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過留聲：我的青蔥歲月（簡體書）

自序：沉澱在記憶中的片段

套用托爾斯泰的句式：時代是共同的，但是每個個體的體驗各有各的故事。書中這些蒙塵往事的小文，寫我成長的故事、我身邊的人，以及我對周圍世界的認知，甚至有些只是吉光片羽的生活片段，都不算完整的記錄，但我力圖接近真實。因為記憶是被過濾的，是有選擇性的，它不可能像電影膠片一樣倒帶重新播放。

每個人的記憶都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和個人的感情色彩。那些往事之所以積澱在記憶中保留下來，一定是在我當時的認知範圍內產生了強烈的心理震盪。個人史的回溯記述其實是“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之間的對話”。

我父親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1995年故去的時候，留下了從1938—1978年四十年的日記，它是我瞭解

1949年後上一代知識份子心路歷程的重要參考。有時我也會經常翻看查閱，不說別的，僅對我們兄妹三人成長歷程的記錄，現在讀來都十分生動有趣。哥哥曾掌管著一個幾百人的工廠，一日他突然來電話，說是新廠房上樑時為選吉時，一定要問明白他這個廠長的生辰八字。我女兒好生奇怪，說：“他出生時還沒有你，怎麼向你詢問，豈不是怪事。”我答：“因為姥爺的日記在我手裡，一查便知。”可見再好的記性也比不過文字可靠，有當時記錄的文字參考，還原度要可靠些。

受父親的影響我小學四年級開始記日記（我們那個年代記日記是很普遍的事情），插隊、工作時一直沒有間斷，研究生畢業以後由於上課、帶孩子忙碌，中斷了這個多年的習慣。但是以前的通信和日記本一直保留著，隨著我們多次搬家遷徙，始終放在我上大學時用的一個帆布箱子裡。

到北京以後因為居住條件的限制，一些不常用的東西就挪到了陽臺上。20世紀90年代有一次北京下瓢潑大雨，由於我們上班，家裡沒人，敞開的門窗使屋裡狼狽不堪，回來後急忙搶救被雨淋濕的書籍而忽視了陽臺上的東西。多日之後想起來再看，信件日記已經發黴板結，筆跡掉色暈染，受損嚴重，挽救不了了。

起初並沒有太往心裡去，覺得當年那些幼稚的筆觸、帶有濃厚時代語言痕跡的東西價值不大，算不上什麼太珍貴之物。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個體記錄的感悟，每每想起來為之嗟悔不迭、心痛不已。現在想來如果有這些文字材料作為輔助，説明回憶就會準確容易得多。

儘管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像黑白照片一樣單調，或者說是一個以標準化的模式塑造無個性的時代，每一個人都被迫變成整齊劃一的工具，即便如此，對於“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我們，也還是感覺意趣盎然，因為有一份情感在裡面。就像哈維爾所說，失去故事意味著歷史開始失去它的人類內容，只要沒有失去創造自己人性故事的人類，就有希望。

那時候整個社會氛圍都在有意壓低和泯滅物質需求，哪怕多吃一塊糖、喜歡漂亮衣服的一丁點“貪欲”就不停地“鬥私批修”。不論是否真心，大家都“禁欲主義”般地以崇尚精神需求和追求宏大目標為抱負。那時候雖然外界的信息很少，但凡一幫人坐在一起侃大山，都離不開“三山五岳”“世界革命”，而這種心中有“天下”的大命題也最能博得崇拜者和女生的青睞。

記得1973年夏季，弟弟騎了四十裡路，到我所在的供銷社來看我，我們倆見面好像國家領導人一樣互通了一下國際形勢。其實我們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掌握，卻擺出一副關心“世界革命”的架勢，或者說其他的路子都被堵死了，我們只能以遙遠的大話題來麻痹當下，抑或對時局的敏感是那時無助小人物的一點期盼寄託吧。

