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1：編造古希臘1785-1985（簡體書）

榮獲 美國圖書獎 社會主義評論圖書獎
當人人都開始討論古希臘時，我們需要一次全新的思考和審視。

古典文明的古典性究竟在哪裡？
顛覆以歐洲為古典起源的傳統研究思路
挑戰東方研究關於古典文明的傳統解說
在學界掀起一場關於古典性起源的激烈爭論

 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裡？在這部極為大膽的學術著作中，馬丁•貝爾納挑戰了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的全部基礎。他認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於亞非語文化；但自18世紀以來，主要由於種族主義的原因，這些亞非語影響被系統地忽視、否認或壓制了。
流行的觀點是，希臘文明是來自北方、充滿活力的說印歐語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高度發展但勢力薄弱的土著居民的結果。但貝爾納論證，古典時期的希臘人根本不知道這一“雅利安模式”。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的政治制度、科學、哲學或宗教是原創的，而認為它們源自東方，尤其是埃及。

分卷內容簡介：
《黑色雅典娜》卷一集中討論了1785—1850年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浪漫主義和種族主義對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做出反應，北歐文明向其他大陸的拓展得到鞏固。貝爾納在廣泛的研究領域和學科範圍中――戲劇、詩歌、神話、神學論爭、秘傳宗教、哲學、傳記、語言、歷史敘述以及“現代學術”的出現——建立起了有意義的聯繫，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

《黑色雅典娜》卷二的研究對象是希臘文明起源的兩種歷史模式，這兩種模式針鋒相對。這一卷既上溯了埃及與黎凡特在青銅時代（公元前3400年—公元前1100年）接觸交流的考古和文獻證據，也包括埃及與愛琴海地區在該時代接觸交流的考古和文獻證據。這些證據得到了後來的希臘神話、傳說、宗教膜拜和語言的補充。據此，貝爾納則提出了修正的古代模式，以展示埃及文明在希臘文化和民族認同形成期間對愛琴海地區的影響，這種影響比通常認為的更廣泛、更有影響力。

《黑色雅典娜》卷三探討了與古希臘雅利安模式說法相矛盾的語言學證據。貝爾納揭示了近40%的希臘詞匯是如何合理地從兩種非亞語言——古埃及語和西閃米特語演變而來的。這些詞源的運用並未僅僅局限於商業貿易事務，還擴大至政治、宗教以及哲學等方面。在作者看來，希臘操印歐語的族群在文化上被操古埃及語和西閃米特語的族群統治的假設，得到了這些證據極為有力的支持。

馬丁•貝爾納（Martin Bernal，1937—2013）
著名左翼學者，漢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生於倫敦，其父J. D. 貝爾納系英國著名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其外祖父A. H. 加德納爵士系著名埃及學家。畢業于劍橋大學國王學院，1966年獲得東方學博士學位，曾在北京大學（1959—1960）、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62—1963）和哈佛大學（1964）學習。生前系康奈爾大學政治學與近東研究榮休教授（2001年退休），1972年加入康奈爾大學之前任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員，2009年被任命為馬其頓共和國參議員。貝爾納掌握古今多種語言，包括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漢語、日語、越南語、阿拉伯語、齊切瓦語以及古代埃及和近東的數種語言等。《黑色雅典娜》（三卷，1987，1991，2006）為其代表作，引發激烈爭議，被譯為東西方十餘種文字，產生了廣泛影響，另有《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1976，1985年中譯本）、《黑色雅典娜回信》（2001）、《一生的地理》（2012）等著作行世。

郝田虎

1974年生，山東棗莊人，北京大學學士、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任北京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浙江大學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比較文學等。除專著《<繆斯的花園>：早期現代英國劄記書研究》外，譯作（包括合譯作品）有《敦煌交響》《花甲憶記》《中國十八省府》、《莎士比亞與書》和《司徒雷登與中國》等。

程英

1976年生，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學英語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在國內外學術期刊單獨或合作發表中英文論文約15篇；合譯作品有《情智力——提高情智的7個步驟》；參編碩士生英語教材。曾獲北京大學黃廷芳/信和青年傑出學者獎等多個獎項。

編輯推薦：
 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裡？在這部極為大膽的學術著作中，馬丁•貝爾納挑戰了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思考的全部基礎。他認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於亞非語文化；但自18世紀以來，主要由於種族主義的原因，這些亞非語影響被系統地忽視、否認或壓制了。流行的觀點是，希臘文明是來自北方、充滿活力的說印歐語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高度發展但勢力薄弱的土著居民的結果。但貝爾納論證，古典時期的希臘人根本不知道這一“雅利安模式”。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的政治制度、科學、哲學或宗教是原創的，而認為它們源自東方，尤其是埃及。
 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其研究縱橫數千年，涉及古典學、東方學、語言學、文學、歷史、考古、哲學、宗教、神學、神話、學術史等諸多學科領域。
 貝爾納的這套書顛覆了以歐洲為古典起源的傳統歷史研究思路，挑戰了我們關於古典文明的古典性來源（言必稱希臘）這一問題的思考的全部基礎，是一項非常大膽的研究成果。
 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是足以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研究相提並論的作品，它出版後在學界激起軒然大波，針對這部著作的爭論持續了長達三十多年。
 獎項：本書1990年榮獲美國圖書獎，1987年榮獲社會主義評論圖書獎。
 裝幀設計：封面採用高級的黑金配色，呈現出嚴肅學術著作的厚重感；選用埃及和希臘傳統紋飾，呈現文化變遷的符號化特徵。圖書的裝幀設計感強，本書體量較大，使用平裝，二三卷分為上下兩本，小巧易攜帶，易翻開，易閱讀。

媒體及名人推薦：

一部紀念碑式的、具有開拓意義的作品。
——薩義德

馬丁•貝爾納迫使學者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西方文明的根源。
——《新聞週刊》

貝爾納堪稱古典研究領域異乎尋常的闖入者。他的裝備是兩種出色的才能，即對知識社會學——也許應該說是知識政治學——的非凡敏感，和傑出的語言天賦……貝爾納所講述的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勝，不乏妙趣橫生的題外話……對歐洲想像的主要部分進行了批評性探索。
——佩裡•安德森，《衛報》

《黑色雅典娜》所引起的對希臘文明起源的討論，不但使人們注意到埃及文明對希臘文明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時發現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細節。
——中華讀書報

作者在對大量史料做了周密的考證以後，揭示出一個被人們長期忽略了的事實，即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學者、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語文學家編出來的一個歐洲中心主義的故事。
——劉禾

一部巨著。……為了更正人們對中東古代史的認識，貝爾納認真研究解讀了古希臘傳說。在這些傳說的描述中，古希臘文明主要源於中東，特別是源於埃及。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這部嚴謹的作品從諸多方面認真探討了公元前兩千年代愛琴海歷史的主要問題。在歷史研究方面，本書幾乎達到了極致。
——《古典語言學》（Classical Philology）

