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名著講讀系列：論語講讀（簡體書）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若干弟子言行的經典。因此《論語》舊注本之多，解釋之歧異，它書罕能與之相匹。今人又有各種現代語體文的注譯本不斷問世，且加之以各種闡釋，愈見紛繁。為適應本書在大學課堂上講讀經典文本的需要，本編採用了集幾種重要的舊注為主，問之以少量今人之解釋為輔的方法，編者自己只極少地對個別的注釋表示看法，也儘量少用現代語體文解釋字義。

查正賢，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長期擔任“論語”、“中國文學史”、“唐詩”等課程的講授任務，在《文藝研究》《文學遺產》等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

“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原道》

《論語》這部儒家的經典，千百年間一直被視為修身、齊家和治國之本，今天仍然沒有失去它的思想和文化的價值。《論語》雖然只是孔子及弟子們的言論片段，但文辭簡練、意蘊深遠，富於哲理，且具文采，堪稱古代語錄體散文和哲理散文的垂範之作。

《論語講讀》採集的舊注，以何晏《論語集解》、皇侃《義疏》、朱熹《論語集注》、劉寶楠《論語正義》為主，兼及晉宋以下迄於清人之間，編者以為有其參考價值的其他一些解說。要說明的是，除何氏、朱氏及劉氏三著外，其他舊注，基本仰仗程樹德《論語集釋》所搜集之資料，並非編者獨立搜求所得。之所以在文中單列各家之說，並冠以各注家之名氏或書名，旨在便於讀者瞭解各家注解、學說之同異。特此說明，並對前賢搜討遺籍、勾稽舊說之勤勉精神及澤惠後來、推進學術之巨偉貢獻深致敬意。今人的注釋，主要是採納了錢穆《論語新解》、李澤厚《論語今讀》、楊樹達《論語疏證》及楊伯峻《論語譯注》中的一些看法。
“注釋”基本上以字、詞為單位出注，間亦視需要以句為單位。以採錄舊注闡說文義為主，兼顧注重展示傳統訓詁方法。“集說”以章旨為主，特定文句亦視需要列有“集說”。但舊注往往不將字、詞、句、章之解釋截然分開，故“注釋”與“集說”有時分別並不涇渭分明；有時亦可能省略其中所夾有的對字詞之解釋，意在避免不必要之繁瑣，並非妄改舊注、厚誣古人。

序 王元化

導讀

學而第一

為政第二

八佾第三

裡仁第四

公冶長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鄉黨第十

先進第十一

顏淵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衛靈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陽貨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張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附錄

