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下”國家到民族國家：歷史中國的認知與實踐（簡體書）

洞穿多民族統一國家構造的深層歷史，

追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演變

九州四海、內服外服、華夏四夷，探尋“多重型天下”的思想起源

羈縻州府、藩部體制、改土歸流，把脈“多元型帝國”的利弊得失

新疆建省、五族共和、民族自治，理解民族國家建設的困境與成就

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對世界的原初認識，追溯到在這種認識之上的人類與自然神靈之間建立的契約關係，以及為了遵守這種契約關係而形成的關於人與人之間、個人?共同體?社會?國家四者之間、文化與政治之間、權威與權力之間、民族屬性與文化屬性之間關係的認識。只有在這一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正確掌握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脈絡，理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演變，理解各時代的民族關係和各個政權處理民族問題政策的得失，並進而思考近代民族問題發生的原因，找到解構近代民族問題的鑰匙。

王柯

1956年生，東京大學學術博士學位，2001年起為神戶大學研究生院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傳統國家構造和權力合法性問題、近現代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民族與宗教問題、中日關係等。

自序

本書為200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所出版拙著的增訂版，原名《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是筆者探討中國的民族與國家思想系列著作的第一冊。當年寫下這樣一部書的一個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為了說明中國為什麼一定堅持多民族國家的構造形式，反言之，就是想要探討多民族國家構造為什麼對於中國具有如此大的魅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自然需要搞清諸多前人沒有系統涉及，但是要想回答上述主題就必須首先搞清楚的問題。首先，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究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還是漢族這個中國最大的民族集團後來的主觀的肆意解釋？第二，如果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那麼它的原動力在哪裡？第三，如果真有這樣一種使中國走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原動力，那麼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是否形成了一個追求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規律？第四，誰是能夠感知和實行這種原動力的主體？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是否包括了周邊的民族集團？最後這一點其實至關重要，因為它還是貫穿了以上所有問題的一條主線，今天許多人對中國多民族國家構造形式所感到的疑惑，事實上大多都與此相關。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筆者當初也曾經抱有很多的疑惑，內心也十分糾結。因為，如果說有這樣一種讓周邊民族也可以成為主體的原動力，那麼如何解釋近代以來此起彼伏地發生在西藏、新疆的維吾爾地區以及內蒙古部分地區的標榜民族獨立的民族抗爭問題？然而，如果說沒有這樣一種讓周邊民族也可以成為主體的原動力，那麼如何解釋一個小小的“中原”能夠擴展到今日之龐大“中國”的事實？如果說這都是通過戰爭征服的手段所取得的，就像有人指責中國從商周時起就開始歧視和欺壓周邊國家和周邊民族集團，那就會使我們這些曾經受過“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教育的人們，不知道該怎樣面對“中國”“中華文化”至今綿延不息的歷史事實。

周邊的民族集團也是讓中國走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主體，這一點也可以從今天的民族獨立運動只是發生在部分地區的部分民族集團中一事上得到證明。今天中國民族問題的最強烈表現，不外乎打破現有國家構造，爭取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思想和運動。其實，這只是一個受到近代國家思想影響的表現方式，這與歷史上中國周邊各民族集團表現自己的方式不同，那時的各民族集團大多都通過不同手段爭取讓自己成為主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主體。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最高目標，其實就是一個國家政權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領土並不能代表第一義的價值。僅從民族問題的現狀中無論如何都無法看清民族問題的實質，對於具有悠久的多民族國家歷史的中國來說，這一點更是不容置疑。

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包括之後接受中國文化思想的人們）對世界的原初認識，追溯到在這種認識之上的人類與自然神靈之間建立的契約關係，以及為了遵守這種契約關係而形成的關於人與人之間、個人—集團—社會—國家四者之間、文化與政治之間、權威與權力之間、民族屬性與文化屬性之間關係的認識。筆者認為，只有在這一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正確掌握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脈絡，理解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演變，理解各個時代的民族關係和各個政權處理民族問題政策的得失，進而思考近代民族問題發生的原因，找到解構近代民族問題的關鍵。