父母年老的時候，我們總希望他們寫點自己的經歷，寫寫回憶錄。他們總在強調：“我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沒有什麼好寫的。”我們說平頭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正是抱著這樣一種心態，我願意把自己的成長歷程呈獻給大家，使讀者可以通過不同個體的視角來瞭解當時的社會面貌。當然我也是在與自己對話，回首往事，看看自己走過的腳印。

《“五朵金花”的命運》這篇非小說、非報告文學、非回憶錄，好像有些不倫不類，但這些故事都是根據我個人的所見所聞綜合而寫，帶有那個年代的一些特殊印記，考慮到需要回避當事人的原則，只能借助第三人稱的口吻敘事。運用這種在真實的基礎上再創作的敘事方式，可能以後我還要撰寫若幹篇吧。我並不在乎如何對這類寫作進行定義，只是想把我們那個時代的人和事講述出來，所以收進這個集子也不算太突兀。

關於畫插圖的經過有必要交代一下。最早開始寫這類隨筆的時候，我發現一個規律：我們50後理解上一代人比下一代理解我們要容易。現在的年輕人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些隔膜，我們這個年齡段眾所共知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比較費解，於是就想到以插圖形式作為補充。我小侄子是計算機高手，在計算機上繪畫也很有一套，於是就請他試畫了幾張，效果不錯。可是他有自己要忙的一攤子事情，而且80後對我們當年的服裝呀、工具呀，以及時代背景等也不甚了了，一來二去就顧不上了。

於是我萌生了自己動手的念頭。我們小時候都有些“連環畫情結”，對文字的配圖有親切感。說實在的，小學時期我的圖畫一般般，沒有任何天賦，只是對“線條”有些感覺，到了六十歲再上手邊學邊畫，能行嗎？我屬於“笨”人，寫文章畫畫都不太有靈氣。

我先生秦暉認為我純屬“不務正業”，瞎耽誤工夫，所以我最初學畫的時候，“偷偷摸摸”地畫，不敢鋪攤子，他一來我就收起來。好在我對自己要求不高，想著試試也無妨，畫好畫不好都沒關係，就臨時抱佛腳找來一些圖畫書籍，一邊臨摹學習，一邊在此基礎上“改造加工”，或者對著手機上的照片畫。結果先得到女兒的首肯，她把一些圖放在“秦川雁塔”的微信公眾號上，可能網友們知道不能把我當插畫師一樣要求，也是鼓勵多多。

從此只要有時間，我盡可能為每一篇小文配一兩張圖。畫了一個階段還是有一定的提高。現在回頭再看最初畫的，筆法的確雜亂幼稚。出這本集子時，我曾想重新配插圖效果會好一些，但轉念一想這也是一種成長學習的記錄，除了個別有所調整外，基本維持原樣。

我一直認為這類隨筆屬於“正經文章”發不出來時可有可無的“閑文”。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訴我，相比較那些“正經”論文，我們更喜歡帶有個人生活氣息的講述。有朋友開玩笑說：你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我的“窺探欲”，使我們看到了“秦老爹”生活中的一面。也有網友留言說，看了《“秦老爹”記趣》笑得肚子疼。感謝朋友們的鼓勵，如今把它們結集出版呈獻給讀者，希望大家喜歡。如果讀者們感覺不錯，我還會繼續寫下去。

2019年6月4日

自序：沉澱在記憶中的片段 / 001

我姥姥 / 001

我的1960年 / 025

“黑幫子女”的下放生活 / 042

“鐵道遊擊隊式”串聯 / 063

“唯成分論”年代的經歷 / 076

插隊的日子 / 091

水的故事 / 103

穿衣的故事 / 113

供銷春秋 / 127

“五朵金花”的命運 / 151

“黃埔一期”考研記 / 182

“魅力導師”趙儷生 / 198

“秦老爹”記趣 / 213

“秦老爹”在農村過大年 / 249

自行車的故事 / 258

東歐見聞 / 270

我的1960年

關於1960年，歷史學家已有大量的權威性論著，但我想每個個體都有自己不同的體驗。“我的1960年”就是從一個六歲的城裡兒童的視角折射出當時時代的背景。其實關於1960年的很多記憶我都已經模糊，但好在父親的日記比較完整，可以幫助我“復原”那段已經淡忘的歲月。