(一) 史記 孔子世家

(二) 史記 仲尼弟子列傳

像許多文明早期的思想家一樣，孔子自己並沒有留下多少著述，他最主要的活動就是貫穿在他整個人生中的實踐和思考，在日常言行中教授弟子。據《世家》及孟子等人的說法，孔子曾經作過《春秋》，刪過《詩》，作過闡發《易經》思想的《十翼》。但今天的學者認為，這些說法都並不可靠。司馬遷雲：“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刪成傳至今天的三百零五篇《詩經》。許多學者認為，孔子自己提到《詩》時就已稱之為《詩三百》了，現存先秦文獻所引的《詩》，出自《詩經》之外的佚詩數量很少，令人很難相信被孔子刪掉的二千多篇詩這麼早就亡佚得如此厲害。現在的三百篇《詩》應當是孔子之前就已大體編定。《世家》中又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這就是所謂的“十翼”。今天的學者也多認為，孔子研究過《易》，“十翼”中也引到了孔子的一些話，但並非孔子所作，而是戰國時期的產物。孟子曾雲“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司馬遷在《世家》敷演此說，稱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今天有的學者也有認為孔子確實作過《春秋》（如錢穆《孔子傳》），但也有許多人表示懷疑，認為《孟子》中提到《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內容與今天的《春秋》相差較大，即使孔子確實作過《春秋》，也並非今天尚存的《春秋》。孔子曾雲自己“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第九》）這是關於孔子著述最可信的一條記載，不過，這裡並不一定意味著孔子作過《樂書》之類，很可能只是他和魯國樂師談過樂或者糾正過樂在演奏中的一些問題（《論語·八佾第三》“子語魯大師樂”章）。因此，要瞭解、研究孔子的思想與人格，最主要的依據就是《論語》。
《論語》的得名，歷來有不同的說法。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意為弟子們論纂孔子之語，故取名《論語》。唐李善注《文選·辨命論》引《傅子》雲：“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與班固的說法差不多。劉熙在《釋名·釋典藝》中認為：“《論語》，記孔子與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也。”楊伯峻認為，這種解釋含有這樣的潛臺詞，即除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之外，別人的談話都不是有條理的敘述，因此劉熙的這一解釋是很牽強的。章太炎認為，“‘論’者，古者但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言說有序亦謂之‘侖’。《論語》為師弟問答，乃亦略記舊聞，散為各條，編次成帙，斯曰《侖語》”。（《國故論衡·文學總論》）這是從古代書籍形制及其制度來解釋其得名之由。
《論語》是經由多人之手而編定的。這裡面有孔子的弟子，也有他的再傳弟子，因此全書並非成于一時。據考證，前後相距有三五十年之久。最後的編定者，唐代柳宗元認為是由曾參的學生編定，許多人持這種看法，則成書的年代，最早當始於春秋末期，最晚編定于戰國初期。
《論語》編定後，秦火之餘，傳至漢代，出現了三種本子。一為《魯論》二十篇；二為《齊論》二十二篇，其中有許多章節與《魯論》二十篇相同，但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三是從孔子舊居壁中發現的用古文字所寫的二十一篇，稱為《古論》，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把《堯曰》中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故全書有兩《子張篇》，篇目次序也與《魯論》、《齊論》不一樣，文字異同處有四百餘字。王充《論衡》中說《古論語》有一百多篇，經過刪減重複後尚有三十篇，不知何據。
《魯論》和《齊論》在漢代都各有師承，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治《魯論》，後又講習《齊論》，故依《魯論》篇目次序，將兩個本子合而為一，號為《張侯論》。由於張禹是漢成帝的老師，地位隆寵，因此，他編定的本子就為當時的士人所尊奉，東漢靈帝時勒經上石，《論語》就是用《張侯論》。《古論》當時並沒有傳授，何晏在《論語集解序》中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後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孔安國注是何晏偽造的，也有人認為是王肅偽造。流傳至今的《論語》基本上就是《張侯論》。
由於《論語》成於多人之手，成書的時間跨度也較大，全書的語言風格不完全一致，記事記言的體例也多有差異，有的地方還存在著思想上的衝突。後世有的學者據此頗懷疑其可靠性，輕者認為其中摻入他人的學說，特別是戰國時期的道家思想等，甚者認為經過某些人們的有意改纂。懷疑《論語》最力的學者是清代的著名學者崔述，他在《洙泗考信錄》、《餘錄》及《論語餘說》中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許多學者都認為，儘管有一些可疑的地方，但《論語》仍然是認識、研究孔子思想最為可靠的材料，崔述的懷疑有的地方是過甚其辭的。本書編者認為，以《論語》中反映出來的孔子思想上的衝突以及某些觀念上的矛盾（如孔子對“仁”的看法等）來判斷其真偽，在很大程度上，既沒有注意到偉大思想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忽視了它的實踐品格。《論語》文本在可靠性上容有值得懷疑的地方，但這些地方並不能從總體上顛覆它與孔子的關係。
歷代為《論語》作注的人非常多，可謂不勝枚舉，在此擇其在《論語》注疏史上最為重要的數種作一簡要介紹。在漢代，《論語》和《孝經》是初學者的必讀書，自那時起就有人為《論語》作注。東漢末年，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和《古論》，為《論語》作注，這是第一個最重要的注本。鄭玄注尚殘存有唐代的寫本，其他漢人舊注原書則多已亡佚，一些注文則被三國時魏國的何晏採錄到《論語集解》中，得以保存下來。何晏的《論語集解》出來後，一直至宋朱熹的《集注》之前，稱得上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注本。其間，梁代的皇侃和北宋的邢昺又分別為它作過疏，清代的十三經注疏中，《論語》就用何晏集解和邢昺疏。南宋朱熹把《論語》、《孟子》和《大學》、《中庸》合稱為“四書”，並分別為之作“集注”，其中的《論語集注》是何晏《集解》後的又一重要《論語》注本，尤其是它是明清科舉考試所必須依據的本子，所以是近六百年來影響最大的一個注本。清代考據學興起，學者多不滿宋人空談義理，因此劉寶楠採用考據學的方法，遍引載籍，折衷舊注，撰成《論語正義》（劉寶楠因病未能完成，由其子劉恭冕續成），代表了清代漢學在《論語》領域裡的最高成就。
今人注釋《論語》的熱情依然非常高漲，各種注本層出不窮，且為適合現代讀者的需要，多加上現代語體文的翻譯，因其數量至多，故略過不作特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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