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共治時代（簡體書）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還是後世帝王效仿的對象？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

本書以時間為線索，詳細講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為個體所經歷的喜怒哀樂，更著力刻畫他作為皇帝要面臨的重重考驗。

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在這一機制之下，皇帝並不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故而，在仁宗統治中後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這段時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後世士人認為是治國之楷模。

從表面看，宋仁宗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皇帝，行事時總是處處受宰輔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萬事不自由，正是宰輔大臣的據理力爭，才換來這個時代的空前繁榮。

吳鉤

宋史研究者，知名歷史作家。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宋朝文明，主張“重新發現宋朝”“重新闡釋傳統”，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等作品。其中，重點介紹宋朝社會生活的《風雅宋》一書出版之後好評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國好書”在內的眾多大獎。

1、本書講述的是一個真實的宋仁宗，他的日常生活、政治生涯與情感秘密。

2、作者吳鉤是著名宋史學者，著有暢銷書《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宋：現代的拂曉時辰》《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等，其代表作《風雅宋》在2019年被央視評選為“2018年度中國好書”。本書乃是他所寫的第yi部人物傳記，有別於其他“吳鉤說宋”之縱覽、概說宋朝的歷史作品。

3、吳鉤認為，宋仁宗開創了一個真正的君臣共治時代，真正做到皇帝與士大夫臣工各司其職，共治天下。宋朝為何取得如此高的文化、科技成就？作者認為就在於宋朝有一套較為先進的政治運作機制。在這套機制之下，皇帝負責任命政府主要的執政大臣，由執政大臣主導帝國大小事務，並設置獨立的臺諫系統嚴密監督政府人員。這套體制具有明顯的分權制衡的特點，有點像英國君主立憲制的雛形，既保證了宋朝可以選舉出zuiyou秀的宰輔人才，同時又能保證臣工真的做到各司其職。而這套中古時代較為先進的政治體制的真正締造者，乃是宋朝第四位君主宋仁宗。從這點看，他的功勞不比開國的太祖、太宗小。

4、關於宋仁宗zui完整而客觀的傳記，還原一位被嚴重低估的皇帝的真實人生。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名帝相比，宋仁宗的一生太平庸無奇了，但他偏偏是他的治下，擁有歷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無法擁有的那麼多超級人物，例如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韓琦、呂夷簡等，堪稱“巨星製造機”。而這些他和這些能臣巨擘開創的時代，也是中國古典時代zui繁華、美好的時代。為什麼他身上有這麼大的矛盾性？作者通過分析解讀眾多第yi手史料，還原了宋仁宗作為兒子、丈夫、父親和君主四重角色的所作所為，既有他作為平凡人所擁有的七情六欲，所經歷的喜怒哀樂，也描述了他作為宋朝的守成之君所要面臨的重重考驗，刻畫出生而為帝王者所要經歷的無奈、克制與權衡。

5 、本書是一份盛世王朝治理的經典樣本。作者通過回顧宋仁宗的一生，致力於回答“什麼樣的皇帝才是稱職的皇帝”“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卻締造了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這兩個重要的問題。

楔子
一

中國歷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趙禎，可謂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國人遊長城，必會想起秦始皇；遊大運河，必會想起隋煬帝；讀到“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會想起漢武帝；論及“鄭和下西洋”的盛況，會想起明成祖永樂帝。說起古代的治世，人們腦海中出現的也是漢文帝、漢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明皇的“開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會聯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時代。

而當人們提及皇帝中的藝術家、藝術家中的皇帝時，想說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趙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趙禎。宋徽宗確實是位天才藝術家，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宋人著《畫繼》，評徽宗畫藝：“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註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明人編《書史會要》，評徽宗書法：“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連金國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書畫藝術的狂熱追隨者，據說金章宗“嗜好書札，悉效宣和（徽宗年號），字畫尤為逼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藝青年將宋徽宗奉為藝術上的偶像。