失敗的“生產自救”

1960年我六歲，剛剛上小學一年級，我們上的是“保小”（保育院+小學），是那種全托的住校生。按說這種幹部子弟學校已經算有特殊待遇的，比平民的條件好多了。可是那個年月也不過如此：我只記得學校的伙食十分糟糕，經常早上是一小碗雜豆稀飯，中午是一碗爛糊面，晚上有半塊被熱過幾次泡得軟塌塌的玉米發糕，雖然極端難吃但尚能果腹。我們都指望星期日回家能改善一下。

那時候我父母在中共中央第二中級黨校（也就是後來的“西北局黨校”）工作。當時一般的雙職工家庭除了禮拜日平時都在食堂吃飯，大食堂的飯菜和我們學校小食堂的飯菜沒什麼兩樣，都是“瓜菜代”，一碗裡我數出來最多時是十一根麵條，最少的時候只有四根（父親把這兩個數字記在了日記，還說“金雁是個有心人”，這個兒時記憶於是被保存了下來），所以星期日自己動手的“家庭餐”往往是最令人期待的“大事”。母親終歸會想出一些辦法來，以滿足我們永遠填不滿的胃，比如三月份吃榆錢飯、五月份吃槐花飯、六月份吃麥粒飯，或者南瓜飯、“雙蒸飯”什麼的。經常是星期一剛過，我就開始“回家倒計時”了。我也曾幫助大人採購食品，拿著購物本和票證到處排隊，那時候是“短缺經濟”，所有的食品都是定量憑票供應。小寨食品店對我們是最有誘惑力的地方，後來商店裡也出現了一些不憑本憑票的“高價食品”，貴得令人咋舌。我翻看父親的日記知道，江米條是七元一斤，水果糖八元一斤，糕點九元一斤，而那時的人均月收入還不到十元，櫥窗裡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對我們而言也只能望梅止渴罷了。弟弟還敢嘬著手指嘟囔兩句，我連想都不敢想，知道這種“高價”食品是拿來看的不是拿來吃的，即便嚷嚷著要，也只會遭到大人的一頓訓斥。

那時單位為了解決饑荒問題，允許職工在房前屋後空閒地開荒種菜，飼養家禽，大家都熱火朝天地投入生產自救。雖然按大人人數平均只分得一二分地，面積有限，但是為了決定種什麼，我們家裡還專門進行過一番“論證”。我們還小，實際上是大人說了算。父親的論據很充分：第一，我們都缺少油水，應該種一點油料作物，芝麻最合適；第二，塊莖作物的產量高，吃了又很容易產生“飽腹感”，可以種土豆。農活不等人，全家立即行動起來，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要到那一小塊“自留地”裡勞作，從小小的秧苗裡我們似乎看見了熱騰騰的蒸土豆蘸白糖、焦黃的芝麻烙餅。忙活了好幾個月，到了收穫季節，不知是大人疏於管理還是書生坐而論道不懂農活，沒有考慮到土壤、氣候以及作物的適應性，反正我們家種的莊稼明顯比別家的差。別人又是筐又是麻袋地忙碌在收穫的喜悅中，有人種的南瓜大到兩個小孩都抬不起來。後勤處專門在辦公院的空地上放了一個大臺秤，讓大家過磅，並記錄下來。我們兄妹三人拿著面口袋去挖土豆，結果挖出的土豆們大都只有扣子大小，果實和種子的比例大約是1∶1，總共收穫了大約一碗土豆；芝麻的收成稍強一些，也好不到哪去，有大半簸箕。回家的路上因為不好意思，也羞於過秤，怕別人問起收成怎樣，我們撿了幾塊石頭裝在面口袋裡以充分量。很多年以後，這一次“生產自救”的經歷成了我們時常提起的笑料。

