字讀音重合。

廣州的燕子語在進行反切之外，還要顛倒聲母和韻母的順序，更是加大了難度。如“十”在粵語中本為sap，燕子語中則提取韻母ap 到前面，配上聲母l，再給聲母配上韻母it 放在後面，最後十就變成了lap-sit。而如果字本身聲母就是l，則會根據聲調配k或g聲母，如亂lyun 會變成gyun-lin，落lok會變成kok-lik。

反切語的破解難度很大，對於沒有學習過的人來說，就算一字不落地聽也很難掌握其奧妙。而對於熟悉的人來說，無論聽還是說都可以進行高速交流。因此，反切語才是舊時中國切口中最普遍通行、用處最廣的一種，是中國隱語的集大成者。

可惜，對於中國大部分的編劇和導演，反切語似乎仍然超越了理解的限度，因此在表現黑話的時候，觀眾們也只能看到實際並沒什麼隱秘作用的“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招子”“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