但許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趙禎也是一位頗有才情的藝術家。他從小就喜歡繪畫，“在春宮，閒時畫馬為戲”；其書法造詣更是不輸宋徽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飛白體，指中國書法的一種筆法）。凡飛白以點畫象物，而點最難工。”他還通曉音樂：“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時的文藝圈內，還是在長時段的藝術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認為“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對君主的稱呼，宋人習慣在不那麼正式的場合稱皇帝為“官家”。與宋仁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評“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獨不能為君耳”。

甚至民間文人編造故事，也不喜歡拿宋仁宗當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傳說，宋徽宗有“私會李師師”的演義，明朝正德皇帝有“遊龍戲鳳”的風流韻事，宋仁宗卻連一個可供坊間文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也沒有。雖然宋仁宗與張貴妃也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但知名度遠不如唐明皇與楊貴妃的“長恨歌”，不見有詩人寫詩吟詠，也不見民間文人編排成動人的戲劇；即使在廣為傳播的“狸貓換太子”戲文中，那個可憐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卻是“打醬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戲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實際上，自元明以降，以仁宗時代為歷史背景的民間文藝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呼家將故事、狄青故事。就連講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滸傳》，也是從仁宗朝寫起：“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1但在這些故事演義中，宋仁宗總是充當“背景板”，出演“路人甲”，從未唱主角。

二

宋仁宗在民間文藝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沒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樣的鮮明個性、乾隆下江南那樣的戲劇性經歷。他是一個庸常的君主，居於深宮，生活平淡如水，當然沒有一個民間文人願意將他平庸的人生演繹成人間傳奇。

然而，正是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間，中國湧現了非常之多的傑出人物：

文學界，明朝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為北宋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全都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台。唐詩宋詞為中國古典詩歌中並峙之兩大高峰，後人習慣將宋詞分為豪放詞、婉約詞兩大流派，執豪放詞之牛耳者，蘇軾蘇大學士也，執婉約詞之牛耳者，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1不管是蘇學士，還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時代的一流詩人。

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爭鳴，形成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像數學諸流派，而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全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大學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慶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且，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元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是在仁宗時代的政壇中嶄露頭角的。

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均出現在仁宗時代（用來製作熱兵器的火藥配方首見於仁宗朝的《武經總要》，指南針與活字印刷技術，首見於沈括《夢溪筆談》）；宋代最聰明的兩位科學家——蘇頌與沈括（蘇頌發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動天文鐘“水運儀像台”，沈括則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無不涉獵的天才），都成長於仁宗時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長的仁宗朝傑出人才名單：“政治上被稱為名臣的就有呂夷簡、范仲淹、魯宗道、薛奎、蔡齊、陳堯佐、韓億、杜衍、龐籍、吳育、王堯臣、包拯、範祥、孔道輔、余靖、胡宿、田況、王素、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躍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趙槩、吳奎、張方平、唐介、趙抃、呂誨、范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韓維、韓忠彥、傅堯俞、彭汝礪、範純仁、範純禮、劉摯、王岩叟等一大批人才，實際上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文學藝術上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蘇洵、歐陽修（以上文學，蘇軾、黃庭堅兼擅書法）、蔡襄（書法）、燕文貴、武宗元、許道寧、趙昌、易元吉、文同、郭熙、詵（以上繪畫）等。思想學術上有孫奭、劉敞（以上經學）、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以上哲學）、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呂大臨（以上理學）、宋敏求、範祖禹、劉恕、劉攽（以上史學）等。科學技術上有王惟一、錢乙、燕肅、畢昇、沈括、賈憲、蘇頌等。”1全都是名動一時、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明代李贄也感嘆說，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眾多民間演義故事取材於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為那個時代人才濟濟。