出於以上考慮，本書首先在第一、第二章中利用先秦時期的資料和實踐，解讀中國民族思想和國家思想的來源、特徵和意義。從第三章起，按照時代對各個中國王朝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和實踐進行分析；而分析的程式，是按照從制度到思想、再從思想到文化的步驟：首先研究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判斷其是否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或以組織多民族統一國家為目標；然後通過具體研究其組織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政策決定過程和政治行動過程，觀察其處理國家與民族之間關係的方式，並從中解析出其關於民族和國家的思想；最後，針對上述有關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思想和實踐，分析其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尤其是對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進而從傳統文明形成和發展的角度尋找和發現支持這種思想的原因。第八、第九、第十章，從中國國內社會變動和圍繞中國的國際局勢變動兩個方面，分別通過再現晚清體制政策、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這三個歷史過程中的各種歷史事件，梳理其中各種具象的和抽象的關聯，從民族與國家關係之思想的角度探討中國為什麼會走上建設近代國家之路，之後又發生過什麼演變及其原因，尤其注意到在這些過程中如何處理多民族統一國家傳統的問題。毫不諱言，筆者認為：中國傳統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與來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導入給近代中國帶來了許多棘手的、至今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而中國至今仍然無法徹底解決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也與它無法徹底放棄文化傳統，包括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傳統思想有關。為了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本書較舊版在該部分做了較大的調整，增添了新的章節。

拙著舊版出版以後，很多大學的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課程將拙著列入教材或必讀文獻，也出現了盜印和私自收入資料庫傳送至互聯網的現象，而許多好友、同學又多次向我表達希望再版的願望。其實我也早有此意，因為舊版中有許多當初未及整理而出現的語言混亂及敘述不清的地方。然而，由於各種原因，再版一直未能如願，其中最大的原因莫過於筆者的忙碌和懶惰。因為拙著希望給讀者展示的是上下跨越數千年的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歷史和思想的全息圖景，不僅時時處處都要考慮與深邃的中國思想文化之間的多重關係，還要準確把握歷史進程的大方向，同時還要深入分析並揭示各種歷史事項的意義所在，即使如今再次校對增補，也是一個需要花費時日和心血的大工程。事實上，此次增補從開始到完成，也花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雖然整體結構上變動不是很大，但是在思路上做了許多新的調整，章節上做了部分增減，文字上也做了大量的修改。

在這裡，筆者要首先感謝好友—台灣政治大學周惠民教授的支持，如果沒有他的大力推薦，恐怕筆者不會產生修訂舊版的氣力和信心。同時還要衷心感謝政大出版社能夠慷慨答允出版拙著，特別感謝總編輯劉維開教授和林淑禎編輯，如果沒有他們的友情和支持，拙著無法以這種形式與如此速度問世。近年由於工作關係，筆者與台灣學界有了更多的交流。台灣學者的誠實、誠懇、熱心和對待學術的認真態度，給筆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拙著中的很多思想就是來自於他們的啟示。由於篇幅關係，筆者無法一一致謝，但在心中深深感謝著這些多年來一直支持和激勵我的台灣學術界的好友和摯友們。筆者還要感謝神戶大學研究生院的同學們，尤其是李豐博士和程書嘉同學，在自己也很忙碌的情況下認真地幫助筆者校對了全文。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筆者不由得想起一位與拙著有緣但已經去世的大家—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當初他在看到拙著書稿之後，立即告訴筆者他願意推薦給中華書局出版，只可惜筆者當時已與其他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約。如果不出所料，白壽彝先生之所以能夠看出拙著尚有一定學術價值，應該和他出身於穆斯林家庭有關，因此先生看出了拙著對多民族國家形式的推崇和對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評價。但願此次拙著的出版不辜負先生的期望，能夠對詮釋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做出一些學術上的鋪墊。