[貝爾納]從多個層面批駁了學術界的自滿自大，這可以極大地促進考古學向著更加開放、強調歷史、側重文化的後過程主義方向發展。
——《當代人類學》（Current Anthropology）

一部驚世之作，極具挑戰性的觀點，熱情洋溢的寫作……裨益良多，引人入勝，並且在歷史寫作內容令人心悅誠服。
——G•W•鮑爾索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

前言與致謝
《黑色雅典娜》背後的故事漫長而複雜，而且我相信非常有趣，足以作為知識社會學領域的個案研究，值得進行充分探討；所以我在此只能勾勒出簡要的輪廓。我接受的訓練是中國研究；幾乎二十年中，我做的都是有關中國的教學科研工作，研究領域是20世紀之交中國和西方的思想關係以及當代中國政治。1962年以後，我對印度支那戰爭日益關心，在英國幾乎不存在任何有關越南文化的嚴肅學術成果的情況下，我覺得有義務研究越南文化。這既是為反抗美國在那裡的壓迫運動做貢獻，也是因為越南本身有迷人的、極其吸引人的文明，其性質既是徹底混合的，又是完全特殊的。我也研究過日本的歷史，在許多方面，越南和日本為我研究希臘提供了模式。
1975年，我遭遇了中年危機。危機的個人原因並不特別有趣。但是，在政治上，它與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干涉結束以及我意識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即將結束有關。在我看來，現在世界上危險和興趣的中心焦點不再是東亞，而是地中海東部地區。這一轉變使我開始關心猶太歷史。我血統中分散的猶太成分會給試圖適用紐倫堡法案的評估者帶來噩夢，我雖然很高興有這些猶太成分，但此前並未過多想過它們，也沒有過多思考過猶太文化。正是在這一階段，我被我的“根”中的這個部分以一種浪漫的方式迷住了。我開始調查猶太古代歷史，由於我本人處於邊緣，我還調查了以色列人與周圍民族，尤其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之間的關係。我一直知道，後者說閃米特語，但我震驚地發現，說希伯來語的人和說腓尼基語的人彼此聽得懂，嚴肅的語言學家把二者當作單一的迦南語的。
在此期間，我開始學習希伯來語，發現了在我看來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之間大量的驚人相似。有兩個因素使我不能接受這些只是偶然的巧合。第一，我學習過漢語、日語、越南語和一點齊切瓦語［（Chichewa）一種在贊比亞和馬拉維口頭使用的班圖語］，意識到如此數量的相似之處在彼此沒有接觸的語言中是不正常的。第二，我現在意識到希伯來語/迦南語不僅是在巴勒斯坦的山區與世隔絕的內陸一個小部落的語言，它還是整個地中海地區的通用口頭語，遍佈腓尼基人航海和定居的地方。因此，在我看來，沒有理由認為希臘語和希伯來語中有著大量相似聲音和相似意義的重要詞匯—或者至少這些詞語中間缺乏印歐語詞根的詞匯—不是從迦南語/腓尼基語進入希臘語的借詞。
在此階段，在我的朋友David Owen的引導下，我受到Cyrns Gordon和Michael Astur的著作很深的影響，他們論述的是閃米特和希臘文明之間的一般性接觸。而且，Astur使我信服，腓尼基人卡德摩斯創建底比斯的傳說包含真實的內核。但是，像他一樣，我摒棄了埃及殖民的傳說，認為它們是徹底的幻想或者搞錯了身份，而相信殖民者實際上是說閃米特語的人，無論希臘人是如何記錄的。
我在這個方向研究了四年，最後確信，多達四分之一的希臘語詞匯其來源可以追溯到閃米特語。這些，連同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印歐語詞匯，仍然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希臘語詞匯無從解釋。這一不可減縮的部分習慣上被認為是“前古希臘的”，或者假定一種第三外部語言，安納托利亞語或者我認可的胡裡安語—在這兩種意見之間我搖擺不定。但是，當我調查這些語言時，它們幾乎沒有提供什麼有希望的材料。只是在1979年，當我瀏覽一本切爾尼（erny）的《科普特語詞源詞典》時，我才能對晚期古代埃及語有一些感覺。我幾乎立刻意識到這就是那第三種外部語言。在幾個月的時間內，我確信，埃及語可以為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希臘語詞匯提供可信的詞源，以及多數希臘神靈名字和許多地名的詞源。把印歐語、閃米特語和埃及語詞根放到一起，加上進一步研究，我現在相信，可以為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希臘語詞匯提供可信的解釋，這在任何語言中都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因此，現在根本沒有必要尋找“前古希臘的”因素了。
在我研究的開始，我就不得不面對這一問題：如果一切都像你堅稱的那樣簡單和明顯，為什麼以前沒有人認識到呢？我讀了Gordon和Astur的書，這個問題得到了回答。他們將地中海東部地區視為一個文化上的整體，阿斯特還證實，反猶主義解釋了為何否認腓尼基人在希臘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在偶然發現埃及成分之後，我很快更加劇烈地捲入了“我為什麼從前沒有想起埃及？”的問題。它是如此明顯！在希臘形成的幾千年期間，埃及在地中海東部地區擁有最偉大的文明。希臘作家們詳細記述了他們從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元素中得到的恩惠。而且，我發現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更加令人困惑，因為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埃及學家，我孩提時對古代埃及極其感興趣。顯然，針對將埃及與希臘聯繫起來存在著很深的文化阻隔。
在這一時刻，我開始調查有關希臘起源的歷史寫作，以便確定希臘人真的相信他們被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過，他們的大部分文化得自這些殖民地，以及後來對黎凡特的研究。
我又一次非常吃驚。我吃驚地發現，我開始稱為“古代模式”的東西直到19世紀早期才被推翻，我被教導的希臘史版本遠遠不是像希臘人本身一樣古老，而只是在19世紀四五十年代才發展起來。Astur教導我，歷史寫作中對腓尼基人的態度受到了反猶主義的深刻影響；因此，我很容易將摒棄埃及人與19世紀北歐種族主義的爆發聯繫起來。與浪漫主義的聯繫以及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緊張狀況則花費了更長的時間才弄清楚。
因此，總的來看，《黑色雅典娜》中展開的規劃耗費了我十多年的精力。在此期間，我在劍橋和康奈爾都是公認的討厭鬼。我像老水手一樣，攔下無辜的過路人，向他們訴說我最新的不完善的想法。我從這些“婚禮賓客”身上受惠良多，即便只是因為他們耐心地聽講。我更感激他們提出的極有價值的建議，雖然我僅僅向他們中的一些人表示了感謝，他們對我工作的幫助是無法計算的。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謝他們對我的論題表現出來的激動，感謝他們給予了我信心，使我相信挑戰如此眾多的學術學科的權威不是瘋狂。他們似乎相信我所說的，他們使我信服，雖然我的一些具體觀點大概是錯誤的，但我的方向是正確的。
我虧欠專家們的是一種不同的感激。他們不只是擋著我的道。我追到他們休息的地方，不斷打擾他們，請求他們提供基本信息，解釋他們自己的觀點背後或流行的看法背後的原因。儘管我過多佔用了他們寶貴的時間，儘管我有時攪亂了他們最珍視的信念，但他們都很有禮貌，都很有幫助，經常為了我付出相當的努力。“婚禮賓客”和專家的幫助對我的規劃具有核心的、必不可少的意義。在許多方面，我把整個事情視為集體的而非個人的努力。一個人不太可能覆蓋所有相關領域。但是，即便有了這些大量的外來幫助，我也不可避免地沒有做到專題研究應該具有的徹底性。而且，我充分意識到自己沒有理解或沒有適當吸收我所收到的許多最好的建議。所以，讀者將會發現許多事實或闡釋的錯誤，但下面提到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應以任何方式為這些錯誤負責。然而，這一著作的榮譽歸於他們。
首先，我願意感謝那些先生和女士，沒有他們，本書將無法完成：Frederic Ahl、Gregory Blue，已故和受到深切哀悼的Robert Bolgar、Edward Fox、Edmund Leach、Saul Levin、Joseph Naveh、Joseph Needham、David Owen，以及Barbara Reeves。他們以不同的比例，給予我信息、建議、建設性的批評、支持和鼓勵，對這幾卷書起了關鍵作用。他們都是異常繁忙的人，本身都從事著極端重要和迷人的項目。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為我的工作花費了大量時間，批評我經常給他們看的很初步的成果，我的感動已非語言可以表達。
我還想感謝以下的先生和女士—那些現在已逝的人，我想記錄下對他們的感激—因為他們投入時間，不怕麻煩，幫助了我：Anouar AbdelMalek、Lyn Abel、Yol Arbeitman、Michael Astour、Shlomo Avineri、Wilfred Barner、Alvin Bernstein、Ruth Blair、Alan Bomhard、Jim Boon、Malcolm Bowie、Susan Buck Morse、Anthony Bullough、Carol Caskey、Alan Clugston、John Coleman、Mary Collins、Jerrold Cooper、Dorothy Crawford、Tom Cristina、Jonathan Culler、Anna Davies、Frederick de Graf、Ruth Edwards、Yehuda Elkana、Moses Finley、Meyer Fortes、Henry Gates、Sander Gilman、Joe Gladstone、Jocelyn Godwin、Jack Goody、Cyrus Gordon、Jonas Greenfield、Margot Heinemann、Robert Hoberman、Carleton Hodge、Paul Hoch、Leonard Hochberg、Susan Hollis、Clive Holmes、Nicholas Jardine、Jay Jasanoff、Alex Joffe、Peter Kahn、Richard Kahn、Joel Kupperman、Woody Kelley、Peter Khoroche、Richard Kline、Diane Koester、Isaac Kramnick、Peter Kuniholm、Annemarie Kunzl、Kenneth Larsen、Leroi Ladurie、Philip Lomas、Geoffrey Lloyd、Bruce Long、Lili McCormack、John McCoy、Lauris Mckee、Edmund Meltzer、Laurie Milroie、Livia Morgan、John Pairman Brown、Giovanni Pettinato、Joe Pia、Max Prausnitz、Jamil Ragep、Andrew Ramage、John Ray、David Resnick、Joan Robinson、Edward Said、Susan Sandman、Jack Sasson、Elinor Shaffer、Michael Shub、Quentin Skinner、Tom Smith、Anthony Snodgrass、Rachel Steinberg、Barry Strauss、Marilyn Strathern、Karen Swann、Haim Tadmore、Romila Thapar、James Turner、Steven Turner、Robert Tannenbaum、Ivan van Sertima、Cornelius Vermeule、Emily Vermeule、Gail Warhaft、Peter Warren、Linda Waugh、Gail Weinstein、James Weinstein，以及Heinz Wismann。我尤其要感謝他們中的一些人，這些人強烈反對我試圖要做的東西，但仍然會意地、情願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幫助。
對康奈爾大學政治系的每一個人，我願表達深深的感激，他們不僅容忍，而且鼓勵我從事一個離政治系的通常關注如此遙遠的項目。同樣，我願感謝特柳賴德會所（Telluride House）的所有人，許多年以來，他們對我熱情好客，他們智力上的激勵引導我轉向新的領域。我對康奈爾大學人文學科學會的每一個人也很感激，1977—1978年我在那裡度過了成果豐碩、非常幸福的一年。
我深深地受惠於我的出版者Robert Young，他對我的項目充滿信心，經常為我提供幫助和鼓勵。與此同時，我想感謝我的編輯Ann Scott，她為本卷書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並且以同情的方式大大改進了文本的質量，而沒有傷害我的自尊心。我深深感謝兩位學術審稿人Neil Flanagan和HolfordStrevens博士，以及文字編輯Gillian Beaumont。我可以向讀者保證，這本書中仍然存在的許多錯誤、不一致、不恰當的地方比起文本在經過他們專業的仔細審閱之前大量存在的毛病來，簡直不值一提。儘管他們極其棘手的任務伴隨著種種沮喪，但他們在和我交往的整個過程中異常耐心，非常令人高興。我還想感謝Kate Grillet，她為我製作了地圖和表的第一草稿，在對我匆忙、不確切的指令的闡釋中，她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技巧。我也很感謝我的女兒Sophie Bernal，她幫我做了參考書目，做勤雜工作時愉快而耐心。
我從我母親Margaret Gardiner那裡得到的恩惠不可估量，她給了我基本教育和自信心。更特別的是，她提供了金錢，以便我完成這一卷書，她還為緒言提供了寶貴的編輯幫助。我還想感謝我的妻子Leslie MillerBernal，她提出了有用的判斷和批評，但首要的是，她提供了熱情的感情基礎，如此巨大的智力事業的成功完全依賴於此。最後，我想感謝Sophie、William、Paul、Adam和Patrick，因為他們的愛，因為他們使我如此堅定地植根於真正要緊的事情。