一個庸常君主禦宇的時代，為什麼會湧現出如此之多的傑出人物？

三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歲的趙禎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於東京（今河南開封）大內福寧殿。北宋著名的大學者邵伯溫當時才七歲，與父親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陽。多年之後，邵伯溫仍記得清清楚楚：當仁宗皇帝龍馭上賓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城內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菸蔽空，天日無光”，大家都悲從中來，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溫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師過洛陽，告訴邵雍：“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長孺赴四川劍州普安縣就任，行走於亂山之間，但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大宋的臣民發自內心地緬懷一位君主，為他的離世感到悲傷。王安石說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並非誇大之詞。

當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遼國告哀之時，發現遼國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駕崩，抓著宋朝使者的手號慟：“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宋人筆記說，耶律洪基尚為契丹皇太子時，曾隨出使宋朝的使者，在東京見過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吾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唯生靈是愛。'”因此，耶律洪基對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還下詔，將宋仁宗昔日賞賜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塚，“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

許多年之後，元祐年間，距仁宗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對這位宋朝君主“追慕猶不忘”，對使遼的宋朝大臣說：“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為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說著，又動容哭泣。

宋人感嘆地說：“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那個時代的人為什麼會如此深情地悼念、紀念、懷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四

宋仁宗安葬於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劉豫為傀儡皇帝，管轄中原，劉豫卻幹起盜墓的勾當，“置河南淘沙官，發掘諸陵。上代陵寢，民間塚墓，無得免者”，位於鞏縣的北宋諸皇陵悉被盜掘、毀壞，“惟昭陵如故”，盜墓賊居然沒對仁宗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時，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經過永昭陵，看著眼前物是人非，觸景生情，在壁間題下一首深切懷念仁宗時代的絕句。此詩有數個版本，差異只是個別用詞，或云：“農桑安業歲豐登，將帥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歸夢想，春風和淚過昭陵。”或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或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當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就感覺那是夢一樣的美好而易醒。詩中，“農桑不擾歲常登”講仁宗朝風調雨順；“邊將無功吏不能”講其時四海昇平，以致將士、官吏沒有立功逞能的機會。嚴格來說，這是一種被時間與情感修飾過的集體記憶，不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真實面貌，因為仁宗時代發生過嚴重的澇災，西北、廣南均爆發過戰爭，不過就總體而言，在多數宋人的印像中，仁宗朝確實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四十二年如夢覺”是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的真實感受。

著名的婉約派詞人柳永寫過許多首描繪仁宗朝如夢繁華的詞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對宋時杭州之“承平氣象，形容曲盡”：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相傳此詞流播至後來的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而後仁宗時代的宋人聽柳永歌詞，則有一種夢迴仁宗盛世、追憶如夢繁華的感覺。仁宗朝史官、諫官范鎮回憶說：“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柳永，字耆卿）能盡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間尚是少年的黃裳也有類似的記憶：“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

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

一個庸常的君主為什麼能夠給後人留下“四十二年如夢”的集體回憶？

五

有意思的是，趙禎在位之時，士大夫對於仁宗之政其實談不上十分滿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深切憂慮：“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誌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趙禎本人也沒少受士大夫批評，如嘉祐六年（1061），蘇轍參加製舉考試，在回答禦試策問時，便毫不客氣地對皇帝提出措辭強烈的批評：“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

毫無疑問，沒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會認為趙禎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趙禎逝世之後，宋朝士大夫卻將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範，推崇有加：北宋末陳師錫認為，“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也引範祖禹奏議說：“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趙禎時代也被譽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視週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這話是邵伯溫對趙禎時代的評價，卻幾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

北宋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陳師錫說：“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南宋衛涇說：“……故嘉祐之治，振古無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宋孝宗也說：“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天聖、景祐、慶曆、嘉祐均為趙禎年號。

一個顯然​​並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時代，為什麼得到了宋代士大夫眾口一詞的稱讚？

六

趙禎廟號“仁宗”，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寫仁宗挽詞，特別說“廟號獨稱仁”。朱熹的老師劉子翬認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為澤，薫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紀》，給出一段評贊：“《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一個“仁”字，是史家對趙禎的蓋棺定論，也是儒家對一位君主的最高評價。