種地的試驗失敗以後，懊喪了沒幾天，父親從山東老家用鳥籠子給我們帶回來十隻小花雞，我們歡呼雀躍地立馬忘掉了沮喪，興趣轉移到這幾個滾來滾去的小圓球上，即便自己吃不飽，也要省出一點來喂小雞。有一次母親還沒有吃飯，弟弟就刮了鍋底去喂雞，父親讓我們評理：是媽媽重要還是雞重要？我說當然是媽媽重要。哥哥要顯示他的與眾不同，正話歪說地表示，“雞重要”。弟弟兩邊都不得罪，說媽媽和雞都重要。這些小生命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生活，牽動著我們的喜怒哀樂，但是沒幾天，半數以上的小雞都相繼慘遭厄運。第一隻慘死在爸爸的腳後跟。因為小雞有跟腳的習性，只要有人走動小傢伙們就會跟成一串，有一隻小雞跟得太緊，爸爸沒注意倒退了半步，踩死了。還有一隻颳風時被門夾死了，一隻跳進洗腳盆裡淹死了。有一隻小雞死得最慘，是被我們鄰居的兩位綽號“厭死狗”的禿瓢小子抓去當燒烤吃了，為此哥哥去和他們打架，我和弟弟傷心得哭了一鼻子。最後長大的只有四隻。

先過“三關”

1960年冬天母親到臨潼縣零口公社搞整社整風，寒假期間不上學，怕我們兄妹三人在家裡打架，父親一人照顧不過來，決定在我們三人中帶一個去鄉下。我們都覺得能到一個新鮮的環境裡定會其樂無窮，就拼命地講述自己的優點，好證明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哥哥和弟弟都做了一大堆的保證，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表現得極為誠懇，卻沒有得到兩位大人的首肯。我突然想起母親曾向父親說過，那裡的食堂沒有主食，經常吃不飽，浮腫現象很普遍，就講了一個在哥哥弟弟看來簡直毫無說服力的理由：“我吃得最少，餓了也不會要吃的。”沒想到憑這一句話，立刻“通過審核”，我勝出成為最佳人選。

去之前母親唯恐我把農村想得過於浪漫，不停地給我打預防針，說那裡有多艱苦多困難，環境有多麼糟糕，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衝水的廁所，所有這些都沒能降低我對將要換一個環境的渴望和新鮮感。我裝了一本書，拿了一身換洗的內衣，穿著我的小棉猴兒滿懷喜悅地隨媽媽下鄉去了。

到了零口公社第三生產隊（所有這些具體時間地點我都是在父親的日記中查到的）母親所在的駐隊房東家，農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出我的想像，幾乎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院子裡有兩排破爛的土坯房，房東一家住北屋，我和媽媽住在小一點的南屋，一進門有一張桌子，我事後才知道這是為了方便媽媽寫字從生產隊搬來的；靠右手有一盤土炕，炕上擺著兩個手繪的炕櫃，有一個小炕桌，左邊地上堆著麥草和一些農具，就是全部了。初見底層帶來的驚愕讓我感到很大的不適應。

到了農村要過的第一關，是學會上廁所。豬圈和廁所是一體的，第一次上廁所的時候媽媽拿了一根棍子，讓我覺得很好奇，進去以後才知道棍子是用來趕豬的，否則人一蹲下來，豬就來拱屁股，等著吃屎。最麻煩的是，豬嘴上糊滿屎再來拱人，會把人弄得污濁不堪，而且可能因為冬天豬更願意吃熱的，所以格外急不可耐。每一次上廁所都是一次人豬大戰，有時我被豬攆得提著褲子到處轉，這才體會到坐在抽水馬桶上看著小人書是多麼愜意。所以白天我就盡可能跑到野地裡去解手，以避免那“欺生”的豬老來拱我。