中譯本序
前言與致謝
轉寫和表音拼法
地圖和表
年代表
緒　言
第一章　古代的古代模式
第二章　從黑暗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埃及智慧與希臘傳播
第三章　17、18世紀埃及的勝利
17世紀時的赫耳墨斯神智論
玫瑰十字會：古埃及在新教國家
18世紀的古埃及
18世紀：中國與重農主義者
18世紀：英國、埃及和共濟會
法國、埃及和“進步”：古今之爭
作為埃及科學寓言的神話
遠征埃及
第四章　18世紀對埃及的敵意
基督教反應
“三角”：基督教和希臘一起反對埃及
希臘和基督教的結盟
針對埃及的“進步”
作為“進步”大陸的歐洲
“進步”
種族主義
浪漫主義
奧西恩與荷馬
浪漫主義希臘主義
溫克爾曼和德國的新希臘主義
哥廷根
第五章　
浪漫主義語言學：印度的興起與埃及的衰落，1740—1880
印歐語系的誕生
與梵文的情事
施萊格爾的浪漫主義語言學
東方文藝復興
中國的衰落
19世紀初期的種族主義
古埃及人是什麼膚色？
現代埃及的民族文藝復興
迪皮伊、若馬爾和商博良
埃及一神教還是埃及多神教
19和20世紀對古埃及的民間認知
埃利奧特史密斯與“傳流論”
若馬爾與金字塔之謎
第六章　
希臘狂（第一部分）：古代模式的衰落，1790—1830
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沃爾夫與威廉馮洪堡
洪堡的教育改革
親希臘的人
肮髒的希臘人與多利安人
過渡人物（一）：黑格爾和馬克思
過渡人物（二）：黑倫
過渡人物（三）：巴托爾德尼布爾
珀蒂拉德爾與對古代模式的第一次攻擊
卡爾奧特弗裡德繆勒與對古代模式的推翻
第七章　
希臘狂（第二部分）：新學術向英國的傳播與雅利安模式的興起，1830—1860
德國模式和英國的教育改革
喬治格羅特
雅利安人和古希臘人
第八章　腓尼基人的興起和衰落，1830—1885
腓尼基人和反猶主義
閃米特人是什麼種族？
閃米特人在語言和地理上的低劣
阿諾德父子
腓尼基人和英國人：1.英國人的觀點
腓尼基人和英國人：2.法國人的觀點
《薩朗波》
摩洛神
腓尼基人在希臘：1820—1880
戈比諾刻畫的希臘形象
謝裡曼和“邁錫尼人”的發現
巴比倫
第九章　腓尼基問題的最終解決，1885—1945
希臘文藝復興
薩洛蒙雷納克
尤利烏斯貝洛赫
維克托貝拉爾
阿克那頓和埃及文藝復興
阿瑟埃文斯和“彌諾斯人”
反猶主義的高潮，1920—1939
20世紀的雅利安主義
馴服字母表：對腓尼基人的最後一擊
第十章　
戰後局勢：回歸寬泛的雅利安模式，1945—1985
戰後局勢
古典學的發展，1945—1965
原地生成模式
地中海東部的聯繫
神話學
語言
烏加里特
學術與以色列的崛起
賽勒斯戈登
阿斯特和《希臘閃族比較論》
阿斯特的繼任者？J. C.比利希邁爾
折中的嘗試：魯思愛德華茲
鐵器時代腓尼基人的回歸
納韋和字母表的傳播
埃及人的回歸？
修正的古代模式
結　論
附　錄　非利士人是希臘人嗎？
詞匯表
參考文獻
索 引
譯者後記
修訂版後記