明代士大夫鄒智在給皇帝的奏疏中評價宋仁宗：“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國禎縱論千古帝王，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間，帝王無數，只有漢文帝、宋仁宗與明孝宗才配得上“賢主”之譽，至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最出色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給年幼的萬曆皇帝編撰《帝鑑圖說》，擇上自三代聖王、下迄兩宋君主“善為可法”者，集成“聖哲芳規”八十一則，其中來自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為可法”事蹟最多，也就是說，在張居正看來，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無疑是最值得後世君主效仿的聖君。明末大學者王夫之對宋王朝的整體評價並不高，但他卻不能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為什麼在改朝換代之後仍然一再獲得後人的讚頌？

歷史上的宋仁宗趙禎，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位怎樣的君主？

這些問題，讓我對這位既庸常又仁聖的宋朝君主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吸引著我去接近他，嘗試探訪他的精神世界與歷史世界。

七

給宋仁宗趙禎寫一部傳記，我籌劃已久。趙禎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時又是一國之君主。我想講述作為人子、人父、人夫的趙禎，希望能夠寫出他的性格與命運，他的尊貴身份與無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與暮年孤單，他的善良與懦弱，他的仁慈與寬厚，他的愛與哀愁，他的進取與退縮，他的堅持與妥協，他的任性與克制，他面對宿命的無可奈何。

但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因為趙禎並不是一個個性張揚、經歷豐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於宮禁之內，成長於宮禁之內，老死於宮禁之內，如果不是出於禮儀所需，他甚至不能踏出宮城。任何一位書寫仁宗傳記的作者，恐怕都無法如同給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與宋徽宗、宋高宗立傳時那樣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個人經歷。宋人的筆記中倒是收錄了不少仁宗軼事，可以一窺趙禎的性情，遺憾的是，筆記的記錄多有訛誤。

我更想講述作為一國之君的宋仁宗。從本質上講，君主是一種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較多的篇幅記述發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運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這些事件的主角，但這些事件構成了作為君主的宋仁宗必鬚麵對的製度環境。

正因為君主是一種制度，仁宗往往被當成這一制度中的一個符號、一種象徵——至少對宋朝的士大夫來說，他們顯然更希望君主成為製度的符號，因而，君主不應該表現出過於明顯的個性，不應該流露出個人的愛憎。換言之，作為君主的仁宗與作為個人的趙禎，這兩種角色有時候是互相衝突的。我們發現，當發生角色衝突時，仁宗常常選擇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與偏好。仁宗之所以為後世士大夫所稱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本書完稿時，臨近2020年——公元2020年，恰逢仁宗誕辰1010週年。謹以此書，作為宋仁宗誕生1010週年的紀念。

楔子

第一章“狸貓換太子”

第一節小皇子出生

第二節趙禎的三位母親

第三節“狸貓換太子”傳說

第四節天禧四年的政爭

第五節皇太子的童年

第二章乾興風雨

第一節真宗上仙

第二節丁謂弄權

第三節權臣倒台

第四節別了，真宗皇帝

第三章垂簾聽政

第一節太后用人

第二節曹利用之死

第三節太后的野心與理性

第四節少年天子

第四章仁宗親政

第一節太后賓天

第二節仁宗認母

第三節反劉太后之政

第四節廢黜郭皇后

第五章皇帝的煩惱

第一節仁宗病了

第二節親政的挫折

第三節景祐議樂

第四節朋黨之議

第五節呂夷簡罷相

第六章邊境風雲（上）

第一節元昊叛宋

第二節戰前動員

第三節首場大戰

第四節攻與守

第五節勝與負

第七章邊境風雲（下）

第一節遼國來使

第二節富弼使遼

第三節連環離間計

第四節宋夏議和（一）

第五節宋夏議和（二）

第八章慶曆新政（上）

第一節呂夷簡致仕

第二節開天章閣

第三節公用錢案

第四節爭水洛城事

第九章慶曆新政（下）

第一節新鮮的“朋黨論”