第二關也是最重要的一關，就是忍受饑餓。原本我想農村的飯菜再差，也差不過我們小學，那麼難吃的飯菜我都咽下去了。結果遠遠不是我想像的那樣。“飯”倒不難吃，就是量不夠，所謂“飯”只有一種，就是玉米糊糊。當時農村還在吃食堂，家裡沒有多餘的糧食，在食堂打飯吃，一人一碗玉米糊糊，桌子上放著一碟鹽，拿筷子蘸一點往碗裡攪一攪，喝下去就是一餐。可以在食堂吃，也可以端回家裡吃，有不少人家拿個瓦罐提溜回去再摻和點野菜什麼的，可以多抵擋一陣子。我們因為自己不起火，只能吃隊裡食堂的那點東西。通常媽媽早上給我端回來半碗糊糊留在炕桌上就去忙了，她也從不叫醒我，可能想著多睡覺就可以少餓肚子。那半碗“吃食”每次都像是不留痕跡地“穿肚而過”。剛開始時，玉米糊糊還稠些，喝了還能頂一陣子，後來天氣越冷糊糊越稀，正應了那句“饑屁、冷尿、熱瞌睡”的俗語，半碗糊糊到肚裡，兩個屁一泡尿就什麼也沒有了。我記著自己向父母的許諾——“餓了也不要吃的”，估計就是我要媽媽也沒處找，因為我看見媽媽的兩條腿腫得錚明瓦亮，一按一個坑，這可能就是大人說的“浮腫”吧。我餓得像冬天無處覓食的小兔子，往往是早飯剛過，就溜下炕在荒野的地裡到處亂轉，指望能找到什麼填肚子的東西——被蟲子吃了一半乾癟的酸棗、枯樹枝上的野果子、野草根根、被人扒過幾遍凍土裡剩下的蘿蔔頭，我都往嘴裡塞。

第三關是適應農村的氣候。按理說臨潼和西安都屬於關中平原，兩者相距不過幾十裡遠，氣候應該沒有明顯的變化，但不知怎麼的，我感到鄉下的冬天格外冷。也許是農村除了火炕沒有其他的取暖方式，也許是空曠處顯得格外風寒，我穿著毛衣、毛褲、棉鞋，外面還套著一個帶帽子的棉猴兒，仍然凍得縮手縮腳。我屬於末梢神經不好的人，即使大夏天也手腳冰涼，在這樣的天氣裡手腳就更像冰坨子。屋裡的窗紙上破了一個小洞，就感覺北風呼呼地往裡灌，媽媽說，這就叫“針尖大的眼，鬥大的風”。我們睡的火炕只能說不冰涼而已，晚上脫了衣服進被窩時需要咬咬牙才能鑽進去，早晨也要鼓足勇氣才能從被窩裡爬出來。

就這三關已經讓我後悔不迭了，與我所期盼的新鮮浪漫一點也不一樣，想想在家裡和哥哥弟弟搶小人書打架也是一種甜蜜的感覺，要不這會兒都聽到“小喇叭”熟悉的“嗒滴嗒—嗒—嗒”的廣播前奏，聽到孫敬修爺爺講故事了。但是顯然後悔也沒用，一時半會兒是無法回去的，誰讓我自告奮勇地要來呢？

認識“改改”

有時候媽媽很晚也不回來，我一個人在小小的油燈下拿著翻爛了的課本，無聊至極，又冷又餓又害怕，就會跑到北屋房東家裡去。對房東大人我已經完全沒有印象了，但對房東家的小姑娘記憶深刻。房東家裡有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女孩，名叫“改改”——後來我知道關中女孩以“改”為名的很多，由於重男輕女，寓意下次“改”生男孩，和華東一帶女孩多叫“招弟”“來弟”類似。小說《創業史》中有個改霞，我女兒小時請的保姆叫改香，她們的小名應該都是“改改”。

改改還沒有上學。我記得她梳著歪歪兩個羊角辮，光身板穿著一件爛棉襖，腰裡系根繩子，下面是條單褲，沒有穿襪子，黝黑的光腳趿拉著一雙她娘的舊單鞋。但她並不像我整天把手插在袖筒裡，而是忙裡忙外地要管豬，還要管弟弟。對了，改改有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弟弟，叫“噗”（不知道究竟是哪個字）。這麼多年之所以還能記住小男孩的名字，是因為我一叫“噗”的名字，就把油燈給吹滅了，改改只好摸黑到灶裡引火。我屢試屢靈，坐在炕上任何一處，只要大叫一聲“噗”，油燈準滅，所以我說，“噗”應當改名叫“滅燈”。