緒言（節選）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內容提要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論題是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的發展，第一章《古代的古代模式》討論古典和希臘化時期希臘人對他們遙遠過去的態度。這一章考量了肯定古代模式的作者的文本，這些作者指稱了在底比斯和雅典的埃及殖民地，給出了埃及人征服阿爾戈斯地區（Argolid）與腓尼基人建立底比斯的細節。我還討論了多位19和20世紀“淵源批評家”的聲稱，他們認為古代模式只是在公元前5世紀才編造出來的，而我援引了圖像證據和許多更早的引文來證明這一模式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存在了。
第一章尤其分析了埃斯庫羅斯的《乞援人》，這一劇作描寫達那俄斯及其女兒們抵達阿爾戈斯的情景。根據一系列詞源，我認為，有相當證據表明該劇的特殊詞匯受到埃及的影響，埃斯庫羅斯與極其遠古的傳統有接觸。其中，我聲稱該劇的主題是基於一對雙關語：hikes(ios)（乞援人）和Hyksos（希克索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埃及殖民者作為乞援人到達可以視為對希臘民族驕傲的撫慰。在柏拉圖的對話《蒂邁歐篇》中有類似的撫平打擊的嘗試：柏拉圖大體承認埃及和希臘之間古老的“發生”關係， 尤其是雅典和賽斯（Sais）之間的關係，後者是尼羅河三角洲西北邊緣的主要城市。但是，他認為雅典居前，這非常不讓人信服。
與其他一些希臘人一樣，埃斯庫羅斯和柏拉圖似乎對殖民傳說感到惱怒，因為這些故事把古希臘文化置於比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文化低等的位置，對這兩種人，此時的多數希臘人好像都有嚴重的矛盾情緒。他們蔑視、害怕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同時又非常尊重他們，因為他們有悠久的歷史與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教和哲學。
如此眾多的希臘人克服了他們的反感情緒，將“與民族偏見如此不通融的［殖民］傳說”傳遞下來，這一事實給18世紀歷史學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於這一事實，認為“它們（指殖民傳說）的基本事實似乎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沒有人質疑過古代模式，所以沒有必要去為它辯護。這類“民族偏見”的動機可以解釋修昔底德為何沒有提及這些傳說，他當然知道它們的存在。
接著，第一章討論了一些特定的希臘和埃及神靈、儀式之間的對等，以及埃及形式更早、埃及宗教是原初的等普遍認識。只有這樣—意欲回歸古代的恰當的形式—才能解釋為什麼，至遲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在整個希臘、地中海東部地區，後來是整個羅馬世界，埃及神靈開始被以埃及名字、埃及儀式進行膜拜。只是在公元2世紀埃及宗教崩潰後，其他東方教派，尤其是基督教，才開始取代它。