第二節進奏院案

第三節眾賢離朝

第四節阿張嫁資案

第十章流年不利

第一節皇帝的娛樂

第二節貝州兵變

第三節宮門驚變

第四節重開天章閣

第五節黃河決口

第十一章欲採花不自由

第一節冊立貴妃

第二節臺諫的抗議（一）

第三節臺諫的抗議（二）

第四節禮官的抗議

第五節溫成之殤

第十二章又是多事之秋

第一節廣南有變

第二節狄青平廣南

第三節宰相被彈劾

第四節仁宋不豫

第五節六塔河決口

第十三章嘉祐之治（上）

第一節初議立嗣

第二節嘉祐二年貢舉

第三節嘉祐六年制舉

第四節眾賢在朝

第十四章嘉祐之治（下）

第一節嘉祐嘉政

第二節東南茶通商

第三節解鹽通商

第四節垂拱而治

第十五章最後的歲月

第一節傷心的父親

第二節再議立嗣

第三節仁宗上仙

第四節英宗繼位之初

尾聲

第十三章嘉祐之治（上）
第一節初議立嗣
至和三年，亦即嘉祐元年，宋仁宗已經四十七歲了。其父宋真宗在四十三歲時有了皇子趙受益（即現在的仁宗皇帝），而仁宗如今年近半百，卻未有子嗣，儘管后宮妃嬪曾先後誕育三位皇子，但均不幸夭折。長子趙昉生於景祐四年五月，當日便夭亡，後追封褒王；次子趙昕生於寶元二年，亦早夭，追封豫王；第三子生於慶曆元年，三歲時封鄂王、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曦，是當然的皇儲，可惜封王的製書未及宣布，小趙曦也病夭了。

在君主制時代，皇嗣系國本。儲君之位空懸，即意味著國本不穩。事實上，仁宗朝後期，先後鬧出兩起假冒皇子案，很難說偽皇子的出現與仁宗缺乏繼承人的背景沒有關係，至少說明皇帝沒有子嗣的事實已經在朝野間引發了某種不安分的騷動。

第一起假冒皇子案發生在皇祐二年春夏之際。一個叫冷青的年輕男子在京城鬧市“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廷，有娠而出”，繼而生下冷青。冷青的自述聳人聽聞，自然引得“都市聚觀”。時權知開封府的錢明逸立即派人將冷青逮入開封府，冷青一見到端坐在公庭上的錢明逸，厲聲叱喝：“明逸安得不起！”錢明逸給他這麼一喝，真的站起身來。

一番審訊下來，錢明逸審得大體情況：冷青之母王氏昔日為宮女，只因內廷失火，被遣放出來，嫁給醫家冷緒，之後便生下冷青。冷青成年後，曾“漂泊廬山”，時常跟人說，他實為皇子。當地一名法號叫全大道的僧人便帶著他進京，意欲讓他赴闕公開身世。若按宋人筆記的記述，冷青還向錢明逸出示了一件可證明身世的物證：仁宗送給他母親王氏的“繡抱肚”。

審到最後，錢明逸也不確定冷青是不是真為流落民間的皇子，只好作出一個含糊其詞的判決：冷青精神失常，胡言亂語，“送汝州編管”。這不是終審結果，因為這個案子事關重大，已經在開封府和朝堂掀起波瀾，開封府推官韓絳不同意錢明逸的判決，認為冷青“留外惑眾，非所宜”，朝廷集議後，提議將冷青流放江南。

但翰林學士趙槩認為這麼處置極為不妥，“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不誅”。

仁宗也不記得當年是否臨幸過一名姓王的宮女，便委任趙槩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查個水落石出。案子審到四月，終於查清楚：冷青之母曾為宮女不假，但嫁後，先誕下一女，之後才生下冷青。顯然，冷青不可能是仁宗的骨血。