很快我就跟改改混熟了，早上一醒來，喝完糊糊，我麻溜地下地跑到改改家裡的炕上去。改改家的炕燒得比我們的熱，坐上去不再有那麼刺骨的寒冷。因為我的棉猴兒上有帽子，改改笑我穿得像個“鱉蓋蟲”，說她從來沒穿過毛衣、沒穿過襪子，但是一點都不冷。她指著弟弟說，他還沒有穿過衣服呢。噗坐在炕上，光身子光屁股用一個小被子圍起來，兩個被角用一塊磚頭壓住。那個小被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我上幼稚園時用過的，一定是媽媽拿給她們的。

改改很能幹，顯得比我大好多歲，凡是我認為為難的事情改改都能幫我解決。我說我不敢上廁所，因為怕那頭老拱人屁股的豬。改改說，我領你去。她也不拿棍子，到了廁所裡對著那頭豬用陝西話大喊一聲，“蹴著，不許動”，豬就像能聽懂她的話似的，果真老老實實地臥在那裡不動了。我說炕太冷，改改進屋摸了一下，從屋外牆角處拿了一個推耙，從炕眼往裡搗鼓了幾下，過一陣子炕就比原來暖多了。我說吃不飽，改改遲疑了一下，在灶頭處翻了翻，摸出半截紅薯乾，用菜刀切下多半遞給我，剩下小半，說還要留一點用來哄弟弟。噗已經長牙了，會抓住什麼亂啃。她說，她們從食堂裡打來的玉米糊糊，先分出一點不摻野菜的留給弟弟，剩下的再倒到大鍋裡混上蘿蔔、蔓莖、土豆、野菜之類的煮一下，就會禁餓一點。看著改改充滿誠意的大眼睛，我有點不好意思地收下了紅薯乾。

認識改改以後我覺得日子快活多了，不像剛來時那麼想家、那麼想回西安了。我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樣到野地裡瞎轉，媽媽回不回來問題也不大了，好像天氣也沒有那麼冷了。有什麼不懂的難辦的事情，只要問改改就都能解決。我們倆——如果加上噗就是我們仨——坐在暖和的炕上笑著，玩著。我教改改寫字，很快她就能用燒火棍在屋裡的地上寫下一個大大的“改”字。她教我玩一些以前在城裡從沒玩過的遊戲，比如抓羊拐、抓石子等。最好玩的是抓羊拐，羊拐就是羊膝蓋關節上的一塊小骨頭，它分四個不同的面：花生、窩窩、直板和背面。先把四五個羊拐撒開，往上扔一個石子，趕快把不同的面調整一致，再一把抓起來並接住石頭，誰抓得多誰就贏。我不管怎麼用心，就是玩不過改改。改改說是因為我的手太小，所以抓不過來。她答應等到過年的時候，一定想法幫我弄一副更小一點的羊拐，然後塗上紅顏色，一定很好看的。