第二章，《從黑暗時代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埃及智慧與希臘傳播》，考量早期基督教神父對埃及的態度。在埃及宗教的希臘和異教傳人新柏拉圖主義及其猶太基督教對應物諾斯替教（Gnosticism）被粉碎後，基督教思想家把埃及宗教變成一種哲學，從而將它馴化了。這一過程與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s）這一人物相統一， 他是埃及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神話即歷史論的或理性化的版本。若干與透特相關的文本在埃及宗教存在的最後幾個世紀寫成，被認為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作品。在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是否比摩西和聖經道德哲學更早這一問題上，早期基督教神父意見紛紜。聖奧古斯丁堅定地認為摩西和《聖經》有優先權和優越性，他的意見很有分量，流傳後世。但早期基督教神父遵照古典傳統，一致相信希臘人是從埃及人那裡學到了他們的大部分哲學，雖然埃及人的一些哲學或許是從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那裡學來的。因此，在整個中世紀，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被視為非《聖經》的或“異教的”哲學和文化的創始人。
這一信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仍然持續著。15世紀時希臘研究的復興造就了對希臘語言和文學的熱愛以及對希臘人的認同，但沒有人對希臘人曾經是埃及人的學生這一事實提出過質疑，他們對埃及人同樣有興趣，如果不是更有熱情、更有興趣的話。他們崇拜希臘人，因為希臘人保存、傳播了埃及古老智慧的一小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帕拉切爾蘇斯（Paracelsus）和牛頓等人的實驗技能得以發展，是為了找回失去的埃及或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知識。在整個黑暗時代和中世紀，有若干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可以找得到拉丁文譯本；1460年，發現了更多的文本，運到了科西莫迪美第奇（Cosimo di Medici）在佛羅倫薩的宮廷，由那裡最傑出的學者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把它們翻譯出來。這些譯本和其中的概念成為菲奇諾發起的新柏拉圖主義運動的核心內容，而新柏拉圖主義運動又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核心。
雖然哥白尼的數學源自伊斯蘭科學，他的日心說是在培育他的赫耳墨斯神智學新的思想環境中得自埃及神聖太陽概念的復興。他的支持者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16世紀末時在這一點上的立場更為鮮明，甚至超出了菲奇諾的可敬的基督教新柏拉圖主義赫耳墨斯神智學。他對宗教戰爭和基督教的不寬容感到驚駭，倡導回歸埃及的原始或自然宗教，因此他於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在火刑柱上燒死了。
這把我們帶到了第三章， 《17、18世紀埃及的勝利》。布魯諾的影響延至他的身後。他似乎與神秘不定的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s）的創建者們有一些聯繫，玫瑰十字會匿名的宣言在17世紀早期吸引了人們，會員們也把埃及視為宗教與哲學的源泉。通常認為，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文本於1614年被偉大學者伊薩克卡索邦（Isaac Casaubon）推翻了，他令自己滿意地證明，這些文本並非來自極其遙遠的古代，而是基督教出現以後的文獻。19世紀以來，這一觀點被視為公理，甚至“反叛”學者如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也這麼認為。但是，本章裡，我試圖證明我為何傾向於埃及學家弗林德斯皮特裡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提出的觀點，即最早的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無論它們的真實日期在何時，認為卡索邦破壞了這些文本可信度的想法是錯誤的。赫耳墨斯神智學即便到了17世紀後半期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在那之後也保持了相當影響力。當然，在17世紀末，上層階級對魔術的信仰衰退，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的確失去了吸引力。
雖然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對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不那麼有吸引力，但人們對埃及的興趣和崇拜並未消減。一般來說，18世紀是古典主義時代，渴求秩序和穩定，所以比起希臘來，人們更喜歡羅馬；與此同時，為了與歐洲過去的封建主義和迷信的基督教相決裂，人們對其他非歐洲的各種文明很有興趣。在這一世紀中，最有影響的是埃及文明和中國文明。二者都被視為擁有發達的代表概念而非聲音的書寫系統，二者都有內涵深刻、歷史悠久的哲學。但它們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似乎是如下一點：它們的統治出於理性，沒有迷信，統治者是一群按照道德標準選拔出來，經過嚴格指引和訓練的人。
至遲從柏拉圖以埃及祭司為模型塑造了他的城邦衛士那時起，埃及祭司確實對保守的思想家有吸引力。在18世紀，這一思想路線被共濟會成員（Freemasons）繼承了； 但即使在中世紀，共濟會成員對埃及尤其感興趣，因為他們遵從古代傳統，相信埃及是幾何學或共濟會（Masonry）的家園。18世紀初年，思辨共濟會（Speculative Masonry）形成後，共濟會依靠玫瑰十字會和布魯諾建立了“雙重哲學”。這包括為群眾準備的迷信的、有限的宗教，但對先知先覺的人們來說，是回歸埃及自然純潔的原初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都從後者的廢墟中創建。這樣，共濟會成員—這包括啟蒙運動中幾乎每一個重要人物—把他們的宗教視為埃及的，他們的符號是埃及象形文字，他們的居所是埃及神廟，他們自己是埃及祭司。的確，共濟會成員對埃及的崇拜在埃及失去學界的光彩後依然存在。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堅持這一崇拜，不過帶有一定程度的自貶，這在“真正的”歷史被視為從希臘人開始的世界中，是個異數。
極端的共濟會制度達到頂峰並對基督教秩序造成最嚴重的威脅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在此期間，思想上的挑戰伴隨著政治和軍事威脅，這表現在偉大的法國學者、反教權主義革命者夏爾弗朗索瓦迪皮伊（Charles Franois Dupuis）的作品中。迪皮伊的論點是，埃及神話—他遵從希羅多德的觀點，把它視為與希臘神話相同—基本上由關於星座運動的寓言組成，而基督教不過是誤解了這一光榮傳統的片段的集合。

第四章的論題是《18世紀對埃及的敵意》。埃及對基督教的威脅自然引發了反應，布魯諾的祭殺和卡索邦對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文本古代性的攻擊都可以視為這一反應的早期例子。然而，17世紀末，隨著共濟會的重組和試圖極端化，情勢又一次變得危急了。這一“極端啟蒙”造成的威脅能夠解釋牛頓對埃及態度的劇烈變化。在早期，他遵從他在劍橋大學的新柏拉圖主義老師們，非常尊重埃及，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十年裡，他把埃及創建的時間推遲到特洛伊戰爭前夕，試圖以此降低埃及的重要性。牛頓關心的是對他物理秩序概念及其神學和政治對應物— 穿平常衣服的神性和輝格黨君主立憲制—的威脅。這一威脅來自泛神論，它暗示著宇宙生機勃勃，無須整飭者甚或創造者。
這種泛神論可以經斯賓諾莎追溯到布魯諾及更遠，直到新柏拉圖主義者和埃及本身。對極端啟蒙的挑戰第一次清晰有力的拒絕是在1693年由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做出的，他是牛頓的朋友，一名偉大的懷疑論古典學家；這也是對牛頓在科學、政治和宗教中“輝格黨”規劃的最早的通俗化。本特利攻擊他和牛頓的敵人的一種方式是使用卡索邦的戰術。他利用他的批評性學術來破壞有關埃及人遠古和智慧的希臘文獻。因此，在整個18和19世紀，我們發現希臘主義和校勘學（textual criticism）與對基督教的維護之間存在著一個事實上的聯盟。偶爾的希臘主義無神論者，如雪萊和斯溫伯恩（Swinburne），製造的吵鬧之聲與埃及共濟會的威脅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
與基督教相比，牛頓只是企圖降低埃及的地位；他並未試圖提高希臘的位置。但是，到18世紀中期，若干基督教辯護士使用正在出現的“進步”範式—其假設是“越靠後越好”—以埃及人為代價來提升希臘人。這些思想線索很快與其他兩個同時取得強勢地位的線索相融合，即種族主義和浪漫主義。因此，第四章還勾勒了17世紀晚期以膚色為基礎的英國種族主義的發展，此時美洲殖民地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他們的雙重政策是消滅本土美洲人和奴役非洲黑人。洛克、休謨和其他英國思想家的思想浸透了這種種族主義。英國思想家的影響以及其他大陸的新的歐洲探索者的影響在哥廷根大學佔有顯著位置，這一大學是1734年由漢諾威選帝侯和英國國王喬治二世創建的，它成為不列顛和德國之間的文化橋樑。因此，並不讓人驚奇的是，關於人類種族分類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它很自然地把白人（他的新名詞叫作“高加索種人”）放在等級制度的頂端— 是由約翰弗裡德裡希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一位哥廷根的教授，在18世紀70年代寫就的。
哥廷根大學為現代學科學術的建立開闢了道路。同是在18世紀70年代，其他哥廷根教授開始發表並非個人，而是民族、種族及其機構的歷史。這些“現代”規劃，連同徹底性以及處理文獻的批評方法，能被有用地視為新的浪漫主義種族關切的學術側面，這一關切流行於當時的德國和英國社會。18世紀浪漫主義不僅僅相信感情是第一位的，理智是不足的。圍繞著這些信念有對風景的情感—尤其是荒野的、遙遠的、冰冷的風景—以及對精力充沛、有道德的原始人的崇拜，這類原始人或許由上述風景塑造出來。這些情感與下述信念相結合，即由於歐洲的風景和氣候比其他大陸要好，歐洲人肯定高人一等。孟德斯鳩和盧梭支持這些看法，但它們在英國和德國紮根最深。
到18世紀末，“進步”已經成為居於支配地位的範式，動態和變化比穩定更受重視，人們開始通過時間而非空間來看待世界。當然，對於浪漫主義者來說，空間仍然重要，因為他們關切民族或“種族”的地方形成。因此，據信一個種族在不同時代裡形式有變化，但總是保留一種不變的個體本質。真正的交流不再被視為通過理性發生，可以抵達任何理智的人。現在，它通過情感流動，只能打動那些通過親屬或“血緣”關係彼此聯繫、具有共同“遺產”的人。