最終，冷青與僧人全大道被誅，權知開封府錢明逸被貶知蔡州。

第二起假冒皇子案發生在至和元年（1054）夏天。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一日在上朝途中，被一個叫繁用的開封市民攔住。繁用告訴他：太尉您實為真宗皇帝之子，當今聖上之兄。

張茂實大吃一驚，將繁用帶到開封府訊問。張茂實的身世確實不尋常，他的母親朱氏是真宗次子趙祐（九歲時不幸夭亡）的乳母，時朱氏親生子尚在襁褓中，真宗把他託付給內侍張景宗：“此兒貌厚，汝養視之。”張景宗遂收養了朱氏子，視為己出，取名茂實。張茂實長大後，“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而那個開封市民繁用，因其父曾是張景宗家僕人，幼時常聽父親說起：“茂實生於宮中，或言先帝之子，於上屬為兄。”繁用希圖得到張茂實的恩賞，這才在街衢上“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

開封府裁定繁用妄言，將他打了一頓板子，然後編管歙州（今安徽歙縣）。但這件事已流布京城，“眾庶然”，言事官奏請朝廷召回繁用，審問清楚。仁宗遂下詔在嘉慶院設立詔獄，審訊此案。經推勘，審案法官認為：“用素病心，一時妄言，茂實不上聞，擅流配之，請案其罪。”最後，繁用被發配竇州（今廣東信宜）牢城；張茂實罷兵權，領節度使之銜出知潞州。

兩起偽皇子案激起的波瀾儘管慢慢平復下來，但仁宗未有繼承人的問題卻得不到解決，沒有兒子，這是仁宗的心頭之痛。嘉祐年間，仁宗一日跟御史中丞張昇說：“卿孤寒，凡言照管。”孤寒，就是孤獨的意思。張昇為御史中丞，不怕得罪人，被同僚認為是沒有朋友的人，所以仁宗才說他孤寒。但張昇聽了仁宗的話，反駁說：“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仁宗問：“何也？”張昇說：“臣家有妻孥，外有親戚友，陛下惟中宮（指曹皇后）二人而已，豈非孤寒？”這一句話，正擊中仁宗內心的痛處。但仁宗卻不能遷怒於張昇，只是回到內廷還悶悶不樂。曹皇后問他為何不快，仁宗將張昇的話告訴了曹皇后，曹皇后揮淚，仁宗亦淚水“隨睫”。

這個小故事記錄在宋人筆記中。如果它是真實的，那麼，我們忍不住想問：為什麼張昇要這麼不留情面地回敬仁宗？也許他的用意就是故意刺激仁宗，讓仁宗下定立嗣的決心。朝中大臣越來越意識到，請皇帝從皇族中遴選一人立為皇嗣，已經是不可拖延的事情了。至和末、嘉祐初，仁宗一病不起，輟朝多日，立嗣的問題更是變得特別迫切。

嘉祐元年五月，知諫院范鎮上疏請建皇嗣：“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范鎮所說的“真宗故事”，是指真宗皇帝在皇子趙祐夭折後，選侄兒趙允讓入宮撫養，作為皇嗣的候選人，其後趙禎出世，才將趙允讓送還藩邸。

范鎮是抱著赴死之心奏請立嗣的。他的奏疏初呈上時，宰相文彥博委託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他所言何事。范鎮如實相告。蔡挺問：“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范鎮說：“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亦豈得中輟也。”

御史趙抃與范鎮一貫不和，但在立嗣問題上二人卻是立場一致。他也上疏，請仁宗“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況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