最後謹以此書獻於我親愛的母親與兩位一直守護在母親身邊的弟弟。四十餘年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母親，多年來一直在遠方默默地守望著筆者在學問中耕耘，此次拙著的出版也與她的支持無法分開。祝愿母親永遠安康，讓兒子能夠一直有繼續問學的精神力量。我深愛的兩位弟弟多少年來不棄不離，送走父親，照看母親，還要不時照拂這個遠方的不盡孝悌之責的兄長，而我卻只能藉此機會表達我的深謝和歉意。

自序

第一章三重的天下：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

一、“四海之內”與“九州”：理論上的“天下”與現實中的“天下”

二、“內服”與“外服”：階級制“天下”的成立

三、“中國”與“四夷”：統一之“天下”的有機構成

結論

第二章文明論的華夷觀：中國民族思想的起源

一、“華夏”與蠻、夷、戎、狄：是民族還是文明共同體

二、“四夷”與“禮”：民族歧視的構造

三、走向“中原”之路：以文化為渠道的民族膨脹

四、“天下”與“德”：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

結論

第三章萬里長城的內外：成立時期的中華帝國與夷狄

一、秦帝國的“屬邦”

二、漢帝國的外臣與內屬

三、從“兄弟之國”到“臣國”

四、儒教與夷狄

結論

第四章分治與同化：五胡十六國時代胡人政權的中華王朝思想

一、從單于到皇帝—胡人社會在政治制度上的變化

二、從夷狄到華夏：胡人在文化與民族特徵上的變化

三、從游牧到農耕：胡人社會經濟模式的變化

結論

第五章多重的帝國與多元的帝國：唐、遼、元的國家和民族

一、羈縻與和親：唐代的羈縻府州制度

二、一國兩制與兩國一家：遼代的南北面官制度

三、中國化與二都制：元代的政治構造

結論

第六章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元、明、清的土司製度

一、國家主權與土司、土官

二、土司地區的“中國化”

三、“改土歸流”與清王朝的“華夷”認識

結論

第七章在中華與“烏瑪”之間：藩部體制與維吾爾社會統治體系

一、從“招服”到征服：清王朝統治維吾爾社會的開始

二、維吾爾社會與伯克制：清王朝的間接統治

三、滿人盟主之臣民：藩部體制下的維吾爾社會

四、和卓的“聖戰”：民族隔離政策的危機

結論

第八章國際政治背景下的新疆建省：多民族近代國家建設的嘗試

一、收復新疆的背景：19世紀後期英俄勢力的入侵

二、“塞防論”與“海防論”：近代國際政治與領土

三、廢除間接統治政策：從藩部之民到國家之民

結論

第九章構築“中華民族國家”：西方國民國家理論在近代中國的實踐

一、“驅除韃虜”：“中華”在近代的再認識

二、“五族共和”：向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回歸

三、“積極的民族主義”：大中華民族時代的開始

四、“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國民國家思想的實踐

結論

第十章從“民族自決”到“民族自治”：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誕生

一、共產國際指導的“民族自決”與“聯邦制”（1922—1937年）

二、帝國主義侵略與“民族自決論”的質變（1937—1945年）

三、否定“聯邦制”與“民族區域自治”的確立（1946—1949年）

結論

結語民族與國家：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系譜

徵引書目

書摘1：

國家與民族之間的關係，從來都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也是打開中國國家之所以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綿延不絕、從小到大之謎的一把鑰匙。如果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可以用以下三點概括：近代以前的中國王朝追求天下國家，進入近代以後的中國政權追求民族國家，而近代以後的國內社會現實和國際政治又迫使中國各個政權在建設民族國家與天下國家的理念之間搖擺。本書主要從前兩點的角度進行探討。

但是，近代以前的中國為什麼追求天下國家？進入近代以後中國為什麼追求民族國家？近代以後國際國內的社會現實為什麼又會讓中國在追求民族國家與天下國家之間搖擺？這些問題卻並非各自一句話就能夠概括的。本書著重於中國的政治構造與文化製度之間的關係，在此基礎上追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歷史，探討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個時代的繼承演變，研究各個時代的民族關係和各個王朝處理民族問題政策的性質和得失，通過對不規則的歷史事項的再次審視來發掘歷史的規律，希望所得出的結論，能夠用來回答國際社會對中國追求多民族統一國家形式的質疑，也對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今天的民族問題能夠有一些啟示。