回到種族主義的主題上來。許多古代希臘人有一種情感，很像現在稱為民族主義的東西：他們蔑視其他民族，其中一些人甚至像亞裡士多德一樣，把民族主義抬高到理論的層面，以希臘的地理位置為依據，聲稱希臘人的優越性。許多希臘作家對外國文化，尤其是埃及、腓尼基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文化，抱有真正的敬意，這一敬意緩和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但無論如何， 與18世紀末浪漫主義運動時席捲北歐的種族主義浪潮相比—這一浪潮與對基督教歐洲和北方的崇拜相聯繫—這一古希臘“民族主義”的力度是微不足道的。各個“種族”在物質和精神的天賜方面本質上不平等這一范式被應用于所有人文研究，尤其是歷史。不同種族相混合此時被認為是不好的，如果不是災難性的話。一個文明保持創造性的保證是“種族純潔”。浪漫主義者將希臘視為歐洲的縮影和純潔的童年，而希臘竟然是本土歐洲人與殖民的非洲人和閃米特人相混合的結果這一看法越來越令人無法忍受了。

第五章，《浪漫主義語言學：印度的興起與埃及的衰落，1740—1880》，開頭是歷史語言學的浪漫主義起源的概要，並討論了18世紀之交對古代印度的熱情，這一熱情主要是由於認識到梵文和歐洲語言的基本關係後引起的。這一章還概述了歐洲對中國評價的降低，因為二者之間的貿易平衡變得對歐洲有利，英法兩國不斷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攻擊。我論證，這些因素使得中國形象的轉變成為必然，它原來是一個精緻、開明的文明，現在則成為充滿了鴉片、灰塵、腐敗和酷刑的社會。古埃及在18世紀被視為與中國非常類似的國家，現在它遭受了使歐洲在其他大陸不斷進行擴張和虐待土著人的行為成為正當需要所帶來的同樣後果。古埃及和中國都被拋進前歷史，成為高等種族—雅利安人和閃米特人—動態發展的堅實而有惰性的基礎。
儘管埃及的聲名衰落了，但人們對這個國家的興趣在19世紀仍然存在。的確，在某些方面，這一興趣甚至增加了，因為1798年拿破崙到埃及的遠征使得關於這個國家的知識呈爆炸性增長；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讓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在這一章裡， 我將討論商博良的動機和學術生涯的複雜性，這與共濟會傳統以及古埃及、古希臘和基督教之間的三角關係相關。在此，我們只需注意到，1831年去世時他對埃及的支持引發了基督教政界和新的熱情的希臘主義學術界的敵意。因此，商博良的解讀一開始受到熱情追捧後，25年中一直被打入冷宮。它在19世紀50年代晚期復興後，學者們一方面被埃及的魅力和商博良的完美工作吸引著，另一方面受到當時強烈的種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到19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將埃及文化視為靜止不育的文化絕境。
在19世紀，若干數學家和天文學家被他們認為的金字塔的數學優雅所“引誘”，相信金字塔是高等的古代智慧的載體。這些人被劃分為怪人，因為他們冒犯了19世紀的三大基本信念：職業主義、種族主義和“進步”的概念。在“合理”的學者中間，埃及人的名聲很低。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學者將埃及人視為本質上病態的、無生命力的。在19世紀末，一種新的相反的但同樣貶損的形象開始出現。埃及人現在被視為與當代歐洲人對非洲人的看法相同：快活，熱愛享樂，孩子氣地愛吹牛，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
看待這些變化的另一種方式是假定。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男人和女人對埃及人的膚色並不確定，而熱愛埃及的共濟會成員往往把埃及人視為白人。其次，19世紀初的希臘狂們開始懷疑埃及人不是白種人，並否認埃及人是文明人。只是在19世紀末，當埃及完全被剝奪了其哲學名聲時，埃及的非洲親和關係才能夠重新建立起來。。但是，雖然學術圈中希臘主義得勝，埃及被摒棄，埃及作為“文明搖籃” 的概念從未徹底消失過。而且，對埃及宗教和哲學的神秘古怪的大範圍崇拜始終困擾著“嚴肅的”職業埃及學家。本章討論了這一“反學科”的兩支，即埃利奧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倡導的“傳流論”（diffusionism）和漫長的“金字塔學”傳統。

第六章的標題是《希臘狂第一部分：古代模式的衰落，1790—1830》。雖然種族主義總是古代模式主要的敵對方並成為雅利安模式的支柱，但18世紀和19世紀初基督徒對埃及重要性的攻擊足以與之相比，這些基督徒對埃及的宗教或“智慧”的威脅感到驚慌失措。他們的攻擊挑戰了希臘關於埃及重要性的論述，增強了希臘的獨立創造性，以減弱埃及的創造性。確實，非常重要的是，古代模式第一次被挑戰是在1815年至1830年間，因為這些年經歷了對共濟會理性主義的嚴重反動，而共濟會理性主義被視為法國大革命的幕後主導；這些年也是浪漫主義興起和基督教復興的時期。進而，由於基督教與歐洲是同一的，二者能夠合起來和進步的概念一起，在親希臘運動中發揮作用，這一運動支持基督教的、歐洲的和“年輕的”希臘人與“年老的”、亞洲的和異教徒的土耳其人做鬥爭。
在19世紀20年代，哥廷根教授卡爾奧特弗裡德繆勒使用新興的淵源批評的技術手段推翻了古代所有對埃及殖民的指稱，並削弱了有關腓尼基人的指稱。這些技術手段已開始被用來攻擊希臘人在埃及學習過的傳聞。新信仰產生了，認為希臘文化本質上是歐洲的以及哲學和文明發源自希臘，而古代模式已成為新信仰的障礙；甚至在印歐語系的概念被廣泛接受之前，這一障礙被“科學地”去除了。