這年五月初，天際出現兩顆大流星，之後大雨不止，京師發大水，“衝折都門”，導致“社稷壇壝輒壞”；不久，“河東、河北、京東西、陝西、湖北、兩川州郡亦俱奏水災”。在宋人的觀念中，這是災異，“災變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災變，亦宜有術”，因而，范鎮請仁宗“問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常參官極言得失，陛下躬親裁擇，以塞天變。庶幾招徠善祥，以福天下”。仁宗果真於六月下詔求言時政闕失：“乃者淫雨降災，大水為沴，兩河之間決溢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譴。其令中外實封，言時政闕失，毋有所諱。”

於是，范鎮再次上書：

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

宗廟以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

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上疏：

臣伏睹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禦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五行傳》言：“簡宗廟則水為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

知制誥吳奎也進言：

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

七月，一顆“色白，長丈餘”的彗星劃過夜空。八月初一，出現日食。按古人觀念，這些都是上天給人間君主的警告。集賢校理司馬光在八月初一當天上疏，強烈要求仁宗“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

同日，范鎮再上書，言辭更為激切：“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於小小論議，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反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以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复奉朝請，謹闔門以待萬死之罪。”向皇帝提出辭職。

但是，范鎮等人的奏疏入內，都如石沉大海，仁宗未作出反應。八月初五，范鎮又致書中書：“今彗之變當急，而朝廷尚欲緩之，此鎮寧死於朝廷之刑也。伏願諸公攜鎮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之死，放鎮歸田，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也。”但宰執大臣卻婉言規勸他少安毋躁。

范鎮簡直氣死了，又於八月初六上書仁宗：“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以為大臣也。”

范鎮對執政團隊頗有微詞。但他其實誤解了宰執，早在仁宗不豫之時，因皇帝“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執都諫勸仁宗及時立嗣，仁宗亦點頭答應了。首相文彥博與參知政事王堯臣都屬意汝南郡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宗實，並起草好了請立趙宗實的奏稿，只是奏稿尚未進呈，仁宗病情已好轉，事才中輟。

這一內情，宰相不方便說出來，因而范鎮是不知道的。八月初八，范鎮再次上疏：“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繫，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復如前時，此臣當言之責，所以恐懼而待罪也。”

按范鎮的說法，上蒼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警告，為什麼陛下還執迷不悟？既然如此，我唯有辭職。

仁宗見范鎮請辭待罪，乾脆給他升職，任命他為侍御史知雜事，即御史台的副長官。范鎮固辭不受：“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加臣萬死之罪，以臣言為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臣轉官遷職也？”

八月十四日，那顆長一丈餘的白色彗星消失了，范鎮又跟仁宗說：“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謫見，為變非常，故乞速定大計，以答天譴。闔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聖聽，然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不復有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恐懼而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敕，未敢祗受。”堅決不接受侍御史知雜事之任命。

之後，范鎮又接連進言，前後“上章凡十九次”，請仁宗立嗣；而仁宗則七降聖旨，中書亦三發劄子，催促范鎮赴御史台供職，范鎮都拒絕了，“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

十一月，范鎮入對，泣請仁宗將他的疏章“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辯，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

仁宗看著剛滿五十歲的范鎮一頭白髮，也很心酸，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承認范鎮說的都有道理，但請給他兩三年時間。

范鎮看著淚流滿面的皇帝，突然也理解了仁宗的悲苦，不再決絕地提立嗣之事。但臺諫官之職，他是堅決不接受了，仁宗只好轉任他為集賢殿修撰。

進入嘉祐二年（1057）之後，隨著仁宗身體逐漸康復，奏請皇帝建儲的聲音也慢慢平靜下來，偶爾方有所聞，如二月，前宰相杜衍去世，臨終前留下遺疏說：“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

六月，仁宗長女福康公主晉封兗國公主。八月，公主出降，嫁國舅李用和之子李瑋。這本是一樁大喜事，但翰林學士歐陽修卻向仁宗說了一番鬧心話：“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陛下向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

不過，仁宗並沒有依言立嗣。顯然，仁宗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裡，后宮妃嬪能夠誕下他的親生子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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