書摘2

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的萌芽期。中國初期的國家構造已經體現了“天下思想”。中國古代的文化製度就是政治制度，“天下思想”就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天下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於“中國”，在解釋了“中國”在“天下”中所處地位的同時，還規定了周邊民族集團在“天下”體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統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從地理上可以分為“九州部分”和“九州之外、四海之內”兩個部分，從方位上可以分為“中國”與“四夷”，而在民族集團的層次上又可以分為“華夏”和蠻、夷、戎、狄。被稱為蠻、夷、戎、狄的異民族集團也被列入“天下”的體系之中，這就是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國形成多民族統一國家傳統的精神土壤。

中國初期國家社會時期的“天下”實際上是一個“三重的天下”。在這個“天下”的體系中，蠻、夷、戎、狄之所以被設定在最低的地位上，也有他們按照“內”“外”之分處於周邊的原因。“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有兩點值得注意的特徵。第一點是在這個“多重型天下”的體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點是這個“多重型天下”的體係為蠻、夷、戎、狄進入“中國”提供了可能，因為“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擺脫了狹隘的血緣意識，將政治和文化作為劃分的標準。尤其是第一點，即“多民族性”才是“天下”本來的真實面貌、才是正統“天子”的統治正當性和合法性標誌的思想，在多民族統一國家思想的形成和傳承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書摘3

中國歷史上由非漢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為主人公。如遼和元，這些王朝政權最初都是發生在位於“中國”外側的地區，因而對中國的統治只能是通過戰爭的手段才得以實現的，所以與“中國”的民眾之間必然存在著民族隔閡和民族對立。而面對人口數量相差懸殊、文明形態差異巨大的事實，為了對漢人進行統治，征服王朝也會導入中華王朝傳統的政治和文化製度以便以“華”治“華”，同時自己也會積極扮演起正統中華王朝的“天子”；但是在以中華文明的方式統治“中國”的同時，他們又從長久維持政權的目的出發，採用了以“民族”牽制“中國地區存在著王朝”的政策，將位於“中國”以外的自己的民族集團故鄉等，視為一個牽制漢人的民族地區。包括後來的清王朝，由征服者建立起來的中華王朝—征服王朝，不僅會將“中國”和他們自己原來的民族地區從地域上進行隔離，而且都會在民族地區中堅持他們獨自的、民族的、傳統的政治和文化製度，從而通過這種地區、政治和文化製度上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種“多元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其具體政策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拒絕漢人進入這一民族地區，中華文明在這一民族地區的傳播也被嚴格禁止。第二，甚至不惜以犧牲本民族集團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為代價，在這一民族地區內強行保留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社會構造。第三，從制度上拒絕漢人參與這一民族地區的管理，比如遼朝建立的“南北面官”制度。第四，雖然定正式的首都於中國地域，但是仍然通過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民族另一個政治中心。例如遼代有“四時捺缽”，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則實行了嚴格的滿洲封禁政策，不許漢人移住清王朝的“龍興之地”；還將盛京稱為“奉天”，以對應中國內地漢人聚居區的“順天”（北京）和“應天”（南京）地區。

但是應該注意的是，這種依據民族集團為單位實行的隔離和分治，只是征服王朝的統治者在他們開始統治中國之初選擇的一種統治方式。事實上，征服王朝的統治集團之後都會出現漢化、中華化的傾向，而隨著漢化、中華化程度的發展，這種民族隔離和分治的政策遲早都會失去實際的意義。儘管各個征服王朝都會有“民族”的意識，但從多元型帝國構造或多元型天下體制再到多重型帝國構造或多重型天下體制，也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所必然具有的歷史趨勢，這一過程表現出了中華大一統帝國的歷史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部分及其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