第七章的標題是《希臘狂第二部分：新學術向英國的傳播與雅利安模式的興起，1830—1860》。雅利安模式的支持者與古代人不同，他們堅定地相信“進步”。勝利者被視為比失敗者更先進， “更好”。因此，儘管存在明顯的短期的異常現象，歷史現在被看作種族的傳記，其內容是強壯活躍的民族如何戰勝虛弱無力的民族。“種族”由其祖國的風景和氣候形成，保持著永恆的本質，儘管它們在每一個新時代表現出新的形式。另外，對於這些學者來說，不言自明的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種族”是歐洲或雅利安種族。只有這一種族曾經有、將來永遠會有征服其他所有民族，創造出先進活躍的文明的能力，與此相對照的是亞洲人或非洲人統治的靜止社會。一些邊緣歐洲人，如斯拉夫人和西班牙人，也許會被其他“種族”征服，但這樣的征服與歐洲人對“劣等種族”的征服不同，從來不會持久有益。
這些關於“種族”和“進步”的範式及其“種族純潔性”的推論，以及只有“統治種族”對臣民種族的征服是有益的這一概念都無法容忍古代模式的存在。因此，繆勒對有關埃及在希臘殖民的傳說的反駁很快被接受了。隨著繆勒的成功，雅利安模式在新的范式中建立起來。若干因素鼓勵了它的形成：印歐語系的發現，說印歐語的人或雅利安人很快被視為一個“種族”；印歐語的原生地在中亞這一令人信服的假定；以及有必要解釋希臘語基本上是一門印歐語。而且，就在同一時期，19世紀初，強烈的歷史關懷集中于日耳曼民族於公元5世紀推翻了西羅馬帝國，以及雅利安人於公元前兩千紀征服了印度。由此，北方征服的模式很容易被用於希臘，而且很吸引人：活躍的征服者據信從生機勃勃的祖居地來到希臘北部，而“古希臘人之前的”土著人被並不嚴苛的家園環境軟化了。雖然希臘文化中的許多非印歐語因素無法與徹底的純潔的雅利安希臘的理想相融洽，但北方征服的概念的確使得不可避免的“種族”混合盡可能沒有痛苦了。 自然，更純正、更北方的古希臘人是征服者，統治種族正應該如此。而古希臘人之前的愛琴海居民有時被視為邊緣歐洲人，但總是高加索種人；這樣，即便是土著人也沒有被非洲和閃米特“血統”污染。
“閃米特血統”的問題把我們帶到了第八章，《腓尼基人的興起和衰落，1830—1885》。K. O. 繆勒在19世紀20年代時否認了腓尼基人對希臘有任何影響，但他的浪漫主義是極端的，他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烈度是超前的。因此，在某些方面，腓尼基人甚至從埃及人的衰落中獲利了，因為埃及殖民的傳說現在可以解釋為指代腓尼基人。無論有意無意，所有的歐洲思想家都把腓尼基人視為古代的猶太人，或聰明的“閃米特”貿易商。19世紀中期居於主導地位的世界歷史觀是雅利安人與閃米特人之間的對話。閃米特人創造了宗教和詩歌；雅利安人則創造了征服、科學、哲學、自由以及值得擁有的其餘一切東西。這一對“閃米特人”的有限認可與可以稱之為西歐的有限的“機會窗口”相一致，處於對猶太人的宗教憎惡消失之後和“種族”反猶主義興起之前。在英國，反猶主義與擁猶主義的傳統並行，對腓尼基人相當推崇，因為他們的布匹貿易、探險和明顯的道德正直對外國人和英國人來說，都幾乎是維多利亞式的。相反的觀點—即認為腓尼基人和其他閃米特人奢侈，殘酷，奸詐—總是存在，尤其在歐洲大陸居於支配地位。
腓尼基人被憎恨為既是“英國的”又是東方的，這一點在偉大的法國浪漫主義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的著作裡尤其顯著。米什萊關於腓尼基人的觀點在福樓拜極受歡迎的歷史小說《薩朗波》（）中廣為傳播。《薩朗波》1861年出版，內容包括對極其墮落的迦太基的生動描繪，這有力地加強了已經廣為傳播的反猶和反東方偏見。更糟糕的是福樓拜對用兒童祭獻摩洛神（Moloch）進行了天才的、可怕的描寫。這一令人厭惡的行為最終源自《聖經》，但公眾堅定地認為它是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所為，這使得支持腓尼基人變得非常困難。 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腓尼基人的名聲垂直下降，速度更甚於猶太人。
這把我們帶到了第九章，《腓尼基問題的最終解決，1885—1945》。腓尼基人的名聲如此低落，加上19世紀80年代反猶主義興起，人們持續不斷地猛烈攻擊腓尼基人，尤其是在論及腓尼基人與希臘人傳說中有接觸並對他們有影響時，因為此時希臘人已經有了半神的地位。
十年後，在90年代，尤利烏斯貝洛赫（Julius Beloch），一名在意大利教書的德國人，和薩洛蒙雷納克（Salomon Reinach），位於巴黎有教養的社交和學術中心的已歸化的阿爾薩斯猶太人，發表了兩篇短小的但異常有影響力的文章。二者都承認了繆勒先驅的地位，都聲稱希臘文明是純粹歐洲的，而腓尼基人，除了傳播輔音字母表外，對希臘文化並無任何貢獻。雖然此後二十年許多學者不願接受這一觀點，但到了20世紀初年，我稱為極端的雅利安模式的基礎已經牢牢確立了。例如，對19世紀70年代海因裡希謝裡曼發現邁錫尼文明的反應與對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1900年報告的在克諾索斯（Knossos）的克裡特文明的反應迥然相異。前一例中，幾名學者一開始曾建議，這些發現物與古典希臘時代的發現物完全不同，有可能是腓尼基人的。在此後幾十年中，這一建議被堅決否定了。在1900年，與此相對照，在克諾索斯的文化立刻被取了個新名字“彌諾斯文化”，被認為是“古希臘人之前的”；它肯定不是閃米特的，儘管古代傳統認為克裡特島正是閃米特的。
腓尼基對希臘影響的最後根除—及其被完全排斥為“幻景”—只是在20世紀20年代才實現，其時，由於猶太人在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第三國際中充當了想像的和真實的角色，反猶主義漸至高潮。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有關於腓尼基殖民希臘的傳說都被推翻，關於腓尼基人在公元前9世紀和公元前8世紀在愛琴海和意大利出現過的報道也被推翻。許多從前提議的希臘名字和單詞的閃米特來源都被否定。