偷吃點心

有一天早上醒來，我怕冷賴在被窩裡不願起床，眼睛望著頂棚發呆，突然看見頂棚上吊著一個不大的籃子。我納悶道：怎麼以前就沒發現呢？那裡面裝的是什麼呢？我穿戴整齊以後，踮著腳怎麼夠也夠不著，站在炕桌上還是夠不到，把媽媽和我的被子摞在炕桌上再爬上去，手能夠摸到籃子的底部，但仍然摸不到籃子裡面。我四處張望，好像只有炕櫃可以利用。我費勁巴拉地把炕櫃移到中間，把炕桌擺在炕櫃的旁邊，再把被子放在炕桌的旁邊，這樣就形成了三個階梯。等我把籃子拿下來，發現裡面有一個熟悉而整齊的食品包，上面蓋著“小寨商場”的印標。我小心翼翼地解開紙繩，看見了小寨食品店櫥窗裡的那種高價點心，就是我曾經認為只能看不能吃的高級點心，一共八塊，每一種都不同。有酥皮的，有像月餅一樣硬皮的，有雞蛋糕、薩其馬，還有裹著一層白糖的叫不上名字的好吃東西，散發著一股誘人的甜香味，饞得我直咽口水。我摸摸點心，舔舔手指頭，確定這不是我應該吃的，就把它原樣捆綁起來。但是實在心裡癢癢難忍，就在腦子不清醒的狀態下又打開點心包，掰了一小塊雞蛋糕後飛快地把它放回原處。我像做賊似的跑到野地裡三兩口吃完了雞蛋糕，心裡惴惴不安地四下張望，生怕被人發現了。

自從我知道屋頂上吊著一籃點心的那一天，我整個人都是恍惚的，和改改玩的時候也顯得心不在焉。心裡就像有兩個我在打架：一個在說，假裝不知道，假裝那點心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在說，吃一點點，媽媽看不出來的，只吃一次以後就再也不吃。第二天媽媽一走，我就趕快像前一天一樣登高取下點心，掰下來一塊後又原樣包好掛起來。到晚上睡覺的時候，我聽到媽媽自言自語地說：“好像誰動了這炕櫃？”我轉過臉去假裝睡著了。以後每天我都會動作熟練地來這麼一個回合，逃到野地把點心吃完再回來。我也曾想，要不要掰一點給改改和噗吃，改改還給過我紅薯乾呢，但始終沒有行動。只是有一次，我掰了一小塊點心準備出門的時候，聽到北屋裡噗在哭。我進門一看，改改不在屋裡，噗掙脫了裹身子的被子，光屁股爬到了炕沿。我把噗抱回炕中央，給被子重新壓好磚頭，他仍然咧著小嘴哭個不停。我在手指上蘸了一點點心餡兒，擱在噗的嘴裡，他立即停止了哭泣，攥著我的手指使勁地吮吸著，他剛長出的四個小牙啃得我的手指好癢癢。但我怕叫改改撞見，看見我手裡的東西，就趕快逃走了。

我覺得沒吃幾回，等到一天早上起來再解開點心包的時候，發現八塊點心已經全讓我一小塊一小塊地掰完了，我才感覺犯了錯誤。我並沒有想把它們吃光，應該給媽媽留一點的。後來我明白這就和豬八戒吃西瓜的心態一樣，不到吃完是不會結束的，就又沒有心理負擔地恢復了往日和改改的遊戲。直到有一天天氣特別冷，媽媽因為工作耽誤了晚飯，她回到家裡說，要讓我看一樣好東西。等她伸手去拿那個筐的時候，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閉上眼睛不敢看那個紙包打開的結果。我低著頭向媽媽承認，點心是我吃了。我已經不記得那一夜是怎麼過去的。多少年後，我問起媽媽當時對我偷吃點心生不生氣時，她竟然說，不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了。

我後來知道，那幾年大饑荒中陝西是全國各省（直轄市除外）中情況最好的，餓死人最少。後來我們家下放到甘肅，得知那裡當年就慘了，而且有大量婦女逃到陝西與人同居求活。饑荒後其中不少人又跑回來，遺留下嚴重社會問題，以至於“走過陝西的”婦女成為當地人人皆知的社會現象。不過這也說明當時陝西確是中國的福地。而臨潼所在的關中平原又是陝西最好的地方。而且，1960年冬的“整風整社”本身就是中央處理大饑荒慘劇的開始，導致饑荒的“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幹部特殊化風）成為“整風”的物件，荒情開始好轉。所以我看到的情況已經是當時中國農村不錯的景象了。

春節前夕，媽媽叫一個返回西安的叔叔把我帶回家去。後來我在父親的日記中看到當天只有一句話：“金雁從臨潼回來了，滿身都是蝨子。”

我的1960年就這樣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