現在， 要付出全部努力，來限定唯一無法否認的從閃米特文化的借用—字母表的重要性。首先，所謂希臘人發明了元音字母的重要性被大大鼓吹，人們聲稱，元音字母對於“真正的”字母表必不可少，沒有元音字母，人類無法有邏輯地思考。其次，借用的地點先後被轉移到了羅得島、塞浦路斯，最後到了敘利亞海岸線上一個據稱是希臘殖民地的地方。這部分是因為現在認為讓“活躍的”希臘人從中東把字母錶帶回來比他們從“閃米特人”那裡被動地接受（傳說是這麼說的）要更合適，而且因為借用被認為包含社會混合，而這給希臘帶來的種族污染是不可接受的。再次，傳播的日期現在被推遲到約公元前720年，一個安全的日期，在城邦建立和希臘文化的形成期。這帶來了一長段文盲期，處於埃文斯發現的線形文字消失和字母表的引入之間；這樣的安排有兩大優點：它允許荷馬成為一個盲目的—幾乎是文盲社會的北方遊吟詩人，它還在邁錫尼時代與創始期時代之間打上了一個無法滲透的印記，即完全的黑暗時代。這樣，後來希臘人關於他們早期歷史的報道和古代模式被推翻得更加徹底了。
20世紀30年代，實證主義在“硬”科學中的地位削弱了，但在一些邊緣學科如邏輯學和古代史中的地位得到額外加強。因此，古典學中腓尼基問題的解決顯得“科學”和確定無疑：從此開始，這一學科可以科學地開展起來，或者，像一些人願意描述的那樣，一個范式已經建立。任何否認這一范式的學者都被取締為無能、無理的怪人。這一立場的強勢表現在：反猶主義的後果於1945年顯現出來並深刻地動搖了反腓尼基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之後三十多年間，它仍然存在。但從長期來看，極端的雅利安模式退卻了，對這一過程的敘述構成第十章，《戰後局勢：回歸寬泛的雅利安模式，1945—1985》。
很可能以色列的建立比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對恢復腓尼基人地位的影響更大。自從1949年以來，猶太人，至少是以色列人， 日益被接受為完全的歐洲人，很明顯，說一門閃米特語並不使人喪失軍事成就的資格。而且，在50年代，猶太人對他們閃米特之根的自信陡然上升。
在這一過程的情景下，也許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正統猶太教或猶太複國主義的排他性，賽勒斯戈登（Cyrus Gordon）和邁克爾阿斯特（Michael Astour），兩位偉大的閃米特學家，開始把西閃米特文明作為一個整體支持並攻擊極端的雅利安模式。戈登在活著的人中最為精通古代地中海東部地區諸語言，他一直認為他的使命是證明希伯來文化與希臘文化之間的彼此聯繫。在此過程中，他的橋樑是古敘利亞的海港烏加里特（Ugarit）以及克裡特島。他覺察到迦南人的神話與《聖經》和荷馬都有聯繫，這些神話在公元前14世紀和公元前13世紀記載于烏加里特，20世紀四五十年代得以翻譯；他1955年發表的關於此問題的專著敗壞了他作為“合理”學者的名聲，但使一些總體歷史學家和外行公眾著迷。此後不久，他把克裡特文化的A類線形文字銘文讀作閃米特語，進一步冒犯了正統，立刻招致一連串反對意見。儘管後來的研究幾乎消除了所有這些反對意見，但多數學者仍然沒有接受他的闡釋。雖然文特裡斯比他早幾年把B類線形文字破解為希臘語是新奇的，但它肯定了希臘文化的地理廣度和歷史深度，因而受到歡迎；但接受A類線形文字為閃米特語意味著接受彌諾斯文明為閃米特文化，這就推翻了所有關於希臘和歐洲是獨一無二的概念。
流行看法的支持者們對《希臘閃族比較論》（）同樣倉皇失措，如果不是更倉皇失措的話。這本書首次出版於1967年，是戈登的同事邁克爾阿斯特的重要著作。《希臘閃族比較論》是一系列關於西閃米特與希臘神話之間驚人相似的研究，揭示出二者之間非常密切的結構和術語方面的聯繫，這些聯繫是如此密切，而不能僅僅解釋為人類心理的相似表現。除了這一基本主題帶來的挑戰外，阿斯特還做出了三項基本的攻擊。首先，他寫作這本書的事實本身打亂了學術界的現狀。雖然一名古典學家來自居於支配地位的學科， 可以討論中東與希臘羅馬的關係，相反的情形則不可行。一名閃米特學家被認為無權寫關於希臘的書。其次，與其他有關史前階段的證據來源相比，包括神話、傳說、語言和名字，阿斯特質疑了考古學的絕對優先權，因此威脅了古代史的“科學”地位。再次，他為古典學勾勒了一種知識社會學，表明學術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聯繫。他甚至暗示反猶主義與對腓尼基人的敵意有關，對學問穩步、漸進積累的概念提出質疑。但最壞的威脅來自他的基本信息，即達那俄斯和卡德摩斯的傳說包含事實的內核。
如此眾多的異端邪說不可能不遭到懲罰。阿斯特被批評家圍攻得如此慘重，不得不停止他的天才所開拓的領域的工作。但他的工作和戈登的工作一樣，已經有了深刻的後果：與愛琴海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的越來越多的黎凡特物品一起，他們的工作業已推翻了極端的雅利安模式。可以公正地說，到1985年為止，這一領域的多數研究者已經退縮到了寬泛的雅利安模式。這就是說，他們接受了青銅時代西閃米特人殖民的可能性，不僅在諸島，而且在希臘大陸，至少在底比斯。他們還相信，腓尼基人對鐵器時代希臘的影響開始是早在公元前8世紀以前，有可能早至公元前10世紀。
另一方面，雖然戈登和阿斯特智識上很大膽，但他們並沒有挑戰雅利安模式本身。他們兩人都沒有考慮到希臘語詞匯中有大量閃米特成分這一可能性；而且閃米特是他們的研究重點，他們沒有調查埃及對希臘進行殖民的可能性以及如下假設，即埃及語言和文化在希臘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同等重要甚至更為核心的角色。
已經有了數次嘗試，來復活埃及影響希臘的傳統。1968年，東德埃及學家西格弗裡德莫倫茲（Siegfried Morenz）就此論題及其對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更廣泛的影響發表了一部重要著作，但它在德國之外很少受到關注。 斯皮羅普洛斯博士關於公元前21世紀底比斯存在埃及殖民地的假定被體面地埋葬了，無人知曉。學者們惡意中傷他確定的日期，另一方面儘量避免提及他“古怪的”結論。總的來說，論及埃及對希臘有重要影響的人只有在學術圈邊緣或之外才能找得到：例如彼得湯普金斯（Peter Tompkins）寫作了範圍廣泛的新聞題目，他的《大金字塔的秘密》一書寫作謹慎，但標題大膽；還有非洲裔美國學者G. G. M. 詹姆斯（G. G. M. James）的迷人的小書《被盜竊的遺產》也令人信服地論述了希臘科學和哲學從埃及那裡大量借用的觀點。《編造古希臘》的結尾預言，雖然推翻寬泛的雅利安模式會比推翻極端的雅利安模式需要時間長一些，但下個世紀初會普遍接受一種修正的古代模式。

緒言以下部分包含相當數量的技術討論，對理解本卷書不是必需的。因此，我建議主要對歷史編纂感興趣的讀者跳過這些部分，直接閱讀第一章。

市場營銷部
2020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